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

林德尔·戈登的《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 在阅读了艾略特的诗集《荒原》与《四个四重奏》后，为加深对艾略特的进一步了解，阅读了林德尔.戈登的传记《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对传记文学，睿文仅有一个粗浅的阅读经验，并未有一个厚积薄发的阐释，早年在阅读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传记时，已淡忘了作者是何许人，只所以说淡忘，也许是主观上的刻意，因为那样平淡如水的描述，着实令人不忍卒读，而林德尔·戈登的这本传记里，以其细腻的笔触、深刻的思想、信息量过载的文字描摹了艾略特不完美但也不平凡的一生，她以女性作家缜密的思索，刻画了一个精妙入微的艾略特的形象。 以文学传记类作品从事创作的作家有如过江之鲫，但跃龙门者凤毛麟角。而林德尔·戈登曾为亨利·詹姆斯、弗吉尼亚·伍尔夫、夏洛蒂·勃朗特等著名作家撰写传记。而这本跨越二十年而成就的《艾略特传》，更是以其深刻、可靠、准确和引人入胜，被广泛认为是英语世界最重要、甚至伟大的传记之一。在这本书中，戈登对艾略特的文学作品及他的生活事实，诗人的内心世界，情感波动等都赋予了同等程度的重视，并认为，艾略特的生活与作品是紧密相连，彼此互为依托。所以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的不是根据时间线按部就班的生平叙述，而是沿着艾略特的创作年表逐步展开的书写。艾略特的一生，是按照朝圣者的范式去生活的。 从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诗人更想成为圣徒的人，却因为无法成圣而成了伟大的诗人。从青年时代起，艾略特就将奥古斯丁、但丁这些宗教传统中的圣徒视为人生楷模。正如他在笔记中所写下的，他诚心地希望自己的人生可以被归结为一个主题，那就是“朝圣”。终其一生，艾略特都用严苛的道德戒律要求自己，他禁欲苦修、孤独避世、坚持斋戒，渴望像圣徒一样拥有谦卑、圣洁、苦行、守贞的品质。也希望像他们一样，在绝境或地狱里经受黑暗的考验之后，终能受到接纳，沐浴圣光。他的职业选择、对诗歌艺术的执着与奉献、在爱情中的抉择，都是沿着这条“朝圣之路”向完美迫近的努力。艾略特将自己看作上帝的潜在选民，他最向往的是一种避世隐修的生活。然而，当环境的动荡、生活的困窘、婚姻的不幸使得这一希望受挫时，他便转而追求另一个目标，去成为上帝的工具，通过诗歌向读者发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的《荒原》直指现代西方文明中的精神废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用《四个四重奏》为战火中的英格兰点燃希望的火种，为苦难中的人们带去抚慰；在战争之后，他成为享誉国际的公众发言人，被人们奉为“二十世纪的道德良心”。但在个人生活中，艾略特却跌入心灵的地狱，长久地背负着道德的重负。他的第一任妻子薇薇恩·海伍德脾气乖戾，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而他的冷漠逃避，又进一步导致了妻子的精神崩溃。后来，在明知道抽身离去无异于对薇薇恩判处死刑时，艾略特仍然选择了离开，任由她被送进精神病院孤独终老。此后的许多年里，艾略特都在为自己在这段婚姻中的罪过忏悔赎罪。也因此，他对等候他多年的初恋情人艾米莉·黑尔关上了心门，也拒绝了一直照顾、守护他的红颜知己玛丽·特里维廉的求婚。艾略特诚心希望通过苦行洗净自己道德上的污点。但他并不把自己看作是在地狱万劫不复的普通人，而是像奥古斯丁、但丁一样的朝圣者。在遍历了万恶的深渊后，终能作为奇迹般的例外从另一个出口出来，攀爬上炼狱的高山。这对于他来说或许是英雄式的勇敢之举，但对于一直为他付出的艾米莉和玛丽来说，则是深重的伤害。艾略特曾以“太迟了”、“不再需要爱人的陪伴”这些理由，切断了自己和艾米莉的爱，也拒绝了玛丽递上的爱情。却又在晚年欣然接纳了自己的秘书瓦莱丽的爱，并很快就和这位比他年轻将近四十岁的女人结了婚。这场令人始料未及的婚姻，让艾米莉与玛丽的余生都停留在遗憾与不解中。但对于艾略特来说，第二次婚姻却异常美满，无异于一次重生。所以一切都没有太迟，他也仍然需要并且享受爱人的陪伴。这前后矛盾的人生选择，不仅令艾米莉和玛丽难以释怀，也令读者感到迷惑。艾略特从不按常理出牌。他鲁莽的第一次婚姻震惊了他的家人。他在1927年皈依宗教，震惊了他同时代的人。而1957年，他对爱情的接受也震惊了青年一代的仰慕者。事实上，艾略特的一生充斥着各种矛盾。在公众面前，他是受人敬仰的知名作家，风度优雅的英国绅士；在私底下，他是讳莫如深的隐士，固执地将所有人挡在书房门外。他毕其一生遵循传统的宗教信仰，虔诚地过着苦修生活，他渴望像圣人一样拥有完美的心灵。而在世俗生活里，他又长久地跋涉在善与恶之间的灰暗地带。当我们跟随着戈登的视角，从艾略特的内心逼视他的自身成长与时代变幻，也许就能对这位二十世纪的伟大诗人有更立体生动的认识，也能对他所做出的人生选择有更深的理解。作为读者，无论是否喜爱诗歌，也无论是否对诗歌抱有兴趣，都将会被艾略特的故事所打动。他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所展现的勇敢与执着，缺陷与疑虑，也都能让一切过着不完美人生的我们找到共鸣。

这本书不像一部诗人传记，谈论诗歌的部分少而含糊，谈论较多的是他的戏剧，这些戏剧我全没读过，读起来隔阂感很强。谈论戏剧的目的也不是讨论其文学意义，而是从中揣测艾略特对于自身经历的内心感受。书中谈得最多的是他的情感经历。艾略特一生有四个重要的女人，第一任妻子薇薇恩，因为多病和滥用药物而变得神经质，给艾略特带来极大折磨，初恋情人以及长时间的亲密伴侣艾米莉·黑尔，为他放弃一切，默默陪伴等待他从婚姻创伤中恢复（艾略特对这两个女人都充满内疚，但终于抛弃了她们）。虽然爱上他但是为了照顾他古怪性格始终以朋友身份陪伴他的玛丽·特里维廉，还有在所有人以为他无法承受婚姻生活时，突然和他结婚的秘书瓦莱丽·弗莱切（小他整整三十八岁）。艾略特的内心是如此隐秘，以至于这部传记就像是以四个女人为镜子反射出来的倒影。普通人着实难以理解艾略特在情感生活中的选择，只能从这倒影中窥探他紧紧闭锁的内心世界。艾略特有浓重的宗教情结，他身上综合了“天主教的秉性、加尔文主义的传统与清教徒的气质”。这使他成为了一位也时代保持距离的精神隐士，对现代性包含的种种罪恶与堕落深恶痛绝。他自身的矛盾为他的诗歌提供了血肉和养分，这种矛盾，按照作者的总结，就是“一个比起成为诗人更想成为圣徒的人，却因为无法成圣而成了伟大的诗人。”

非常震撼的一部人物传记！林德尔·戈登让艾略特这位想成为圣人的诗人，带着他的才华和执着，带着他的缺陷与怀疑的不完美的一生一点一点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宗教、情感、创作，是贯穿诗人一生的主线，它们交织在一起塑造了他一生的命运。他从原生家庭和宗教的抽离，他对亲密情感搅乱他成为诗人路上孤独的惧怕，他在《荒原》和《四个四重奏》中穿越时空的呐喊，像一部交响曲带他走向结束就是开始的人生尽头。 2020初，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艾米莉·黑尔逝世50周年后公开的27年间1131封书信，让作者期盼的时刻终于到来，也让艾略特一生的挚爱（只消一眼便看到了她的灵魂）从幕后走向前台，可惜在60年前，艾略特把另一半艾米莉写给他的书信销毁了。诗人的做法让人不解，他对艾米莉的终身愧疚让人唏嘘。艾米莉帮助她走出了第一任妻子薇薇恩的噩梦和阴霾，却没有把自己对他的爱转化为婚姻里的守护，同样命运的还有玛丽，他让她以为自己会是他的婚姻伴侣却在他再婚前才惊愕地发现自己的出局。或许，诗人害怕长久陪伴亲密相处后婚姻关系再次成为噩梦，也或许他需要这些深受情伤的女人反作用于他的这些情感回声去完善他的作品；他对情感关系的暧昧不明让艾米莉和玛丽困惑不已，这位诗人占据了她们的情感内心却无力给她们安全的港湾，因为他更想成为一个隐士，在孤独的制高点嘲笑世人的庸俗。 然而，谁的一生又是完美的呢？ 作者反对“巨细无遗”的传记，强调传记与小说讲究叙事的分寸与艺术，以及驾驭并组织繁杂生平材料的能力。她追求文学类传记的意义：重现一个创造出伟大作品的人格背后真实的生活，以及隐于作品背后，又往往被细碎的生活细节遮蔽的，艺术的能量。读过全书，的确惊叹于作者的驾驭能力，从巨细无遗到抽丝剥茧，作者仿佛带读者走进了艾略特的生命和灵魂。 许小凡的翻译让作者对艾略特的解读接近原汁原味，功力匪浅。

第一，艾略特出生在美国，但后来加入英国国籍，成为英国诗人，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的生命中有四位重要女性，艾米莉是他青春时爱恋的少女，他们在中年时又重逢；薇薇恩是个精灵般的人物，也是艾略特的第一任妻子，但两个人的婚姻给彼此都造成较大的痛苦。艾略特觉得自己老了，不会再结婚，但68岁时他娶了秘书瓦莱丽，这让苦等他二十年的艾米莉很伤心。此前，他与玛丽也有深厚的友谊，玛丽一直担负着这位诗人的守护者角色。 第二，艾略特一生中的公共形象都很严谨，他穿三件套，戴礼帽，一直都以职业经理人的态度对待工作。但在内心里，他是一个一直在推敲用词的诗人，他的《荒原》及《四个四重奏》，创作时间都有六七年之久。《荒原》写大城市中的阴郁气氛，写中产阶级社会的荒凉感及其美学和精神上的干枯。这是现代诗与浪漫主义诗歌的分界线。 第三，艾略特的诗不好懂，其中的宗教经验及语言，给读者造成很大障碍。我们不一定非要读懂艾略特的诗，但我们应该注意，不要让自己的语言空洞、陈腐、堕落。磨砺自己的语言，就是磨砺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读诗，会让我们对语言更加敏感。

T.S.艾略特（1888-1965） 20世纪英美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人和文学批评家。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纽约客》专栏作家路易斯·梅南德评价T.S.艾略特：“一个比起成为诗人更想成为圣徒的人；却因为无法成圣，而成了伟大的诗人。” 被誉为“当今最优秀的传记作家之一”林德尔·戈登的第一部传记是学生时代的论文《艾略特的早年》（1977）。該书续集《艾略特的新生活》（1988）在诗人的一百周年纪念时出版。在上述两卷本传记的基礎上，戈登合二为一，重写出版了这本《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The Imperfect Life of T. S. Eliot 》（2012）。作者认为，“艾略特提起过一类时时刻刻燃烧的生命。他构想得出一种完美的人生，也坦承那样的人生无法为他所有。这本书考察了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的一生，那游走于他身上圣徒与罪人之间的深壑。”“我所希望的，是将艾略特的生平与作品相互对参，以理解这位精神的求索者所经受的试炼：他的缺陷与疑虑能让一切过着不完美人生的我们找到共鸣。”戈登这本历经二十年成书的《艾略特传》，是一本材料丰富、研究扎实的著作，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传记之一。 2019年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许小凡译本不錯！获得鲁迅文学奖翻译奖。 沒有人的人生是完美的，尤其这些天才，往往比普通人更具人格分裂矛盾虚荣的一面。艾略特的诗沒有读过。本传记耐心看完。感覺自己可以理解接受艾略特的不完美，尤其在感情和婚姻上的选择，他与法莱丽的第二次婚姻，给他一生划上了完美的句号。遗憾他完全可以坦誠面对艾米莉·黑尔和玛丽·特里维廉这兩位深愛他並具備善良独立坚強美徳的女性。不过太完美的人和人生都不真实，不存在的。还是命运給予什么就接受什么吧！

难评！写得可以，但是揣测太多，原因在于传记主人并不透明，也没有立传的意念。从种种概述，只看到一个懦弱、自私、隐藏阴暗面、沉重也虚伪的人。他说羡慕乔伊斯的自信，这我完全可以理解，感觉他为了避开羞辱和责任自己都有些认知失调了——一边说自己一直担责，一边逃开。伪人感太重。看完一千页感觉没懂多少。也许他朋友伍尔夫的传记更有阅读价值。晚期也没看他是否联系她了。我现在最不解的是这个疏远所有人的怎么得到这些女人的喜欢，全靠他演隐士，演亲密和深情？ 不懂。一个把自己的虚伪和软弱包装成诗人才情，包装成为了追求某种更大秩序、制度的人，连身边最起码的朋友关系都理不清，还在操心世界，他那些诗歌恐怕就只喂养了他自己的需求，把他的冷漠、不负责、恐惧都裹起来，披上精美崇高的外衣……。 我怀疑他对此极有自觉（因此才毁了艾米丽所有的信，在二婚前还和玛丽装亲密，晚年不允许自己的信件来往被公布）。结论是他的残酷靠这些自我合理化和自己都不敢承认的虚伪显露出来

💚读林德尔.戈登“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 林德尔.戈登(Lyndall Gordon)这本爱略特传记（The Imperfect Life of T.S. Eliot)写得相当有力度、深度和文采。作者把艾略特的生平和文学生涯轨迹、他的主要作品以及学术成就、人际关系等等都作了深入细致的挖掘与评析，并融会贯通之。作者尤其对艾略特一生在诗歌文学艺术和人文精神上的创新追求，条分缕析地进行了文学审美和哲学宗教层次上的考察及独到评论。 此传记特别有助于读者对艾略特主要诗歌作品的写作背景及个人与文学生涯变化的轨迹有个比较清晰的全景式窥探。 比起艾略特的皈依天主教，似乎还是庞德对宗教的态度更客观和精辟。人们求助宗教来解救精神危机，或减轻尘世苦痛，往往只不过找不到其他解药。实际上人生之苦或虚无，我们无法逃脱时间牢笼的束缚之宿命，原本就无真正的解药。— 你来过，看过，征服过，或失败过，无论荣辱成败，都是一场难忘的经历。生命还需要怎样的解救？永生或轮回，都不过是一种形而上的自我安慰罢了。 艾略特的书信文稿如果全部发表，估计其文学形象会轰然倒塌，或许因为他的极度精英主义、反犹主义和厌女倾向。就文学成就本身而言，艾略特的诗虽然意象丰富、用典博学，部分反映了一战后精神空虚堕落的时代氛围，其诗意节奏和感人程度方面，并非最上乘。总体印象其诗歌的构思布局比较干涩理性，学者化掉书袋严重。只有组诗“四重奏“特别才气横溢，艺术性和哲理性并驾齐驱。 难怪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对艾略特评价一般，认为美国诗人哈特.克雷的诗歌才气远在艾略特之上。可惜克雷英年早逝。 文章憎命达，愤怒出诗人。假如庞德是艾略特的诗歌领路人，与薇薇恩的婚姻失败则催生了艾略特的杰作“荒原“，并让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尽管“荒原“较之“四个四重奏“的成熟魅力，抑或技巧上，其实逊色不少。所以，第一次的失败婚姻或艾略特的其时尚未准备妥，成了激发他深思人生与进入文学生涯转折点的起跳板。正如爱情失败让尼采从此沉浸于哲学辉煌的洗礼，写出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艾略特的婚姻受挫则某种程度制造了典故织就的长诗“荒原“。 艾略特被薇薇恩呼来唤去的婚姻生活与屈服于她的雄辩，最终让他义无反顾地终于决定摆脱薇薇恩长期的精神与世俗纠缠。此噩梦也让艾略特从此对婚姻敬而远之，独身了很多年。虽然这独身期间他和艾米丽.黑尔的爱情与友谊，以及和玛丽的长期知音关系给了他的生活与文学创作很多安慰与灵感。然后艾略特最终在68岁时却再次接受了小他38岁的女秘书弗莱彻的爱情并第二次结婚。弗莱彻从小就热爱诗歌并崇拜艾略特的才气。弗莱彻的文学修养和她对艾略特的彻底奉献精神让艾略特感到了最终的长期温情并完全放松了自己。为了第二次婚姻的无限幸福，艾略特毫无顾忌地疏远并断绝了和长期密友玛丽与海沃德的友谊。艾略特始终是个在自我隐私与环境友情之间果断抉择的文学天才，尽管无法避免所有天才都不能避免的自私。因为天才总是具有挥洒自私的资本。只有和罗素的关系，艾略特始终处于下风。艾略特前妻微微恩一度成了罗素的情人，后又被罗素抛弃。 作者戈登的传记文学功力与视野让其任意在艾略特的作品与现实之间驰骋、比较，挖掘艾略特的人格矛盾与诗歌戏剧中的自白隐喻。而艾略特的文学成功再次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心智太正常的头脑反而不会成就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是偏激神经症与智慧并驾齐驱的灵魂，或者时刻处于痛苦与欢乐撕裂之间的冒险探索性格，才能激发非同寻常的文思，并因为诗人的审美高度与先知般嗅觉而升华文字的终极普遍意义。 关于艾略特诗歌的文学指纹特质，戈登写道：”他称自己的诗来自美国。这一点遭到了长久的忽视，既是因为艾略特颇负盛名的国际主义，也是因为人们误解了他“欧洲人”的自我标榜而未能发现其中的美国传统――这样的误解也无可厚非。只有埃德蒙·威尔逊在评论《艾略特诗集1909—1925》时就看到，艾略特“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他是个预见了欧洲分裂的先知，更因为他是个充满美国清教气质的诗人”。 因此，艾略特从祖先的出发点诞生在美国并成长，然后又回到欧洲出发点寻觅基督教精神和欧洲文明的传统与文化，却最终在诗文中融合了新旧大陆的共同精髓而使其作品赋予了国际主义特征。艾略特作为大诗人的文学成功是其诗歌评论理论主旨的最佳注脚，即诗人必须最终摆脱个人才能所囿，上升到人类与人性悲欢的普遍意义高度，乃至汇入文学传统本身。 （孤山梅雨 庚子早春）

五星好评给作者。 我万万没想到，看完奥本海默传记之后我居然对TS艾略特这位几乎闻所未闻的现代诗人感到好奇……于是把这块小砖头买回了家。也许是我对艾略特所知甚少——但这本传记在我眼里【几乎】是完美的，内容殷实，文笔流畅，详略得当，堪称传记作品的典范（很久没读过这么舒服的传记了）。 但至于TS艾略特本人，我只能说又是一位“拧巴”的文学家呀。首先我不否认TS艾略特在文学上的成就，我极其认同他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对文学和文学家的论述。正如他的诺奖颁奖词所说，他为现代诗歌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但我也许有点“圣伯夫方法”了，我的目光更多地聚焦在了艾略特的生活上，尤其是他生命中几位重要的女性。开门见山地说，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者，艾略特身边女性的遭遇以及他对女性的态度几令我几度想要弃书。他清教徒式的家庭里有独当一面的艾略特夫人。他并不美满的婚姻里有能说会道但癫狂的薇薇恩。他的交际圈里有女性作家伍尔夫女士。他的大半生里更是有才华横溢、八面玲珑的戏剧教师艾米丽黑尔女士不离不弃的陪伴，包括后来的玛丽女士和第二任艾略特夫人。看完传记之后，我心中有一个疑惑一直没得到解答，那就是——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凭什么接触到这么多优秀的女性，凭什么让这么多优秀的女性围着他转？他与艾兹拉庞德师徒似的关系让他在早年和庞德站在同样的战线，一起把女性当做怪物和“非人的动物”来写，任由歧视之风横行。而艾略特，他似乎一直缺乏对女性的认知和尊重。艾略特因为妻子和母亲争执，薇薇恩被他送进精神病院，黑尔小姐后期也陷入了沉郁之中。母亲给予艾略特教导，是他所能触及到的模范，薇薇恩是他的爱人，是他自己选择的亲人，黑尔小姐更是他躲避发疯的妻子的避风港。如此多的给予，在艾略特身上，宛如一颗颗石子丢进湖里，只激起来短暂的涟漪，随后便消失不见。我看到的依旧是艾略特笔下野兽般的女人，与妻子互相纠缠，想要摆脱妻子的丈夫。然而艾略特后期也在寻求心灵的解放和宁静——也许是我苛求了，但事实上，我真正想看到的是他为他对女性的扭曲态度做出补偿。TS艾略特——这个有过癫狂年代与众星捧月的人，按照传记作者的说法，没有亲身领略他的风度，那么他的过错是明显的——晚年的艾略特明显变得老气横秋。他需要承担一个公众人物应该承担的责任，同时如同大隐于市的作家一般沉默。这是一个割裂的人，也许只有艾米丽黑尔小姐能透过“诺顿的门”看见里面“隐秘的心”。但在艾略特疏远黑尔小姐之后，又有谁能与他一道呢。 【你应允了我的请求， 你听见了我， 你确看到我奋力的胸膛； 你宽恕了我。】 ——赫伯特 这是艾略特的葬礼上，他指定要朗诵的部分。话已至此——谁宽恕艾略特，谁又需要宽恕艾略特，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2023年8月22日 星期二 祝福早安 天气晴朗 气温25℃ 《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 读书的时候，总想着离家越远越好，觉得那才是独立。工作多年之后，却恨不得每个周末都回家，因为除了家，似乎哪里都没有踏实落脚的感觉。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都有不同的追求，只有尽力追逐过，才能果断地选择回头。回家的路一直都在，只要心里有爱，家也一直都在。——刘同 ​​​ 哈佛毕业后的一天，艾略特走在波士顿街头，忽然置身一种奇异的寂静（silence），仿佛行走在分开的海面之间。1910年6月，他写下一首题为《寂静》的诗。这首从未发表的诗或许是他对永恒（timeless）时刻最早也最明晰的表述： 城市的街巷上 有闹热的人潮， 人生的细浪千头万端 争执烦扰，喋喋嘈嘈， 却忽然退落，分开碧波—— 这正是我们久候的时刻—— 就在这终极的时刻 生命变得值得过活 经验的海域幽深广袤 咄咄逼人，浪急风高 却又此刻忽至寂寥 无论你对此作何感喟 这静谧都令我深深敬畏 除此之外，别无所有 二十一岁上的艾略特经历过一次在他看来许多人一生里都会经历一两次的、难以言传的体验。“你可以管它叫通灵，也可以叫它心灵短暂的澄明”，他在别处这样说。艾略特在闹市中体验的宁静类似爱默生在波士顿公地“乐而生惧”的感受。对一些人来说，这样的时刻属于正统宗教生活的一部分，而对于其他人，比如爱默生，这样的时刻就是终极的、自足的，心怀感激地接受。至于艾略特，这样的记忆将一直留存在他此后的岁月里，不断撩动他、提醒他还有一种他不能把握的体验。 这寂静降临于一颗有所准备的心灵――他已在“等待”这一时刻的降临――而艾略特的笔记本记录了他在麻省剑桥的本科岁月里这段准备的过程。在母亲的影响下，艾略特熟读了赋予个人心灵之光以权威的爱默生。在新英格兰度过的这段心智日渐成熟的时间里，与爱默生的影响相辅相成的，还有艾略特独处的习惯，对十九世纪法国诗人那疏离而陌异的声音的发现，以及他对家族守则、哈佛的各种俗套与波士顿风气逐渐滋生的怀疑。青年艾略特身处的波士顿早已不是清教道德统治下的“老波士顿”，而是一个走下坡路的社会。艾略特为世纪之交的波士顿惋惜不已――在这个时候，就算他去波士顿以外的其他地方，也大概一样会为这些地方惋惜――然而，波士顿的斯文，尚智，对文化、阅历和欧洲的渴望也并非没有影响他。 很少有人能在自身时代的图景尚不完整且十分隐蔽时就对它有所感知，艾略特做到了。他在波士顿的上流社会与贫民区中间翻拣着对他的时代和地方的了解，并在早期作品里加以呈现――《普鲁弗洛克》《序曲》，甚至《荒原》。艾略特反抗着情感的怠惰，道德的朽坏，在《荒原》中将一战后的英格兰当作它们藏污纳垢之地，但这些罪恶却源起自艾略特少年时代那个世纪初的美国。 艾略特的同代人，批评家约翰·杰伊·查普曼（John Jay Chapman）曾指出，艾略特与之抗争的朽坏实质是美国无孔不入的商业思维。这种思维对真理、爱与宗教无动于衷――而这些恰是艾略特所竭力挽回的。“我为我们失去了的旧式教养而惋惜，”查普曼说，“但我也知道，这类旧式教养从来就不大对头。美国人从没发自内心地活过。”这样的看法并不新鲜。霍桑、马克·吐温和亨利·詹姆斯一定也曾为同样的问题所困。内战之后，美国东部的上流社会淹没在无所适从之中，这也是艾略特接触这类情绪的开始。他的阶级不再占据道德的高位，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不屑费心思考、想得越少干劲越足的人。《波士顿人》（The Bostonian，1886）呈现的就是有教养阶级的去道德化：“这是一个神经质的、躁狂的、嘈杂的、伪善的时代，一个被高谈阔论、虚假的精致、言过其实的担忧和娇气的感伤充塞的时代，我们稍不留神就将被平庸主宰，那最软弱、最沉闷、最浮夸的就将大行其道。”艾略特对这样的沉闷深有体会，也深为他自身阶级的惰性所扰。 圣路易斯生气勃勃的庸俗并没对艾略特的性情造成什么严重的威胁或蛊惑。但波士顿却困扰着他和他的同类。“我厌恶人类，”亨利·亚当斯这样说，并将其归咎于波士顿，“波士顿蚀坏我们的心。我感觉到了……我认得出这奇怪的病症。”在他心智走向成熟的日子里，艾略特居住的这座城市在心灵和生命上都是残缺的。这座城市最古老最杰出的那些居民――清教徒的后裔们――已经被商业团体夺走了他们的政治与道德力量。新英格兰望族的上流文化也在蜂拥而至的移民中受到了挑战。对桑塔亚那（Santayana）来说，他们的暮气源于他们抱持不放的、上流社会的假斯文（genteel）：“严肃的诗歌，深奥的宗教（如加尔文主义），这些都是不幸福的生活在吐露自身时的欢乐，但如果一种斯文的传统不允许人承认自己的不幸福，那么严肃的诗歌与深奥的宗教也就向他们关闭了大门。”庸俗就成了他们的恶。在波士顿的后湾，不计其数的窗户绝望地见证着彼此的悲欣与得失，但这些都从未在城市里掀起一丝波澜。灯塔街上鳞次栉比的，是艾略特家族、密尔家族、布拉德家族，柯立芝家族与帕克曼家族自以为是的公正和得体：他们代表着不受贵族世袭制的阴影侵扰的布尔乔亚的胜利。亨利·亚当斯在1906年就曾说过：“我对圣西门和罪都充满了渴望。” 将艾略特引入波士顿上流社会的是他的叔伯克里斯托弗·罗兹·艾略特（Christopher Rhodes Eliot），一位杰出的一位论教牧师，也是艾略特家族中一直留在城里、积极参与城市事务的一支。他与查尔斯·威廉·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是近亲，后者是一位威严的化学家，时任哈佛大学的校长，是波士顿市长、国会议员萨缪尔·阿特金斯·艾略特（Samuel Atkins Eliot）之子。萨缪尔·阿特金斯·艾略特通过姻亲关系接触了波士顿上流社会的核心圈子――他的一位姐姐嫁给了这个圈子的核心人物安德鲁斯·诺顿（Andrews Norton），一位妹妹嫁给了在1817到1835年间担任哈佛大学教授、并兼任出版商的乔治·蒂克纳（GeorgeTicknor）。这个社交圈深深浸淫于一位论的价值观，得体的举止也因此尤为重要。这个波士顿就在艾略特的骨血之中，但他在这里却像个局外人一样疏离。后来，艾略特在一些诗里描画波士顿人，特别强调了他们盘根错节的“血缘关系”――在这个圈子里人人都是亲戚。在这些诗里，“南希堂妹”笨拙地逆反她假斯文的姑妈们。她的逆反与清教徒热忱的反抗不同，不过是纤弱而无趣的任性：抽烟、喝酒、攀登新英格兰的山岭直到“穿过它们”。书架上最受欢迎的十九世纪作家――爱默生与阿诺德――既允准着姑母们的扭捏作态，又默许了这少女的自我表达。这些诗里也有富有的“海伦·斯林斯比小姐”。她居住在城中最时髦的街区，尽心尽力地遵守着她的圈子里那些秘密的准则，好把真正的生活关在门外。对她来说，生活中重要的是她的四个仆人、小房子（大宅子反倒落了俗气）、宠物和房子里的德累斯顿钟。艾略特自幼受到祖父生前无私奉公的理想熏陶，对寓于这类毫不利人的利己行为中的荒唐深有感喟。这些诗里还有“哈丽雅特表妹”。诗里一位年轻人投递给她《波士顿晚报》――这份报纸就取代了她的真实生活。这个憔悴的年轻人在精神上刚与拉罗什富科颔首作别。他在波士顿的街道上穿行，就好像是在时间里跋涉。 在艾略特看来，这上流社会“还没有开化（uncivilized）”，“但它又优雅得让开化和文明都望尘莫及”。在一定程度上说，他对波士顿的理解让他对这座城了如指掌；他讨厌它，但这厌恶并不说明他丝毫不受它的影响。他身上就不自觉地带着些十九世纪末波士顿的气质――刻板的举止，慵懒的神态，对生活许多方面都保持距离，还有痛苦的自我觉察。亚当斯如是评价自己这一代人――也是艾略特抵达波士顿时正决定着这座城市面貌的一代人：这群人的想法与本性都一模一样，唯一能让他们彼此区分的是“利己主义的程度不同”。“我们像透过显微镜那样看透了彼此。我们看一眼对方的眼睛，就什么都明白了。就连哈佛也不能免俗――一位论主义让所有人都浅薄着。我们对世界一无所知――真的一无所知！上帝知道我们对自己的无知一清二楚！自我怀疑变成了内省（一种战战兢兢的自我觉察），变成了对美国不耐烦的厌恶，对波士顿的敌意……我们是粗制滥造的欧洲人，而且――上帝啊！――你把我们造得多浅薄啊！” 艾略特在自己的阶级里找不到活力，就将搜寻的目光投向贫民区。他后来说：“艺术家对那可怖的、肮脏的、恶心的事物的省思，是追求美的艺术冲动之不可或缺的另一面。恰恰是这一面敦使人创作。”抱着追寻污垢的愿望，艾略特先是到了罗克斯伯里，接着又到了北剑桥[插图]，但发现肮脏和贫穷对生命的摧毁并不亚于体面的波士顿街区。贫民区的腐臭让他恶心，破败的房屋也让他沮丧。就波德莱尔的影响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学的姿态。波德莱尔教给他“现代都市的藏污纳垢之处”拥有诗性的可能，告诉他“卑污的现实与幻象可能合二为一，如实道来与异想天开能够并排呈现”。在圣路易斯时他还没有读过波德莱尔，也就对城市的荒凉不以为然；波士顿让他初次感受到商业城市的恐怖、嘈杂与城市居民对这一切丑恶的耐受。在为《序曲》做铺垫的两篇《北剑桥随想》（‘Caprices in North Cambridge’）中，他描写酒瓶、碎玻璃、脏兮兮的窗格、被人踩踏又和草皮混在一处的污泥、坏了的手推车，还有在排水沟里搔痒、羽毛腻成一团的麻雀。他的思维停落在城里布满灰尘、罐头盒、砖瓦残骸的空旷荒地，并在其中感到残忍的满足。他对这一切害怕却又深深着迷。在这里，他的学业――那些学院里堆成小山的整洁的定义与规律――显得那么遥远，但这里带给他的触动是在哈佛找不到的。这是他遭遇的第一个荒原，而此后他将把这个场景据为己有。 虽然从圣路易斯来到波士顿的经历改变了艾略特，但哈佛本身几乎未曾给他留下什么印记。1906年12月到1907年2月间，学校还把他放进了留待观察的试读生名单，因为他尽管“出勤记录非常好”，但“学习进度落后于大多数新生”；他就这样“混”过了大学生活的头两年。他糟糕的成绩似乎印证着中学时候的表现平平，但有两位教师的确触发了他的成长：白璧德（Irving Babbi）的课程陶冶着他，布里格斯院长也曾充满感染力地向新生朗读多恩的诗歌。 1957年，艾略特与秘书瓦莱丽·弗莱彻（Valerie Fletcher）秘密的婚事成了热门议题，同样引人注意的是，在南法度了蜜月后艾略特的变化。对艾略特最亲近的朋友而言――约翰·海沃德、玛丽·特里维廉和杰弗里·费伯――婚礼的消息让他们十分意外。费伯得知这个消息，是因为收到了一封艾略特的律师传达的信函。艾略特事前只把结婚的消息告诉了他的律师希金森先生与费伯的另一位经理彼得·杜·索托伊，请他重新聘请一位秘书。此时的艾略特六十八岁，瓦莱丽·弗莱彻三十岁。他们在1月10号早上6点15结婚，婚礼的地点不在艾略特每天上午礼拜的圣司提反教堂，而在爱迪生路上的圣巴拿巴教堂。也就是在这里――艾略特发现――拉弗格于1886年迎娶了他的英国姑娘。艾略特的第二任妻子认为他“生来适合婚姻”。她宣称“他充满深情，是个天生的好丈夫”。 我们永远也无法全然了解1956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艾米莉·黑尔决定在1956年――而不是其他什么时间――将艾略特的来信转交普林斯顿？这一举动与艾略特的愤怒、他同年赴美的旅行、回家路上的崩溃和对秘书的好感是否都有关？直到五十年代，艾略特都始终相信他丧失了爱上另一个女人的能力；接下来的某个时间，他突然决定卸下自己的防卫，释放自己爱的天性。无论何时何地，对于谁，陷入爱河都是难以解释的事。艾略特谈到爱人间的琴瑟和鸣，他们一同构筑着一个私密的世界，“不需讲话而有同一的思绪/不需表意而喃喃同一的言语”。然而，仅仅记录下变化的事实也并非对艾略特生命最后阶段的如实呈现，因为在这场婚姻的背后是他整个的人生，我们纵然无法探知他们的隐私，却总可以从他在想象里对这一切的构筑提出问题。在他写作生涯的最后一部剧作中，艾略特讲述了一个关于情感释放的故事。这部剧开始创作于1955年10月至11月间。它的情节仍旧是自白性的：一个内心空虚的伟大公众人物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却被女儿矢志不渝的爱“拯救”了。 “这次千万把人物刻画得真实些。”1956年1月，艾略特写成第一幕后，玛丽·特里维廉对他说。 “不是一直都很真实吗？”他抗议说，“在我看来很真实――但我对人的了解大概还是太少了。” “你这么讨厌他们，”玛丽说，“又怎么能了解他们呢？” “我为他们难过啊。他们在我看来太可怜了。” “你只在隔着一段距离的时候才喜欢他们，”玛丽不依不饶，“只要他们不靠近你就行。” 她在留声机上播放了些莫扎特，他却似乎在一旁消化着这些话。他究竟能不能与人亲近？回望自己的人生，他对女性只抱持过不屑与仰望两种态度。他后来对天然的幸福的接纳似乎代表了一种新的态度，但这样的可能性早在1930年，《玛丽娜》的最后一行就开始初露端倪。一个男人驾船驶过人生的洋面，遍体鳞伤的他痛斥着这可恨的世界，却在一位女性的亲人处找到了安慰。“我的女儿”，他向她致意。 在他的秘书身上，艾略特看到了一位无怨无悔为他献身的理想后代。瓦莱丽·弗莱彻十四岁的时候听到了约翰·吉尔古德（John Gielgud）朗诵《三圣人的旅程》的录音。这让她像是经历了一次重生，这首诗于稳健中求索的节律自此改变了她的人生。这是个让全世界都猜不透的男人，但她似乎顷刻间就轻易懂得了他。“我立刻就被击中了，”她说，“在那首诗里我对汤姆的整个感受――还有那一刻我对他的印象――在后来的婚姻与一切中都得到了证实。从那以后，我就努力搜寻我能找到的有关他的一切。他真是个可怜人。他的告解牧师曾说过，他在老年的时候还有一颗赤子的心。我觉得他说得对极了。” 从那一刻起，她就决意“一定要来到汤姆身边，与他共事”。她于1926年生于利兹的海丁利，父亲是一位热爱阅读的保险经理。像许多参加了一战的士兵一样，他的行军包里也装满了诗集。他的女儿继承了他对诗歌的爱。在发现艾略特前，她最喜欢的诗人是斯蒂芬·斯彭德和路易·麦克尼斯。二战期间，她曾为参加艾略特的朗诵活动一路从利兹来到伦敦的威格摩尔演讲厅。“那次我失望极了。汤姆在朗诵的时候一直低着头。我回程的路上非常低落。”另有一次，她参加了圣司提反教堂的一次礼拜，只为激动地把善款放进艾略特手中的募捐箱。 她上了一所女子公学――位于雷丁卡弗沙姆的安妮女王学校。在四十年代，这里的毕业生并不进入大学学习，它崇尚体育的风气也与她对艾略特诗歌的崇拜所反映出的好学格格不入。毕业时，她对校长说自己想做艾略特的秘书，并且写信给费伯出版社，询问是否有职位的空缺。并没有。于是她去利兹大学的布劳哲顿图书馆工作了六个月，其后又为小说家保罗·卡彭（Paul Capon）和查尔斯·摩根（Charles Morgan）担任私人秘书。随后，在1949年，瓦莱丽二十二岁时，她一直等待的职位空缺出现了。她的推荐人是科林·布鲁克斯（Collin Brooks）――一位杂志主编、她父母的朋友，与艾略特都是伯克俱乐部在三十年代末成立时最早的成员（这是个严肃的托利党会餐俱乐部，成员大多是议员与记者）。 面试前的一晚，她紧张得在厨房割破了手，只得缠着绷带来到费伯出版社。她在罗素广场来回踱步了两个小时，力图镇静下来。在还没有真正见过艾略特的时候，她就已经十分确信自己懂得他。“我感觉自己就像是认识他一样，”她说，“事实也确实如此。我甚至对关于薇薇恩的许多事都有所了解――别问我怎么做到的，我也不知道。”她这样描述了他们的会面： 他完完全全就是我想象中的样子。他的办公室像狄更斯小说里的场景，而他坐在里面，和我一样紧张。他一根接一根地吸烟……我们聊了十七世纪诗歌[包括乔治·赫伯特]等等。我就要走的时候，他把头从门后探出来，下巴搁在门边，告诉我他得等到见完所有申请者才能作出决定。我知道申请这个职位的还有许多其他的女孩——其中一个在牛津有两个学位，每个都是一等成绩。但他顿了顿，看着我的手，说：“但我希望再过十天你能来帮我打字。” 两天后，她收到一封信，通知她开始上班。在接下来的八年里，这位“弗莱彻小姐”一直都谦逊而内向。 “我根本没法了解她，”艾略特在1955年对玛丽·特里维廉说，“她就像一只河蚌一样把自己关得严严实实。” 在这些年里她有次也曾让他吃惊。在他一次返美期间，她与艾略特的一位印度门徒一同出门用餐。他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一时间心头涌起施暴的冲动。他的反应似乎表明他心中怀有一种强烈的感情，但这感情是他现在尚未觉察（或勇于承认）的。 这段时间里的瓦莱丽忙于汇编艾略特卷帙浩繁的已出版作品，人们称这次汇编比他自己的选本还要出色。这个她为之工作的人有一颗为不朽所占据的心灵，他害怕女人，为了不与晚上加班的任何人一同走出办公楼，他常会躲进洗手间。他注意到她的确常常晚上加班。这位新秘书身材颀长，面容美丽清秀，看起来仍像个充满活力的中学生。威尔士诗人弗农·沃特金斯前来拜访他的编辑时，她的胳臂前后摆动着，想要保护艾略特。在此时，她只能这样表达自己的忠诚，在艾略特新剧作（后来题为《老政治家》）的第一幕初稿中，这也是那位女儿的首要职责。在剧中，这个“颇负盛名的家伙”渴望远离人群，她则与他一起同心协力地躲避那些盯着他、传闲话、攻击他的人。他们的谈话充满了各类保护他隐私的办法，为他在办公室凹进去的一角摆张桌子，给他把咖啡端到一个隐秘的小客厅，等等。他渐渐自然地把她看作一道远离喧嚣的屏障。与此同时，她感到他也在另一个更深的层面依赖着她，因为唯有她坚信在那张公众的脸孔下，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自我。她感到自己比任何人都亲近他真实的内心――包括克拉夫顿本人：他自己已经触碰不到那真实的存在了。他的成功遮掩了他深深的失败。在初稿中，由于一些原因，克拉夫顿最近不像从前那么成功了；这正是艾略特本人的情形，人们客气地评论着他上一部剧《机要秘书》，不过是出于对这位天赋过人的作者的敬畏。 在1956年2月病重之前，艾略特已经完成了《老政治家》这一新作的前两幕。他患上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剧烈的咳嗽和窒息让他的心脏旧疾又复发了。洋地黄的强心剂不管用，于是他在伦敦的法国医院住了五个星期。3月他刚艰难地好转过来，就又要准备将在明尼苏达演讲的《批评的前沿》。赴美的日期定在4月，那时他打算到了9月再继续这部剧的写作。这篇讲稿的写作让他“很头疼”，3月时他感到自己无话可说。这时的他仍像是《老政治家》第一幕里那个衰弱的克拉夫顿，他的力量离他而去了。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艾略特都勉强支撑着病体。返程的路上，在离南安普敦还有三天的时候，他忽然病倒了。人们用担架把他抬下了玛丽皇后号。一周后，他接到了姊姊玛格丽特在麻省剑桥的家中突然独自死亡的消息。人们还记得艾略特脸上那“枯槁”的、“万念俱灰”的、“死一般”的神情。 “人怎么才能着手迎接死这件事呢？”他向E.W.F.汤姆林问道。 9月，他从在瑞士的度假中提前回来。一位护士把他从飞机上推了下来，他因为心动过速和臀部脓肿被伦敦诊所接走了。玛丽看到他的腿似乎出现了不受控制的神经性痉挛。 每次生病期间，瓦莱丽·弗莱彻都把他的事务管理得井井有条。就这样，随着他益发的衰弱，他对玛丽的依赖就无声无息地转移到瓦莱丽身上。在艾略特这部新剧的第二份剧本提纲中，“老政治家开始向女儿吐露自己的心病”。我猜想瓦莱丽·弗莱彻对此的反应也与这份提纲相符：“……她没有像他预料的一样谴责他，却流露出了一种新的保护他的感情。她的回应让他更加感动了。” 在这时，与艾略特熟识的玛格丽特·贝伦斯――战争期间“乱杂居”的一位房客――现在与弗莱彻小姐也成了朋友。她邀请他们去门托尼过冬。弗莱彻小姐可以与她同住，艾略特可以住在附近的旅馆。就在这期间，他们两人互相表达了心意。他们在1956年12月订婚了，瓦莱丽在戒指上戴了指套，但霍普·米尔利斯来办公室拜访时，仍然注意到她异常光彩照人。这样的情况又给了艾略特一次享受保密的机会。费伯出版社与罗素饭店分别位于罗素广场对角线的两端，而他和未婚妻就常常在罗素饭店的一个柱子后面幽会。 在《老政治家》的第二稿中，艾略特加入了一幕爱的场景。女孩和一个人相爱了；在初稿中，这个正在长成中的公众人物还只是她父亲的一个浅薄的镜像。在这个新的情景中，女儿发现自己说着“她再也无法重温的”的爱的语辞，这些词汇的沉重让她动弹不得。她说：“它们代表了那些已经离我而去的东西/那些抛弃了的，再也找不到的东西。” 艾略特出人意料地体察着女性的心思：他理解放下矜持给她带来的冲击，明白她在交出自我的同时也失去了自我，也了解她刹那间果决献出一生的勇气――这个承诺的意义太重大，一时还无法落地。 而这男人回应的声音好像也来自他的自我之外。占据他脑海的是另一个声音――她的声音：“这说话的是你，还是我？”她的话好像从很远处传来，却又十分切近。这就是他转变的瞬间。“你在改变我，”他说，“我也在改变你。” 艾略特最初担心这不是一个年轻的女孩该做的事。“啊，我爱的，/我不敢凝视你。”在艾略特最喜爱的一首诗《爱》中，乔治·赫伯特如是说。诗人回避着，因“尘埃和罪”而愧疚，但爱说服了他： “你必须坐下，”爱说，“并尝我的肉”： 于是我坐下来，吃了。 艾略特从未像这次这么轻易地接受一份爱。个中的部分原因，我猜想，是因为爱让全然的坦诚变得可能，这让他的愧疚也随之消融了――正像在剧中，面对着守口如瓶的忠诚的女儿，这位公众人物作出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告解。终其一生，他都把自己牢牢锁在面具之后；而现在他渴望破壁而出，却又害怕把自己袒露给这个崇拜他的女人。在了解了他做错的、害人的事之后，她还能对他付出纯洁的爱吗？ 正像艾略特本人，也正如《家庭团聚》中的哈里，克拉夫顿公爵背负着“病态的良心”。同样，这里也没有什么应受法律惩罚的罪行（crime），但确实存在人们口中的“罪”（sin）。年轻时的克拉夫顿曾驾车撞死了人，却没有停下车来。哈里对亡妻的愧疚在这里换了一个场景。艾略特曾说过，他剧本的创作往往都始于一个“情境”（emotionalsituation）。他在不闻不问中成了杀死薇薇恩的同谋。他漫长的愧疚也因此进入了两部剧作当中。 在《老政治家》中，克拉夫顿幸运地有个与他一同愧疚的同伴。戈梅兹是个如鱼得水的恶棍。这一喜剧形象并非基于生活，但他在两个方面都与薇薇恩的弟弟莫里斯·海伍德颇为相像，莫里斯也没有反对将薇薇恩送入精神病院，并且自己也很快就去国外居住了一段时间。然而，或许在这个角色上，我们遇到的并非莫里斯，而是艾略特的另一个人格――在1918年1月，艾略特就曾在评论亨利·詹姆斯的《往日之感》时署名“昂里克·戈梅兹”[插图]。到了五十年代末，已经得到救赎的戈梅兹象征了艾略特的恐惧，了解真相的只有他的一个隐秘的自我――或是与他一同负罪的同伴，于是他怕这真相终有一天会以扭曲的面目大白于天下，揭露他的罪行。而事实上，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一部话剧和九十年代中期大肆篡改事实的一部传记片中，他的恐惧也变成了现实。 另一个来自过去的幽灵是一位旧日的女演员。现在她已变成一个十分健谈的老年妇女。许多年前，克拉夫顿公爵曾经是她的初恋。她曾因为他打破婚约起诉了他，两人在庭外和解，但到了晚年，梅琪告知他自己还存着他的信。在她眼中，他们的恋情惊心动魄、弥足珍贵，这些信也将证明这一点。他们曾深深触动过彼此的灵魂，她一生中也无时不在惦念着他。梅琪也是一个喜剧人物，一个滑稽的三流感伤歌星――她最著名的歌曲是《你对我的爱不会太迟？》。但尽管如此，在这婚约的解除中仍有艾略特对艾米莉·黑尔的愧疚，而书信作为他们相爱的证据也让他烦恼，他给她的去信是他无法控制的，艾略特对此的恼怒几乎原封不动地在这部剧中上演了。艾略特曾说过，一个人物可以与作者“同声共气”（in unison），甚至调动起他的潜能。借克拉夫顿这个人物，他又回到了人生最难描摹的那段经历当中。1940年，在一首诗的草稿中，他称过去是“我们仍需探索的深渊”。现在，年老的艾略特向这个深渊进发着，探索着良心的深处。这部剧因此也多少重现了《家庭团聚》式的冷酷。在这里，《家庭团聚》中的复仇女神变成了两个不速之客，他们情感的讹诈挤逼着他。两个人都把他看成一个老滑头：在戈梅兹那里，他逃避着自己行为的恶果，不愿为其负责；在梅琪那里，他逃避着情感的联结和相应的责任。她说，虚伪的谦逊就是他逃避的手段。克拉夫顿必须和他们短兵相接。而当他真真切切地面对他们，无论在心中还是当面，他们的威胁也就变得微弱起来，他们的存在也就变得无足轻重――剧中对他们有限的刻画也暗示了这一点。

林德尔真的了不起，资料翔实，文笔恣肆又不失公允，译者译得也好。看这本书断断续续，几度因为艾略特那些“不光彩”的、过于个人的经历而失去了读下去的信心。 陆健德教授在评论《荒原》时认可艾略特的“坦诚”，认为其只是他个人的“牢骚”，但就此过度挖掘艾略特的私人生活在陆看来则会流于猥琐。诚然，诗人、剧作家、批评家之外的艾略特的勤奋、律己、对崇高的追求、不乏对人类的爱也是他垂名的重要原因。但当我们层层揭开他的一幅幅面具时，苍白而震撼的真实令人无言以对。加德纳和林德尔的评论实在再中肯不过了：他追求完美，踽踽在成圣的道路上，但他永远也到不了终点；另一方面这又让他距离我们如此之近。 谈完作为人的感受，再谈作为女性阅读这本书的感受。能理解有读者愤怒地称其为“渣男”。我只想说，艾略特何其幸运，遇到了如此多成就他的女性，没有薇薇恩和艾米莉以及那些有名的、无名的女性，是不可能有那些伟大而深刻作品的，正是因为外在的混乱扎进了内心的痛苦，灵魂的战栗又沐浴在世界的血雨之中，个人的终于成为了共性的。我不知道艾略特是否反思过，或是最终是否认识到：他所追求的上帝的道就在他周围，就在他所不屑的那堆废墟之中。根本没有所谓朝圣的道路，人自己就是他理应膜拜的圣殿。也许他在《四重奏》中是认识到了的。 艾略特固然是伟大的，可他又显得那么可怜可笑。他终其一生想要逃避的，却无时不刻如影随形，鞭笞着他锻造了他。他到了天堂，或许还是得跟他们打声招呼道个谢。伟大人物身上的不完美更该引起卑微如我的反思与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