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前后的痛与梦 劝学篇

建议和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对比来看，差距太大了，难怪我们要走下坡路

中体西用：1898年初，随着维新变法的深入，坚守纲常名教的张之洞与这个运动的矛盾也愈益尖锐。同时，作为宦场老手的张之洞“深窥宫廷龃龉之情与新旧水火之象”，知道清廷的实权掌握在反对变法的后党手中，遂“预为自保计”，于1898年4月撰写《劝学篇》。张之洞后来这样追述写作《劝学篇》的原委：“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抱冰堂弟子记》。此记托名“弟子”，实为张之洞自述）可见，《劝学篇》意在两线作战：一方面批评顽固派的“守旧”、“不知通”；另一方面批评维新派的“菲薄名教”、“不知本”。他企图在顽固派和维新派的主张之间寻找第三条路——“旧学为本，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这便是洋务派文化思想的集中概括。张之洞的这一思想酝酿已久，早在他作京官清流时，便常以“体用”这对范畴规范中华文化与西洋文化的彼此关系；19世纪80年代初，张氏出任山西巡抚时，便提出“体用兼资”、“明体达用”的论点。不过1898年问世的《劝学篇》将这一思想系统化、理论化了，以完整的形态构筑了洋务运动的思想蓝图，使“中体西用”成为当时“流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