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反

译文： 那些害怕死亡、逃避危难的人，是投降败逃的人，可社会上却尊崇地称他们为“珍惜生命的人”；研究学问、创立学说，是背离法度的人，可社会上却尊崇地称他们为“搞学术的人”；四处游荡、生活优渥，靠巧言牟利的人，可社会上却尊崇地称他们为“有才能的人”；花言巧语、卖弄智谋，是虚伪诡诈的人，可社会上却尊崇地称他们为“善辩聪慧的人”；用剑行刺、攻杀他人，是凶暴急躁的人，可社会上却尊崇地称他们为“刚正勇敢的人”；窝藏罪犯、包庇奸邪，是该判死刑的人，可社会上却尊崇地称他们为“讲侠义、有名望的人”。这六种人，都是社会所赞誉的。 而那些奔赴危险、为忠诚献身，能为守节义而死的人，社会上却贬低地称他们为“不会算计的人”；见闻少而听从命令，是守法的人，社会上却贬低地称他们为“浅陋无知的人”；努力劳作来维持生计，是创造财富的人，社会上却贬低地称他们为“才能低下的人”；善良厚道、品行纯正，是正派的人，社会上却贬低地称他们为“愚蠢迟钝的人”；看重生命、谨慎行事，是尊敬君主的人，社会上却贬低地称他们为“胆小怯懦的人”；挫败盗贼、制止奸邪，是使君主圣明的人，社会上却贬低地称他们为“阿谀进谗的人”。这六种人，都是社会所诋毁的。 奸诈虚伪、没有益处的人有六种，社会却如此赞誉他们；耕种作战、对国家有益的人也有六种，社会却这样诋毁他们。这就叫做六种反常的现象。平民百姓出于私利赞誉那些该受惩罚的人，当代君主听信这些虚名就礼遇他们，君主礼遇的人，利益必然随之而来。百姓出于私利诋毁那些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当代君主被这种世俗偏见蒙蔽，就轻视他们，君主轻视的人，祸害必然随之而来。所以，名誉赏赐给予了那些为私利作恶、应当受罚的人，而诋毁加害的却是那些为国家做好事、应当受赏的人，这样还想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 古代有句谚语说：“治理国家就像洗头，虽然会有一些头发掉落，但还是一定要洗。”如果只舍不得掉头发的损耗，却忘了洗头发能让头发生长的好处，这就是不懂得权衡利弊。用石针刺破痤疮会很疼，喝药会很苦，如果因为怕痛苦疲惫，就不刺痤疮、不喝药，那么人就活不了，病也治不好。 现在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关系，不像父子之间那样有深厚的恩泽。要是君主想用施行仁义来约束臣民，那君臣之间必然会产生裂痕。 就说父母对于子女吧，生了儿子就互相庆贺，生了女儿就把她弄死。子女同样是从父母怀抱中出生的，然而男孩受到庆贺，女孩却被弄死，这是因为父母考虑到以后的利益，从长远打算的缘故。所以连父母对子女，都怀着算计的心理，更何况是没有父子之恩的君臣关系呢！ 如今那些学者劝说君主，都要求君主去掉求利的心思，而施行相爱的道理，这是要求君主的爱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这是不懂得区分恩情和诈伪的胡说，所以明智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 圣人治理国家，会仔细制定法律禁令。法律禁令明确，官员就能依法行事；坚决地施行赏罚，赏罚公正不偏私，民众就能为国家效力。官员都依法治理，国家就会富强；国家富强，兵力就会强大，这样称霸称王的大业就完成了。称霸称王，这是君主最大的利益。君主怀着这样的大利来治理国家，所以他任用官员时会选择有才能的人，赏罚也没有私心。让士子和百姓明白，只要尽力效死，就能建立功劳获得爵禄，获得爵禄，富贵的事业就成就了。富贵，这是臣子最大的利益。臣子怀着这样的大利来做事，所以他们即使冒险到死，也会竭尽全力而不抱怨。这就是说，如果君主不仁，臣子不忠，就不可能成就霸王之业。 对于奸邪的行为，一旦发现就加以防备，发现后一定严惩就能制止；如果不能察觉，奸邪就会肆意妄为，不加以惩处，奸邪就会泛滥。要是把不值钱的东西放在隐蔽的地方，即使是曾参、史鱼这样的贤人经过，也可能让人怀疑；要是把百金悬挂在集市上，即使是大盗也不敢去拿。因为难以察觉时，曾参、史鱼在隐蔽处也可能被怀疑；一旦必定会被察觉，大盗在集市上也不敢去拿悬挂的金子。所以明智的君主治理国家，会多设防范，加重对奸邪的惩处，让民众因为法律禁令而不敢作恶，而不是依靠他们的廉洁来停止恶行。 母亲对子女的爱比父亲多一倍，但是父亲对子女下命令，比母亲管用十倍；官吏对于民众没有爱，但是他们对民众下的命令，比父母对子女下的命令要管用一万倍。父母积聚了很多的爱，可命令却常常行不通；官吏用威严来治民，民众却能听从。是用威严还是用仁爱，这个方法的选择也就可以确定了。而且父母对子女的要求，是希望他们一举一动都平安顺利，做人能远离犯罪；君主对于民众呢，国家有难就要求他们拼死效力，国家太平就要求他们尽力劳作。父母怀着深厚的爱，希望子女平安顺利，子女却不听从；君主没有给民众什么厚爱和利益，要求民众拼死尽力，命令却能执行。明智的君主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不培养仁爱之心，而是加强威严的权势。所以母亲给予厚爱，子女大多不成器，这是因为宠爱过度；父亲给予的爱少，常用鞭笞来教导，子女大多善良，这是因为使用了严厉的手段。 如今普通人家治理产业，忍受饥寒相互督促，勉力劳作相互鼓励，即使遭受战争的危难、饥荒的祸患，能穿暖吃饱的，一定是这样的人家；用吃穿来相互怜爱，用安逸享乐来相互照顾，遇到天灾荒年，卖妻卖子的，一定是这样的人家。所以，把法治作为治国原则，开始时辛苦，但能带来长远利益；把仁爱作为治国原则，只能暂时得到快乐，最终却会陷入困境。圣人权衡两者的利弊，追求长远的大利，所以采用法治的相互督促，而舍弃仁爱的相互怜爱。 那些学者的言论，都说要减轻刑罚，这是导致国家混乱灭亡的办法。大凡赏罚坚决，是为了鼓励立功和禁止犯罪。赏赐丰厚，人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就能很快得到；刑罚严厉，人们厌恶的事情就能迅速禁止。想要得到利益的人一定厌恶祸害，祸害是利益的反面，与自己想要的东西相反，怎么会不厌恶呢？想要国家安定的人一定厌恶混乱，混乱是安定的反面。所以，特别希望国家安定的君主，他的赏赐一定很丰厚；特别厌恶混乱的君主，他的刑罚一定很严厉。如今主张减轻刑罚的人，他们不太厌恶混乱，也不太想让国家安定，这不仅是没有治国的方法，而且是没有治国的原则。所以，判断一个人是贤能还是不贤能、是愚昧还是聪明，就在于他对赏罚轻重的态度。 况且，加重刑罚，并不是为了惩罚罪犯本身。英明君主的法律是一种准则。惩治盗贼，并不是惩治准则本身；惩治准则本身，就如同惩治死人一样（没有意义）。惩罚小偷，并不是惩罚准则本身；惩罚准则本身，就如同惩治囚犯一样（没有意义）。所以说：加重对一个坏人的惩罚，就能制止全国的邪恶行为，这就是治国的方法。受到重罚的是盗贼，而感到害怕的是良民，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对重刑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至于丰厚的赏赐，不只是为了奖赏有功劳的人，还能激励全国的人。得到赏赐的人乐于得到利益，没有得到赏赐的人羡慕受赏者的功业，这是奖赏一个人的功劳而激励全国的民众，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对厚赏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如今不懂得治国的人都说：“重刑会伤害百姓，轻刑就可以制止奸邪，何必用重刑呢？”这是不懂得治理国家的表现。用重刑能制止的，用轻刑不一定能制止；用轻刑能制止的，用重刑一定能制止。所以君主设置重刑，奸邪就会被全部制止，奸邪被全部制止，这对百姓又有什么伤害呢？所谓重刑，就是让坏人得到的利益很小，而君主施加的惩罚很重；百姓不会为了小利而遭受重罚，所以奸邪一定能被制止。所谓轻刑，就是让坏人得到的利益很大，而君主施加的惩罚很小；百姓贪图利益而轻视犯罪，所以奸邪无法被制止。所以古代圣人有句谚语说：“人不会被大山绊倒，却会被小土堆绊倒。”因为山很大，所以人们会小心地顺着山势走；小土堆很微小，所以人们容易忽视它。如今实行轻刑，百姓一定会忽视它。百姓犯了罪而不处罚，这是驱使整个国家的人去犯罪而抛弃他们；百姓犯了罪就处罚，这是给百姓设置陷阱。所以，轻刑就像百姓面前的小土堆。因此，把轻刑作为治理百姓的方法，不是使国家混乱，就是给百姓设置陷阱，这才可以说是伤害百姓了！ 如今的学者都在讲述书本上的陈词滥调，不考察当今社会的实际情况，说：“君主不爱护百姓，赋税常常很重，那么国家就会财用不足，百姓就会害怕君主，所以天下大乱。”他们认为只要满足百姓的财物需求，再加上爱护他们，即使使用轻刑也能治理好国家。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大凡人追求重赏重罚，本来就是在财物充足之后。即使财物充足又爱护百姓，然而使用轻刑还是会导致国家混乱。富裕人家宠爱子女，财物充足，财物充足子女就会随意挥霍，随意挥霍就会奢侈浪费；因为疼爱子女就不忍心约束，不忍心约束就会骄纵任性；奢侈浪费就会使家庭贫困，骄纵任性就会行为暴虐。这就是虽然财物充足、疼爱深厚，但实行轻刑带来的祸患。 大凡人的本性，财物充足就会懒得劳作，君主治理软弱就会肆意作恶；财物充足还努力劳作的，只有像神农那样的人；君主治理软弱还能品行端正的，只有像曾参、史鱼那样的人；百姓比不上神农、曾参、史鱼，这已经很清楚了。 老子曾说：“知道满足就不会遭受屈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危险。”因为害怕危险和屈辱，所以在满足之后就不再有更多追求的，这是老子的主张。如今有人认为满足百姓的需求就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是把百姓都当成像老子那样的人了。 夏桀贵为天子，却不满足于自己的尊贵地位；拥有天下的财富，却不满足于自己的财宝。统治百姓的君主，即使能满足百姓的需求，也不可能让他们都成为天子，况且夏桀未必会因为自己是天子就感到满足，那么即使满足了百姓的需求，又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 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会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获得财物，合理制定赋税来调节贫富差距，提高爵禄来使贤能的人竭尽才能，加重刑罚来禁止奸邪行为。让百姓凭借自己的劳动致富，通过为国效力获得尊贵地位，因为犯错而受到惩罚，因为立功而得到奖赏，而不指望君主的仁慈恩赐，这就是帝王治理国家的政策。 人都睡觉的时候，就不知道谁是盲人；人都沉默的时候，就不知道谁是哑巴。睡醒后让他们看东西，提问让他们回答，那么哑巴和盲人就原形毕露了。不听一个人的言论，就不知道谁是没有才能的人；不任用一个人做事，就不知道谁是没有德才的人。听了一个人的言论，就要求它符合实际用途；任用一个人做事，就要求他做出成效，那么没有才能和没有德才的人就原形毕露了。 想要得到大力士，如果只听他自己说，那么即使是平庸的人和大力士乌获也无法分辨，给他鼎俎等重物让他举，那么谁疲弱谁强健就能见分晓了。所以官职就像是检验有才能的人的鼎俎，把事情交给他做，是愚蠢还是聪明就能区分出来了。 所以没有才能的人因为君主不任用他们做事而得志，没有德才的人因为君主不任用他们而得意。他们言论不被采用却还自我粉饰，把自己装扮成善于辩论的人；自身不被任用却还自我吹嘘，把自己装扮成品德高尚的人。当代君主被他们的善辩所迷惑，轻信他们的高尚而尊重他们，这就如同不通过看东西就能确定一个人视力好，不通过回答问题就能确定一个人善于言辞，这样一来，哑巴和盲人就不会被发现了。 英明的君主听一个人的言论，一定会责求它的实际效用；观察一个人的行为，一定会责求他的功绩。这样的话，那些空洞陈旧的学说就没人去谈论了，那些浮夸欺诈的行为也就无法掩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