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同名美剧原著）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说这句话有点“情绪化”。 但老实讲——我真的不服。 我不否认《1984》的伟大。它确实冷峻、理性、有思想的深度。可是读它的时候，我总觉得那种恐惧离我很远，像在看一场政治实验。 而《使女的故事》不一样。它的恐惧不是抽象的，是贴着皮肤的。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写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和当下的回声。她没有虚构任何一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过的事。 她写被剥夺的名字、被占有的身体、被沉默的欲望。她写那些看似温和的命令、漂亮的制度和“为了你好的”温柔暴力。 而这些，女性都太熟悉了。 我承认，《1984》的主题是“自由”，但那种自由从一开始就默认了“人类”这个词是男性的单数。 那种“伟大的恐惧”好像只属于他们——思想被操控、真相被抹除。 可我们这些人，生来就被要求“温顺、得体、安静”。我们从来不需要被老大哥监视，因为社会早就教会我们怎么自我审查。 《使女的故事》让我第一次感到，那些恐惧终于有了自己的声音。 她写出了语言、身体、信仰被占据的那种窒息。 她也写了——哪怕你被逼到无声无力的角落，依然可以用回忆、用一点点思考，守住你仅存的自己。 我不是要否定男性作家的伟大。 我只是想说：当你一遍遍告诉我“《1984》更好”的时候，我听见的，是某种熟悉的傲慢。 好像女性的痛苦、女性的书写，只能被看成“次一级的情绪”。 可那又怎样呢？ 我宁愿读那些被他们轻描淡写的“情绪”。 因为那里面有我自己的影子。

《使女的故事》是一本反乌托邦小说，被称为女性版《1984》、警世寓言。这本书里的每一个素材，都曾真实地发生过。 环境污染日愈严重，人口锐减，极端宗教势力崛起，建立极权制度成立基列共和国。 女性被剥夺财产、工作和阅读的权利，能生育的成为生育机器，不能生育的女性就被送到集中营。 小说女主奥夫弗雷德是基列共和国的一名使女。她是这个国家中为数不多能够生育的女性之一，被分配到没有后代的大主教家庭，帮助他们生育子嗣，这本书也是女主奥夫弗雷德的回忆录。 这本书是虚构的未来，同时也是真实的过去与现在，那些阴暗的角落，依稀的通过这本书发出压抑的窒息的女性的呼救。 女主：我尽力使自己不要想入非非。因为思想如同眼下的其他东西一样，也必须限量配给。其实有许多事根本不堪去想。思想只会使希望破灭，而我打算活下去。 不能读书，不能接触文字，不能交流，上厕所都被监视限制次数和时间。在红色感化中心，嬷嬷们带着电棒“教导”她们成为生育工具人，不服从就打到你服从。在这里没有思想，没有人类只有子宫，作为“圣杯”的工具人子宫，只要你还能生孩子，谁会在意你是不是缺个胳膊断个腿呢。在这种管制下，甚至自杀都是奢望。 女主：直至现在，我们为了占据诸如此类的小小上风，还是各不相让，互相较劲。 男权社会，借女性来统治压迫女性。罪恶在女性内部延伸，权利被压制的越厉害，越会贪恋那小小的一点点自由，比如丽迪亚嬷嬷为代表的教导嬷嬷，在死亡和成为信徒压迫女性你会选择什么 呢？想必大部分人也会抓住那小小的一点权力吧，活下去的权利。于是，很悲哀的是女性成为屠杀女性的一把刀。就像我们古代女性毫无地位，限制教育，三从四德，在内宅里也要受到被压迫的女性的压迫。 没有人是一个孤岛，不用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大主教夫人赛丽娜·乔伊，过去是著名女歌手，后来成为帮凶，帮助主教建立政权，借自己的名气到处宣传推广极权思想，然而被利用完以后她也是一样被禁锢在女性的囚笼里，只能在花园剪花除草打发时间，她唯一的权利，也只能用在压迫使女和马大上了。也许曾经她也被许诺过权利，许诺过虚幻的未来，但是同为女性，她又怎么会被允许成为一个例外呢。所有的女性都是一体的，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自由有两种，丽迪亚嬷嬷说。一种是随心所欲，另一种是无忧无虑。在无政府的动乱时代，人们随心所欲、任意妄为。如今你们则得以免受危险，再不用担惊受怕。可别小看这种自由。 丽迪亚嬷嬷所说的自由，是笼中鸟的自由，是生杀予夺皆由他人，是捂着眼睛闭起耳朵，任人鱼肉的自由。免受危险就是湮灭思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工具的自由，他们通过诡辩来给使女洗脑。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所谓自由，确实是有边界的，但是这个边界在于保障最基本的人权。自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不止是可以选择什么的自由，还有允许你不选择什么的自由，首先这个边界要保障我不选择被暴力，被压制，被屠杀，在保障我最基本的人权的情况下，在安全的区域内我可以有选择的自由。而不是连人都做不了，作为一个牲畜被关在笼子里，说你在这个笼子里不用害怕了，你可以安全的等到过年才会死，你要珍惜啊。 所谓正常，丽迪亚嬷嬷说，就是习惯成自然的东西。 女主：“没有什么会一瞬间改变，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在你还未发现不对劲时就已经烫死了。” 开始只是一些电视上的宣传，后面是一些衣服书籍的焚烧，是学校商场的封闭，再后来是女性银行账户的冻结，然后一天之内，女性从劳动市场被赶回家，再然后就是极权的统治，被抓起来成为工具…… 就像温水煮青蛙，等你反应过来，就已经挣脱不得。 我们以为是小说不以为意，然而这本书哪一个素材不是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地球的严重污染，核废水的排放，资源逐渐稀缺，人口出生率逐渐降低，谁能保证历史的车轮是一直向前而不是后退呢？真到了那一天，你和我，都何去何从？细思恐极。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采访中曾说：“我不写有史以来人类从未曾做的事”。 不得不说，这句话让我在心里对她的作品首要做了预设，让我带上了某种“以史为鉴”的期待。 起初，我并不了解这个《使女的故事》。大约因为封面和使女衣着的规定，我自然地将这本书与最近网上大火的剧集《欢愉的艺术》搞混了，以为《使女的故事》是她的原著——这个不算美丽的误会让我最开始就对琼抱了不可名状的希冀——希望她如欢愉艺术的女主一般敢于反抗这个世道赋予她的枷锁，敢于抗争这个制度所有的不公，敢于浇灭将女性置于铁架上的烈火。 但渐渐地，我知道我错了，错的不止是我将两部优秀的作品混为一谈，更是我对琼过度希冀下的苛责。 我试着问自己，如果是我，我身在基列国，我会怎样做？我会不会比琼做得更好？ 没有答案。 我只能说，在某些时刻、某些情况下，允许有「小人物」的存在。 小人物唯一的执念，也许就是『活着』。而活着，在那样极端主义下，比了结，更难得。 不必去比较珍妮的“懦弱”、奥弗格伦的英勇、妈妈的先锋、莫伊拉的尖锐、新奥弗格伦也许残存的善良。允许女性的不同、允许女性的复杂，因为她们同样是「第一性」的人。 可以想见，琼在很长时间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之下在亲眼看见和听见一直以来支撑自己的两个希望都双双破灭的情况之下，那一段时间的迷失是人之常情。并且能在这之后，重新振奋起来，这是她异于常人的坚韧。 我非常喜欢一位书友说的观点，在琼被其他人指责时：关于故事的重述者，玛格丽特很妙的一点是，她没有选择突显出一腔孤勇的奋斗者、革命者，而是选择了像琼这样一个只想活下去的“小人物”。当有一天，连一个小人物都想反抗的时候，那么这个政权，也就离被推翻不远了。 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重述、一种不可窥探的神秘主义，以史为鉴的前提是“史”要被看见。琼凭着她一往无前的勇气和一如既往的冷静，成功出逃了。在很多我们不能想象的困难之中，用录音带重述了基列这段惨无人道的极端主义历史。她让历史重现，让女性「被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使女的故事》的故事写的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基于现实的「未来故事」。于是在这里，我终于领略到了玛格丽特极致的厉害——即便是看似最天马行空的科幻设定，也根植于真实的历史和人性。 故事结尾补充的史料，可谓是神来之笔。让人在虚构与真实之中摇摆不定。所谓开场时的吃喝玩乐的温馨问语、男教授所谓无伤大雅的下流玩笑、所谓的对“所谓史料”的轻蔑态度以及女讲述者的恶意揣测、对某男藏匿日记的夸赞以及对内容的深信不疑、对基列制度的最大化的理解共情……无一不让人慨叹，男人这个物种，无论真实与否、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文化水平的高低…都他爹的一个模样，实实令人作呕。 没错，基列国是虚构的，可他真实存在着。 《使女的故事》是“所谓”虚假的，可阿富汗女性的真实处境悲残得如此真实。 假亦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中还。

不涉及剧透。 挺好的书，就是翻译一言难尽，好多地方实在看不懂，才去找了英文版，一看豁然开朗。译本比我对照的英文版，有的地方多点意思，有的少点意思，有的错点意思…莫非原版还有差异？ Atwood 重点表达两点： 1. 对公众轻视历史的担忧。忘记过去和背叛什么的没关系，无视历史只会一起完蛋。 2. 对历史研究的担忧。 本书虚构了一个未来极权社会，透过主角Offred的遭遇，描绘了很多极权主义手段和画面，而这些都是从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描述的，看似历史已经终结的世界中发展出来，背景环境还是当今民主社会的标杆----美国。 Atwood 在作者序言中提到，本书里所有的情节和手段，都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她用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组装出一部可信的未来历史小说。 从人人可触摸的现实中产生的超现实，更让人感到恐怖，这是最可怕的地方。 现在2024.10.18，正是Harris vs. Trump 的关键时刻，美国大选日只剩两周。八年前，Atwood 在Trump 上任后一个月，给本书写下了新版序言，她提到对Trump民粹的担忧，而后发生的事情比她的担心更加严重和复杂：退出阿富汗让阿富汗人尤其女人彻底沦陷，1月6日占领国会山，Kyle Rittenhouse, Supreme Court失衡导致后续推翻Roe v. Wade, BLM, Trump 集会遇刺等等。 在小说最后，Atwood 通过一场一百五十年后的历史材料研讨会，表达了对人们忽视历史的担忧： “正如所有历史学家都知道的，过去是一片黑暗，充满回声，我们可以从中听到声音，但具体说话内容却因为声音发源地本身就含混不清而不甚清楚。” 我们生活在Offred故事之前的年代，在未来仅仅一百多年后，回看我们几十年后的未来，竟然已经“一片黑暗”，“充满回声”。可见历史研究的艰难，和需要的谨慎。 很不幸，历史研究者还要面对历史虚无主义。

夏娃的方舟 在这两年里，写作对我来说越来越成为一件困难的事。它未必意味着呈现感受或者发表建议，也未必就带着讽刺、批判，或者某种洞察的企图与尝试。这种书写往往是简单的，面向我有限的知识、匮乏的生命经验以及逐渐冷却的情绪。但同时它又似乎置身于一种潜在的危险之中，如同行走于黑水上的浮桥，既没有终点，也没有边际，而身下是无以度量的汹涌暗河。我想或许许多的写作者也面临与我相似的困境，我们无法把此刻的凛冽与枯寂归罪于外部的寒冬，有时自身已然要面临水分干涸，枝叶凋零的现实。而内在的修剪更为严密，仿佛每次对着屏幕敲下任何文字时，耳边都有喧嚣的叫喊声，刀劈斧凿，那些笔画也逐渐零落，成为一种隐秘的不可说。 前些天我在一个帖子的评论区里与一位男性发生了争执，在此之前，我已经很久没有因为性别议题在网上很直接地与异性发生冲突了。这种对话比起愤怒带给我的更多的是困惑与失落，它来源于即使我们使用相同的文字，想要传达的含义也永远无法抵达听者。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各自立场坚决的维护者与执行者，我们拒绝聆听任何其他的意见。但更可怕的是，任何理性与逻辑的推断，任何阐明立场的尝试在这种争吵中都显得无比苍白，对方可以盲目地为你划定疆域，罗织莫须有的罪名，最终顾左右而言他，将讨论拉低成为情绪的宣泄。此刻我重新去回望哈贝马斯构建和维护公共领域的尝试，他对于依靠交往行动以达成主体间相互理解的期待，忽然窥见了一道隐秘的裂痕。 那些争吵当让让人们觉得荒谬，事实上，无论是辩论者还是单纯的网络暴力的执行者，我们似乎随时都会滑入到这种荒谬之中，我也企图用一些讽刺的语言激怒对方，当我发现任何理性的阐释都毫无用处的时候。而另一些时候处境可能会更糟。这些天从西尔维娅·费代里奇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她们的文字共同向往展示了这种荒谬的随机与必然，同时它们绝不是过去式，绝不是一种历史的镜鉴，一种我们只要目击便不会重演的悲剧。“猎巫”与“使女”构成了现实与预言的一体两面，是的，现实在这里，它的背面不是虚构，而是预言。预言是一种基于过去的转述，它意味着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同时它又不可避免地隐含着恐惧、期待甚至是祈求，似乎我们只要准确地预知了所有的细节，它们就绝不会发生。 那种糟糕的处境意味着，有时我们会避无可避的进入一种更加宏大的叙事当中，它有着属于自己的节奏，并且以强力冲击甚至粉碎我们每一个人。我常常对这种未知又似乎迫近的风浪感到莫名的焦虑，它让我重新向自己过去的文字回望，回望那些看似温和，实则孱弱的陈述或是虚构。我意识到，我们必须是许许多多的身份的承担者，比如我必须首先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无论我从事怎样的写作，它都会成为我无可脱离的立场，即使它在此刻意味着更多无休止的争执，没有成效的辩论，以及更多的浑水摸鱼与投机取巧。因为在这许许多多的嘈杂之外，另有一些我们必须把握的根系，一如刀耕火种，在漫天大火凋萎之后，一粒撒向肥沃大地的种子。 我记得大概几个月前，我翻看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麻烦》时和K说起，这里的许多观点，现在好像已经烂大街了。但今天重读时又想到，实际上，我们又似乎对它一无所知。从这本书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以来，已经过去了十五年。而这十五年里，这些具体的理论变成了滋养土壤的雨水，也成为了鼓舞航行的旗帜，但直到今天，这种滋养与鼓舞也仍然不够。因为我们不仅需要众声喧哗，也需要风平浪静时更满足地扬帆。 这意味着，我们仍然不能放弃任何深入的尝试，我们不能退缩，不能沉默，不能摈弃书写、思考、交流与行动。这在此刻当然意味着要淌过无数的污水，尝到无数次被下水道湿漉漉的头发纠缠的糟糕滋味，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再一次直面那些混沌的、蒙昧的、傲慢的、固步自封的、掩耳盗铃的、狐假虎威的、大而无当的滑稽言论，看到许多捉襟见肘的舞蹈，气急败坏的指责。它们会无数次磨灭我们企图深入问题、专注思考、积极表达、勇敢交流的决心，但我们仍然需要一种坚固的底色，那是我们依靠耐心与坚韧，无数次毁坏又无数次固执搭建的甲板，也是我们抵达属于我们乐园的方舟。

亿万年前，一颗尘埃舒卷落下，世界悄然成型。从那时起，生命不再渺小，高歌着永存。 本书中，在极权和掌权者男本位的剥削、压迫、和潜移默化的思想重塑下，似乎像我们展示了三种抉择。 莫伊拉勇敢激进，有着极致的、直接的反叛精神。她的结局矛盾而未知，引人深思。 珍妮的心理脆弱不堪，在屈辱之中，她最早“缴械投降”，选择了臣服，泯灭了自我。 琼（名字存疑）优柔清醒却又不得不纠缠其中。她通过内心的挣扎来放纵自己的痛苦，深陷其中，曾经一度放弃自己。她的反抗微小不过，没有什么宏大的目的，也不存在激愤的行动。 那么作者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人作为叙述的主角呢？ 她似真似假甚至加以美化的叙述和思考，其实最为常见。她脑中时不时闪过的美好幻想和颓然败退是多数人的纠结。 因此这本书的书名不叫《莫伊拉对此抗争》也不叫《珍妮忏悔新生录》而是一个最为普通的——《使女的故事》。 “使女”，是的，“使女”。书中看似优柔寡断、自相矛盾的情节正是千千万万个不知名姓的使女所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的。 她们在命运中俯首，不知下一步是黑暗还是光明。 这就是作者想要警醒的我们——“women”

似乎伟大的作家都会拆解和调用语言本身的能量，我本想阅读英文原版，但书里的那些摆弄单词、双关和谚语的表达实在太难懂；它们不但从言语的根源上剖析着这个反乌托邦社会对于女性主体性、女性特质的剥夺，更在许多流向女主角意识深处的独白时刻，在那些对于花朵、配饰、体育馆和厨房水槽等旧日熟稔的细描中，流露出一种难言的、怪异却让人着迷的旖旎，和风声鹤唳的社会环境形成无穷的张力。更难以忽视的是女性之间刺痛、渗血般的亲密：反叛的母亲，乖张的莫伊拉，塞丽娜，嬷嬷，甚至大主教夫人，大家如此的不同又相同，女性共通的生命体验，迸发出依恋、仇恨、嫉妒抑或是共情。可贵的是在这样的压抑之中仍有女人作为人的欲望舒张——怎么不可以呢，被性奴役的同时也可以保有对男人的渴求和淫荡的欲望。这真是一个带劲儿的、有力的故事呀，阿特伍德，我都想把你的照片打印出来贴在教授的旁边，每日清晨，就像书里奥芙弗雷德进入谵妄状态，与上帝直接对话一样，我对之虔诚祝祷，再钻入庸常俗世。

我发现好像当今的男性一直处于一种隐蔽的愉悦之中，而女性一直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里，且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男女对立的情况出现后，形式越来越严峻。 首先，我了解到这一事实的起点是我在《使女的故事》一书中看到了以下的描写:...这是一家酒店...那些女人有的坐着，有的懒懒地躺着，有的在随便溜达，还有的背对背倚靠着。男人们混迹其中，许多男人，但都穿着黑色制服和西装，千篇一律，分不出彼此，形成一种背景似的东西。女人则完全不同，一律热带打扮，身穿各式各样鲜艳灿烂的节日盛装。有浑身羽毛，闪闪发亮，下身短到大腿根，上身低到胸口，和我同样打扮的;有穿旧时的花边女内衣，短睡袍，娃娃衫睡衣，若隐若现的半透明晨袍的;还有穿泳装，上下连在一块儿的或两段式的。我还见到一个女人，身着钩针编织的网眼衫，胸前用两块大扇贝壳图案盖住乳头。还有些人穿着跑步短裤，晒日光浴时穿的三角背心或有彩色针织暖腿套的紧身体操服，就像过去在电视上常看到的。甚至还有些人身着啦啦队长的专用服装，小小的百褶裙，特大号的字母横跨胸前。...所有女人都是浓妆艳抹，我意识到自己已经不习惯看到女人化妆。在我看来，她们的两眼显得太大太黑，闪闪发光;双唇太红太湿，在血里浸过了一般，润湿晶亮。或者换个角度说，有如小丑，显出一副滑稽相。 我刚阅读这段文字时，基于全书的背景下，我认为这些女人是平等而自由的，这是一个理想的地方。然而在片刻之后，我产生了一些不适的感觉，追其原因，我发现来自于背景版般的男人的存在。这个酒店中的情景和如今现实世界的部分情况极为相似，在现实中，社会主流审美对女性的外表要求相对男性较高，女性因容貌、身材产生的焦虑比男性大的多。这是为什么?我开始换位思考，如果酒店中的女性是男性，而背景版是女性的话，男性打扮自己外形靓丽而各色，作为观看主体的我隐秘于角落，举起高脚杯，欣赏着面前的男性，我发现我是愉悦的。于是我发现了使我不适的根源，即在作者酒店内的描写下，女性成为了客体般的存在，被男性观赏。 而现实不过是更为隐蔽的书中的缩小版，部分女性因为主流"白幼瘦"的审美不断苛责自己，要求自己，而社会对于男性的标准较低。如此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会出现白幼瘦的审美这类不利于女性平等地位的社会规束出现?我认为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考虑，即经济政治与公序良俗。人类社会可以理解为权钱社会，即拥有大量经济或政治地位的人在社会中有着更高的"地位"与优势，由于"重男轻女""彩礼"等文化、意识的渗入，男女生理上导致的力量差距等，社会资源高度向男性集中。社会资源的差异导致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女性需要依附男性从而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谄媚男性的实质是谄媚权贵，而谄媚的原因可能是不得已的。 其次，我发现男女不平等其实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很多情况人们深处其中却不自知。主流审美导致的女性擦边直播居多、女性应该追求稳定、礼仪大部分为女性等等，只要留心观察会发现不合理的地方有很多。恐怖的是，我发现了"舆论控制下的被利用的女权"。如今女权运动过激，甚至部分地方出现男女对立的情况，其实是对女性无利的。原因在于如今的社会资源仍主要处于男性手中，当一个男性发现手下的女性希望到更高位置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女性利益时，当然会阻止女性到达更高的位置!如果无法掌握社会资源而激发男女矛盾，吃亏的只会是女性，女性会得到越来越少的社会资源。抛开人数进行考虑，当男女利益冲突的时候，男人自会为男性谋福利。 阴谋论而言，男女对立的发起者会不会是男性呢?为了外化矛盾，集合男性权力，一致对"外"。当男性有了男女对立的感觉后，自然不会扶植手下的女性上台。此外，以拒绝生育为手段的方式会不会是权贵为了减少人口而组织的呢，毕竟在减少人口上，不生育是比战争更有效的方式。诸多类推可知，男女对立会减少女性的社会竞争优势，甚至可能会被进一步降低性别地位。 最后，我认为追求平等的女权行为应该更加隐秘的进行!广大女性同胞努力的去奔赴自己岗位的更高位置，在获得社会资源的同时获得话语权，并去做有利于男女平等的事情，这样才是上策。 只有深处其害的女性才能为女性真正去发声，"商人"不会为女性发声，他们设计较少充绒量的羽绒服，美名其日是为了方便女性追求美展现美，实际不是在节约成本?商人们主张正式场合必须化妆，生活需要仪式感等口号，难道不是为了买那些化妆品护肤品奢侈品?女人的经济就一定要花出一部分在这些上面?这样做最大的受益者其实还是男性，在收获视觉愉悦的同时不用花任何钱，甚至还能赚到钱。拥有一定社会资源的女性难以为女性发声，当她们为女性发声的时候，无人支持，男性会形成反对，并对其进行打压，她们需要同伴!需要有同样力量甚至更高力量女性的支持。 此外，观当今科技发展迅速，治安环境较好，男女生理差异造成的力量悬殊减弱，在此环境下，女性更应借势较为隐秘的追求平等。

《使女的故事》，有人称之为女性的《1984》，相比《1984》，可能是同为女性，《使女的故事》更令我窒息与恐惧。 无论是《1984》还是《使女的故事》，都是以男性极权社会为底色，而在《使女的故事》里则多了一层宗教作为暴政的掩护，均以压抑思想为手段，从而达到规训与奴役的目的，尽显极权社会的荒诞本质。《1984》三行“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老大哥在看着你” “思想警察”无处不在，贯穿始终；《使女的故事》里面的红色感化中心，必须结伴出行的使女。不谋而合，监听与控制成了规训的主要手段。 但是，《使女的故事》里有着明显的性别界限主题 男性处于最顶端的大主教，女性顶端的是大主教的妻子；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有着极端的阶级界限，女性中分为使女，经济太太，女仆，嬷嬷，夫人，而男性中分卫士，普通人， 大主教。 使女是受压迫受剥削的最底层，是行走的子宫，身着红色红袍，红色是使女分娩时血液的颜色，象征着不洁 嬷嬷是统治阶级的追随者，宗教信仰者，负责教化和规训，身着褐色衣裳 女仆也是底层人物，负责家务，身着淡绿色服装 而夫人们，身着蓝色，圣经中是圣母玛利亚的颜色，象征着繁殖能力和纯洁 讽刺的是，她们一般不具备生育能力，却掌管不归大主教掌管以外的大权，而替夫人们繁衍子嗣的使女，却被剥夺了女性所有的权利和尊严。 虚设的背景是环境恶化，生态危机，人类生育能力下降，从一个政权过渡到另一个，悄无声息，部分女性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所有权利，有生育能力的沦为生殖机器，待分配至各大教主家，子宫是使女的唯一可利用可剥削财产，而没有生育能力则送往隔离营… 书中不光有两性对立，更有的是雌竞和厌女，而这在当下更是无处不在 借腹生子，不过是把女性异化，物化成子宫，这是父权社会最为丑陋的一面，而这在过去是三妻四妾，现在是代孕服务，过去在发生的，现在也同样在发生，形式变了，本质不变。 正如本书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所言：“我写的都是发生过的，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1984年的小说，能在当下找到影子，时代真的在进步吗？历史真的一直向前吗？

上班的时间太长，下了班很难不沉迷奶头乐(短视频)浪费时间，照旧是在上班的时候听完的。 小说里有这么一段话倒是与我上班途中的一小段思考相呼应了，读书久了就会越来越珍惜这种与作者的共鸣瞬间，下面是小说原文句：假如我的生活尚可忍受，也许他们所做的一切便合情合理，无可厚非了。 (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里，我开始懒散，不想再做过多的思考和输出，也不想和人交谈，实在耗费我的心力。偶尔一些moment，可能是突然读到了一个句子或者某位姐妹的某句话，会让我斗志昂然，让我觉得还活着。温水煮青蛙确实值得警惕，又实在舒服🤓，我想我会一辈子与此作斗争。) 说实话我并不太喜欢这本书，可能是我过于乐观了，我永远相信女性的觉醒者会遍布于各个阶级各行各业中，我相信她们斗争的力量。可能我活过的二十多年里，关于女性的悲惨叙事我看得腻烦，我再也不要看这种故事了，我再也不要看女性等待被拯救了。我只想看些能给我带来力量的东西，一直让女性角色处于受害者的地位对于读者也是种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