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想与反驳

书名已经将本书的核心思想交待了。作者通过批判和质疑其他人的认识论，来证明自己提出的“猜想与反驳”是最理想的知识来源及其检验方法！ 作者在前言中说，知识，特别是我们的科学知识，是通过未经证明的预言，通过猜测，通过对我们问题的尝试性解决，通过猜想而进步的。这些猜想受批判的控制；就是说，由包括严格批判检验在内的尝试的反驳来控制。猜想可能经受住这些检验而幸存；但它们决不可能得到肯定的证明：既不能确证它们确实为真，甚至也不能确证它们是“或然的”。对我们猜想的批判极为重要：通过指出我们的错误，使我们理解我们正试图解决的那个问题的困难。就这样我们越来越熟悉我们的问题，并可能提出越来越成熟的解决：对一个理论的反驳——即对问题的任何认真的尝试性解决的反驳——始终是使我们接近真理的前进的一步。正是这样我们能够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 由于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我们的知识在增长，尽管我们决不可能知道——即决不确实地知道。既然我们的知识能够增长，就没有任何理由对理性感到失望。既然我们决不可能确实地知道，就不可能存在有权声称是权威的权威，有权为我们的知识沾沾自喜或者自命不凡的权威。 在我们的理论中，那些证明对于批判有强大抵抗力的理论，以及那些在某一时刻在我们看来比其他已知理论更接近真理的理论，连同对这些理论的检验的报道，可以描述为那个时代的“科学”。既然没有一个理论能肯定地得到证明，所以实质上是它们的批判性和不断进步性——对它们声称比各个竞争的理论更好地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可进行辩论这个事实——构成了科学的合理性。

经验是人们给他们所犯的错误取的名字。——奥斯卡·维尔德 如果不同传统糅合，仅仅制度是决不够的。没有一个强大的传统，制度也可能服务于和原意相反的目的。 我们学到的关于这世界的知识越多，我们的学识越深刻，我们对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的认识以及对我们的无知的认识就将越是自觉、具体，越有发言权。因为，这实际上是我们无知的主要源泉—事实上我们的知识只能是有限的，而我们的无知必定是无限的 一种科学理论，一种解释性理论，只不过是解决一个科学问题的一种尝试，也就是解决一个与发现一种解释有关或有联系的问题 实际上，像光明显示自身也显示黑暗一样，真理也是如此：它是其自身的标准，也是谬误的标准。——斯滨诺莎 我们不可能重新开始，我们必须利用前人的科学业绩。如果我们从头开始，那么，当我们死去以后，对后人来说，我们就会像亚当和夏娃死去那样遥远（也可以说，像尼安德特人那样遥远）。在科学上，我们总想取得进步，而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必须继承某种传统。作为科学家，我们想要理解、预言和分析等等；从这个观点看来，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极其复杂的。我几乎想说，它是无限复杂的，如果这种说法有意义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应从何处着手又怎么着手分析这个世界。先哲并没有告诉我们。甚至科学传统也没有告诉我们。它只是告诉我们，其他人是从何处开始和怎么开始的，以及他们到达了什么地方。它告诉我们，人们已经在这个世界中构造了一种理论构架，它也许不那么好，但多少还起作用；这种理论构架为我们服务，作为一种网络，一种坐标系，我们可以参考它来看待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复杂事物。我们使用它时，对它加以检验和批判。这样，我们就取得了进步。 波普尔的科学哲学被称为批判理性主义。它的提出是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它是对现代自然科学作出的唯理主义反应。他根据这个基本观点建立起了呈严密理论形态的“猜想—反驳方法论”。这个科学方法论就是他的科学哲学乃至整个哲学的主体。他的科学哲学的其余部分——主要的也就是他那主张知识客观性的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则是对这个主体的发挥。 波普尔就根据这个知识增长图式建立他的“猜想—反驳方法论”。他还分别为猜想和反驳制定了具体的方法论原理。猜想的原理包括四点：理论不是始于观察，观察中渗透着理论；形而上学起重要作用；科学发现的心理学；猜想应满足简单性、可独立检验性和不会很快就被证伪这三个要求。反驳的原理可归结为三点：批判；排除错误；判决性实验。 波普尔的最大贡献在于从唯理主义出发，建立了关于科学发现的猜想—反驳方法论，由此把逻辑实证主义开创的科学方法论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更确切地说，使科学方法论研究增加了新的方面，更符合科学的实际。 知识，特别是我们的科学知识，是通过未经证明的（和不可证明的）预言，通过猜测，通过对我们问题的尝试性解决，通过猜想而进步的。这些猜想受批判的控制；就是说，由包括严格批判检验在内的尝试的反驳来控制。猜想可能经受住这些检验而幸存；但它们决不可能得到肯定的证明：既不能确证它们确实为真，甚至也不能确证它们是“或然的”（在概率演算的意义上）。对我们猜想的批判极为重要：通过指出我们的错误，使我们理解我们正试图解决的那个问题的困难。就这样我们越来越熟悉我们的问题，并可能提出越来越成熟的解决：对一个理论的反驳——即对问题的任何认真的尝试性解决的反驳——始终是使我们接近真理的前进的一步。正是这样我们能够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 这论争就是培根、洛克、贝克莱、休谟和穆勒的古典经验主义同笛卡儿、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古典理性主义或理智主义之间的论争。在这论争中，英国学派坚持认为，一切知识的最终源泉是观察，而大陆学派则坚持认为，知识的终极源泉是对清晰明确的观念的理智直觉。 不过，我相信，虽然观察和理性各有其重要作用，但是这些作用并不像它们的古典的倡导者所描述的那样。尤其是，我将试图表明，无论观察还是理性都不能说成是知识的源泉，这是指时至今日它们一直被说成是知识之源泉这个意义而言的。 近代科学和近代技术的诞生正是受这种乐观主义认识论的激励，它的主要倡言人是培根和笛卡儿。他们教导说，在真理问题上，任何人都不必求助于权威，因为每个人自身拥有知识的源泉；他具有感官知觉的能力，可用以仔细观察自然界，也具有理智直觉的能力，可用以区分真理和谬误；其方法是拒绝接受任何未为理智所清晰而确定地察觉的观念。 人能够认识：因而他就能是自由的。这就是解释认识论乐观主义和自由主义观念之间的联系的公式。 在不存在客观的可察明的真理的情况下，我们面临在接受传统的权威与浑沌之间作出抉择；而理性主义当然总是主张理性和经验科学有权批判、拒斥任何传统和任何权威，因为它们以十足的非理性、偏见或偶然性作为根据。 柏拉图最后必定感到失望；因为我们在《理想国》（以及《斐德罗篇》）中看到一种悲观主义认识论在露头。在那个关于洞穴中的囚徒的著名故事（第514页及以后）中，他表明，我们的经验世界仅仅是实在世界的一个阴影、一种反映。他还表明，即使有一个囚徒从洞穴中逃出来面对实在世界，那他在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时将遇到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更不必说使那些滞留在洞穴里的囚徒们理解这世界的困难了。为了理解实在世界所遇到的困难几乎是超人的，很少有人（如果有的话）能达到理解实在世界的神赐状态——真知、认识（epistēmē）的神赐状态。 苏格拉底的接生术本质上在于提出一些问题，它们旨在摧毁偏见、虚妄的信念（通常是传统的或时行的信念）和以无知的骄横态度作出的错误回答。苏格拉底自己并不假装已经懂得。亚里士多德这样描述他的态度：“苏格拉底提出问题，但不作解答；因为他承认，他也不懂。”（《论智者的辩驳》；《泰阿泰德篇》）可见，苏格拉底的接生术不是一种旨在教授信念的艺术，而是一种旨在净化或洗涤（参见《泰阿泰德篇》160e提到的潮汐）灵魂中的虚妄信念、表面知识和偏见的艺术。 今天，甚至连“法官必须解释法律”这句话也意味着，他在解释法律时有一定的自由；而在培根时代，它的意思则是，法官有责任照本宣读法律，以惟一正确的方式阐释和运用它。Interpretatio juris（或legis）[法律诠释]的意思就是这样或那样地向外行阐释法律。（比较T·曼利：《解释者：……我国法律中所用的含糊语词和术语》，1672年。）它不给法律解释者一点儿自由；无论如何只容许盟过誓的解释者说明法律文件。 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中问道：“什么是宽容？”回答说：“它是我们人性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们都是会犯错误的，并且动辄犯错误。因此，让我们彼此原谅对方的愚蠢。这是天然权利的第一原则。”（晚近还把可错性学说作为政治自由也即摆脱高压统治的理论的基础；见F·A·海克的《自由政体》） 知识不可能从无——从白板——开始，也不可能从观察开始。知识的进步主要在于对先前知识的修改。 不存在可供我们依据的真理标准，这一事实支持悲观主义。但是，我们具有这样的标准：如果幸运的话，它们允许我们认识错误和谬误。清晰性和明确性不是真理的标准，但隐晦和含混之类的东西却可能象征错误。同样，连贯性不能确立真理，但是不连贯性和不一致性却能确立谬误。当认识到了它们，我们自己的错误便提供暗淡的红光，帮助我们在洞穴的黑暗中摸索出路。 人不具有用律令确立真理的那种权威；我们应当服从真理；真理超越人的权威。 我认为，我们应当做的是放弃终极知识源泉的观念，承认一切知识都是人的知识；承认知识同我们的错误、偏见、梦想和希望混在一起，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探索真理，尽管它是不可企及的。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探索常常为灵感激发，但我们必须提防这样的信念（尽管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它）：我们的灵感带有权威性、神性或类似的性质。如果我们因而承认，在我们知识的整个范围内找不到任何不能批判的权威，无论它怎样深入未知的范围，那我们就可以毫无风险地保留真理超越人的权威这一观念。并且，我们必须保留它。因为，没有这种观念，就不可能有客观的探索标准；不可能有对我们猜想的批判，也不可能有对无知的探索以及对知识的追求。 一种不能用任何想象得到的事件反驳掉的理论是不科学的。不可反驳性不是（如人们时常设想的）一个理论的长处，而是它的短处。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 企图靠诉诸经验为归纳法找根据，必然导致无穷倒退。结果是，我们可以说理论决不能从观察陈述推演出来，也不能靠观察陈述为理论寻找理性论证。 我们不是被动地等待重复把规则性印在或强加在我们头脑里，而是主动地企图把规则性强加给世界。我们企图在世界中发现相似性，并用我们发明的规律来解释世界。我们不等待前提就跳到结论。这个结论如果被观察证明是错的，以后就得放弃。 这就是试探错误的方法——猜想和反驳的学说。这使我们可以懂得为什么我们把解释强加于世界的企图在逻辑上先于相似性的观察。由于这种程序有逻辑理由的支持，我觉得这种程序也可以应用到科学领域里来；科学理论并不是观察的汇总，而是我们的发明——大胆提出来准备加以试探的猜想，如果和观察不合就清除掉；而观察很少是随便的观察，通常按一定目的进行，旨在尽可能获得明确的反驳根据以检验理论。 康德把他对他的不能解决的问题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得意地叫做知识问题的“哥白尼革命”。知识——认识——之所以是可能的，因为我们不是感觉资料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感觉资料的主动的整理者。通过对感觉资料的整理和吸收，我们把它们形成和组织成一个宇宙，即自然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把提供给我们感官的材料加上数学规律，而这些规律就是我们进行整理和组织的一部分技巧。就是这样，我们的理智并没有在自然界里发现普遍规律，而是它规定自己的规律并把它们强加于自然界。 后来，某些实用主义者把它们的全部哲学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之上：“纯粹”知识的观念是错误的；除了工具知识意义上的知识之外，任何其他意义上的知识都不存在；知识就是力量，而真理就是有用。 从这个观点看来，科学理论的增长不应看作是收集、积累观察资料的结果；相反，观察及其积累应当看作是科学理论增长的结果。（这就是我所称的“科学的探照灯理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本身把新的光射在事物上面；科学不仅解决问题，而且在解决问题时还引起了许多新问题；它不仅从观察中获益，而且导致新的观察。） 科学理论不只是观察的结果。它们基本上是神话创作和检验的产物。检验部分地是通过观察进行的，因此观察非常重要；但是，观察的功能并不是产生理论。观察在拒斥、排除和批判理论之中发挥作用；它激发我们产生可能经受住这些观察检验的新神话、新理论。我们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传统对科学的重要性 哲学是思辨的，这是尽人皆知的。而且众所周知，仅当观察的方法代替了思辨的方法，归纳的方法代替了演绎的方法时，科学才开始。 现在我转到我最后的也是最中心的一个论点。这个论点就是，理性主义传统即批判讨论的传统乃是扩展我们知识（当然是猜测或假说的知识）的惟一行得通的途径。别无他途。特别是，不存在从观察或实验出发的途径。在科学发展中，观察和实验只起了批判的论证的作用。而且，它们是和其他非观察论证一同起作用的。这是个重要的作用；但是，观察和实验的意义完全维系于它们是否可用于批判理论这个问题。 空间和时间，康德从这些使人迷惑不解的二律背反中引出什么教训呢？他最后说，我们的空间、时间观念根本不可以应用于作为整体的宇宙。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种观念用于普通的物理事物和物理事件。但是空间和时间本身既不是事物，也不是事件，甚至不可能观察到，因而更加难以捉摸。它们只是一种事物和事件的框架，有点像是放观测材料的鸽笼式分类架即文件架。空间和时间并不是事物和事件的实在经验世界的组成部分，而是我们的心灵装备、我们把握这个世界的仪器的构件。其专门用途是充当观察工具：我们在观察任何事件时总要直接地、直观地确定它在空间和时间秩序中的地位。因此，空间和时间可描述为参照框架，这种框架不是以经验为根据，而是直观地用于经验，而且完全可以用于经验。正因为这样，如果我们把空间时间观念误用于超越一切可能经验的领域之中，如我们对宇宙整体的两个证明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就会陷困境。 康德：“我们的理智不是从自然界中引出规律，而是把规律强加于自然界。”“永远把每一个人都看作他自己的目的，永远也不要仅仅用他作为达到你的目的的手段。”康德伦理学的精神可用几个字加以概括：敢于做自由人，也尊重别人的自由。 一直有一些思想家认为，一个理论的真理性可以从它的不可反驳性推出。但是，鉴于可能存在两个同样不可反驳的不相容理论，例如决定论和它的对立面非决定论，这显然是错误的。既然两个不相容理论不可能都真，所以我们从两个理论都是不可反驳的事实看出：不可反驳性不可能蕴涵真理。 换句话说，每个合理的讨论，无论是科学的或哲学的，就它试图解决某些问题而言，是合理的。一个理论仅就它同一给定的问题状况有关系而言，才是可以理解的和合理的，并且只有讨论这种关系，这一理论才得到合理的讨论。 科学的任务是探求真理，即真的理论（即使如色诺芬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决不可能达到它，就是达到了也不知道它就是真的）。但是我们也要强调，真理并不是科学惟一的目标。我们需要的并不仅仅是纯粹的真理：我们所寻求的是人们关心的真理——难以达到的真理。在自然科学（区别于数学）中我们所寻求的是具有高度解释力的真理，这意味着寻求的是逻辑上非概然的真理。 辩证法（现代意义的特别是在黑格尔使用这个术语的意义上的）是这样一种理论，它坚持某些事物、特别是人的思想发展的特征是所谓辩证三段式：正题、反题、合题。先有某种观念或理论或活动，可称之为“正题”。这一正题往往生出对立面来，因为像世界上的多数事物一样，它多半只有有限的价值，而且也会有缺点。对立的观念或运动叫做“反题”，因为它直接与前一正题对立。正题同反题之间的斗争一直进行到得到某种结果，它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正题和反题，因为认清了二者各自的价值，并试图保持二者的优点、避免二者的局限性。这一结果是第三步，叫做合题。合题一旦达到，又可能转而成为新的辩证三段式的第一步，如果达到的这一合题又成了片面的或者难以使人满意的，就要继续这样的发展。 康德说，理性如果超越于可能经验之外，就注定要反对自己、自相矛盾了。 正是世界充满矛盾这一事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向我们表明，必须放弃矛盾律。因为这条定律说，一个自我矛盾的命题或者一对互相矛盾的命题不可能是真的，也就是说，不可能符合于事实。换句话说，这条定律意味着自然界也即事实世界中永远不会发生矛盾，事实永远不会彼此矛盾。但是根据理性与实在同一的哲学，则肯定既然观念可能彼此矛盾那么事实也可能彼此矛盾，事实正像观念一样也是通过矛盾而发展，因而矛盾律必须放弃。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烈主张，不应当把科学解释成最终的、既定的知识总体，或“永恒真理”的总体，而应当解释成某种发展着的、前进着的东西。科学家并不是知之甚多的人，而是决心不放弃探求真理的人。科学系统发展着，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辩证地发展着。 没有法律面前的平等原则就不可能有政治自由这一事实所提出的一些根本性的困难的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因为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必须追随康德，改而要求在对自由的限制上人人平等，这种限制是社会生活不可避免的结果；另一方面，追求平等，特别是经济平等，虽然其本身是很得人心的，却可能成为对自由的威胁。 我们的任务是使舆论接受下述简单思想：此时此地就同一个个最急迫的、实在的社会罪恶作斗争，而不是为一个遥远的、也许永远不能实现的最高的善去作一代代的牺牲，是明智的。 民主政体本身不可能赋予国民任何利益，也不应期望它这样做。事实上，民主政体什么事也不能做——只有民主政体下的国民才能行动（当然，包括那些组成政府的国民）。民主政体只不过提供了一种构架，国民可在其中以一定程度上有组织的和一贯的方式行动。 一切法律，作为普遍法则，为了应用都必须加以解释；解释需要某些具体实践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只能由一个现存的传统来提供。对于自由主义的那些高度抽象和普遍的原则来说，尤其如此 不要试图通过设计和努力实现一个遥远的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来间接地实现这些目标。无论你深感多么受惠于这种社会的动人远景，不要以为你有责任去努力实现它，不要认为使别人憧憬它的美妙是你的使命，不要因为梦想美妙的世界而忘掉此时此地正遭受苦难的人们的要求。我们的同胞要求我们的帮助；每一代人都不必为将来的一代一代而牺牲，为一个可能永远实现不了的幸福理想而牺牲。简言之，我的论点是：人类的苦难是一个合理的公众政策的最紧迫的问题，而幸福不是这样的问题。获得幸福应留待个人去努力。 我们不可以说，某种社会形势不过是一种过渡性的历史形势，因此它仅仅是达致一种目的的一个手段。因为，一切形势都是过渡性的。同样，我们也不能说，一代人的苦难可仅仅看作是达致下一代或下几代永久幸福这个目的的一个手段；这种论点并不能因为许诺高度的幸福或使许多代人得到好处而变得更好。一代代人都是匆匆而去的过客。他们都有受到尊重的同等权利，但我们无疑对现在这一代和下一代人负有直接的责任。另外，我们决不应该试图用牺牲某些人的幸福来补偿另外一些人的苦难。 我并不妄想做一个先知，而且最不愿意做一个历史的先知。相反我多年来一直试图捍卫这个观点：历史的预言是一种江湖骗术。我不相信历史规律，特别不相信进步的规律这类东西。事实上，我相信，对我们来说，倒退比进步容易得多。

波普尔及其哲学 甲、反历史主义 所谓历史主义，也就是一种决定论思想，认为依靠从过去和正在发生的历史经验中可以得出未来的必然结论。马恩的共产主义也具有历史决定论的特征。从这个角度讲，一定程度上波普尔哲学也是反马恩的。波普尔的反历史主义分五个步骤： 1、人类历史进程受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 2、我们无法通过理性和科学方法预测未来科学知识的增长。 3、因此，我们不能预知人类历史的未来走向。 4、也就不存在可以预知未来的社会科学方法。 5、历史主义的最终目标和根本方法不能成立，因为基础是坍塌的。 乙、证伪主义 波普尔否定存在着任何形式的最终真理。在他看来，一切已知的理论都有待证伪。知识不等于真理，知识是猜测性的。知识只能无限接近真理，但不会成为真理。所以，我们只能假定一种理论在被完整试错前是真实的，而不能说它是真理，甚至永恒真理。波普尔的证伪理论建立在知识的试错论基础上。我们知道，试错是无法做到完整和全面的。 打个比方：有一种真理认为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真理是不能完整和全面经受试错的证伪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检验地球上所有的乌鸦。即便有一个人有一种方法完成了现有乌鸦的检验，他也无法检验曾经出现的和未来可能出现的乌鸦都是黑色的。 丙、渐近主义 波普尔的政治思想被他称之为“社会零星渐进工程”。顾名思义，波普尔反对激进冒险和把一切推倒重来的大革命理想。而是崇尚渐进主义的改良和进步，在既有的基础上，根据发展的需要零星琐碎的改革，从而达到进步，推动文明进程。 波普尔虽然反对历史主义，但不妨碍他从历史进程中获得教益。渐进主义的“社会零星工程”，正是从法国大革命和二战纳粹德国血的教训而来。 丁、三个世界 波普尔把世界分为三个层次： 世界1：物理世界，包含了一切有机和无机物质，以及由之产生的能量。 世界2：主观世界，包含了人的一切心理意识，感受和观念。 世界3：客观知识世界，人类文明的种种发展，科学，建筑，艺术等等，都是经由人的思想从客观知识世界转化而来。 在波普尔看来，无论是否有人，世界1是始终存在的。世界2只有存在智慧如人类时才能存在。世界3则无论是否有人也始终存在，但是只有在世界2的智慧生物存在时才能不断被创造，认识，发现。客观知识世界是无边际的海洋，人类到目前为止所能认识的也只是沧海一粟而已。 戊、总结 波普尔哲学深受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没有终点的，只有不停息的进程和演化。因此，波普尔的知识论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其反历史主义决定论的立场也就理所当然。 证伪主义是把物理科学中的实证方法引入了哲学，用物理试错论原则来解决哲学问题。这也是波普尔的哲学被称为科学哲学的原因。在证伪主义这里，比如影响巨大但却无法实证的精神分析学说一文不值，被波普尔斥为谬论和胡说八道。 渐进主义一方面是吸取法国大革命血的教训；另一方面，也是波普尔借之与极权和浪漫主义政治作战的武器。借“社会零星渐进工程”，波普尔得以掀开了乌托邦政治野心家许大愿，画大饼，而后造下无数悲剧的危险面纱。 三个世界的理论价值不仅在于其哲学性本身，对于我们的现实人生是有非常具体的实用启发意义的。比如，把世界换成“生活”，就能对我们的人生达到提纲契领的指导作用：生活1是物质生活，生活2是主观观念生活，生活3是追求“真理”（客观知识）生活。 2022-4-8

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 ​能从纯逻辑理由出发以下述见解代替归纳的心理学理论。我们不是被动地等待重复把规则性印在或强加在我们头脑里，而是主动地企图把规则性强加给世界。我们企图在世界中发现相似性，并用我们发明的规律来解释世界。我们不等待前提就跳到结论。这个结论如果被观察证明是错的，以后就得放弃。 这就是试探错误的方法——猜想和反驳的学说。 通过猜想和反驳让事物更接近真理，也发现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关系。 真理的绝对性：是指真理的无条件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①任何真理都包含不依赖人的客观内容，都是对客观事物及规律的正确反映，这一点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②人类认识按其本性和趋势来说是能够正确认识无限发展着客观世界的，这一点也是绝对的。 真理的相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①从广度上来说任何真理都是对世界一部分一些片段的正确认识，尚有未被认识的东西。 ②从深度上来讲，任何真理只是对特定事物或现象的一定程度一定层次的正确认识，认识还有待深化。 其次​真理与谬误又是互相联系的，真理与谬误相比较而存在，没有谬误也无所谓真理。 用猜想和反驳打破经验主义错误，用客观辩证的思考来打破​主观被动思考，用试探错误的排除法更接近真理。

波普尔对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批判，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互相关联的理由： 1. ​​理性并非先天完备，而是需要通过批判不断修正​​ 传统理性主义（尤其是笛卡尔、康德式的“先验理性”）把理性视为一种能够直接把握真理的内在能力。波普尔则认为，理性唯一可靠的功能就是批判——对任何理论、任何权威进行质疑与检验。“理性只有一个因素，就是对我们的理论作批判的考察”。 2. ​​否认“经验归纳—绝对证实”的神话​​ 传统理性主义在方法论上依赖从经验观察出发、通过归纳推出普遍真理。波普尔指出，归纳无法逻辑地保证结论的真理性，也无法在实践中穷尽所有可能性；科学知识不可能通过积累观察事实而达到绝对确定性，只能以“猜想—反驳”的方式不断逼近真理。 3. ​​把“可证伪性”确立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 逻辑实证主义曾提出“可证实性”判据，但波普尔认为这一判据本身不可行，因为证实需要无限归纳。他转而提出“可证伪性”：一个理论只有在原则上允许被经验反驳时才属于科学。这既降低了门槛，也保证了科学的开放性与成长性。 4. ​​反对理性主义所隐含的权威崇拜和决定论​​ 当理性被当作绝对光源时，很容易演变为对某种“理性体系”或历史规律的崇拜，进而为极权主义和历史决定论提供思想土壤。波普尔因此强调有限理性、批判讨论和开放社会，反对任何声称掌握终极真理的体系——这正是他在社会哲学中批判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等立场的出发点。 5. ​​强调知识的试探性与人类永恒的“易错性”​​ 在波普尔看来，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被证明完全正确，所有知识都是暂时的假设。尊重这一事实，才能激励持续的创造与改进；而传统理性主义那种追求“第一原理”“绝对自洽”的理想，只会束缚思想活力。 综上，波普尔批判传统理性主义，是因为它诉诸绝对理性、依赖归纳证实、推崇权威并走向决定论；他以“批判—证伪”的方法论取而代之，旨在维护理性的开放性、试探性和社会价值。

刘擎：卡尔·波普尔的贡献与意义（摘录） 波普尔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对于归纳问题的批评性研究，这属于典型的知识论领域。他的证伪主义学说来自于对归纳方法作为知识成长逻辑基础的质疑，但这并不是一个原创性的发现。休谟早在二百年前就提出“归纳问题”，罗素也曾以诙谐的方式重提（一只每天被主人照常喂养的鸡，怎么也“归纳”不出终有一天自己会被主人拧断脖子）。而维特根斯坦（这位波普尔一生都耿耿于怀的论敌）在1921年出版的文体独特的《逻辑哲学论》中清晰地重述了这一点：“归纳过程在于此：即我们采取能与我们的经验相协调的最简单的规律。可是这个过程没有逻辑基础，而只有心理学的基础。”所以，就归纳问题的提出而言，前有休谟，后有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的重说，波普尔对此毫无原创性可言。 波普尔的哲学贡献在于对归纳问题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与维也纳学派的基本思路相反，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以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而不是“可证实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陈述的划界标准，并以“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归纳——证实”的“实证机制”，为科学知识的成长提出新的解释。波普尔早在1930年代初就明确提出了这个想法，无疑是具有原创性的。但如何在哲学上评价这一创见是可以商榷的。也许，可资对比参照的是维也纳学派的工作。 以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为精神领袖的维也纳学派，聚集了许多极为优秀的哲学家和数学家。他们曾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逐字逐句地阅读和讨论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不是一遍，而是两遍！），当然早就充分意识到归纳问题的困难所在。也就是说，他们和波普尔面对的是同样的难题。但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主要成员仍然坚持在实证的方向上予以解决。其中，卡尔纳普（R. Carnap）以概率诠释来拯救归纳方法的路径起初看来颇有希望，但后来遭遇到许多（包括波普尔在内）有力的反驳，看不到更有希望的进展前景而放弃，卡尔纳普本人最终转向语义学研究。维也纳学派也因为多种原因（特别是石里克被刺身亡）而终于解体。 波普尔在其思想自传《无穷的探索》中声称，正是他“扼杀了逻辑实证主义”，虽然他不是有意的，但还是要对当时这个重要哲学流派的破产“负有责任”。这虽然有自夸之嫌，但以下结论还是可以成立的：对于科学知识论中的归纳难题，没有人（包括维也纳小组的成员在内）完成了足以与波普尔证伪主义相竞争的可能的解决路径。这在哲学上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虽然可能难以称作“第一流的成就”。

波普尔的贡献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发展，最大贡献在于从唯理主义出发，建立了关于科学发现的猜想—反驳方法论。 猜想的原理包括四点：理论不是始于观察，观察中渗透着理论；形而上学起重要作用；科学发现的心理学；猜想应满足简单性、可独立检验性和不会很快就被证伪这三个要求。 反驳的原理可归结为三点：批判；排除错误；判决性实验。

今年春天在微读认识了一个看书很多的同城书友，喊他出来在紫金山里散步聊天，他给我推荐了这本书，哇读来发现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波普尔的哲学，尤其是科学哲学！我很感谢他～然后这本书陪着我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半年打工时光，时间也从春天走到了秋天，读罢掩卷想写点什么关于波普尔的这本有代表性的书，不过觉得有点多余，书友们的评论都写的很好！说到心情，感激、自我满足之外还是免不了有点悲伤，说的夸张点粗俗点就是，明明有品尝玉液琼浆的味蕾，却一直被喂屎吃的感觉，小时候的教育便是如此，只能在应付考试之余，有余力的看看课外书，等到大了又在应付工作之余，有余力的去跨越自我对世界的认知尤其是追求一些好的东西，比如好好看完像这样的一本书。波普尔的很多想法都和我的“原生感觉”契合，直到有一天我认识了一个南大哲学系博士毕业的哥们，他说你喜欢波普尔呀？那你一定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当我理解了以后，现在我想说我不仅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理性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哈哈哈。

主要的精华是在前几章的批判理性主义与可证伪性，很有启发性，后面基本都是车轱辘话和新瓶旧酒。我不太喜欢的点主要是论证不太严谨，总是诉诸个例同时事例选择性强，逻辑也总有跳跃。他预设了实用主义立场，把一些规范性主张包装为描述性主张。同时可证伪性终究还是比较理想，现实科研中很难严格遵照。尽管如此这本书的思想与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要明白结论只在特定范式内成立。

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持有复杂的态度，从最初的接触和崇拜到后来的批判和反对。波普尔的思想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以下是根据提供的搜索结果概述的波普尔对马克思的观点： 1. **早期接触与影响**：波普尔在他的思想自传中提到，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思想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与马克思主义的接触是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这使他成为了可错论者，认识到教条思维与批判思维之间的区别。 2. **可证伪性原则**：波普尔提出了著名的可证伪性原则，认为科学陈述的特点是它们对经验反驳和批判评价保持开放，即它们应该是可证伪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理论由于历史决定论的观点，不能提出可证伪的社会理论。 3. **历史决定论的批判**：波普尔反对历史决定论，认为它不能说明社会体制改变时发生了什么，因为体制是由个人的行动改变的，而体制本身不可能改变自己。他争辩说，历史决定论认为体制改变人类行为的观点，不能说明当两个体制或社会冲突时发生了什么。 4. **经济决定论的批判**：波普尔也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持批判态度，认为它过分简化了历史和社会变迁的动因，忽视了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5. **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波普尔在其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批评了马克思主义和其它形式的集体主义，认为它们倾向于形成封闭社会，压制个人自由和批判性思维。 6. **乌托邦主义的批判**：波普尔认为历史决定论与乌托邦主义有紧密联系，因为历史决定论者常常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是社会结构的必然结果，而乌托邦主义者则试图根据这些规律事先设计理想社会计划，这可能导致权力主义和个人自由的压制。 7. **晚年的反思**：波普尔晚年继续他的批判，但同时也承认马克思的某些观点与他自己在《开放社会》中所批评的并不完全一致，显示出他对马克思的某些理论有困惑的认同。 综上所述，波普尔对马克思的观点经历了从最初的影响和尊重到后来深刻的批判和反对，特别是针对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以及对开放社会的捍卫和对封闭社会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