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牟钟鉴
本书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子文化奖”获得者牟钟鉴先生根据四十多年来学习中华经典积累的经验,结合古代贤哲的论述及今日道德教育建设的现实和需要,详细阐述君子人格养成路径,系统提出“君子六有”说,有仁义,立人之基;有涵养,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之脊;有容量,扩人之胸;有坦诚,存人之真;有担当,尽人之责。作者用较多篇幅细讲古今中外的君子在六个方面的人格特质,列举生动的案例,解说蕴藏的内涵,使君子人格培养在现实土壤上具有落地生长的可能性,用真人真事推动道德教化,从不同侧面提炼中华精神,重塑君子人格榜样,推动人文化成,培养时代真君子。
这本书,推荐有文学功底的读者进来,我只能坐在后排听听了。
《君子六有.浅解》 1.有仁义,立人之基; 仁者爱人,义者行宜,乃是做文明人的根基;用生活化语言说,就是心地善良,行为端正。韩愈《原道》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 君子品德的第一要义是要有爱心,即有良心或良知,关心人、帮助人、尊重人、体贴人,心要保有温度,不能变冷,更不能变黑,否则会失掉做人的根基,使他人遭殃,最终也会害己。居仁才能由义,有了爱心便会坚守正义,维护社会公共生活准则,促进社会安定和谐。孟子很强调君子要有正义感,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见仁义乃为人之本。 2.有涵养,美人之性; 孔子确立君子人格三要素“仁、智、勇”。他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中庸》称其为“三达德”,其中“仁”是主轴,“智”“勇”是行“仁”的必要素质和能力,缺其一,人格不能独立。《中庸》还进一步说明:“好学近乎知(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它指明修习“三达德”的着力点,即求智要经由学习而得来,成仁要通过实践的磨炼和考验,毅勇要由知耻之心而生发。没有“仁”,君子人格便没有灵魂;没有智慧,便不能辨别是非;缺乏勇气,行仁则不能持续。 儒家总结出君子道德修养的多种方式、方法。现举若干项: 其一,《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就是磨炼品性与切磋学问同时并举。一方面要在践履中体验和考验人品之优劣,从而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如孟子所云“存其心,养其性”,如王阳明所云要“知行合一”,要“从静处体会,在事上磨炼”;另一方面要乐学不辍,如孔子所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下学而上达”“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把学习作为人生乐趣,故“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今日做君子,应当学好中华经典,如“四书五经”、《老子》《庄子》《史记》、唐诗宋词等,经典中积淀着中华文化的基因,里面有哲学、有历史、有道德、有文学、有先人开创文明的美丽故事,是涵养君子人格的人文学苑。 经典训练可以陶冶人的性情、增长人的见识,了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可以使自己成长为中国式的文明人。学与行必须结合,如宋儒程颢、程颐所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敬”即认真严肃,孔子说:“修己以敬。”宋代理学家朱熹很看重“敬”,谓“‘敬’之一字”为“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 其二,从善如流,慎独改过。一个人生活的周围环境,总是有君子有小人,自己的思想言行也难免有对有错。孔子主张“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君子善于学习,重要的方式是学别人的优点,而将其缺点引以为戒,从而省察自己、增强德性、改正错误。在学校要向老师学习,也要向有长处的同学学习;在家里向父母长辈和兄弟姐妹学习;在社会上向同事和朋友学习。 其三,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努力达到“内省不疚”。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要多作自我批评”。 孔子的弟子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意思是,为他人办事是否做到了尽心尽力?与朋友来往是否做到信守承诺?古圣贤和老师传授的道理和知识是否能够温习践行?君子并非不犯过错,只是能经常反省、知错必改,所以孔子说“过则勿惮改”“改之为贵”。 孔子说过“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强调君子遇到问题要增强自身应对的能力去应对它,小人则处处依赖别人。孟子加以发挥,认为君子做事动机好却未能达到预期效果,首先想到的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好,不是对方不配合,而是自身有什么不足,故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意思是:给人以爱却未能使之温亲,那就要检讨自己仁爱的真诚与方式是否存在问题;治理地方未能实现有序富足,那就要检讨自己的智慧有什么欠缺;礼貌待人却未能使对方答之以礼,那就要检讨自己是否做到真正尊重了对方的人格。任何行为只要达不到效果,就应该进行自我反省。 其四,存心养性,情理兼具。心,良心;性,人性;情,情欲;理,理性。儒家修身,要保持善心良知,要涵养善性、抑制恶性,要调节情欲使之适度,要增强理性而能明德。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克己是克制私欲以符合礼(社会行为规范)的要求,从而使仁德外化为行动。 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其五,要懂得惜福和感恩。社会发展有起有伏,有曲折有顺昌,在艰难时刻有许多人相互支援,在平顺时期的人便要惜福,得来不易,要倍加珍爱。 3.有操守,挺人之脊; 一是要立志正大,矢志不移。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内心的正义志向坚如磐石,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改变它,死亡的威胁也无济于事。二是“刚健中正”,不卑不亢。既不低三下四,也不盛气凌人;既不与低俗同流合污,也不自大排他。三是经受得住各种严峻考验,如孟子所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为此要“善养吾浩然之气”,使其“至大至刚”“配义与道”,勇往直前而毫无怯懦之心。尤其在国家、民族遭受外强侵略欺侮的关键时刻,仁人志士要如曾子所云:“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为了抗击邪恶势力,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是中华民族不畏艰难、衰而复兴的伟大精神力量。 4.有容量,扩人之胸; 君子与小人的一个重要差别是君子心胸开阔,能包容他者;小人心胸狭窄,喜欢结党营私。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是承认差异,包纳多样;“同”是自以为是,不容他者。由“和”生出“和谐”,乃是中华思想文化的主流,源远流长;由“同”生出“一言堂”,如不能“同”必然引起争斗,它是一种支流。《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同样强调了万物的多样性、和谐与真理的多样性统一,不能且不应唯我独尊、一家独大。 5.有坦诚,存人之真; 坦荡就是心地光明磊落,没有不可告人的污浊之事,故心安理得。小人心怀鬼胎,故坐立不安。孔子未明言“诚”,但常言“直”与“信”,皆与“诚”相近。直就是真率坦诚、秉公行事。他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又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贤臣必直,能得民心,且可校正佞臣(枉者)之失。孔子反对以怨报怨,也不赞成以德报怨,而是主张以直报怨,即直道而行,不去计较别人对自己的伤害。至于以德报怨,往往是少数宗教家所为,目的是想用恩义来感化作恶者,一般人难以做到。 孔子说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不立”中的“信”就是守承诺、言行一致的意思。 《易传·文言》云:“修辞立其诚。”疏云:“诚谓诚实。” 孟子讲“诚”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诚,与伪相对,与妄相反,是真实、有信、表里如一、不伪善、不欺瞒,做性情中人。孟子首次将“诚”提升到天道性命的高度,认为天地万物的存在和变化是真实无妄的,只有人类社会才会出现伪诈现象,但文明要求人道效法天道,回归真诚无妄,即“反身而诚”上来。自身不诚就无法打动别人,故说:“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他进一步指出:“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意思是,万物之道都能在自己身上有体现,物我相通,故应仁民爱物,以此为精神享受。有诚才有真仁真义,无诚必是假仁假义。 在先秦时期,建立起系统“诚”的哲学的著作是《中庸》,其作者像是孟子后学。《中庸》论“诚”,有深度、有高度。第一,提出“不诚无物”“至诚不息”“不息则久”。这是天道规律,假象终将破灭。第二,指出人道之诚有两种:一种是圣贤可以做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这就是“自诚明,谓之性”;一般人则须修道以教之,明善以导之,这就是“自明诚,谓之教”。具体说来,要“择善而固执”“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第三,说明诚的目标是“成己成物”。其公式是:至诚→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第四,指明至诚的地位和作用在于“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就是说,有至诚之人,才能确立国家发展的大经大本,推动万物健康有序发展,创造文明的新高度。 君子坦诚,做人做事方面:一要做真实人,不做两面人、不戴假面具生活;二要开诚布公,说真话、做真事,不逢场作戏;三要信实可靠,一诺千金、言行一致;四要执着专精,百折不挠,不三心二意、有始无终;五要知错必改,不掩饰、不推诿,自觉承担责任。坦诚君子是真人,并不是完人,其性格率真,优缺点皆显露在外,别人不必揣度捉摸、不必防范戒备,其思想观点鲜明有个性,却不自以为完备,愿意参与百家争鸣,共同探讨真理。当然,坦诚并不意味着口无遮拦、随意乱说,而要适时而说、因事而说,凡说必发自内心、有益社会。现代人讲隐私权,应予以尊重,不探听别人隐私,也不到处诉说自己的隐私,以免给他人添乱。 6.有担当,尽人之责。 孔子把“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作为社会理想追求,同时又赋予它以神圣的意义。《论语·子罕》篇记载:“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在匡地受到围困,向弟子表示自信,说周文王之后,尧舜之道就体现在我身上了,上天如果要把圣人之道传下去,匡人不能把我怎么样,我肩负着天命,故不畏惧。 孟子也是以天下为己任,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非但不把平治天下的责任推给别人,还认为自己要承担最主要的责任,因为它是天命所赋予的,所以能表现出“舍我其谁”的大丈夫气概。 在孔子、孟子心中,“天命”不是有意志的上帝,而是指向道德之天,表达了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孟子认为要承担起这种救世的重任,此人必须在忧患中反复磨炼,树立起弘毅性格。他举古代圣贤事例,大舜是在田野中成长起来的,傅说(商代贤人)是从建筑苦役中被提拔的,胶鬲(商纣之臣)是从鱼盐商贩中被发现的,管仲是从牢狱中被放出来的,孙叔敖是从隐居的海边被请回来的,百里奚是从市场中被举荐出来的,所以“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君子一要敢于担当,二要能够担当,这就要经受艰苦的磨炼和考验。我们今天讲挫折教育,其意与孟子是相通的。 《大学》一书,把士君子的担当归纳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来“修齐治平”便成为中国士人的人生座右铭。 《周易·乾卦·文言》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要求君子不甘于落后,要有上进心、事业心、大作为,能体现大自然赋予人的顽强生命力。 《易传·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它指出,殷纣王暴虐而天下危亡,周文王修德而人心归向,殷鉴不远,人们应当具有忧患意识,以纣为戒,故有《周易》之作,目的是指导国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由乱而治。此后,忧患意识便成为中国士君子的深层意识,不仅在乱世要治乱兴邦,就是在治世也要居安思危,以免大意致祸。故孟子说:“入则无法家拂士(辅佐之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认为,国君要与民同乐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与民同乐同忧就是曾子所说的“仁以为己任”,它是士君子应当努力去做的。 君子立志远大,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勇于承担重任,不愿意碌碌无为,也不屑于在个人小圈子里打转,而要在为国、为民、为天下的事业中实现人生的价值。
书里面讲的内容挺好的,值得学习,多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