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日汉籍关系论考

倭寇的技术：日本偷师菲律宾的标枪，满蒙的箭术 1、日本刀枪箭三层穿透力，明军纸做盔甲 有人说日本倭寇是双刀舞成白练、弓箭近身而发、标枪倏忽而至，可谓中远近三层穿透力，与我读到的正好一致。 对比下明军，纸做的盔甲，真是一帮纸糊的阴兵！ 我在《倭变事略》中读到日本刀的厉害：初四日，报县遣兵剿之，一贼出哨亭外，我兵攒枪刺之，贼斫一刀，十数枪齐折，兵皆徒手而奔一处。 日本枪的厉害，倭寇没有火枪，这枪很像东南亚的标枪，可能不是简单的红缨枪，我在《海录》中读到过东南亚标枪是常规武器，麦哲伦就在1521年4月27日死于菲律宾土著的标枪：从中要击者二三伙。众皆溃乱奔逃，马总被一枪穿胸背死。采乘骑击贼，伤二，贼恚甚，斫其首，腮喉处受数刃而毙。千百户姜节、吕凤、姚岑、王相等咸被杀。一鼓手擂鼓促战，贼一枪连鼓钉之地。 日本竹箭头的厉害：贼众数千，白昼攻城，矢入城中如雨。弓长七八尺，矢长四五尺，镞之铁者如飞尾，镞之竹者如长枪；城外隔河而射，中城内屋，钉瓦入椽，而没镞矢。自垛隙中人者，伤死十余人。 2、1521年菲律宾标枪钉死麦哲伦，30年后倭寇用于入侵中国： 《倭变事略》记载日本枪的厉害：从中要击者二三伙。众皆溃乱奔逃，马总被一枪穿胸背死。采乘骑击贼，伤二，贼恚甚，斫其首，腮喉处受数刃而毙。千百户姜节、吕凤、姚岑、王相等咸被杀。一鼓手擂鼓促战，贼一枪连鼓钉之地。 这个枪，恐怕不是什么红缨枪，倭寇也没有火枪，而像标枪，其在东南亚相当普遍，比如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日本与东南亚风俗相通，很有可能的确是日本倭寇的军事技术。 《海录》记载咭兰丹国，即马来西亚某地：凡土番，俱善标枪。标枪者，飞枪也，能杀人于数十步外。出入常以自随，乘便辄行劫杀人。其山多木，易于避匿，故山谷僻处鲜有行人。有争讼而酋长不能断者，常自请于王，愿互用标枪，死无悔。王亦听之，但酌令理直者先标。中而死，则彼家自以尸归；不中，则听彼反标，顾鲜有不中者。 据说麦哲伦就在1521年4月27日死于菲律宾土著的标枪，他本人因盔甲显眼成为攻击目标，最终被标枪和弯刀重伤身亡，尸体未被寻回。倭寇从东南沿海到东南亚都有出没，也许本来就与菲律宾军事与文化相通，也许，他们听到了菲律宾人创造的标枪奇迹，30年后，1554年用于入侵中国。 《倭变事略》还记载广西人也会标枪，“罗广西人，以教职转令有膂力，熟弓马，能掷标枪于数十步外中贼。” 标枪是东南亚的特色武器，所以这广西人也会不奇怪。 3、1554年倭寇可能学的是蒙古弓箭技术，1726年《射诀》东传日本，日本偷师满洲弓箭技术： 《万历十五年》据记载，“倭竹弓长八尺，以弓蹈其弰，立而发矢。……镞宽二寸，……近身而发，无不中者”。 近身而发……据说蒙古包括满清都是这样的，箭不是远距离射，而是马跑到你眼前，对面而射，所以一击必中，成功率极高。 我在张宏杰《简读日本史》中读到：武士阶级诞生不久，就诞生了“弓箭之道”或者“武道”，后来到了江户时代才定名为武士道。 可见，弓箭技术一直都是武士的必修课，哪怕到了清朝，在冷兵器最后的时期，弓马，日本仍然在通过间谍渠道偷师中国！ 《中日汉籍关系论考》写到1726年，雍正年间，一桩《射诀》东传日本的案件：36岁退役失业的杭州军人陈采若，将《射诀》传授给日本人。 李卫给雍正的调查报告是：张灿若本名张恒晫（就是陈采若），住居杭城，乃雍正元年中式第五名武举。为人素行狡诈，果出外年余，至今未归。其家有父张彬如曾充过卫百总，原系弓箭教师。 江户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致力于武士骑射技艺的传承发展，积极从中国摄取骑射术，请求赴日清商船载相关书籍赴日。《射诀》《射史》《武经入学第一明解》等即于此时被舶载至日。 日本对于军事技术的渴望，在《幕府将军》美剧中也有流露，1600年的日本，当时正值一场百年内战。面对五大敌人的联合对抗，吉井虎永（真田广之饰）必须为生命而战。当一艘神秘的欧洲船只被发现搁浅在附近的一个渔村后，船上的英国领航员约翰·布莱克索恩（柯斯莫·贾维斯饰）带来了可能帮助吉井虎永扭转权力天平的秘密，这些秘密还可以摧毁约翰·布莱克索恩自己的敌人—耶稣教士和葡萄牙商人。 火绳枪1543年传入日本种子岛，此时正是倭寇肆虐东南沿海时，只是火枪他们还不会，不用。 1635年，明代火器研究家毕懋康也制作了燧发枪。日本1830年才有燧发枪。 但1726年雍正年间，日本火绳枪应该已经很普及了，这时候还从清朝输入弓马技术，一种过时的技术做什么？ 我在小红书看到有人说，满洲弓正是帮助清兵干掉了拥有火绳枪的大明军，桦木做的反曲弓，下马，抵近而发，力可以贯穿头颅！怪不得！ 看来弓马技术在火绳枪时代仍然有效，毕竟连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仍然骑兵冲锋呢！ 1554年倭寇的弓箭，也许是学蒙古骑兵的，而1726年，日本又偷满洲骑兵的弓马技术。 4、事大则偷窃，自大则落后： 我在《丝绸之路大历史》中读到北宋神宗时期，对于知识流播到国外的民族主义焦虑。在高丽问题上，苏轼几次提到不能让高丽轻易获得书籍，代表了当时一种普遍的思潮。 朝鲜使节崔溥《热河日记》中，多有作者对中国技术好奇的记载，甚至对中国的带盖辘轳井，制瓦，砌火炕墙，扁担挑物（朝鲜传统是头戴，即头顶重物）都很感兴趣。当时使团们的任务也是不遗余力搜集书籍，但夹带会被海关查扣，全靠贿赂过关。一路上作者对于中国的事物充满求知的好奇，比如他说，臣语傅荣曰：“愿学水车之制。” 正是事大让韩国人好学不倦，“偷窃”不止。 “偷窃”并不是什么坏事，在没有知识产权法的古代，反而促进了文明的流播扩散。 我听张宏杰说，古代中国从不去外国留学的，除了印度，以至于晚清，曾国藩求留美幼童，一个报名的都没有，因为向夷狄学习是荒谬不可能的！第一个学英语的士大夫是曾国藩的儿子，在守孝期间偷偷学的。 而为何会产生这样状况？因为地理决定论，中国乃天下之中，得正气，夷狄只能得偏气。得正气为人，得偏气为禽兽。夷狄属于是半禽兽，不算是人。那么向夷狄学习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说，日韩是事大，那么中国则是“自大”了，后果就是近代的落后挨打。

老白的交游考看不完，根本看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