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礼教与法律：法律移植时代的文化冲突

清末变法的主要驱动力是为了效仿列强，寻求列强的认可。但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遇到了与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冲突。这一时期，法理派和礼教派之间就移植法律时应如何处理传统礼教的问题产生了争执。争论的核心在于移植的法律中是否应当保留传统的礼教规范，其中“无夫奸”是否应被纳入法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背后触及的是更深层次的议题：即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也就是法律主义与道德主义之间的张力。

还不错，前半部分主要是罗列人物观点，后半部分的分析很精彩，对清末礼法之争的解读比较创新。 （才发现微读上有资源…）

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近代晚清礼法之争的时代意涵，可以说是非常新奇的视角。 就像梁治平老师的《法律史的视界》一样能看出作者作为边缘处的学者不同于当前主流观点对于清末礼法之争的重新解读。在当前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主流观点的影响下，法理派和革命派注定被时代铭记，而以张之洞和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在历史未曾留下只言片语，有的只是被动打上的标签“愚昧”“落后”“封建”。这些意识形态的大词让我们忽略了这场对于法律原则思想论战后背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立场。礼法之争这场论战随着清朝覆灭戛然而止，但背后代表的时代问题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法律人的思考。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下，中国人对法律甚至社会制度和人种的自卑心理催生对于过往历史的坚决排斥。所以法理派才能迎合中国人自强求富的心理状态，由此在历史中留下的印象总是趋于近代化的，故而附加了道德的评价标准。 在当时似乎算是礼教派略胜，但从更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到目前为止中国人信仰的依然是法理派的理论。对于人类理性的着迷，对科学的追逐，一切都来源于中国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而我们这些普通人便从属于这一国家话语之下，正如礼教派一样，因意识形态的不同被贴上以道德为标准的标签。 梁治平老师让我们脱离开教科书简单、单一、绝对、政治正确、官方意识形态下对于清末礼法之争的刻板印象。实际上这一思想论战代表的正是清末新旧时代交替下的内在矛盾紧张和焦虑，这是中国人站在十字路口必然的苦恼。从西方殖民扩张以来中国人始终被“力”驱使，就像许纪霖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法律人也被“力”和背后的“国家主义”裹挟。但抛开这些时代背景，法律人选择的何种法律原则或许更多的关注中国人本身。

7年时间，7万字。 从《大清刑律草案》谈起，从礼教派与法理派的辩论为切入点，分析了辩论之焦点：修法立宪的目的、道德与法律之争、家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之辩、自然主义与理性主义之论、特殊注意和普遍主义等问题。究其本质，礼教派和法理派的核心不在于是不是要修法的问题，而是怎么修、怎么立，也就是在修法立宪过程中要不要继续保持现有历史、风俗，即在法律移植过程中的文化认同问题。

颇有启发性的一本书，清季以降修订刑律之争，法理派并非教科书那番纯粹的进步正确，礼教派也并非全然守旧而不知变通，相反对于西方近世法理民情了解较之法理派也不逊色；清末修律之争，实为法律实证主义和历史法学派之争，理性建构和风俗演进之争，大同构想与国情出发之争。法理派的胜利，乃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胜利，而这也决定了此后八十年近代史的基调，而在国朝立国七十载之际，关于礼/法，风俗习惯与理性建构的诠释，恐怕跟清末大有不同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胜利者书写的历史里,失敗者被阉割、禁声，失去了言说的能力。而为此付出代价的,不只是前人,也是生活于当下的这个民族。

清末礼法之争，是礼教派和法理派的争论。如果当时二者融合统一，也许后世和历史会大有不同。但是没有那么多如果，历史只是偏向一方，慢慢发展。 理性压倒权威，科学战胜愚昧，人替代神，自由摆脱奴役，解放除去束缚，平等取消等差，文明战胜野蛮，现代取代传统，新破除旧，先进取代落后，凡此种种对立，先由欧西社会内部的，转为西方文明与中国（及其他非西方文明）之间的，最后/同时化为中国社会内部的。清末礼法之争，就是这种对立的一种表现。正惟如此，其优劣胜负，预先就已被确定。 这本书作者准备了7年多，每一页每一章都像作者蓄力已久的展示，引用了很多言论，而且都标明出处，很权威，很有说服力。 礼法之争，从法律道德之争说到特殊主义普遍主义之争，从清末到民国，好像争论没有结束，依旧还在时间长河里延续着，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着。 研究礼法之争的产生，背景，内容，发展其实是为了更清晰地定位我们自己的处境，了解法律的发展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法律的一个发展和形成，去完善现在的法律制度，更好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制度。 也许，每一条法律背后，都有着前人数不清的争论和研究，可能一个主张就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条法律的形成，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所以啊，我们才要敬畏法律，敬畏正义。

『总而言之，传统以及旧的价值秩序，都是科学要革除的对象。支配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并主导中国社会变迁的，就是这样一种革命的、彻底的、无所畏惧的科学主义。它以科学之名，把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标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体现，并为通过战争、革命、运动、改造等手段实现社会变革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宏大理论。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和社会变迁所伴随的，就是这样一场普遍主义对特殊主义、理性主义对自然主义的征服史。⋯⋯ 所有这些或强或弱的矛盾，或隐或显的问题，无不可追溯于清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