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圣地的兴衰：辽西史前社会的独特文明化进程

酋邦理论和新社会进化模式的理论运用非常深刻有见地。迫不及待想看到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其他几个文化圈各自的文明化进程。是目前所读过的写社会复杂化问题和聚落考古最好的一本。聚落考古就该这么写啊！ 但是非常遗憾的一个点是红山文化聚落材料的缺失，导致赵宝沟和红山之间这样爆发性的发展似乎只能落在狩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这一单一原因上。也就没能很好解释红山聚落层级的分化，及区域聚落群体和“仪式圣地”的空间布局，是否能体现出群体之间可能存在的等级性。 小河沿的文化面貌似乎又回到了兴隆洼的状态，但是在赵宝沟和红山的血缘组织得到长期强化的背景下，小河沿应已与兴隆洼存在根本上的区别，这一点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 所谓“超自然倾向”其实应该与李伯谦先生所说的“神权”并无二致。

好，有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可以继续延申学习

一、主要特点 本书是李新伟老师根据2003年所写的博士论文改变的，在出版的时候对里面的内容有些删改。本书的特点完全可以用刘莉老师在序言时的几句话来概况； 博士研究生往往都是雄心勃勃的，要在自己的论文中建立一个新的思想体系，解释前人没有发现的真谛，李新伟老师便是其中之一。在构建自己的体系过程中，需要面临三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如何诠释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他用三个怪圈来概括；第二个挑战是如何利用西方人类学的理论，虽然基本倾向于采用过程考古学传统的进化论及其相关理论来揭示社会复杂化进程，但不拘泥于理论，广泛涉及酋邦、国家、手工业生产专业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讨论。第三个挑战是如何梳理和分析庞杂的考古资料。他尝试用聚落考古，从聚落内部（家户））—聚落—区域三个层次进行分析。 二、内容简要 本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背景的回顾和理论方法的简介；第二部分是主体，以辽西地区的社会复杂化为主体，从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文化的独特文明演进的进程。第三部分则为结语。 在第一部分，李新伟老师引用张光直对中国文明的理解，首先要明确是什么中国，其什么是中国文明。本质上涉及了史前考古的两大主体：文化格局上的最初中国认定与社会进化角度的文明认定；借苏秉琦先生所提出的两大怪圈“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当做本身”进一步提出第三大怪圈——“史前文化格局的一体性的强调”。苏秉琦根据史前文明的演进，提出区系类型理论。有力地反驳了当时黄河流域中心起源，但是这个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二里头文化会在洛阳盆地兴起。严文明进一步提出“重瓣花朵”认为中原文明的起源在于其独特的地理优势，赵辉则通过对史前文化的演变提出“以中原为中心的形成”；韩建业则进一步发展，认为在裴李岗时代，中原就处于核心引领作用。在李新伟看来，对各地区独特文明起源道路的忽视，“中原中心”模式和“区系类型”模式下文明起源研究的区别就是，在旧模式下，各文化区系是“被”一体，在新模式下，是自愿奉献的一体，一体本身并没有任何改变。故李新伟试图通过对辽西地区（作为打破黄河流域中心的主要材料）的社会复杂化分析，以地区性文明化进程反观整体进程。 本书采用的方法，以进化论为独特的视角，从而引进西方中“酋邦”的概念来通过聚落考古和墓葬研究研究辽西地区的社会复杂化。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采用的分析大同小异。首先简单介绍文化的文化分布、文化内涵和年代。然后根据其聚落形态和植物浮选，判断其主要的生业经济，接着采用schiffer的废弃理论，从小到大，从房址内部到社区再到聚落形态进行分析。然后根据发现的材料从亲属组织、生产专业化、仪式活动、社会经济不平等四个方面来复原兴隆洼文化人群的行为与生活方式。 辽西地区的第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兴隆洼文化，器型主要以筒形罐为主。年代大致在公元前6200年-前5200年。根据房址的定居与聚落内动植物的浮选，农业和家畜饲养业在兴隆洼时期出现，但在食物获取中并不占最重要位置。通过对家户和社区的分析，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石的，聚落内部的房屋分为房屋-房屋排-房屋排组合-整个聚落，分别对应着核心家庭、扩展家庭、扩展家庭组和整个社区。在房屋的内部发现了单一器物的积累，故这些社会上层可能在组织特殊物品的生产和仪式活动方面发挥着领导作用。人面饰、石雕像、居住面上的兽头、居室葬、整猪随葬和积石冢等与仪式活动有关的遗存都表明，仪式活动在兴隆洼社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兴隆洼文化之后便是赵宝沟文化，筒形罐依旧是主流，年代大致在前5200-前4500年。根据聚落内的石铲和石刀以及小米的发现，赵宝沟文化已经进入了农业的初级阶段，但大量的动物骨骼表示狩猎采集仍是主要食物来源。对房屋空间布局的研究以及内部出土的器物分析，房屋聚组现象的出现和聚落核心房址地位的加强。而细石器的集中出土、陶器施纹工具的大量发现，说明社会上层逐步出现对资源的控制权。赵宝沟遗址边的祭坛标志着公共仪式性建筑的正式出现，这是一项重要的发展，标志着聚落整体的仪式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 赵宝沟文化之后迎来的便是辽西地区史前文化的顶峰时期——红山文化，根据古环境的复原，在前4000年左右环境逐渐变暖，雨水增多食物丰富。红山文化的陶器还是以筒形罐为主，但增加了一些后冈一期和庙底沟期的器物。其年代大致在前4500-前3200年。 毫无疑问红山文化已经进入了农业社会，通过对各地区农业起源分析和研究，红山农业应该是红山居民自主选择的，当气候条件发生变化时，这些财富积累者们可能开始主动扩大农业种植的规模，以获取更多剩余食物，为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威望积累经济基础。这一行为可能会引起整个社会的争相效仿，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而根据对红山文化的聚落形态和遗迹现象的分析，在红山文化玉器和陶器应该出现生产的专业化。通过对聚落人口规模的骨笄和区域聚落形态观察，红山文化社会应该是酋邦社会。农业成为经济基础这一重大变革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变革，这包括区域聚落等级的出现、大型仪式建筑的出现、以玉器制作为标志的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复杂的信仰与仪式系统的形成。 接着本书提出了两个问题：红山复杂社会产生的动因是什么？红山社会上层的领导策略是什么？。 这里通过对中国史前原始观的梳理与红山文化出土玉器的解读相结合，认为当自然环境发生变化时，红山社会中的财富积累者主动开始农业生产，其中的部分人凭借积累的财富成为社会上层。在此过程中，他们自会切身感受到农业与天文观察的紧密联系，也会体味到在农业社会中，获得权力的最佳方法是创制基于天文知识的信仰和仪式系统，并操控这套系统，以保证农业生产丰收的名义，获得威望和权力。 然后在红山区域的环境承载力和各红山聚落的领地生产力进行计算，整个区域的土地利用率为68％，表明此区域内各聚落领地内耕地出产的谷物可以供养全部人口，也就是说，此区域聚落群体在基本食物来源方面是可以自给自足的。 最后回答了红山文化的形成，虽然环境因素是促成红山社会转变的重要原因，但为获得个人社会经济利益、成为社会上层而行动起来的财富积累者们才是红山社会独特复杂化的主要推动力。在凝聚各个聚落形成区域聚落群体的过程中，新生的社会上层们更多地依赖了新创造的信仰和仪式系统。根据艾兰认为社会上层对政治形态的集中方式：意识形态的物化、远距离社会上层交流网的建立。在红山文化均可以体现。简言之，红山社会是具有强烈超自然取向的“网络型”复杂社会。建立交流网络，实施“财富财政”是红山社会运行的基础。独立于居住区的牛河梁仪式圣地是这种超自然取向最突出的表现。 最后一部分是需要解释为什么红山文化会灭亡，最主要的是对小河沿文化的分析。气候的变化应该是衰落的外因。自红山文化早期，辽西地区就开始进入干旱期；到红山文化晚期，干旱日益加剧，对粟作农业造成了严重影响；他们可以采取的唯一行动就是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进行意识形态的物化，加强与超自然的沟通。不幸的是，这些努力虽然造成了辉煌的牛河梁仪式中心，并在短时期内强化了社会上层们的宗教威望和权力，但却无力克服现实的环境危机，终于导致红山社会的轰然崩溃。 最后一部分是在整个史前文化格局上看辽西地区的文明化道路。通过上述的论述，体现在向食物生产型经济转化的独特道路和“超自然取向”的社会复杂化道路。然后对前3500年的考古学资料进行分析认为在当时，各主要文化区均发生了跨越式的发展。各地区的“个人取向”社会其实各有不同。整个中国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呈现出各地区齐头并进又各具特征的宏阔局面。只有打破片面强调中国史前社会发展的一体性，忽视各地区独特发展道路的“第三个怪圈”，由探讨各地区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入手，才能对中华文明的形成这一宏大过程有更深刻和全面的认识。 三、简要点评 李新伟老师的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对辽西地区社会复杂化分析的考古资料书，而是通过对辽西地区的梳理来试图构建自己对史前文化格局的认识与体系的。这点在其第一章的内容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在论述这些材料的时候，采用的各种方法（家户分析、空间遗物分布、人口规模统计、环境承载力、手工业生产专业化），放到现在仍旧是当今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需要学习与借鉴的。尤其是文中对各种理论方法的应用和考古资料的结合十分密切。曾经私下和李老师交流过，李老师说当时三年时间看了不少西方理论的书，所以在写作的时候就希望将这些理论运用到中国考古学材料的分析上。 当然本书也有些瑕疵，在论述的过程中过于着眼于体系的构建。当时的材料中对手工业专业化的判断有些武断，而在论述红山文化的信仰的时候，引用冯时老师的“猪为北斗”的说法仍需要进一步商榷。

兴隆洼文件“仪式在家户”、赵宝沟文化“仪式在聚落边”、红山文化“仪式在圣地”；红山文化的“超自然取向”：部分“野心家”利用农业积累私人财富后，借助“夸富宴”等手段跻身社会上层，通过意识形态的物化和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络的建立掌握意识形态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即为其统治根源；“超自然取向”下，红山文化晚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出现方向性错误，最终导致红山文化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