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洁非
这是一部扎实的史传叙事作品。作者以南明弘光朝短短一年历史为叙事对象,描写了明末上至皇朝政体的崩解下至整个知识分子(文官阶层)的思想觉醒的状貌。涉及当时明、清、大顺三朝鼎立的非常历史时段下的国情民情、文臣武将、新兴的士绅阶层的种种表现,有史据有观点,是一部力求将历史研究引入当代思想文化动态中进行梳理的有分量的作品。
介乎明清之间的南明弘光政权,仅一年寿祚,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电光火石的一瞬而已,但其历史意义却非同寻常。南明政权的覆灭,标志着以华夏正宗自居的华夏文明再一次被少数民族所颠覆。 南明弘光帝朱由崧,本和流落街头的乞丐无异,最后竟被推上大保,由此可想南明政权的前途如何了。本书基于弘光政权的关键人物进行展开,夹叙夹议,如果要当做一本历史小说来读可能要失望了。 本书的亮点其实也在于作者所议的部分,其思维逻辑和文笔堪称上乘,不愧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 另,基于本书的写作手法,可能把书名叫做《南明朝臣品评录》更合适。
作者选取明末弘光朝廷期间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结合史料进行研读。作者并非仅仅还原历史,更多的将自己的思考与情感加之于其间,使那些已有定论的人物被赋予真实。比如作者反驳顾诚在南明史中对于史可法的负面评价,比如作者认为阮大铖的奸恶并非生来就有,早年间东林党对他的伤害是他反噬的根源,同时阮氏在戏曲与建筑方面的天赋值得肯定。作为开封人,难忘书末那篇开封守城记,李自成三围开封而不得,最后决口黄河淹没开封以泄愤。在攻守开封期间,城内的回民积极参与防守事务,而城外李自成的麾下亦有名为老回回的部属,回民群体在明末历史中的多次出场与所起到的作用值得研究和探讨。
弘光,是明朝的北京朝廷被摧毁后,南京新朝廷使用的第一个年号,同时,也是这个仅存半年的南京朝廷最后一个年号。相比清朝官史以崇祯帝自缢为明朝灭亡标志的说法,无论从法理还是从实际,弘光更适合作为明朝的终点。 弘光王朝很短,南明也是一个鲜有人关注的时代,但这段历史中,流亡的农民在反抗他们的王朝,关外的满洲大军同时又在试图征服关内的汉人,矛盾交叠,道德秩序既在崩解又在以它顽固的惯性坚守。在社会的彻底失序之下,不同的人基于他们不同的地位、不同的素质、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追求,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了一个个人生选择,收获了各自的人生体验。 在听完最后一段戏曲后,弘光皇帝朱由崧趁着夜色逃出南京城,城外的清朝大军已经渡江,而城内是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人追随皇帝,也没有人准备抗争。大明朝最终在这样一个平静的夜晚画上句号。 在这个句号画上之前,史可法孤独地站在扬州城上,此前他发出了两封文书,一封是他写给朝廷请求粮饷的,没有收到答复,另外一封是他写给他夫人的,旨在调停家里的婆媳矛盾。在国事和家事的一地鸡毛中,这个其貌不扬、才干平凡的大臣竭尽他的全部,直到尸骨无存。同样用自己鲜血去为这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业牺牲的,还有出使北京的左懋第。他们证明了大明朝彻彻底底的无可救药,以及自己的忠诚,还有这个民族威武不能屈的气节。 乱世的瞬息万变中,最见众生百态。 阮大铖用尽最后一点权力为自己榨取利益,残杀异己,但就是这样一个标准“奸臣”,他出版了园林学的集大成之作,他开创的戏剧流派成为了京剧的滥觞,他写的山水诗被后世学者一致认为明清五百年翘楚,你不能不承认这个人在行为的卑劣之外还存有心灵的澄澈。矛盾共存于一体,阮大铖最终在投降清朝后死于精神分裂疾病。 龚鼎孳是东南名士,曾经是激扬文字、抨击权贵的耿直谏臣。在明朝灭亡时,他没有殉国,最终声名狼藉。没有殉国的人很多,但龚鼎孳说,我原要死,小妾不肯。这句话最终将他彻底地钉在道德的耻辱柱,没有人愿意多看一眼。但是,如果多看一眼,我们或许能留意到,他的“小妾”顾媚曾冠绝秦淮,顾媚于他,远非“小妾”相待,他们的诗文唱和已经深及灵魂。“我原要死”,是真的,他们确实同时实施了自杀行为,但他们最终还是活了下来,原因已不可考,如果我们相信龚鼎孳的话,那就是顾媚最终不想在走出那一步,龚鼎孳选择跟她一起活下来。龚鼎孳在清朝做了官,他和顾媚用他们不多的能量保护了很多旧友,顾媚最终也成为秦淮名媛中少有的乱世善终者。代价是万世的污名,我们不知道龚鼎孳有没有后悔过。 和“死”这一话题相关的是另一个名士,叫徐汧。要求人们为朱家王朝的灭亡殉葬,并名之曰“忠贞”,是那个时代道德伦理僵化的表现。徐汧是明末的儒学大师,崇祯皇帝自缢时,自杀者不少,徐汧没有死。弘光皇帝投降时,自杀者寥寥,大家知道这个王朝已经没救了,徐汧同样继续活着。但当清朝下令“剃发”时,徐汧郑重其事地自沉于河。他不为某位皇帝殉葬,也不为某个王朝殉葬,但他并不畏惧死亡。“剃发”意味着,清朝的统治者打算用自己的刀,让另一个比它先进的文明低下头颅,意味着新的统治者并不打算尊重民众的自由。徐汧的死,最终为大江以南的抗争风潮吹响了号角。 黄宗羲加入南方抗清后,并不接受南明君主的官职。他起初确实出于儒学的教育,将抗清是作为明朝臣民的义务。但是,他的实践最终让他意识到,抗清并不等于复明,正如徐汧的死并不为明朝,而是为一种民族的文明一样。黄宗羲没有选择为业已无可救药的王朝殉葬,他开始反思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的地步,君主和民众应该是何种关系,士人和武人应当作为何种力量造福社会而非仅为皇帝奴仆。他写的《明夷待访录》在被禁锢百年后,最终在晚清经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发现,而推动了历史出路的找寻。《明夷待访录》,终得其访者。 正是这些人生体验最终构成了我们现在翻阅纸张所见的“历史”。没有哪一方天然正义,没有哪个人永远正确,有的只是那些各色的人生碰撞之下,在历史长河中泛起的涟漪。 我们所要做的,不是站在上帝视角对某些人一味歌颂,或者对某些人一句话否定而不作反思,是敬畏那一片用无数鲜血和生命染成的涟漪,端详它,感受那些曾经跟我们一样站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他们的时代所经历的浮沉、所做出的选择,这是历史的重量。
文学家作史,剖析考证专注的都是人物心理,难免有臆测,但另一方面反而对人物更有“同情之理解”,而非站在宏观的大局、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批判,因而不论人物是否“无能”是否忠贞守节都纳入讨论,像在看一本明末短篇小说集。比起彰显气节,得偿所愿的史可法、左懋第、夏完淳等人,更喜欢徐枋、阮大铖这两章,死得其所乃是幸事,更难的是目睹山河沦丧、文明摧毁、天崩地解之后仍要苟延残喘地活着,挣扎在回忆与现实的罅隙之间,而所熟识的、所笃定的,业已烟消云散。因此这两章反而让我感受到明清易代时人的悲怆,是一种类似深渊的、连烛火微光也不再有的无望。“昔日曾来访白云,落叶满山寻不得”。几度落泪,不忍卒读
我劝作者别浪费自己高超的意淫本领,改行编小说更适合你
明史三部曲,至此曲终人散,那段历史化作李香君溅于桃花扇之血,徐枋画中生于寒石之灵芝,夏完淳空际看的灵旗,令左懋第品尝后泪流满面的古剌水……读至此,或唏嘘或愤懑或热血或寒战,都化为读书人的一声长叹,叹民生之多艰,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历史车轮下人命如同草芥,而气节永存天地之间。 朝有存亡,代有兴替。把握住正确的历史观,永远比一时一地的得失重要。 不能从文明的损失着眼,矻矻于民族情绪,会使我们错失这段历史的真正教益。对各国历史来说,民族问题其实都是动态的,古代中国讲“夷夏之辨”,但这字眼简直无法作历史的推求,不要说满清、蒙古、西域诸族,如果推到商代,连周人也算“外夷”。何况沿着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朝前走,往往还将去往反方向,实用主义地模糊一些是非。即以清朝来论,当它作为入侵者、亡中国者时,固然是被痛恨的,但当它为中国带来大片疆土之后,好多人又破涕为笑,荣耀地认作一个伟大朝代。将近四百年来,明清易代这件事的真正意义,就这样被模糊、被遗忘、被丢弃,而彼时一代甚至几代中国人的苦痛酸辛,都成了过眼烟云。 与诸君共勉。
如果不是这一年的意外转折,也许资本主义就会在中国诞生 中国的皇quan,一直讲究“天无二日”。然而,公元1644年,天上却出现了五个太阳:明朝的崇祯皇di朱由检、清朝皇di皇太极、大顺皇D李自成、大西皇D张献忠,还有南明的弘光皇D朱由崧。 也正是在这一年,资本主义在东南沿海悄然萌芽,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颇具现代理念的思想家风头正盛。如果没有这一年的“天崩地裂”,中国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文字yu,“君主立宪制”之路也许就不会半途而废,资本主义也许就会在中国诞生。 这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李洁非先生的《野哭:弘光列传》将为我们揭开这一千古之谜。 ◎13个特写镜头,破解弘光谜题 弘光朝的崩溃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例子。 汉族王朝丢失半壁江山的情况并非第一次发生,但无论是东晋还是南宋,都在北方民族的铁蹄下坚持了一百多年。 而弘光朝,相比南宋和东晋,有着更完整的官僚系统,更大的疆域,差不多的财政水平,却只维系了一年,而且面对清朝的进攻没有任何有效抵抗。 政治上乌烟瘴气,军事上一触即溃,弘光朝何以至此? 本书中,作者通过对皇帝朱由崧、重臣史可法、奸佞阮大铖、英雄夏完淳、思想家黄宗羲等13人的特写,展现了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拐点中,每个人的所思所想,以及他们行为背后的逻辑,通过不同视角的拼接,构成了一幅当时中国的全景图,也从更深层次揭示了弘光朝灭亡的原因。 ◎基于“同情之理解”,讲述历史人物的故事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序言中说,要对本国的历史抱有温情与敬意。 然而,人们却更喜欢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视角上去批评古人的愚蠢与失德,甚至,这个现象在现代的史学著作中依然难以免俗。 比如,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就痛批史可法,认为其“平寇(李自成)”优先于“御虏(清)”的政策,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而本书中,作者试着将自己代入到历史人物的视角当中,试着还原人物的处境和心境,体会到人物当时的迫不得已,从而抱着一种“同情之理解”去重新审视历史人物。 这种基于同情之理解的人物评价,比单纯的归因于“蠢”或“坏”更客观,也让这段历史显得更加富有宿命般的悲剧感。 ◎现代管理学的绝佳样本 弘光一朝的悲剧,不仅是当时的历史必然,其折射出的组织管理问题,更值得所有管理者们警醒。 为何外敌当前,朝廷重臣却各自心怀鬼胎? 为什么左良玉拥兵数十万寸功未立,反而成为了祸乱之源? 为什么按照血脉选择继承人,反而比依照才能更加合理? 为什么李定国、郑成功这样的栋梁,不会在弘光朝得到重用? 看懂这些问题,也就看懂了组织中每个人的心路历程,看懂了一个组织的前景。从这个意义说,本书不仅值得历史爱好者细细品读,更值得管理者借鉴学习。 本书在豆瓣上被728人给出8.4分的高分,堪称了解南明历史的最佳作品。
全书精华一章在黄宗羲这章,其中以晚年“变节”最为深刻,跳脱了秦制法儒传统的皇权忠君思想窠臼,而是继承发展了先秦孟子古儒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思想观念,这是黄宗羲与先前那么多誓死保持名节的士大夫所不同之处,其思想高度完全超越了同时代许多人,而且并不被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夷狄(清)与华夏(明)之别的种族主义观念限制,而是以人民是否生活幸福为最终的考核标准。即使在华夏,若百姓生活在独夫民贼的暴政之下亦是夷狄,即使在夷狄,若百姓生活在贤明君王的仁政之下亦是在华夏,“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可谓民本思想的精彩体现。以及对君权的批判性更是透彻,“以我之私,为天下之大公”“,“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一人之淫乐”,这是自孟子以来,对君权批判性最为激烈的思想了,但作者以此类推说以后若不受外因发展下去,能对中国根深蒂固的皇权专制形成变革制衡,还是有些为时过早了…
对晚明史的兴趣,始于《桃花扇》。从《桃花扇》到《野哭》,如果将戏说与正史一一对照着看,其实是颇有趣味的。 一方面,对善恶忠奸的盖棺定论,固然《桃花扇》不乏感性片面而《野哭》更加理性客观,论调一致处却不在少数。如李洁非所言,“自五十年代或更早一点,以政治义理强史以就,便是当代史学根深叶茂的传统。”然而大浪淘沙,人心褒贬,终究会成就历史的公正。 另一方面,戏说的深入人心很多时候都是源于典型化,而它的鲜活则是来自对细节的刻画,反观正史,亦是如此。《桃花扇》的过人之处,在于它对典型化的相对克制和对细节刻画的自如巧妙。李香君之烈,阮大铖之奸,柳敬亭之义,活脱脱跃然纸上,而在这之外,侯方域的软弱,史可法的隐忍,杨龙友的骑墙,却需要细细咂摸,一显一隐,平添意趣。《野哭》的过人之处,则在于它在追求树立宏大的正确的同时,同样没有放弃串连琐屑的真实。弘光帝模糊面目之外的恶而难为已甚,史可法伟人脸谱之下的苦闷与庸常,阮大铖狼藉声名背面的自矜自鄙自我分裂,这些通过撷取史料细节而得以一一还原的碎片和暗影,让历史的二维画像逐渐变得立体而生动。 掩卷之际,不免有难宁的心绪和难收的热泪。读史,原是为了了解人心的力量、真实的力量。知之,敬之,而后自警。
我于2015.10初读本书,当时是在图书馆偶遇,被简介吸引,自那时起对明末清初这段历史开始感兴趣,此后的六年陆续读了一些明清易代之际的文字,才有后来对《陶庵梦忆》的爱不释手。记得初读本书时印象最深的是夏完淳篇。如今再读,触动最深的是黄宗羲篇和徐枋篇,需要找徐枋《居易堂集》细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