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其昌文存

读《吴其昌文存》 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博士后谢伟铭编选的《吴其昌文存》，感受民国时期那一代学人的风采。吴其昌（1904—1944），字子馨，曾号正厂，浙江省海宁人，民国著名学者，师从唐文治、梁启超、王国维等。学术著作涵盖学术史、理学、甲骨文、金文、天文历算等诸多领域，并多有创获。吴其昌研究学术，继承了王国维先生的衣钵；发为文章，则一秉梁启超先生的文心。而理学尚考据，自吴其昌始。吴其昌作理学研究的特点就是不直接做义理的研究，而先从考据入手。这也是其朱子学研究包括整个理学研究的特色，他“对朱子著述的考察、对朱子辨伪学的研究，开民国研究的先河”，为朱子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成为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的重要一环。在“朱子传经史略”里说：“集我国学术之大成者，朱子也。朱子于学无所不造其极。于吾国之国粹无论矣。”至于“朱子之根本精神”一文，认为“即物穷理”、“致知格物”为朱子伟大精神之表现，中国思想界自惠施以后，朱子占最有精采、最光荣之一页。吴其昌阐述朱子之学说，还不忘发扬其“治学方法”：“问书当如何看？曰且看易晓处，其他不可晓者，不要强说，纵说得出，恐未必是当时本意。”“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吴其昌对宋代学术用力最深，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搜集、考证宋代史料，“于两宋政治之隆汙，学术之嬗衍，文教之升降，尤为尽心。即其间之名物、制度、人士、典册，最之易忽略者，即叩之无不了辨如响”。注重考证，让吴其昌亦觉得撰写哲学史的先决条件是精密地考定哲学史料，“否则捕风捉影，高谈玄虚，一若倭邦坊间所售之《中国哲学史》等，将遗后世通人以‘瞽说’‘枵说’之纠焉”。吴其昌后半生执著于甲骨文金文研究，其治卜辞金文向为世人所推重。其《殷虚书契解诂》从罗振玉所辑《殷墟书契》中选取了255片甲骨所载文字，进行字斟句酌的考释与分析，极富创见，当是吴其昌的代表作之一。学者董作宾对此作大加赞赏，认为：“吴其昌先生作《殷虚书契解诂》，旁搜博证，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工力之勤，为并世治契学者所不及。在《解诂》中发明的新义尤多，‘雍己’之认识，即其一端。近来理第五期祀典，由先祖的系统，更可以很切实的考定‘雍己’在五期背甲卜祀的位置，为吴氏一有力之证。”在对甲骨、钟鼎彝器上的文字、铭文进行考定的过程中，吴其昌不仅注重考察文字发展之演变，还留意弥补古代典籍中所缺之史、证实古代典籍中的相关记载，以及相关制度之沿革。《金文历朔疏证》一文中，吴其昌指出：“考宗周史料，最古最真最可为要者，莫如彝器。”“欲考宗周一代文献故实，彝器文字当居首位。”潜心于学术之中的吴其昌，并非不问世事的书呆子。他撰写的《宋代学生干政运动考》，歌颂宋代太学生之勇于“干政”，写下这样的话：“今日号称民主立宪，在原则上人民为执政主人，执政为人民公仆。试问今日执政者之行动，个人自由，姑置不论，关于全国大政者，人民可得而干涉顾问之否？遑言学生！在昔日，则学生可以干涉皇帝。在今日，则主人不能顾问公仆。想无论何人，皆当有无限今昔之感也。”作为梁启超亲传弟子，吴其昌的《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梁任公让吴其昌为清华国学院推举良师，吴其昌代达诸同学意，推章太炎先生、罗叔言先生，先师欢然曰：“二公，皆吾之好友也。”而后吴其昌见章太炎传任公先生语，章先生捻其稀疏之须而笑：“任公尚念我乎！”其回忆尤真切动人，神情风采，栩栩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