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

这本书讨论了中古时期谶纬术数与政治秩序之间的关系。标题的“神文”的含义有二，一是带有强烈神学色彩的谶知识和作为思想重要来源的纬书。二是汉唐的政治论述中神文主义的总体框架。 在中古时代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的知识体系中，人是天/神的代行者，人类世界是天命秩序的反映。在近代科学化的社会思想体系中，人被视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由某种必然性决定。（比如牛顿机械世界观，又比如社达主义与进化论）作者认为，二者之间具有同一性。不论是天命还是必然规律，都主张借助外部秩序解释人类社会自身的秩序。 君受天命，可以沟通世俗与天界之间的联系，纬书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论是“太平”“祥瑞”“灾异”“天命”等政治语言，又或者是“龙图”、“凤纪”、“景云”、“河清”等政治符号，它们的应用与发展，一方面是基于时代的“一般知识”与“普遍观念”的认知，另一方面是统治者出于政治需求进行宣传。 武则天以女身称帝，更需要从各个角度来阐释王权的合法性。她改国号为周，迁都洛阳，贬抑长安。放弃李唐道君出世说，改信佛教信仰，且加尊号天册金轮圣神皇帝。修建明堂，铸造九鼎。借佛教思想，将地震这一灾异解说为佛法无边、如来降祉的祥瑞。将新丰山涌祥瑞化，用“庆山”说代替“山变为灾”说。且借助“谶书”《宝雨经》解决武周政权于经无征的问题。 作者还谈到祥瑞毕至、五谷丰登、臻于太平，证明帝王“受命于天”，德合于天地，才有制礼作乐的资格。武则天创作《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侧重使用凤凰形象，与李唐分割。 当时洛阳侧影和洛州无影的争议纷纷，核心就是确立统治政权居于世界中央，一方面是可以在地理位置上更好地统摄四方，另一方面便于敬佩皇天和祭祀，加强王者居天下之中的神圣性。袁珂先生谈到，在神话的流传过程中，出现神话人物历史化的现象，几乎所有的帝王都兼具天帝和人帝的双重身份。谶纬治学改写了原始神话，进而发展出三皇五帝系统、圣人感生受命的传说、任意比附的灾异祥瑞等。加强古代帝王登基符合天命，为正朔所在的认知。 武则天的政治生涯并不顺利。明堂大火，受到阴阳灾异说的挑战，威胁武则天女身称帝的政治合法性。她极力说明并非天灾，而是人为，又大摆宴席、重建明堂，力脱政治责任。最终仍不免政策转向本土化。她一直尽量采取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进行解释，但是却无法忽视相反的解释依然存在。这种窘境也带来了很多政治投机分子，比如制造祥瑞的民众和做出有利解读的僧人。 除上述的祥瑞、灾异、阴阳五行、谶语等，还有一个关乎王朝命数的概念，“历法”。古代历法作为一个知识体系，主要是论述王朝历数，并预测家国命运。历数与颁正朔紧密相关。颁赐历法、宣布正朔是王朝行使上天赋予的权威，制定时间节律的一种垄断性特权。武则天改十一月为正月，在圣历元年命瞿昙罗作光宅历，后又有神龙历。每个帝王都会强调自己拥有革故鼎新的历史地位。 时间的流动是客观存在的，是人们出于社会、宗教、政治、商业等目的构造出来的社会概念。一个政权或者君主，必须说明自己在时间（历史、现实、未来）中的角色（必然性、神性、异相、自然）。 但是人类对时间的定义和理解，却赋予了它各种复杂的社会意义。人类文明因此不但存在于单纯的时间里，而且还受到自己创造的时间意义的影响和塑造。 作者不厌其烦地解释着中古时期的知识逻辑和它所建构的信仰世界，统治者会利用它们在有限的空间发挥最大的宣传作用。这些思想的弥漫只是有助于锦上添花。新兴的刘汉王朝宣传“刘氏当王”和东南王气说，论述其政治合法性。而秦始皇、隋炀帝魇镇东南，也未能挽救王朝颓势。 古代的谶是一种政治预言。其多含糊不通之处，以彰显其神秘性。也因此提供了更多可以解读的空间。它可以成为起义的借口，也可以在失败后不断被注解。 我们生活在一个已经被各种观念塑造的社会里。古代人发明了天然感应、五德终始之说，我们也同样被一套自由民主的法制所笼罩。这些都不是生命的本真状态，我们被秩序遮蔽着。 过去知识的解释权被掌握在少数人中，现在我们可以自己去阅读和探索边界。 另外，关于终末论的讨论从未停歇，与它相伴而生的是救世主思想。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们都可以更忠于自己的感受。被他人鼓动、被群体裹挟是很没有意思的。 最后想说明的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引用了相当多的资料，有许多是超出我的知识储备之外的，这篇总结也几乎是以作者原文拼凑而成。如果有人因阅读到我的这篇文字而心生好奇，那请你一定要读一读这本书的具体内容。 同时作者还谈到了官修史书会因政治立场而增删或曲笔，日本反而较好地保存了一些相关文献。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要进行多方材料比对才能得出一个相对合理的结论。

中国自大：周公测影定天下之中是屁股决定脑袋： 1、何为中国：魏晋人的中土边地观念 《神文时代》：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所云“洛州无影，与余不同”，多被学者阐释为作为外来传统的佛教与中国本土认同的冲突，是关于中国和印度谁是世界中心的争论。 我读过晋代法显的《佛国记》，同去的，都不愿意再回来了：道整既到中国，兄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故遂停不归。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独还。 中国是边地，印度才是中国！中古时代的佛教徒普遍是这个观念，法显之所以回国，只是为了教化东晋野蛮人！ 唐僧不也是如此吗？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东土，不是中土！是东方边缘之地。 汉唐强盛，可是魏晋分裂，很可能魏晋人的边地意识更浓。 东汉时期，《后汉书·襄楷传》中记载了“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这是文献中最早关于老子化胡的记载，西晋时期，道士王浮编纂了《老子化胡经》，抵抗佛教。 显然，与今天的西方伪史论，以及《永乐大典》西传影响西方文明论，类似。 佛道之争，也是中国边地之争。 2、周公测影一尺五寸，认禹都阳城为大地之中，是屁股决定脑袋： 我发现，所谓土中，是指离天不远不近，近了远了都不行，那么，怎么认为一尺五寸的影子就是中呢？ 基于盖天说假设天高八万里，所以用八尺之表测影，那么，拿着八尺之表，怎么能知道哪里是土中呢？ 根本不可能，大地是不存在客观中心的！所测影子最长与最短，其实取决于周朝人的活动范围，假如他们当时南抵广州，那么取的中间值就会偏南，北抵北冰洋，那么就会远远偏北。 周朝人在陕西河南那一片已知统治范围内，取中间值，都很困难，他们到东夷海边测量过？到西方昆仑山测量过？到了昆仑，大地还没有边呢，如果他们真那么较真，就会走到欧洲去测影！我突然意识到，貌似测影长短跟东西方向没关系，因为每个经度的正午，影子都是正南北向的，谈不上偏移。那么，怎么测出阳城位于东西位置之中呢？ 更加可能的测影方式是，屁股决定脑袋，政治决定测量，他们就认定了阳城，测得一尺五寸，就认为是世界之中了。 为什么认定阳城？因为是禹都！靠近嵩山这座神山。周武王认为嵩山是天室，曾在此祭天。周靠翦商起家，尊崇夏的文化，禹都就是夏都。屁股决定脑袋，这完全是一次政治性的测量！ 正如我说，大地之中，本就不存在，你定义一尺五寸是中，那么，其他诸侯国，不是长于，就是短于，地球是圆的，大地没有尽头，谁也不知道边界，也就不可能知道最长与最短，所以这个中间值纯粹是臆测。 听唐晓峰b站讲座《华夏文明的地理学构造》，周夏商是一条线上呈西中东的排列，夏在中间，武王伐纣西归途中，登嵩山进行祭山，认为是天下之中，为什么？因为嵩山附近的阳城正是禹都（夏都）。他死后，周公辅成王，继承武王遗志，把它合理化，装模作样立表测影，遂定天下之中。 不是屁股决定脑袋又是什么？ 不过，无可厚非，岂能厚今薄古？文明建构本来就是建立在当时当地的知识与思维模型基础上，即巫术，神话，谶纬，偶然……根本无所谓科学不科学，科学本身也不过是一套知识，认知的过程具有历史性。 比如“日影千里差一寸”的定理到了僧一行就被推翻了，唐朝人就已经明白，周公测影，根本就是错误的理论上的无稽之谈。 文明完全可能建立在错误上，或者说，自以为是上。印第安人与殷商的人祭，自有他们自认的合理性。 《广志绎》：周公测景台在登封五十里村中，旧郜县也，对箕山许由冢，有所遗量天尺存，其所竖小石碑，果夏至日中无影。古云，阳城天地之中。然宋时测景又近汴。唐颜鲁公又于汝宁城北小阜立天中山碑，亦谓夏至无影。 这是大地之中发生了转移？所谓日中无影，《神文时代》这样解释：必须指出的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关于洛阳为天下之中的说法，居于主导地位的理论基础，是夏至之时立八尺之表，影子为一尺五寸，而不是无影。所谓天下之中，夏至无影的说法，出自佛教。 原来是是佛教的思想，嫁接并改变了周公的定义。那么所刻的石碑，全是撒谎，政治正确，反正谁也没有权力去周公台上私自测影，更不可能讪谤朝廷正统性。你是皇帝，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神文时代》：洛阳为测影之地，在中古时代为一种常识。在南北对峙时期，也是北朝政权赖以宣扬自己为正朔所在、对冲南朝金陵王气的重要理论依据。 有趣！北方搞天文测影，南方就发明了望气之术，都在搞政权合法性建设，制度自信！ 昨天听b站一个人讲“为何现在越来越淡化阶级叙事了”，听到“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以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把工具当目的，无产阶级执政了还是无产阶级吗？ 3、日长之瑞谶纬的气象学解释： 《神文时代》：开皇十九年（599），太史令袁充再次上奏云：隋兴已后，日景渐长。……袁充等人引用《尧典》的记载，推算出上古理想帝王唐尧的时代，太阳也是非常靠近北极（须女十度）。而隋文帝开皇时期，日在“斗十一度”，和唐尧时代一样——太阳“去极俱近”。那么，再依据纬书的记载，得出结论：隋文帝的开皇之治已经接近唐尧的理想时代。 查了下五千年气候变化图，隋唐到北宋，是历史上气候变暖时期！正是从隋朝开始的！所谓更接近太阳，昼变长了，完全是对的！ 日长之瑞，虽然是谶纬，无稽之谈，但从历史上来看，的确造就了唐宋中古时代的盛世巅峰，大概气候变暖，日照增加，粮食生产也会增加……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也一片繁盛，不必靠南下抢夺了……直到靖康之变，正值气候剧烈变化，北方草原酷寒，生态崩溃，于是游牧南下，生灵涂炭。 国运盛衰之机，与日影长短的关系，超越谶纬，却暗合谶纬。 4、佛钵的分合与“传钵”是中土权力的流动模型： 《佛国记》里，法显在斯里兰卡听闻天竺得道者诵经称：佛钵从毗舍离国，犍陀卫国，西月氏国，于阗国，屈茨国，汉地，师子国……若千百年，当还中天竺，到中天已，当上兜术天上，又下龙宫…… 至弥勒将成道时，钵还分为四，复本频那山上。弥勒成道已，四天王当复应念佛如先佛法。贤劫千佛共用此钵。钵去已，佛法渐灭。佛法灭后，人寿转短，乃至五岁。十岁之时，糯米、酥油皆悉化灭，人民极恶，捉木则变成刀、杖，其相伤割杀。 其中有福者，逃避入山。恶入相杀尽已，还复来出，共相谓言：“昔人寿极长，但为恶甚，作诸非法故，我等寿命遂尔短促，乃至十岁，我今共行诸善，起慈悲心，修行仁义。”如是各行信义，展转寿倍。乃至八万岁。弥勒出世…… 佛钵的分裂消失，让我想起传国玉玺的失踪！最后弥勒出世，又一个救世主降临了。 这根本上是一种权力流动，传接的历史更替模型。 假如佛钵在印度不动，那么，边地的人民永远处于边地，得不到自尊，而当它流动传播，哪里有钵的碎片，哪里就是“佛教意义上的中国/中土”！ 这相当先进，相比之下，周文化认定了河南阳城为世界之中心，是极为狭隘的，怪不得儒家走不出中国。你让朝鲜，越南，日本，琉球人如何拥有自尊心呢？到了明清易代，才有“以华夏自居”的心理，从而颠覆了中国中心论。 5、洛州无影与儒道殊途： 《神文时代》：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所云“洛州无影，与余不同”，多被学者阐释为作为外来传统的佛教与中国本土认同的冲突，是关于中国和印度谁是世界中心的争论。 我听冯时讲过天文学与古代政治观念的关系，中庸之道，源于立表测影。 我当时在读《庄子》，从而认为，儒家有一种视觉主义与工具主义的倾向，得看表，得可测量啊，所谓名学。而道家不讲这个，反名学。其实是思维方式与技术路径的差异！ 我认为道家，是更古老的萨满思维，讲的是隐形，你想想，萨满起源于丛林中的狩猎采集社会，必须对猎物对捕食者隐形，这是生存法则！ 所以，看到“洛州无影”，瞬间想到，老子所说的“善行无辙迹”，隐形！ 儒家中庸的中道，与道家隐形的哲学，最后是殊途同归的。只是同一个立表测影的事件源头，生发出截然不同的观念分岔。儒家从“洛州无影”中，建立了中心与边缘，一种等级制度，中庸只是被局限于个人修为或执政尺度上，但无法改变等级制的结构，那才是最重要的衍生观念。道家从“洛州无影”中，发展出更彻底的隐形思维与策略，泛灵论，无影脚，万物之间的差异被消弭，即庄子的“齐物论”。所以，道家与儒家，完全是相反的诠释路径，尽管在源头，他们是同一个。 6、王者居中不过是象征手法，并非天文数学： 盖天说起源于殷末周初，天圆地方，是棋盘平地，后来加了八根柱子，再后来《周髀算经》，已经是西汉初期，公元前一世纪，再度修正盖天说，天如穹庐，地如覆盘，天地都是穹顶，且平行，穹顶处为天极，即璇玑，是天地中心。 而浑天说，是东汉张衡（78年-139年）提出来的，更晚了。 我认为，周公测影的时候，根本没有浑天说，就是早期的盖天说，周公说“土中”，“宅兹中国”，不过是现实疆域内的中心，出于统治东方的需要，可能并不涉及浑天说。 因为假如周公遵循盖天说的王者居中，整个西周都定都的西安算什么？北极才是天中地中，不是得搬到北极去？北方蛮族岂不是更接近天？ 所以，王者居中根本做不到，唯有象征手法可以，比如宫城居于都城北面，君主坐北朝南。 其实我认为周公立表测影的那根八尺杆，也无非是象征天高八万里，全是象征手法，并非天文数学。 希腊语中“德尔斐”与“子宫”同源，传说宙斯放出的两只鹰在此相遇，标定了“翁法洛斯”（大地之脐）的位置，自此这里便被视为世界的中心。

本书视角非常独特，以神秘观神秘，以古观古，一破金枝以降的理性主义传统。 往往史学作品在处理神秘事物和超验现象总是倾向于用理性的角度诠释，将之归结为陈胜吴广式的政治阴谋，或者某种受文本观念塑造而成的误解，亦或者生理需求的纹饰。 而这里则一改以上视角，以神秘性观神秘性，这是我阅读经验中除荣格外很少有的立场。无论是《陈抟传》中将陈抟矮化为宋太祖太宗的政治同谋者，还是陆致极《中国命理史》中将命理学解释为今人易懂的古典大数据统计学，亦或者王小甫在《中古族群》里将一切超验式的神秘体验均以神道设教论之。都是以今人目光审视前人，而忘却了神秘主义在古典时期实为当时人所共奉的思想范式，其理念亦充斥于社会各个角落，岂能尽用今人眼光观之？ 此外神秘主义的思考范式，更可以发掘出理性主义思考范式所未知的思想盲点，如武周明堂大火，常以为是政治阴谋，这里则用阴阳家厌胜的角度与寻常观点结合观之，似更具信服力（没记错的话）。 神秘主义甚至在今日社会仍然有着强大影响力，着实难以用忽悠/愚昧一言蔽之。比如台湾为首的destiney论坛对于种种末日预言的执着，城市生活的种种都市传说，或者娱乐圈香港富豪以及北京油腻爹味中年人与术士的种种交际来往，皆是信然可证的，在生活中不无少见的社会现象，而纯以理性主义观之，则供奉白龙王于刘德华何益？为梁湘润写序又有何阴谋于向氏兄弟？则即便在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异常流行的今日尚是如此，而更何况在神文时代的古人呢？ 梧桐斋记于2022/1/13

读至中篇第三章时候和某大佬友邻聊了一会，作者认为部分学者把“帝出乎震”进行了误读，我本同意，蒙友人揭示其实误解本就是政治史常有的现象，顿时兴趣索然。再结合自己一直以来所想，政治史很多时候太把政治家们的行为想象得复杂完美，但很多时候可能是非常牵强附会的，所谓的圆满毋宁是离真相越来越远。友邻又分享一篇书评对此书注释等学术规范的批评，但似也未引起重视，如非博览而又贯通，则对此问题似也无法注意得到，不由得更加感慨。

戊午革运、辛酉革命、甲子革令。 弥赛亚主义（Messianism）是一种围绕救世主为中心的信仰。许多宗教和文明都有弥赛亚（Messiah）或救世主（Savior or Redeemer）的观念，除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亚伯拉罕系宗教以救世主观念为人所知以外，佛教的弥勒（Maitreya）、琐罗亚斯德教的沙西安（Saoshyant）、道教的李弘也都属于这样的信仰。它们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比如认为当下的世界是黑暗的、糟糕的、必须改变的，但是依靠平常人的力量又无法改变，必须借助神圣力量的干预。在多数宗教里，这种神圣干预（divine intervention）是通过特定的、挑选出来的人来实现，比如道教有“种民”的思想。在救世主来到世间拯救人类之后，将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崭新的社会，而这些信仰者作为新社会的优秀分子，将在新的秩序里处于优势地位。 在整个唐前期，只要是李唐皇室遇到合法性危机，弥勒教徒起事就会出现，“刘氏当王”谶语也从潜伏中再度泛起。 谶言从来都是依托于各种学术体系和理论宣扬政治观点，一旦脱离大众所认知的文化体系，就失去了影响政治大势的能力。

不管是《犍陀罗文明史》，还是这本《神文时代》，读来都酣畅淋漓。孙英刚很好的解释了学术那上下求索的旨趣。他在书中多次提到： 【我们如今视为零碎的、迷信的东西，是古人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当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要真切体会古人的思想与行动，必须去除现代知识的傲慢，“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 所谓学术，即在最小的文献资料单位里，触发最辽阔、最灿烂的联想，再通过在文献海里上下求索寻绎出最迷人的知识谱系。 比学术更上一层的就是在知识谱系之外，再建立一个文明与智慧谱系。 这种芥子纳须弥的功夫，足以抵抗岁月。 孙英刚有两段： 【马克斯·韦伯认为，支配理性世界独一无二的手段，是授予自我权能的职业。德文的职业一般用词为“beruf”，它的动词形式berufen，意思是“召唤”——韦伯非常强调这个词的宗教背景——因此，英文一般将其翻译为“calling”，意思是“奉神的感召去从事某事”。韦伯的“以学术为志业”，是视学术为神圣事业，为之奉献自己的一切。韦伯为此特别说到了教师，教师不是领袖，他不应该在讲台上或明或暗地采用任何方式将自己的态度和想法强加于学生，而是为学生打开自由思想的大门。我很庆幸，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恰是自己“志业”指引的方向，同时在我的成长道路上，又不断有老师给我打开一扇扇自由思想的大门。】 【研究也复如是，有时发下宏愿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有时却又感叹“身后遗留一空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但最后的态度却只能是“尽人事以听天命”。不过无论如何，读书、研究、教书，总是最快乐和最值得做的事情。夜读《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看义净感叹法显和玄奘的功业：“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其间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沧溟以单逝。……寔由茫茫象碛，长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鲸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独步铁门之外，亘万岭而投身；孤漂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遣命。”读罢仍感激动人心。在研究中，似乎就如在旅途中莫名其妙地认识一些人，一起走过一段相同的路，听听彼此的故事，到终点了无牵挂地道珍重，真是有趣的心路经历，也是最幸福的来源之一。】 不仅仅是学术要芥子纳须弥，在最小之处遇见无限遇见永恒。人之一生，爱一个人，追一个梦，为一事业，造一境界，无不是要于最小之处遇见无限遇见永恒。 这也是博尔赫斯说的《一千零一夜》，其一千是无限，而第一千零一夜则是无限之中的永恒。

作者在序言中说的好。 “儒家神学化不是儒家思想的退化，而是其主动地扩展自己的领地，并且从关注人道，转变为顺乎天、应乎人的双重价值取向。近代历史发展观虽然逐渐排除了“神学”的影响，但是取而代之的“历史必然性”，实际上也只不过是披上了科学外衣的“神学”历史观，唯一的不同，是把人格化“神”去人格化而已。”

阅于长白山和延吉回京的高铁上。 再版后续中作者说本书目的是“希望勾画出中国中古时代历史演进的知识、信仰和政治的世界”，应该说基本达到了。利用日本所仅存的汉文史料算是用了“新东西”，序言和论述武周灾异祥瑞化一章最佳。

英刚早年负笈北大历史系，喜欢史学，基础扎实，读书多，善思考。他大三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有关唐代宫廷政治斗争的文章，提出与陈寅恪不同的观点，我当时就觉得他勇气可嘉。后来他跟随我做硕士论文，因为那时我开始和学生们一起读长安史料，因为他有做宫廷政治的背景，就让他做长安的王府与政治的关系，颇多收获。以后他又远渡重洋，留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从艾尔曼、太史文、陆扬等先生学习，于政治史之外，受到思想史、宗教史研究的熏陶。回国后，他有幸加盟新成立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选择宗教信仰与中古政治史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之一，所学得以发挥，学问的规模得以扩大。本书所集论文，均为他回国后的新思考，新研究，新收获。 英刚研究生毕业前，一次聊天时对我说，现在学生为找工作都学开车，他能开大卡车。我祝愿他开着学问的“大卡车”，沿着康庄大道，继续前进，开拓出更多新的学问之路。 荣新江 2013年12月2日

《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时代政治研究》是一本历史书，讲的是汉帝国建立后，为了适应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建立了一套以谶纬术数为核心的知识体系，用以解释、预测和掌控世间万事万物。主要是用“五德终始”、“天人相应”等学说来对汉帝国在时间和空间的坐标进行定位，说明政治事件的原因、预测走向，提出禳解之法。这一套学问笼罩着中古政治，可以用以观察两汉至隋唐世界很多的重大事件。比如为什么以洛阳为首都，“洛阳无影”明其为天下之中，与政权合法性的关系等等。此后随着学术思想的变迁，带有人文色彩的古文运动和理学的兴起，这一学术体系才逐渐崩解，逐渐丧失主流话语权。但其影响绵延不绝，直至今日。这一套体系捆绑在经学之上，影响了中国所有的学术领域，所以如果不知谶纬术数之学，难以透彻了解古中国的学问。 以谶纬术数的角度来解读历史，是一个比较新奇的视角。本文要讨论的是一个延伸话题：什么是科学。 由于动不动就要区分“科学”和“伪科学”，很多人试图对科学下一个定义。目前主流比较有共识的似乎是从方法论上去定义科学。比如说要得到科学知识，需遵循一套特定的科学方法。要设计实验去检验，检验的过程要可重复。要能够证伪等等。比如临床医学上，必须要经过“双盲实验”，才符合科学的规范，得出可以使用的药物，否则就是不科学，伪科学。 用事物本身的特征来定义事物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我们不是学过辩证法对立统一么。还有一个很好又比较简单的方法是从事物的对立面来定义事物。比如什么是负数？所有非正数的数就是负数。什么是西方？以日出为东，与东相对的就是西方。 从这个角度来定义科学，要思考一下“科学”的对立面是什么。或者说科学是如何产生的。简单来说科学的对立面是“伪科学”。但“伪科学”又是什么？从历史考察，科学是从“神学”或者说“宗教”中对待而生的。科学家布鲁诺被火烧死，因为他挑战了基督教的权威。科学的对立面是“宗教”或者“神学”。 那么什么是宗教（神学）？ 我们人类因为有时间和空间观念，知道过去未来，所以特别有一种“解释、预测和掌控万事万物”的需要。为此就需要一套能够“解释、预测和掌控万事万物”的学问。“以有涯逐无涯”，是我们的天性。一套能够满足我们这种需要的学问，就是宗教。 我们人类也不是一无所知，我们知道一点点，而且看起来越来越多。从已知的一点点，以某种方式进行推导，就有可能构建出无所不包的学问体系。其中真伪夹杂，似是而非，有些可以验证，有些又无法验证。这些似是而非，无所不包，可以“解释、预测和掌控一切”的知识体系，就是宗教。 宗教除了是普通人广泛存在的需要，还特别是权力的需要。建构知识体系的过程其实也是建构权力的过程。所以为什么谶纬术数之学成于汉代。宗教一旦成立之后就特别有排他性。不奉教的是为“异教徒”。这是因为权力具有排他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为了巩固权力而构建的知识体系都是宗教。这就是为什么国外的汉学家宣称有个“儒教中国”。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定义科学，那么科学的特征是“不为了渴望知道一切，而假装知道一切”。科学是本质特征是在保持好奇心的同时，也保持对未知的敬畏。“于所不知，盖阙如也”。这就是科学。假如主张科学已穷尽一切，一切无法通过科学方法检验的，都是“伪科学”，都应该取缔消灭。那么科学正在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宗教神学。这也符合老子的思想和辩证法：反者道之动。事物有向其对立面转化的倾向。 我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其实有很多也是未经验证的“推导结论”。科学知识和“由科学知识推导出的知识”共同构成了“科学知识体系”，逐渐成为一种权力结构。如同宗教法庭排斥异教徒，科学在试图消灭伪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的“科学体系”，类似于中古时代的谶纬神学。比如我们知道“钙是人体重要组成部分”，也知道存在“含钙矿物”。从这两个“科学知识”推导“吃含钙矿物可以给人体补钙”，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科学知识。因为人体食用什么东西之后在体内的分解利用过程我们不知道。直接吃含钙化合物就能转化为人体可以用的钙其实只是一个不靠谱的推论。但是从这个推论出发销售钙片是“科学”。“以形补形”，喝骨头汤吃骨髓补钙就是“伪科学”。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人体难以直接消化和利用无机物，所以补钙要补有机钙。补有机钙就是终极解法吗？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主流的知识体系，伴随着主流的权力体系。科学向自己曾经的对立面宗教神学靠拢，可以立一个概念叫“科学教”。主张“打倒一切伪科学”的，是“科学教徒”。科学教徒们挥起大棒打倒一切“伪科学”，跟宗教法庭烧异端看起来很相似，实际也差不多。 那么为什么在科学昌明的时代，宗教神学又逐渐抬头，甚至科学本身也在向神学转化呢？因为在短暂的成功之后，人们发现科学能解决的问题实在有限。人们还是渴望“知道一切、预测一切、掌控一切”，还需要神学。最常见的抱怨是：为什么科学这么发达了，还连个感冒都知治不了？为了适应人们的需求，科学家们也在努力构建可以满足这种需求的“科学体系”。 与此相仿佛的还有“经济学教”。总之这些都是主流精英们喜欢的话语体系。他们到底是掌握了真理，还是掌握了权力，谁也不知道。 凡人要能够不受“知道一切、预测一切、掌控一切”的诱惑，才能够保持清明的理性。但是凡人都会受到这种诱惑，在某些情况下具有宗教精神。所以相信科学是困难的。我们连“什么是科学”，都还没研究清楚呢。 但是任何时候回到历史往往都是对的。因为人性亘古不变，过往的事情总在重复发生。 《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时代政治研究》是一本历史书，讲的是汉帝国建立后，为了适应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建立了一套以谶纬术数为核心的知识体系，用以解释、预测和掌控世间万事万物。主要是用“五德终始”、“天人相应”等学说来对汉帝国在时间和空间的坐标进行定位，说明政治事件的原因、预测走向，提出禳解之法。这一套学问笼罩着中古政治，可以用以观察两汉至隋唐世界很多的重大事件。比如为什么以洛阳为首都，“洛阳无影”明其为天下之中，与政权合法性的关系等等。此后随着学术思想的变迁，带有人文色彩的古文运动和理学的兴起，这一学术体系才逐渐崩解，逐渐丧失主流话语权。但其影响绵延不绝，直至今日。这一套体系捆绑在经学之上，影响了中国所有的学术领域，所以如果不知谶纬术数之学，难以透彻了解古中国的学问。 以谶纬术数的角度来解读历史，是一个比较新奇的视角。本文要讨论的是一个延伸话题：什么是科学。 由于动不动就要区分“科学”和“伪科学”，很多人试图对科学下一个定义。目前主流比较有共识的似乎是从方法论上去定义科学。比如说要得到科学知识，需遵循一套特定的科学方法。要设计实验去检验，检验的过程要可重复。要能够证伪等等。比如临床医学上，必须要经过“双盲实验”，才符合科学的规范，得出可以使用的药物，否则就是不科学，伪科学。 用事物本身的特征来定义事物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我们不是学过辩证法对立统一么。还有一个很好又比较简单的方法是从事物的对立面来定义事物。比如什么是负数？所有非正数的数就是负数。什么是西方？以日出为东，与东相对的就是西方。 从这个角度来定义科学，要思考一下“科学”的对立面是什么。或者说科学是如何产生的。简单来说科学的对立面是“伪科学”。但“伪科学”又是什么？从历史考察，科学是从“神学”或者说“宗教”中对待而生的。科学家布鲁诺被火烧死，因为他挑战了基督教的权威。科学的对立面是“宗教”或者“神学”。 那么什么是宗教（神学）？ 我们人类因为有时间和空间观念，知道过去未来，所以特别有一种“解释、预测和掌控万事万物”的需要。为此就需要一套能够“解释、预测和掌控万事万物”的学问。“以有涯逐无涯”，是我们的天性。一套能够满足我们这种需要的学问，就是宗教。 我们人类也不是一无所知，我们知道一点点，而且看起来越来越多。从已知的一点点，以某种方式进行推导，就有可能构建出无所不包的学问体系。其中真伪夹杂，似是而非，有些可以验证，有些又无法验证。这些似是而非，无所不包，可以“解释、预测和掌控一切”的知识体系，就是宗教。 宗教除了是普通人广泛存在的需要，还特别是权力的需要。建构知识体系的过程其实也是建构权力的过程。所以为什么谶纬术数之学成于汉代。宗教一旦成立之后就特别有排他性。不奉教的是为“异教徒”。这是因为权力具有排他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为了巩固权力而构建的知识体系都是宗教。这就是为什么国外的汉学家宣称有个“儒教中国”。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定义科学，那么科学的特征是“不为了渴望知道一切，而假装知道一切”。科学是本质特征是在保持好奇心的同时，也保持对未知的敬畏。“于所不知，盖阙如也”。这就是科学。假如主张科学已穷尽一切，一切无法通过科学方法检验的，都是“伪科学”，都应该取缔消灭。那么科学正在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宗教神学。这也符合老子的思想和辩证法：反者道之动。事物有向其对立面转化的倾向。 我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其实有很多也是未经验证的“推导结论”。科学知识和“由科学知识推导出的知识”共同构成了“科学知识体系”，逐渐成为一种权力结构。如同宗教法庭排斥异教徒，科学在试图消灭伪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的“科学体系”，类似于中古时代的谶纬神学。比如我们知道“钙是人体重要组成部分”，也知道存在“含钙矿物”。从这两个“科学知识”推导“吃含钙矿物可以给人体补钙”，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科学知识。因为人体食用什么东西之后在体内的分解利用过程我们不知道。直接吃含钙化合物就能转化为人体可以用的钙其实只是一个不靠谱的推论。但是从这个推论出发销售钙片是“科学”。“以形补形”，喝骨头汤吃骨髓补钙就是“伪科学”。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人体难以直接消化和利用无机物，所以补钙要补有机钙。补有机钙就是终极解法吗？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主流的知识体系，伴随着主流的权力体系。科学向自己曾经的对立面宗教神学靠拢，可以立一个概念叫“科学教”。主张“打倒一切伪科学”的，是“科学教徒”。科学教徒们挥起大棒打倒一切“伪科学”，跟宗教法庭烧异端看起来很相似，实际也差不多。 那么为什么在科学昌明的时代，宗教神学又逐渐抬头，甚至科学本身也在向神学转化呢？因为在短暂的成功之后，人们发现科学能解决的问题实在有限。人们还是渴望“知道一切、预测一切、掌控一切”，还需要神学。最常见的抱怨是：为什么科学这么发达了，还连个感冒都知治不了？为了适应人们的需求，科学家们也在努力构建可以满足这种需求的“科学体系”。 与此相仿佛的还有“经济学教”。总之这些都是主流精英们喜欢的话语体系。他们到底是掌握了真理，还是掌握了权力，谁也不知道。 凡人要能够不受“知道一切、预测一切、掌控一切”的诱惑，才能够保持清明的理性。但是凡人都会受到这种诱惑，在某些情况下具有宗教精神。所以相信科学是困难的。我们连“什么是科学”，都还没研究清楚呢。 但是任何时候回到历史往往都是对的。因为人性亘古不变，过往的事情总在重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