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浩
本稿关于牛僧孺之生平、经历、政治活动、写作、思想皆有关注,而重点在于牛僧孺元和三年参与制举之考论,并归结为牛僧孺之于党争之定位、唐宋以后牛僧孺政治形象之演变。本稿之问题意识较为浓郁,考证尚属细密,言之有据。以牛僧孺为主题,而着眼点在于中晚唐的党争。
非常非常好,之前看过的一些感觉把牛党贬得一无是处了,这本还蛮客观的。需要更多从牛党人物视角出发的这种作品。
每每在阅读中晚唐史时读到“牛李党争”几个字,然而却认真发掘过这四个字背后的详尽历史、总是用教科书中那简短的介绍和评价对此一掠而过。非常感谢本书作者,通过详尽的考证与辨析,让我对牛僧孺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包括他的出生地、思想体系、柳宗元之于牛僧孺的影响、牛僧孺思想中矛盾的由来、以及元和三年制举案和“牛党”名号的历史变迁。 尤其是最后一章所指出的: “牛党”及“牛李之党”说法的产生,是因为对讨论中产生的僧孺印象式形象的固化。唐代以来,只要细细披检史籍、考察中晚唐党争的过程,就会有对这场党争以及僧孺定位的平情理解。 李宗闵、李德裕为两党之首,牛僧孺为李宗闵同党之人。他没有突出牛僧孺的作用,也没有用“牛李”一词。这种基于史实的认识最终敌不过大众的印象式认识,“牛党”、“牛李党争”的说法,流行至今。 李德裕及当时多数人,均认为牛僧孺处理维州事件的出发点,是因党争而忌恨。李德裕后来对牛僧孺进行了连番打击。宋人对维州事件及中晚唐党争的持续讨论,使僧孺、德裕对立形象凸显,对僧孺的负面评价固化,二者逐渐成为流行性的印象认识,定位与塑造了二人在中晚唐党争中的地位与形象,僧孺因此取代宗闵,被看作与德裕对立的党争领袖。进入南宋,“牛李”指僧孺、德裕,并用以指代这场党争,基本定型,成为最流行的说法,南宋以后,直到现在,逐渐成为共识
书中最精彩的应该是对于牛僧孺与柳宗元思想异同的分析,牛僧孺可以被视为贞元变法集团培养的后进人才。 虽然牛李我还是更喜欢李德裕,但是牛僧孺思想倒也有可取之处,道家的守常融合儒家思想(即将守的“常”替换为儒家的王道、民本思想),这样一种闲适却坚定的追求,既没有赤裸裸地追寻功名利禄,又没有殉道思想那么令人望而生畏,上可居庙堂,下可退江湖,确实令人向往,无怪乎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 《天道》里面的文化属性一直受到追捧,一个人只要进行社会活动,就一定会带上潜在的文化属性。牛僧孺作为封建士大夫,天生就是儒学的拥护者,在道教盛行的唐代肯定会受其影响,同样亦师亦友的柳宗元也是他思想的一个来源,这样的综合也就产生了复杂的牛党党魁。 他的一生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不断前行,中正直谏却又免不了退缩,投身党争却又保有底线,想要改革政治却又因循惯例。如果按照《宋代中国的改革》里面的划分他应该属于仕进型官僚中的干才类,扩大一点,他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标准模板,上到三公九卿下至乡间士绅,太多这样的人。
我们和牛僧孺一样,在时代潮流,与海相侔,大部分人只能汩荡沉浮,渐至淹没。有时候不能责怪缺乏勇气,要知突破的勇气与自身的能力是成正比的。
细看了二,五,六章,三四章对我有些不知所云略过。主要收获有一、破除了以往对牛僧孺“完全保守”形象的认知,其思想中存在一定“求变”“除弊”成分,以及与李卫公的共同之处;二、元和制举案牛策文补录,宪宗本人态度的索隐;三、对“牛李党争”称呼固化的学术史爬梳,维州事件是牛僧孺李德裕二人激烈对立的开始
元和制举案颇可读,不过在分析牛李思想相同点时不免有牵强附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