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精
近代西方医学来华已有两百多年。本书以第一个百年(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相关的人与事为论述对象,并利用第一手史料,如来华西医及学习西医的中国人的书信、档案和报告作为论述的主要基础,其中不乏前人论述未及、不尽正确,甚或有误的内容。本书含十篇文章,大致按照内容或人物年代先后排序,主要是基督教传教医生的活动。关注中国人对西方医学的反应,记载十九世纪学习西医的中国人,如中国第一位留学英国的医学博士黄宽、上海第一位中国人西医黄春甫,以及一些学徒出身的中国西医的生平行止,讨论他们习医的经过、学成后的生涯,和面临的文化适应等各种难题;同时,留意中国人对西方医学的态度与行为,试图从施与受双方互动的视角,观照西医来华过程中人与事交织而成的各种现象与意涵。
本书是台湾学者苏精在整理西方传教士来华史料的过程中获得的“副产品”,虽然它缺乏连续性,但是贵在本书的史料广泛来自当时 的一手史料,包括传教士的日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和早期西医院的人事资料等。十篇文章,分别介绍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带来的西方医学,伯笃——即Peter Parker,一个与蜘蛛侠同名的传教士医生,雒颉与仁济医院,合信与医学出版,第一位中国人西医黄宽,第一位上海西医黄春甫,梅威令与台湾的现代医学教育,赖马西与明心书院,笪达文如何拯救了仁济医院以及中国人的西医学徒。每篇文章都是中国近代医学史的“蒙太奇”,向我们展示了这段跌宕起伏历史中的吉光片羽。 在中国近代史上,传教士的角色是十分复杂的,他们既是中国近代化的引路人,也是文化冲突的火药桶,甚至也充当侵略者的帮凶。但是当我们把视角缩放到“传教士医生”这个群体上时,他们扮演的角色则正面得多,在一个医疗卫生水平落后,没有有效的社会救济体系的旧中国,传教士医生群体面对着远超他们救济能力的贫民患者实施了他们能尽到的最大努力治愈他们的疾患,而且也为了预防疾病而努力——例如推广牛痘接种。对于现代化医学技术也并不像传统行会一样死守秘密,伯笃和雒颉都曾无私地传播牛痘技术给中国人,面对盗版书商,合信展现了宽大的态度允许《全体新论》未经授权的翻印(而且删去了他加入的基督教内容),甚至告诫盗版者不要印错,导致中国人产生对解剖学的误解。这其中固然有基督教教义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相比于那些圈占农民土地建造教堂、纵容中国基督徒违法犯罪的的传教士,传教士医生的医师身份对他们道德行为的塑造作用。或者我们可以说,或许医学作为人类最古老学科的高尚内涵使他们成就了善行而非仅仅是基督徒。 关于医学史,本书也有使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那就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医学技术的国家间比较如何进行?如果熟悉中国医学史的人应当知道,无论是疝气的外治术(即疝气带)还是白内障的手术治疗(即中国传统医学的“金针拔障”),前者在南北朝已经见于医籍,后者在唐代由西域传入,明清已经十分成熟。即使在清末,这两种技术与西方相比也不算落后,但是中国百姓却对传教士医生进行上述手术有十分热切的需求,而且当时经常有传统医学无法治愈上述疾病的记载。在我们对传统医学成就的描述中,是否应当考虑医学技术的流传广泛度的权重?在没有近代学术共同体和近代资本主义专利制度的情况下,一家一姓之“秘方”或许不代表一个社会的平均医学技术水平?这或许可以作为某些无谓自豪感的一盆“冷水”。
特别多详细资料介绍早年来华的基督徒医学者,他们为早期中国医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他们的奉献精神感动。
常常在想,殖民主义给被殖民国家带来深远灾难同时,是否又同时带来一定的所谓“推动”?现代医学对于落后中国来说,必然属于这种所谓的“推动”
医疗工作和印刷出版、学校教育是传教士辅助传教的三大工具
耙梳史料,从一个独特角度、找一些特殊群体研究文明的接触和交流,这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
我收藏了一本德国某地方教会二十世紀初出版的关于当地修女在福建筹办育婴堂和设立女子学堂的小书, 那种生活与艰辛会令中国人十分震惊!我们小时所受教育都是宣传和控訴这些外国传教士和嬤嬤们如魔鬼再世, 这本书算是为他们正名了. 事实是, 当今中国相当一部分有名的医院和大学都是由这些信仰堅定的外国人投資创建的.
依然记得那本《寻找苏慧廉》的书,刷新了我对西方传教士的认识。此书看下来,更加坚定了我的看法。中国近现代的教育归功于西方可能还有些牵强,但是如果换成医疗,可能疑义基本很少。书中,十个人来华的无私付出,甚至其中还有一个国人。其间,建立的医院、开展的义诊,并为此付出的年华乃至生命,以及四方极力争取医疗经费的努力,让人感动。是什么信念支撑他们这样坦然奉献于这片陌生而落后的土地,我想金钱可能还是可以忽略的因素,信仰使然。书中,对比于黄宽这个国人,英国人先干了再说这段文字让我深思,生命的意义定然高于待遇的算计。铭记。
随着中国历史学人日渐走出国门及语言的精进,在中外交流史上实有很多领域可以发掘,本书即为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