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学生书：春叶秋叶菩提叶（增订版） （水木书香）

严肃地成长，快乐地生活。梁启超当年说“读书不为稻粱谋”。 教育堪称“博雅”，目标可定为“完整的人”，断不可脱了三者：智识的提升，心灵的熏染，人格的养成。这三者，正对应着大学之大：大视野、大胸襟、大气魄。以智识的提升，获得开阔的视野；以心灵的熏染，造成胸襟的博大；以人格的养成，型塑气魄的恢宏。 大学之成此大境界，一校之长亦殊为关键。缺了那具大视野、大胸襟、大气魄之校长，大学无非课徒、授业之教坊，难成传道、解惑之圣殿。一如大学之大境界惟淋漓尽致于非常时刻，一校之长之大境界，每每于其悲情与传奇的生命形态中陈示，而此种陈示却又如此静默、沉寂，益显其悲情与传奇。 作之己师。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老师，是他自己。 掌握法律还是理解法律，可形成法律工匠、法律家、法律哲人之别。一个人规范地、准确地掌握了法律，可以运用法律为自己谋生、断他人是非，算是达到了匠人的水准。但是他可能只是简单地、机械地、刻板地运用法律。只有理解法律，理解法律的内在精神、理解法律内在的缺陷和不完备、理解法律与人性人情之通连，他才可能在某些个案中创造性地运用法律，也才可能使法律的运行达到那种带艺术般的美感的程度。这样的人，带着创造性或美感以运行法律，超过了匠人的境界，进入了艺人的层面，我称之为法律家。再进一步，以对法律的理解，而洞达人性与世事，由此演绎和彰显一己之智慧，我称之为法律哲人。 法律是不能只表现为法典的，那是静态的、纸上的。法律必须是动态的、运行的，这才能够实际地规范和调整生活世界中的具体行为。法律一旦“动”，就必定体现为司法。甚至该说，人类的法律最初就是体现为我们今天称为“司法”的活动，而不是“立法”。司法是人类法律的原初的和基本的形态。人类司法运作的原理，最集中体现在民事诉讼中。这就是强调民事诉讼法学在法学本科课程体系中独特的重要性的依据。如果先修习民事诉讼法且学得扎实，再修习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仲裁法（或商事仲裁程序）这些课程，事半功倍；相反，事倍功半。 所谓理解法律，也可以说能够把握法律的三个层面：第一，法律是一套规则体系，是用于规范人的行为的特定制度；第二，法律是关于这一套规则体系的人类活动，通称为立法、司法，也包括行政；第三，法律是包含在这一规则体系和人类活动中的生命态度、立场，因此法律足以作为人类生活本身。这个说法，大可以推而广之，用来理解其他的各种“专业”。 这几十年，高等教育在全球范围繁荣，大众化、普及化则是高等教育繁荣的表现和结果。这背后的动因，离不开对知识的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态度。在工具主义态度中，知识无关精神世界的兴趣、爱好、志向、理想，只和就业、谋生、营利这样的现实功利有关。知识转变了性质，不再是精神性的和符号性的，成了资本，“知识资本”。这个词曾经非常流行，也很“打动”人。知识的价值变得可以量化了，并且是以货币量化。知识由此物化了，而物化知识者在物化知识的同时，也将自身物化了。由对知识的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延伸出对高等教育的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 当大学只在形下层面的时候，就出现了韦伯当年所揭示的情形，师生之间的关系已经变成了一种理性的、为了知识而建立的关系，失去了其更高层次的、精神启迪的意义。其必然性则在于西方文明进程是以智识性资源代替情感性资源的，个人生存的首要的因素是知识—理性。曾经的说法，“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正反映了智识资源之于个人生存的重要性。 今日的“读书人”，群体性地演绎了逐利动机，将文化资本的可兑换性展现得透彻之极。这是说的学术的动机。就结果而言，今天看起来繁荣的学术界，大量地炮制着学术垃圾，总体上没有为这个民族和时代提供可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增长或者知识增量的活动。在知识论的领域今天中国的读书人其实失去了真正的、严格的、严肃和严谨的、纯粹的学术创造和符号化生产的能力。 “读书人”今天用学术不端所摧毁的，不光是他们自己的气节和风骨，更是在玷污一个民族的心灵纯净，扼杀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机。“如今教授不达礼”。今天的读书人真的抛弃了使他们成其为他们自己的那些最基础、最根本和最关键的东西，自己演绎了一种版本的斯文扫地。合此知识论上“如今教授难知书”和价值论上“如今教授不达礼”，成“如今教授不读书”。 在一个垄断话语权的社会，辩论是不可能的，哪怕以游戏方式进行的辩论也在禁止之列。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恰是如此。与此相反的是，城邦民主制时代的希腊，乃是话语权处于分散化配置状态的社会，辩论盛行，对辩论术的研习和教授亦盛。因为话语权的分散化配置使人们在话语上的相互平等成为可能。辩论在本质上是一种商谈，其前提是承认辩论参与者的人格独立、身份平等；通过辩论以话语说服反对者，而非凭借物质力去压迫、屈服对立面，这体现的是对非暴力即和平的选择。 以理想主义情怀和自觉的责任感表达他对公共生活的理性思考的辩手，无疑是充满力量的。如果说“力量越大，责任越大”是一种伦理信条，那么我乐意改造这一表达方式来作为一种人生态度：责任越大，力量越大。 若一定要说人生有捷径，那么“人生没有捷径”是唯一的捷径。存着这样的生活态度和生命理解，再以坦诚、恭谦为人和认真、勤勉做事为准则，人生少有不成功的。我看身边的人，但凡在财富、权位、声望上过于常人者，总还是有自身努力甚至坚忍之处，没有所谓捷径可走的。 朱熹释敬业为“专心致志以事其业”。 若说，“人生无捷径”说的是生命的方式，“敬业是美德”说的是生命的态度，“舍得即人生”说的就是生命的境界了，其中是含了四层不同的生命境界的。 有个性，并请有教养。这一份气度和特质，越过了手足何措的具象层面，而是关乎一己之内心。立身处世，不流俗、不盲从，不阿谀、不谄媚；能明察、肯辨思，分是非、别善恶；为其所当为，止于所当止，及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个人，若是内心里躲避甚至拒绝崇高、优雅、庄重、神圣，安于和乐于平庸、低俗、时尚、随性，何谈个性？这种与内心相关的个性，其极致，定然是内心的坚忍和持守。所谓“真性情也”。作为一个人的气度和特质，个性更是在年岁渐长后将少年的轻狂化为内心的孤傲，由此而将生命节奏演绎得淋漓尽致。 人类天性上虽有探索的欲望、求知的激情，无知却是永无法摆脱的。说无知是人类的常态，殊为恰当；有所知，不过是对无知这一常态的修正，有限的修正。与其说人类的探索、学习是要摆脱无知，不如说是学会无知。或者说，是摆脱先天的无知，而进入后天的无知；摆脱自然无知状态，以进入理性无知状态。这含了三层意思。第一，知道自己无知，并且知道何以无知。不妨把这当作老话“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另一种理解了。 所敬畏的生命，不止与己共处同一时空维度中的他者，也及于前人和后人。西人所言代际正义，也不妨此处释解之。敬畏前人，即敬畏前人的文化创造，那是他们的生命形态和当代留存，恭敬之、守护之、传承之，为“生生不息”。敬畏后人，即敬畏后人之生命条件，人文的条件和自然的条件。守护与传承前人的文化创造，留与后人，是敬畏后人生命所依凭的人文条件；敬畏自然，不干预天地之化生、养育之能，是敬畏后人生命所依凭的自然条件。也是“生生不息”。古希腊时以正义、勇敢、谨慎和节制为四大美德，后来则有以谨慎为第一美德的。谨慎意味着有所敬畏，因承认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而敬畏，因承认自身固有的无知而敬畏 “最后一课·六句话”之保持为心灵而阅读的热情与热切。 生命也如叶飘零。这一群“孤独的个性建设者”，却又是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悬空性地孤独着，演绎出“千年变局落一身”的另一面的悲情与悲剧。 “现代性的断裂”是西方人在自身的文化体系中对其文明模式的批判性反思。若以中国人的文化视角，在剥离文化自卑、力避文化自大之后，审思今日欧美主导的全球体系和文明模式，却是另见玄机。 在今天给大学生的首先绝不是那张课表，而是唤醒他们人生的觉悟。对一个人来说，觉醒，在大学比什么都重要！觉醒了，才能真正的理解：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觉醒了，才会去畅想自己美好的人生路旅；觉醒了，才会在这四年孕育出美好的人格。李兄时时告诉孩子，知识与专业，大学与人格，自己与世界，这一切都需要独立的思考与觉悟，一番觉醒才会迎来一番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