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第2版）（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现代政治不仅是行政体制运作的问题，而且也是每个“个人”的“身体”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面临被塑造的问题，包括政治对身体进行的规训与惩罚，比如医疗空间监控（杨念群） 医疗史研究在历史学里面一向很偏远比较边缘化的专门学科，但从“现代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医疗史却越来越走向核心的地位。不仅有德里达，苏珊桑塔纳对于医疗话语的讨论，还有福柯对于生命政治中医疗空间规训的研究，更有这次疫情中，医疗权力无所不在的渗透性和对身体的悬置，重新挖掘了阿甘本“例外状态”，“神圣人”的内涵，而埃斯波西多更是整合了医疗的免疫概念，在词源上挖掘了丰富的医疗政治内涵。而肯定医疗技术对身体的治理也有，比如吕克南希。所以在这本书里，杨念群老师运用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像福柯，关键讨论了医疗话语叙事如何产生地方感觉，而地方感觉走如何建构出空间乃至权力体系一整套的阐释。 是的，表面看就是西医如何进入中国的一段社会历史阐释，但实质上是想挖掘现代西方帝国的“殖民品格”在中国如何逐步取得合法性的过程，而且也分析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观念如何运用“社会学想象力”，通过与本土资源的协调配合，使医疗行为本身成为构建中国“现代传统”之要素，医疗行为是如何帮助促成“现代中国”合法性之建立的？在本书中，近现代政治变革发生重大或微妙变异的历史都在交叉反复。 非常棒一本书，严重推荐！

书名中的“病人”本身就带着隐喻。读完后更清晰地看到，这里的“病”并不仅仅是生理层面的，而是国家、社会与权力结构的缩影。通过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冲突与演变，作者揭开了医学背后的权力逻辑，让人意识到医学不仅治病，更在塑造国家秩序与个体身份。

本书从西方医学进入中国社会并与之融合形成现代医学模式雏型的角度编写，有依有据，就是太冗长，前面两三百业是细读，后面粗粗翻略，知道“护士”“白大褂”“公共预防医学”都是泊来品。西医最早进入中国的身份是“传教士”，并非“医生”，站在政治立场，或许两百年前是外国人希望先控制国人的肉体进而控制国人的精神。当初最早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想象不到西医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正是站立在他们曾经的努力上。

观点没有什么特殊的，但一手资料比较丰富，可读性较强。

相较于国内某些新史学著作“卫星上天”，空谈理论，文献整理可谓扎实，特别是对建国后的梳理，但既然已经做了史料上的梳理，但田野调查上欠缺，着实是一个遗憾

感觉作者就是为了观点创新，生扯出来一些宏大主题，「空间」啊，「场域」啊啥的，然后搜集一些细节材料来「佐证」。 但是材料的使用和分析很成问题，时间和地点上其实是非常松散的，但被强行拢在一起，建立因果关系。但如果自己分析史料的来龙去脉，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而不是作者所说的那样了。 唯一有价值的，是提供了一些材料，以及不错的参考文献，比较有助于延伸阅读。

身体与国族：一柄手术刀下的百年再造 病人之所以被打上引号，意在表明：近代中国的“病人”不仅与古代意义上的病人有着巨大差异，更重要的是，近代“病人”不仅承载着罹患疾病的原始生物含义，更承担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过程中的思想与制度内涵。在近代以前，我们的身体在传统视野中本属一种正常状态。西医传教士进入中国后，我们原有的正常状态被判定为不正常、不健康。人们需要通过防御与治疗，才能达到现代人所认可的状态。换言之，评判标准被彻底改变，昔日被视为自然的身体状态，反而成了一种病态。于是，“病人”被再造出来。与此同时，近代打着医治“病人”旗号积极推动变革的群体，往往在特定时刻自身也成为被规训、被“治疗”的对象。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杨教授希望开展新的研究，却尚未明确方向。1995年，一位人类学家给他讲了一个故事：甘肃某村有一座孔庙，20世纪50年代修建水库时被拆除，80年代几位老人仅凭记忆将其重新修复。在修复这一空间的过程中，诸多事件恰似不断回溯历史、抗拒残酷现实的过程，并由此实现生命的完整。人类学家说：你看，这座庙不就像一个身体吗？ 受此启发，作者联想到：近代以来，中国的身体一直被视作病弱不堪，中医对此似乎束手无策，而西医却能凭借独有的外科切割技术，使处于损毁状态的身体得以复原。这种治疗方式，常被比喻为整个中国社会如同一个感染病毒的共同体，经历由弱变强的近代蜕变，在经受表层与内部的损毁后最终走向治愈，这正是外科手术传入中国所带来的结果。当西医的手术刀切入中国的“身体”，它便成了一个现代性事件。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正是当年美国训练西医传教士的核心机构，大量西医传教士从这里毕业后被派往中国，校内也保存着许多关于协和医学院及传教士的档案与书信。如果仅研究新教传教士如何拯救中国人的灵魂，议题未免过于狭窄，相关研究也已汗牛充栋。作者所要做的，既非纯粹的传教史，也非典型的医疗史，放在一般史学评判框架内，无疑是“四不像”。这本书或许会让许多人产生兴趣，却也会因其处理历史的方式而感到陌生，难以轻易接受。它既非标准的医疗史、政治史，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史与文化史；但反过来说，它又同时兼具医疗史、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的面向。 作者试图打破学科的习惯性分类，改变学术界的认知惯性。以往做政治史，多关注权力与利益斗争；做社会史，多着眼于百姓生活变迁与庙宇祭祀等民间活动；做医疗史，则侧重瘟疫发生、鼠疫传播等问题。本书的写法有点像金庸小说里的魔教剑法，虽非名门正派、路数不甚规范，却可能威力巨大。它难以被轻易归入某一专业门类，却又尽可能容纳以往历史学各领域所涉及的政治、文化、社会、思想等多重内容。同时，作者将概念化的解释集中置于结论部分，避免打乱全书的叙事节奏。 此书在叙述风格上也多少受到《叫魂》的影响。实证研究多依赖公开媒体或易于获取的史料，而本书更重视私人书信与边缘史料的价值，例如一般人较少关注的地方档案与文献。作者在北京档案馆查阅到警察局处理产婆、阴阳先生的资料，这些都是以往无人问津的边角材料，作者将其搜集并重新解读。此外，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查阅到大量稀有资料，该地收藏的全国各地地方卫生史料极为丰富，甚至覆盖乡镇与村级卫生室。尽管仅停留四个月，却收获颇丰。作者还前往秦岭山区，采访整理赤脚医生的口述史资料，将这些看似互不相关的史料整合运用，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除史料选择别具一格外，新的叙事方法同样重要。这一叙事方式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过程。作者最初研究西医传教士时，较为强调运用概念进行解释，尤其注重引入西方社会理论解读中国，这一倾向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当时中国历史研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色彩过重，需要引入西方理论加以改变。但中国历史本身极为鲜活，若用西方理论生硬切割梳理，容易使其沦为刻板、刻意的机械图景，也极易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表述逻辑。 因此，作者转而寻求一种鲜活的情景化写作方式，将历史复原到具体情境之中，使其生动可感。但这又不同于迎合大众的通俗写作，其区别在于将理论意识隐藏于叙事之内，做到厚重而不肤浅。例如90年代热议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理论，被直接套用于中国史研究，本质是理论的横向移植，实践效果并不理想。要避免生搬硬套，就必须回到历史现场，通过历史场景的层层推进与转换，表达自身的历史意识。 西方概念的一大问题在于，它们已被分门别类、固化定型，各有其既定规则、研究方法与路径，且往往带有西方独有的特性。若不加反思地使用，难免落入窠臼，甚至可能损害对中国历史的本真理解。90年代学界格外强调遵守学术规范，大力倡导引入西方方法，而作者对此展开了强烈的反思与自我检讨。他并非拒绝使用西方理论方法，而是担忧盲目套用会伤害鲜活的中国历史书写。 此外，本书写作虽多少受到史景迁的影响，却又与之不同。史景迁站在美国人的视角观察中国，自有其问题关怀；而作者则力图建立真正具有本土风格的写作方式，尤其希望以一以贯之的逻辑重写百年中国史，而非像史景迁那样仅截取某一历史片段展开描写。虽有观点认为本书与史景迁治史方式相近，但作者自认为在题材选择与内容处理上仍保有独特个性。 以往史学著作，要么强调宏大趋势，行文空洞教条；要么走向极端，过度碎片化，只挖掘细碎的生活场景与细节，最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本书以贯通的视野书写百年历史，展现出波澜壮阔的近代中国进程，其宏大架构又由扎实、具体的细节支撑。全书通过数十个场景的不断转换，串联起宏大的历史脉络。总体而言，本书背后有着相当宏大的叙事逻辑与鲜明的问题意识，但具体研究工作又极为细致，包括对各类档案、内部资料、口述笔记等史料的搜集与运用，视角均与史景迁有所区别。 对于西方传教士的历史作用，学界历来存在两种看法：或将其视为十恶不赦、“骑着炮弹飞来”的侵略者，或将其视作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开拓者之一，认为他们助力引进医院与科技、积极从事慈善事业，正面影响显著。作者认为，这两种因素复杂纠缠，难以简单辨析。但必须注意的是，传教活动终究是帝国主义与新殖民扩张向中国渗透的产物，无论其名义是传播宗教、拯救灵魂，还是医治身体，都属于整体殖民规划的一部分。 作者在书中也详细论述了传教士如何适应中国人、将中国人纳入西方体制的过程，并特别强调一个特点：中国人往往将基督教理解为劝人向善的教化，是否信仰上帝反倒无关紧要。传教士便迎合这一心理，以治病为接引，再进行宣讲，看似双方各得其所。基督教通过控制医院、介入社区生活实现扩张，中国人则在治病疗伤的层面获得实惠，二者之间形成相互协调、彼此渗透的过程。但作者认为，不应仅从宗教角度理解这一过程，它本身极为复杂，传教士的正面与负面影响相互缠绕，难以截然割裂。 其次，本书与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有相似之处，例如医疗方式、医疗机构、医疗制度与医疗空间的变革背后，均存在权力运作的痕迹。二者的区别在于，福柯采用哲学方法，而作者采用史学方法。本书可被视作对权力运作的历史考察，但对权力运作的理解必须建立在极为具体的历史描述之上。从陆续出现的书评来看，读者可从身体政治学、空间理论、制度变迁等多种路径进入本书主题。这也说明，医疗过程本身只是切入与理解问题的一种方式。 在观察政治运行时，医疗同样成为日常生活与政治运作的重要因素，并与其他因素互动，在互动中呈现近代中国政治架构的特征，诸如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变迁等问题，都可通过医疗体系的演变重新解读。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中的观点也在本书中有所体现。作者在阅读该书后，尝试将其理论转化为对中国医疗现象的分析。1952年反细菌战中对细菌传播的隐喻性宣传，以及反细菌战动员最终被制度化为爱国卫生运动，都表明战争与疾病的意义之间建立起了恰当的政治关联。 在反细菌战叙事中，美国被塑造为疾病的传播源头，“东亚病夫”的屈辱不再源于自身，而是外力强加的结果。这种“颠倒的想象”，不仅使细菌成为政治隐喻，更使中国人的医疗行为等个体特征，经由政治动员被赋予集体逻辑。 本书最初的书名较为文雅，为《道异风同》，意在表达中西医本源相异，传入中国后经糅合扩散，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但作者发现这一书名过于晦涩，难以被理解，最终改用直白的《再造“病人”》。医疗史通常从生理层面理解病人，而将“病人”加上引号，则赋予其强烈的历史感。例如“东亚病夫”这一称呼从何而来？为何中国人原本无病的健康状态被判定为异常？这背后经历了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 当年传教士以卫生、健康等一整套标准规训中国人，将中国人的身体状态判定为不正常。例如缠足，在传统审美中曾被视为美，而西医传教士却从医学角度指出其造成骨骼变形，极为不美，中国人逐渐接受了这一判断。当时更有观念影响维新思想家：妇女普遍缠足，导致新生儿体质孱弱，国家便无法与西方抗衡、抵御外侮。由此，“病人”一词被赋予反侵略、反殖民、建设现代国家等多重意涵。 西医逐渐占据主流、中医日渐式微，均与时局政治紧密相关，甚至与“社会革命”议题相互呼应。1929年是关键一年，西医余岩在南京国民会议上提出“废止中医案”，随即引发“中医自救运动”，并引发大规模舆论争论。 核心问题在于，中医被排斥，并非完全因为其依托阴阳五行的传统理念、所谓“不科学”、模糊不清、缺乏可量化标准等。更重要的是，中医与现代医疗行政制度存在根本冲突：中医面向个体诊疗，而现代医疗制度面向群体防控。例如非典暴发时，西医采取隔离措施，动员全社会力量限制病人活动，对疫区实施封闭管理，对此中医无能为力。当时对中医的批判，核心一点便是中医无法承担“社会医学”的功能。所谓社会医学，即面对社会群体时所能采取的应对措施。中医本身，甚至中医从业者，都成了社会医学需要清除与改造的对象。 作者的思考暗含四层意涵：第一层是身体层面；第二层是空间问题，即中国人传统的空间认知如何被改变；第三层是空间如何被制度化，如何规训个体遵从西方、医疗、政治、文化、社会等多重规范；第四层则是社会动员——这一制度化过程必须依靠大规模社会动员才能最终完成。诸如“三反五反”、爱国卫生运动、抗美援朝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逐步使这套制度获得合法性。这四层意涵，如同戏剧般次第展开。 西方空间形式易引发中国人的想象。例如教堂，内部举行复杂宗教仪式，常闭门运作，在国人眼中显得神秘幽暗；加之教堂附设育婴堂与医院，便与古代“采生折割”的恐怖传说联系起来，被谣传夜间劫掠路人、挖心制药以治麻风。 空间层面还有一个关键词——“委托制”。从医学史角度看，即把亲人交由外人在封闭空间内接受治疗。传统中国人极少将亲人“委托”给外人照管，更习惯在开放、亲密的关系中开展诊疗，病人与亲属可参与医疗过程，对药方提出增减修改意见。而福柯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空间的监控化与封闭化。外科手术需要无菌环境，手术室必须将家属隔绝在外，形成专业化空间：一群掌握技术权威的人，排斥亲密的亲属关系，在封闭环境中对身体与生命负责。 中国人对此背景缺乏了解，而出生登记、死亡鉴定、疾病分类等均形成一套规范流程。生命统计员被逐步派往基层，慢慢取代阴阳先生。一度，阴阳先生开具的殃榜仍具效力，但最终殃榜失效，必须由公安局认可的生命统计员开具死亡通知单，棺材方可出城。由此，警察制度与医疗制度相互交错、彼此配合，虽历经分合，却始终呼应联动。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更依靠社会动员力量重构制度，并将其渗透至基层，使之被普遍接受。作者选择“细菌战”作为解读切入点，认为影响深远的爱国卫生运动正起源于反细菌战，这也是其重要考证结论。爱国卫生运动深刻塑造了中国人的日常行为，尤其在六七十年代，城市居委会与乡村基层普遍动员民众打扫卫生、整治环境。这一制度的建立，可追溯至50年代的反细菌战，即一场军事化临时防御措施，如何逐步转化为民众普遍接受的日常生活状态。 细菌来袭引发普遍恐慌，国家便以此动员民众坚持卫生习惯、参与防御动员。爱国卫生运动亦是如此，打扫、灭鼠等行为本身已不再重要，转而成为响应国家号召、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形式，串联起民族主义教育。此时，卫生与医疗本身退居次要，成为日常生活政治化的手段。民众参与的集体活动，兼具医疗防御与政治行动双重属性。 “东亚病夫”的标签由西方强加，成为中国人长久的心理包袱，渴望摆脱。作者用“颠倒的想象”分析反细菌战：细菌与“病”皆由外国人带来，“东亚病夫”的困境源于美帝国主义，而非自身。这一叙事中，社会动员、民族主义等因素交织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具有偶然性，细菌战的出现同样偶然。最初疫情集中于东北地区，中央采取军事防御策略，隔离东北与华北，派遣防疫队前往疫区，实施隔离、消毒、撒药、疏散等措施，临时性色彩极强。随后，细菌污染范围扩散至青岛、沿海乃至浙江、福建、厦门等内陆地区。相关报道称，国民党飞机频繁从台湾起飞，向沿海投放沾染细菌的儿童玩具、床单、食品罐头等。反细菌战由此从东北局部军事防御，扩展为覆盖东南沿海的全国性防御策略。1952年起，爱国卫生运动逐步制度化，并深刻影响农村基层。 在此过程中，还有针对城市的“三反五反”、针对农村的人民公社、大跃进等运动，各有侧重，而作者始终紧扣医疗主题，探讨具有广泛空间意义的社会动员。 西方医疗体系在京沪等大城市的建立与制度化相对顺利，但在中国广袤乡村，西医推广难度极大。兰安生的学生陈志潜在定县开展试验，正是试图寻找将西医推向农村的方案。作为社会改革试验，“陈志潜模式”影响巨大，当时诸多实验区均配套医疗改革规划，因此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推广，只是未能完全制度化。 定县试验搭建起三级保健制度框架：县设医院、区设卫生所、村设保健员，这一体系本身便是一项革新。彼时协和医院诊疗费用高昂，堪比贵族消费，但其社会服务部每年设有专项预算，为贫困病人提供免费治疗。陈志潜将这一理念推广至定县，并进行严格成本核算，依据普通农民年度医疗支出能力配置医疗体系，将药品成本压至最低。他还从定县平民教育学校抽调人员培训保健员，使其从乡村中来、回乡村中去，携带简易药箱处理常见小病。 可惜的是，定县试验排斥中医，陈志潜将中医等同于巫医，主张彻底铲除，完全未利用中医资源，也忽视农民对中医的需求。作者认为，毛泽东实际上继承了定县试验的制度体系。以往观点多认为革命与改良势不两立，实则不然。毛泽东走暴力革命、阶级斗争路线，表面上未推行改良，但其赤脚医生制度，确实接续了三级保健体系，这一点以往学界关注不足。 与定县试验不同，毛泽东的思路更为兼容并包，吸纳了中医、草医、游医等资源并加以简化。二者根本目的亦有区别：陈志潜意在农村推广西医、取代中医；毛泽东则旨在改变农村医疗面貌，并将其纳入国家体制。 作者特别强调，不应将赤脚医生简单视作政治运动的产物。当下普遍将其定位为“文革”产物，相关宣传也多突出其雨夜出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形象。作者认为，赤脚医生虽伴随“文革”出现，却不应忽视其与定县试验的内在关联。毛泽东深谙农村结构与农民需求，对农村医疗体系的运行有着独立思考，并通过赤脚医生制度予以实现。 赤脚医生的特点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多数由村里选派至县级短期培训，再返回本村服务。其优势在于依托宗族与亲情网络，对农民需求抱有情感联结，而非仅靠政治口号与训练驱动。宗族关系与人情网络基本决定了医患互动模式，同时也存在利益激励：赤脚医生工分高于普通社员，且实行“三三制”——1/3时间出诊、1/3时间卫生室坐诊、1/3时间下田劳动。毛泽东的用意在于，只有与农民共同劳作，才能真正了解其需求。利益驱动也使赤脚医生获得较高社会地位。 改革开放后，医疗界强调“高精尖”技术，实则是“协和模式”的回归。部分协和出身的专业人士发文质疑赤脚医生技术水平低下，只能处理小病，主张培养高端医学人才。这一转向与医疗体制市场化密切相关：大量资源投入城市大医院与先进设备，农村赤脚医生体系随之瓦解。此后，赤脚医生逐渐转向私人诊所，以成本核算为导向，传统亲情网络彻底瓦解。如今重建合作医疗困难重重，正是因为乡土社会网络与道德情感基础已然消失。 1832年，首位西医传教士在广州开设眼科诊所，作者以此作为西医进入中国的起点；1985年，赤脚医生体系瓦解，私人诊所兴起。作者试图以此为脉络，展现一段波澜壮阔的百年大历史。读者可从书中各取所需，却难以将其归入某一纯粹的学科框架，但其内容又几乎触及近代中国的诸多关键面向。 归根结底，作者关心的是现代政治问题，通过描述医疗过程、梳理医疗制度变迁、展现身体与观念的转型，探讨现代政治的演变，以及现代政治如何影响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因此，书中所有细节描写，都应置于现代政治的脉络中加以理解。作者的最终目的，是揭示历史中被遮蔽、被忽视的深层层次，展现以往较少被关注的历史面相。

终于看完了这本书，很遗憾看得略快，细节可能没看得很清楚。 第一，比较佩服作者的讲故事能力，许多章节都是以故事开篇，我始终觉得真正好的研究应该是离不开一个个具体鲜活的人的，而在文中，我看到了许多鲜活的人，比如西医传教士、比如中医、比如赤脚医生等等。 第二，在讲故事外，作者的概念运用也较为突出，即理论功底深厚，“殖民品格”“地方感”“颠倒的想象”“身体”等可见一斑。不过这也带来一个问题，某些概念是否过于生硬和强硬？尤其是福柯的规训与惩罚，“规训”一词在文中出现的频率有些颇高了，像国家对个人身体的规训等等。 第三，作者以“空间”为切口，主要想探讨西医作为一种新“空间”如何与传统社会的空间发生接触、冲突与融合。“空间”这个概念选得极妙，从西医传教士的初步进入，到兰安生模式在北京协和医院，再到陈志潜的定县实验， 再到新中国赤脚医生的全面下乡，西医确实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认知和习惯。 此外，我认为作者有些问题还是没有讨论清楚，可以继续延伸的。比如“病人”这个概念，作者指出，在近代“病人”作为一种隐喻，不仅是指个人的身体疾病，更指代了民族国家的孱弱，即常说的“东亚病夫”。然而，从概念史的角度出发，我们也需要探究，这种“病人”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是西方列强强加之下的结果，亦或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制造的结果？如果说这种观念在1949年之前仅仅是成为制造“强国保种”的民族主义工具的话，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又是如何利用“病人”来反击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的？综上，针对“病”及“病人”这一概念在中国社会的变迁，一方面能够探究出西医进入中国后概念的扩展，与中医的冲突，另一方面，也能窥见不同权力主体对概念话语进行争夺的图景。

昨天才被系统推荐这本书 今天就刷到了他被实名举报 这就是大数据吗

算是给从来没读过医疗史的我开了眼界，本书前面主要讲西医传到中国以后与中医的竞争，而在1929年余岩、褚民谊等人提出的废中医案时达到了高潮，中医也有此走上了内部团结并争取与西医的平等地位以融入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的道路上。在杨念群看来，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标志着这一转型的完成，这场由抵抗美帝国的细菌战发展到国民的自发防疫，不仅是民族意识觉醒，也是国家自上而下规训的结果，正反映了政治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于是在结论部分，作者将医疗、地方和空间政治联系起来，做了简单的总结，即帝国主义将我们贬为“东亚病夫”时，我们反过来利用这一称呼形成了新的民族国家的认同，而看病这一古老的个人行为，随着国家对公共空间的控制而成为了防疫这一群体行为，“病人”也从能够表达自己身体病痛的主体变成精密仪器测试的对象，不断映证着福柯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虽然论证过程不算严密，但还是能给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政治变化提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