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

刘子健先生1988年的汉学名著。提纲挈领，启发很大。用这个视角对话“唐宋变革论”是很好的思路。不把两宋看作一个整体，给出了新的史学实践，对论题的切入方式也很精准。相似的，包弼德（Peter Bol）也把论题聚焦到了思想文化转型上，但却是更详实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宾州学派的郝若贝（Robert Hartwell）、韩明士（Robert Hymes）、韩森（Valerie Hansen）、柯胡（Hugh Clark）等人补充了刘子健只关注两宋文化和政治差异的论述，进一步完善了“南宋开创晚期帝制中国”的论点。在这个脉络下发展出了“宋元明过渡说”。 “本书力图将政治与学术二者的发展交织在一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要为理解学术潮流的涨与退、关键人物的起与落提供一幅前所未有的政治背景图画。” 然而，对于“中国转向内在”如此宏大的命题来说，本书在材料和论证上则显得过于单薄了。我对该著的主要论点有以下疑问：（1）如果南宋已降，“中国转向内在”，那么，相对唐来说，北宋何以是外向的？（2）如果高宗朝的集权是“中国转向内在”的主要原因，那么，如何解释北宋孝宗朝的集权化及其与思想界的关系？剑桥宋史详述了孝宗朝的集权努力，并认为明清专制集权可以追溯到孝宗朝；（3）新儒家积极投身的“乡治”和“乡建”，是“外向的”还是“内在的”？（4）新儒家是否真的对国家政务缺乏兴趣（黄宽重、包伟民）？当“内圣不能开出外王”时，是否就意味“外王”不再是理论的目标？（5）如何解释中晚明的思想界与张居正改革？ 最后，尖锐的问题意识，背后是沉重的现实关怀。冷暖自知。

—— 刘子健先生的《中国转向内向》写于1988年，于2002年由同为宋史研究者的赵冬梅女士翻译引入国内。这本书被史学界誉为宋史研究名著。刘子健先生在这本书中提出，不应该将北宋和南宋简单视为整体。“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搞清楚发生在两宋之间的这一变化，有助于我们理解何以中国。 赵宋立国起于“陈桥兵变”，对于武人的防范贯穿了两宋。北宋虽经“杯酒释兵权”，但皇帝从未放松对武人夺权的警惕，再加上长期存在的军事压力，导致北宋的士大夫阶级反而有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这就是所谓的皇帝与“与士大夫共天下”。 北宋的基调是蓬勃向上的，经济、文化、科技等等都处于一个不断攀登新高峰的状态。著名的王安石变法，证明了这个王朝对于强大的追求。 对于士大夫阶层来说，北宋的倒下应该是一场惊魂之梦。之前的烈火烹油、繁花着锦，仿佛都是为了衬托这场崩塌的悲壮。士大夫的形象也与王朝一起坍塌了，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落井下石、见风使舵、首鼠两端，所有的道德原则都被抛弃。王朝与道德的幻灭令幸存下来的人瞠目结舌，何以如此？何至于此？ 惊魂未定的南宋士大夫们发现，皇帝似乎也变了。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大，高宗治下，换宰相如同走马灯，夹在皇帝与军头之间的士大夫被挤压的喘不过气来，他们必须得做点什么，改变这一切！ “形形色色违背儒家道德的行为叠加在一起，引起了强烈震荡，使得信念坚诚的儒家知识分子们不断感到道德愤慨。他们相信，要想拯救这个国家，军事防御是必要的，但仅有军事是不够的。首先，这个社会必须是值得拯救的，然后，社会便会实现自救。在他们看来，惟一的出路便是道德重建。” 其实道德保守派与变法派在某一点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拒绝保持现状，强烈的追求改变！ “早期的变法派和新儒家之间却显然具有某种意味深长的共通之处。这两个群体都希望发生根本性的改善，都致力于以一种彻底的姿态重建现存秩序。而对于什么是应当重建的、向哪个方向努力以及怎样进行重建这类问题，两个群体却意见相左、看法冲突。” 变法是必须被批判的！“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若是果真如此，士大夫的道德崩溃似乎也完全可以接受；若是果真如此，皇帝当然可以为所欲为。只有强调道德神圣不可侵犯，强调儒家传承千年的秩序神圣不可侵犯，才能重新找回正道人心，才能试图将皇权放进一个可控的藩篱之中。 一番兜兜转转，宋理宗接受了理学。一来，金朝占领了中原，很多儒家的主张开始在金朝施行，必须打造出一个理论高地来证明自己才是意识形态的正统。二来，虽然理学试图以“理”来对抗、限制皇权，但理学对于秩序的强调，非常有利于王朝的统治。 于是，理学（新儒家）成为正统。 刘子健以“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来对此进行评价。从此以后，儒家陷入教条主义，不重事功实用，一味迂阔虚文。看一看明末那些道学先生，为道德而道德，道德却终于只能成为一块遮羞布。 对于这一切，王安石是有责任的。他的“三不足”，让我想起尼采的“上帝死了”。王安石杀死了上帝，却没有为士大夫找到新的归宿。他的后辈们丧失理想，贪腐倾轧，蔡京追求丰亨豫大以致让宋徽宗丢了江山，王安石绝非毫无责任。 面对山河破碎，肝胆俱裂的士大夫们发了疯般要找回“上帝”。王安石先生，你可曾想过你这个拗相公的莽撞，将导致一场文化的转向。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文明的悲剧。新儒家在形而上学方面达到的惊人高度，并不能掩盖最终的失败。想到那个杀死恶龙的英雄最终也会变成恶龙的神话，新儒家试图将皇权限制在藩篱之内，最终却变成了一堵捍卫专制的高墙！ 这是一场理想主义者的悲歌，“他们从失败的改革、破落的官学和王朝灾难的残骸上站起来，向着更美好的生活破浪而前。”却不知自己正在为这个文明绑缚上一道道锁链，“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由此发生了永久性的转变”。 一声长叹，无比惆怅。感谢刘子健先生。

本书再次颠覆了我以往的认知，曾以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萎缩始于明初专制的极度强化，现在意识到，这转折点实际藏在宋代理学的发端里。 儒学的轨迹本有另一番模样，汉儒以“大义凛然”立世，李膺、杜密、范滂等虽死不亏名节；魏晋乱世中，儒学式微，却仍有士人守着“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傲骨；唐代虽佛道盛行，韩愈“文以载道”的呐喊仍透着担当；到宋代，程朱理学、象山心学与事功学派并行，朱熹论政敢斥“君主私意”，陈亮力主“义利双行”，儒学尚带着进取的锐气。 可这锐气自理学占据主流后渐失。明代君主专制空前，虽有儒生不畏身死立志匡扶社稷，却已是强弩之末；至清代，儒者竟集体沦为“奴才”，乾嘉学派埋首训诂，避谈时政，连顾炎武“天下兴亡”的余响都被消弭。 这或许是儒表法里的所谓“正统儒学”的自然衰老，而也不能否认理学埋下的隐患。二程、朱熹或许绝无助纣为虐之心，但其“存天理，灭人欲”将“理”绝对化，把伦理纲常上升为宇宙法则，恰恰为后世君主提供了“以理杀人”的统治工具，便于帝王将其魔改歪曲。自理学定型至帝制时代“终结”，七百年间，儒学从“从道不从君”的风骨，蜕变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跪服，理学发明者无意间锻造的，意在约束君主、倡导求得自省的武器，终成儒学最沉重的枷锁。

陈寅恪先生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文化的盛衰反眏国家实力的盛衰。文化的转向，也影响着政治方向。由内在，保守，封闭，自省而丧失创新活力的文化趋向，也预示了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也趋于封闭、落后。两宋时期，被誉于中国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时期”。而继两宋之后，处于“黑暗时代”的西方却逐渐酝酿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自此开始，中西方文化发展呈现出的:中国由盛转衰，西方却逐步实现“再生”与“复兴”的气象，也十分清晰的反映了中西方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命运。

没有看完就弃了，按说是没有资格写点评的。不过我想了想，读完的人是读者，读一半的人难道就不是读者了吗？所以有什么不敢说的呢？ 其实我还是比较赞同“中国在两宋之际转向内在”这个结论的，因为平日里读书的观感与这个结论呼应得上，北宋的士大夫好像是更开朗一些，更敢于发言一些，而南宋的士大夫在气质上则比较内敛。加上之前我也正好看过虞云国先生写的《读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觉得里面有很多精彩的见解，所以对这本书一直心驰神往。 不过真的读完几章后，我却有点不太敢看下去了。 一是因为论断太多而论证过程太少。或许有些问题对于作者而言是常识，但对我而言，如果论证过程太少，我就会怀疑结论的真实性。一怀疑结论，我就要去查相关的资料，那么整体看下来是非常累的。就像虞云国先生所言，这位教授非常擅长做大判断，这当然是一种褒扬之词。不过我自己觉着，大判断其实是最不好做的，一不小心就会流于空泛。水平最低的人和水平最高的人，往往喜欢做大判断，而这二者之间似乎并没有一个中间地带，99分的人可能做的和10分的人一样，所以我在看到一些断语的时候，总不免要怀疑这个、怀疑那个。 二是因为有些内容确实给我一种牵强附会的感觉。比如第一部分第二节的“宋代学术”，按照我的理解，作者似乎是要展现文学、经学和史学在两宋之际有所转变的具体表现，并论证这些转变属于一种内向性的发展。但读完却觉得，这三节当中可以被视为转变的东西其实非常少，更多是关于宋代整体在文学、经学以及史学上的一些表现。南北宋之间的不同，大都被拿来做内向转变的例证，可是这里面的一些观点和因果推导，也不太容易让我接受。例如，作者认为北宋的经学研究令人耳目一新，而南宋解经的质量开始下降，但又想到南宋的《诗经》研究比北宋要更可观一些，所以说南宋“在表面的数量膨胀之下，却是经解质量的下降”，说南宋的《诗经》研究不够权威。可是我总觉得，这样的判断是不公正的。因为从数量上讲，北宋与南宋相比，已经落了下乘，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说北宋的经学研究是更好的，那就应该拿出几部质量得到公认的北宋解经著作，不然怎么证明这一时段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呢？说南宋的《诗经》研究不够权威，这句话实际上是在跟前代所有的《诗经》研究在相比，可是我们不是在看两宋之间的变化吗？另外，作者认为南宋学者重视《诗经》，是因为诗和词的发展，可是诗词并不是在南宋时期才达到巅峰的，为何南宋之前没有引发人们研究《诗经》的兴趣呢？所以我猜想，大概作者也没有办法在这么有限的篇幅里去解释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不是本书探讨的重点，所以勉强说是因为诗发展了，所以《诗经》研究也发展了，但也明白诗在唐代便已至极境，所以再拉上一个词，好歹宋代是创作词的高峰。虽然这样又会引出一个新问题，为什么《诗经》研究不在五代或者宋初就有比较大的新发展呢？ 三是因为一些叙述上的小细节。比如写“1069-1085年间武断的变法”，这里为什么不直接说王安石变法呢，还是说，作者的这种表述不仅包括王安石变法，还有别的东西？我就会想很多这样的事情。再比如，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几种君主政体的运行模式，但是对于官员只能从旁赞助的政体、专制政体、独裁政体之间都有什么差别，也没有实例说明。也不知道原文就是这样，还是翻译的缘故。 一般来说，一本书要能引出很多疑问，那也是好书，但是我的疑问太多了，甚至产生了迷乱的感觉，所以还是不读为好。之前看虞云国先生的读后感时，感觉还是很受启发的，所以我想，水平比较高的读者看这本书应该还是不错的。

有人在宋代观察到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洪流，因为宋代生活的许多特征都与几个世纪以后近代欧洲的发展相类似。 在宋代中国，人口在10万以上的城市有两打之多。当威尼斯和巴黎还只有10万居民时，北宋首都开封就已经拥有100万人口，而南宋首都临安的城市人口则达到150万。更重要的是，开封、临安以及其他大城市是活跃而开放的，商业、手工业和娱乐业欣欣向荣，儒、释、道三教的活动和节日并存，纸币在流通，印刷术（尽管还不是活字印刷）使书籍变得容易获得和相对便宜。生活优裕的士大夫与劳动阶层比邻而居，朝夕相对。官员、商人、香客和流浪艺人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旅行，将市民文化传播到乡村，返乡过节的工人则把最新的流行带回家乡。尽管只有少数商品已经形成全国性市场，多环节的供应渠道却已经使得大米、茶、丝等商品形成了地区间和地区性的贸易市场。 与市民生活同等重要的是农村生活，宋代经济的基础是农业，是当时世界上最高产、技术最发达的农业。早熟水稻良种的推广使得同一地块上的一年两熟制成为可能，而与此同时，欧洲却仍然盛行着落后的二田制或三田制，每年都有一半或1/3的可耕地处于抛荒状态。灌溉用水车以及水动的给水、排水、脱粒、碾磨机械的发明使中国的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加之大约人均两英亩的可耕地，所有这些使得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农业国。制造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瓷器等优质商品的制造方面，许多工序是在拥有500名雇工的工厂里完成的，这些工人按照一定的劳动分工工作。 所有这些关于宋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听起来的确相当“摩登”，因此，此期有时又被贴上中国近代初期的标签。然而，这种观点却不无漏洞：宋代中国之后，既没有持续的近代化进程接踵而至，以后也没有出现近代化的发展。近代化的外表之下，却自相矛盾地生长出顽固的传统。那些可以被描述为近代特征的东西，凝结为一种顽固的文化类型，它们继续发展，但不是扩展成为新的思想和技术，而是不断地自我完善。 尽管出现了商业主义的抬头和经济的不断扩展，士大夫们却仍然瞧不起商业和制造业，而更愿意追求经典教育和仕途。首先是政府作为团体，其次是官僚作为个人，构成了商品的最基本消费者，而两者都无意推动商业的发展。相反，当时势艰难时，他们强调节俭，重申儒家对于父系家族集团的重视，以此来促进人际互助。族规家范重新强调祖先崇拜的礼仪和儒家关于家庭的实际责任，其理由正和数百年前这些观念被首度表述出来时相仿佛，那时处于贵族社会中的人们渴望通过建立人际纽带寻求安全感。 造就宋代中国种种变化的，与促使欧洲最终迈入近代化的，是全然不同的环境和力量。宋代中国既有新的创造，也有对既定观念的革新；既有对新领域的开拓，也有对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建，所有这一切都以独一无二的中国道路行进。简言之，精英文化在发展，但其发展限定在固有的范围之内，其创造力遭到了抑制。正是在此意义上，本书认为，从12世纪起，中国文化在整体上转向了内向化。 在西方，地理大发现激发了欧洲的扩张，世界历史进程正在发生转向；而中国人却继续以其独特的方式延伸着其独有的文化。直到20世纪，宋代汉人生活中最富特色的东西仍然清晰可辨。从宋朝到20世纪的曙光初露，中国——作为工业时代以前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帝国——一直保持着以农业为主的新传统主义特点，繁荣兴旺。不管怎么说，国家权力始终处于传统中国舞台的中心。中国文化的命门存在于政府和意识形态（政教）当中，其混合体决定着其他一切，包括经济领域。作为意识形态中的官方正统，新儒家不管怎么发展，都无法重塑或改变这个政治—文化的混合体，或者将权力的亚文化转变成为伦理道德的亚文化。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日益拓展的贸易、重商主义的张扬和正在发展的城市化，也不能促成这一变化。汉文化绵延不绝，但绝非静止不变。这是历史的大轮廓，它传递着某种真实。 最后，让我们将对新儒家的同情延伸到他们的现代继承人身上，这就是今天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科学家、技术专家、官僚、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等等。现代国家体系接掌了那个政治—文化的混合体，组织严密；而他们存在于体系之外，分散而无组织，除了服务，别无选择。在痛苦中，他们同样应当受到同情。

——过度中央集权和追求稳定带来的“负外部性” 刘子健认为将北宋与南宋视为一个历史时期可能是一个陷阱，他分析北宋与南宋有着迥然不同的面貌，北宋有着与前朝一样锐意改革、发展创新的精神面貌，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 宋朝皇帝人均端水大师，在宋代之初，中央集权就已十分显著。这个职业军人出身的开国皇帝，为解决统治集团内部军人跋扈骄纵的问题，为不使他们再有篡夺政权的可能，搞了个自认为一劳永逸的法子，解除开国元勋的军权，提拔了一些资望较浅、容易驾驭的人继承了他们的职位，从此以后“兵无常将，将无常师”，开启了宋朝文官统帅军队的“祖宗之法”，致使宋朝时期军队疲弱，无力抵抗外辱。 神宗即位之初，耳闻目睹贫弱的困境，主张变法，招来王安石，君臣二人一拍即合，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项目上马，实行变法。老王刚直啊，先给赵顼敲了个警钟，“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所以老王没朋友，在朝廷的核心里没有多少拥趸。 前期神宗也确实对王安石颇为信任，而宣仁太后和宦官们都告诫神宗要提防王安石，加上看到因变法带给百姓的沉重负担，神宗开始对变法产生疑虑，暂停有争议的举措。神宗死后，反变法派卷土重来，打压变法派。然后风水轮流转，后变法时期，蔡京上台，变本加厉的政治报复反变法派。 刘子健认为王安石变法充满了官僚理想主义的美好，中国这个官僚制国家，王安石即使不够伟大，也确实杰出。但北宋末期的腐败，地方官僚行政管理的恶化，百姓的民不聊生，老王还是有责任的，王安石变法给滥用和操纵权力者创造了更多机会。 但反变法派抨击各项改革措施毫无价值、不合时宜、不道德时，也同样拿不出有建设性的方案来解决次官僚制的弊端。各种类型的官僚群都由于君主集权强化而趋于“同一性”了。 到了宋高宗时期，这位老哥端水大师的典范，乱中继位，经历丰富，危机时刻，为了逃命，海上漂了个把月。这边用岳飞抗金，那边用秦桧负责对金媾和。为了求得平安，连脸都不要了，向金人称臣，只求偏安杭州。儒家士大夫，投降的投降，投敌的投敌，将自私的求生欲望摆在官员的责任和个人的名誉之上。 他走马灯般频繁易相，乾纲独断，宰相成了牵线木偶，官僚们无话可说，政治倾向于绝对独裁的君主专制权力。他认为如今这般惨淡，都是王安石的错，“帝国的乱亡其实从王安石就开始了”。老王成了众矢之的，纷纷抨击他的儒家理论，高宗更是指责王安石“心术不正”，所作所为既不恰当，也非正统。此后，任何略带变革色彩的建议、一切机构改革都将遭受“背离儒家”的责难。原本就没了主意的儒家士大夫彻底哑火，通向改革大道的门被重重地关闭了。 儒家历来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特质，肯定是我们的方法出了问题，这些饱学之士开始闲居不仕，将注意力转向思想、哲学和教育，妄图通过思想教育，着重于修身和自省，培养贤人，从内部改善政治体制，赋予政治体制新的活力，从旁来指点江山。然而哲人终不是王，皇帝几乎不与任何官员分享权力。 最后，他意有所指的说：“让我们将对新儒家的同情延伸到他们的现代继承人身上，这就是今天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科学家、技术专家、官僚、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等等。现代国家体系接掌了那个政治—文化的混合体，组织严密；而他们存在于体系之外，分散而无组织，除了服务，别无选择。” 总觉得这段话有些不可言说…

2022·66 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 By 刘子健 要破解书题，首先要知悉两个事情：宋朝知识分子曾经做过何种外向的开拓吗？转为内向是指哪些方面？ 此书应对另外一本《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和北、南宋在历朝代的特殊地位而生。 宋朝赵官家，亦如任何朝代，为了维护自身长治久安，经由士大夫阶层牵引，做了很多“建设性”的工作。 例如尊重言官，保护民权，文武分治，商贸繁荣等等。 但这些成果，都敌不过一个事实：如此以仁政自居的朝代，还是被北方“蛮族”（以赵宋朝视角）掳掠打败。 而身为万世师表继承者的儒家士大夫阶层，不但没有（能力）担起救社稷于倾倒，更有不少临阵倒戈叛逃。 南宋一朝，之前醉心于儒释道融汇的士大夫，能站出来为赵管家抛头颅的，出人意料的少。当然，这不是批判什么：人性禁不起诱惑与胁迫，所以刘子健这本书只是在分析士大夫，在南北宋朝代变革之际，发生了什么样的，想法上的变化，以及延伸到今，依然可辨的思想轨迹。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往往坚持高过宗教标准般的信念道德，又在世俗人情政治斗争中耍尽手段。这可以是两个水火不容的群体，也可以是同一个人的阴阳两面。 专制官家利益之下，儒法释道，都不过是工具而已，这书不只是写出儒家内向发展的时间节点（也是一说），更是为千年以来的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路程，作根本的剖析。是工具人？还是领路人？各说各话，或者说是常以为是领路人，其实不过是工具人，就是书中所述的“代理人”。 无论是士大夫阶层自己，还是他人(君主与民众)，都有“才”与“德”的期待。而且偏重“才”，还是“德”，一度也是宋代变法与保守派的争执焦点，这种矛盾与争执延续到各朝各代官僚体制的反思当中，直到白猫黑猫的出现。 宋朝新儒家希望改造理想体系，从而影响他人:特别是君王，是一个时代的理想，也是不同时代理想的不同版本。政治和思想，经济与思想，都是相辅相生。一个时代必然会有与之配套的整体环境，这个环境中的个人即是建设者，也是承受者。唐宋时期的士大夫也好，贩夫走卒也好，做出了与之相对应的行为（反省或内向）。 在追求“德”的道路上越走越深，是转为内向的标志。与之对应，则是在“才”的方面，有意或无意淡化。 历史的进程就是这样，不会是一条曲线，参阅其他书，看到宋朝已出现，对比如今是进步的思想或措施，历经元明清，反而退步了。原因很多种，新儒家的知识分子相机行事，因势而为也是其中之一。 但对此，无人可以站在道德高处指摘什么，读完也只能赋予深深同情。 现世代拿着手机上网的人，阅之思之，若有所悟，也是人类思想之光投射的余晖。 读书有意义，思考有意义，生活也有意义。

《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从开放到内敛的精神轨迹 当北宋的使臣还在丝绸之路上传递着异域珍宝时，南宋的文人已开始在后院假山上堆砌"壶中天地"。这本书犹如一部精密的文化CT机，透过两宋之际的政治剧变，扫描出整个民族精神世界的结构性转变——那些看似微妙的审美偏好转移，实则是文明基因的深刻重组。 作者对"文化内向性"的解剖堪称外科手术式的精准。从汝窑天青釉的收敛光泽到米芾书法中突然增加的藏锋，这些艺术语言的变异背后，是士大夫阶层对"完美"定义的集体重构。书中对比的《清明上河图》与《千里江山图》尤其发人深省：前者毛细血管般密集的市井细节，后者程式化的山水符号，暗示着知识精英的观察视角从人间烟火转向了内心图式。 最惊人的发现是对理学兴起的新解。当朱熹在武夷精舍将"格物"解释为"穷究事物之理"时，作者犀利的指出：这种转向内心的认知方式，实则是失去北方疆域后，知识分子对现实无力感的代偿机制。那些日益繁复的茶道仪轨和花鸟画构图法则，本质上是在建构一个可控的微观宇宙——当外部世界变得不可掌握，宋人转而成为精神庭院里的绝对主宰。 如今在杭州的南宋御街遗址旁，游客们仍能感受到那种克制的优雅。正如书中解析的西湖十景命名逻辑：每个景点都强调框景视角（如"雷峰夕照"需在特定位置观看），这种对观赏行为的严格规定，恰是文化内向性的空间隐喻。本书最终揭示的悖论令人深思：宋代文化巅峰的精致化进程，与其说是文明的成熟，不如说是面对外部压力时，一个民族转而将创造力投向内部的自我保护机制。

宋代中国，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其实都仰赖皇帝的决策。只不过到南宋，权力更加集中在皇帝个人身上。士大夫们意识到，政治必须从皇帝的教育开始，别的都是其次。这正是为什么新儒家朱熹会教导新皇帝治国在于齐家、齐家在于修身、修身依靠正心诚意，皇帝必须正其心，诚其意。他们不赞成政治、社会领域的彻底改革，所主张的改革也只在哲学这一领域，他们相信只有成功地建立了道德社会之后，才有可能给国家注入新的动力。新儒家转向了内在，士大夫们也专注修身，在固有的圈子里自我充实。从南宋中叶开始，这种观念成为最主要的文化和思想浪潮，并持续了几个世纪。 北宋王安石和新儒家的区别也在于此，前者主张制度变革，后者主张哲学定位，希望建立一个具有自我道德完善能力的社会。这是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转向内在——机构改革派和道德重建派之间的冲突改革派更相信行政力量，而道德重建派则更强调可信赖的人品。用儒家话来说，就是“才”和“德”之别。 而王安石变法，虽说希望在文化、经济和政治领域进行激烈的制度改革，但变法的目的也在于为神宗朝庭聚敛收入，并且向农工商开刀。 历史书读得少，这本算是不错的讲两宋的读物，但真实历史是怎样的不得而知，像作者说的，历史事实纷繁复杂，任何一种单一的分类体系都不足以概括全貌。看历史事实的视角应当是多元的，从一个角度到另一个角度，在每一次角度转换中形成自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