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新论

每篇文章都或多或少有些启发。比如王水照强调陈寅恪与钱鍾书二人分别作为历史学家与文学家这一“学术取向”的差别；陈尚君由陈寅恪读书批点本分析其学术积累和功力。 有几篇文章则给人以方法论上的启示。包括： （1）姚大力认为史学研究所追求的在于“求真、求新、求精、求直”。他肯定了“细节”和“碎片”的意义，强调有一些在“当下看来无足轻重的”细节将来有可能“另一个人手中被转化为成就某种新叙事时具有关键作用的预制构件”。 碰巧本书中的两篇文章都是有关“细节”的，它们均有各自的意义。高克勤讨论陈寅恪著作的标点符号，事关著述规范。周清澍分析陈寅恪最后一篇作品《先君致邓子竹丈手札二通书后》，与以往研究多关注其中的思想不同，他聚焦于这篇文章所涉及到的“人物事件”，极为扎实，为陈寅恪的文章填充了丰富的历史细节。 （2）荣新江则对敦煌学研究中“过多地依赖新材料，在追索新材料的同时，忘记了寅恪先生告诉我们的要思考新问题”这一倾向提出了批评。 （3）沈卫荣倡导“语文学”的研究路径，具体而言： “所有的人文学者，不管从事哪个具体的学术领域，你都必须是一位语文学家。换句话说，一名人文学者，若强调从语言和文本入手进行人文科学研究，通过学习这个民族／ 地区／ 国家之语言，整理和解读他们的文献，进而尝试研究和建构这个民族／ 地区／ 国家之历史、思想、宗教、文化和社会，那么，他／ 她就是一名称职的语文学家。” 因此，他认为“语文学”与“哲学、思想和理论”并非对立关系。 陆扬的文章最为精彩。这主要得益于其研究视角，他指出了过往研究者的误区： “唐史甚至中古史领域的研究者往往容易陷入他的具体论说之中，忽略了对史学论断背后思维框架的反省，而中古领域以外的学者在评论陈氏的贡献时又往往不善于结合中古史的研究脉络，于是造成这两个群体在谈及陈寅恪时虽各有洞见，却也存在各自的盲区。” 所以他的视角融合了史学史与学术史两个向度。从史学史的角度，讨论陈寅恪史学的“基本的思想框架和前提预设”，以及造成其“唐史转向”的内因与外因，又结合“中古史的研究脉络”，探讨陈寅恪具体论断之得失。作者的视野非常开阔，将陈寅恪的唐史研究置于“20世纪世界唐史学”发展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以凸显其“相关性和特殊性”。从史学理论的角度，他认为作为史家的陈寅恪，其研究立场建立在“过去和现在的分离”，将研究对象视为“纯粹的客体”这一基础上，从而与司马光等传统史家的立场发生了歧异。陈寅恪当然也会将古今联系起来，诸如： “他很早就认识到清代与唐代的诸多相似性，尤其是晚清和晚唐之间，这可以说是一种视域的融合。两个时代都存在种族、胡汉、党争、边疆和外来威胁等问题。” 但这种“历史敏感度”更多的是“一种在现代精神影响下产生的个人经验，而不是中国传统中的朝代观或古今观”，建立在“严谨的学理基础上”。 本书中王水照论钱鍾书、陈寅恪“学术交集”一文，可略作补充。有关笺释古诗文的方法，陈寅恪在《柳如是別传》中说： “解释古典故实，自当引用最初出处，然最初出处，实不足以尽之，更须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以补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遣辞用意之妙。” 钱鍾书在《谈艺录》中讨论李壁王安石诗注时也涉及到这一问题，起初他批评李壁“好引后人诗作注，尤不合义法”。但在八十年代所作的“补订”中，他对自己的这一观点做出了修正，指出： “仅注字句来历，固宜征之作者以前著述，然倘前载无得而征，则同时或后人语自可引为参印。若虽求得词之来历，而词意仍不明了，须合观同时及后人语，方能解会，则亦不宜沟而外之。” 这里，他的原则和陈寅恪是一致的，即要把诗句解释清楚，这是最重要的目的，因而注释引用他人著述以相发明，不应局限于时代先后。陈寅恪强调了“作者遣辞用意之妙”，说明他也注重诗歌的文学性。 王水照认为作为历史学家的陈寅恪把诗歌也视为史料的一种，这与钱鍾书“文学本位”的取向是不同的。不过，由二人以上这一处“学术交集”看来，二者也并非截然对立。 该书是为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所编辑的，有一些同时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札记，未收入其中，现罗列于下，以供参考： （1）王汎森：《陈寅恪的历史解释——以〈柳如是别传〉及〈论再生缘〉胡适眉批本为例的讨论》，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2）侯旭东：《字词观史——从陈寅恪“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说起》，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3）沈卫荣：《陈寅恪与佛教和西域语文学研究》，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4）陈明：《中国早期东方学学术史中的佚闻建构与事实还原——以陈寅恪“卖书买煤”为例》，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5）李旭：《“中国文化定义”说的渊源、蕴义与践履——近代学术嬗变脉络下的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6）饶佳荣：《陈寅恪有过“唐史转向”吗？陆扬〈视域之融合〉读后》，载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0年8月15日。 （7）陆扬：《浅议陈寅恪学术之研究方法——兼答饶佳荣先生》，载澎湃新闻《上海新闻》2020年8月15日。 （8）孔令伟：《陈寅恪与东方语文学——兼论内亚史及语文学的未来展望》，载《新史学》三十一卷一期（2020年3月）。 （9）胡文辉：《陈寅恪与胡适五题》 ，载澎湃新闻 《上海书评》2020年6月5日。

删去姚大力、陈尚君和高克勤三人的文章，此书的质量会更上一层楼。陆扬的文章尤其好，能结合陈寅恪的生平事迹，具备国际视野对陈寅恪的唐史研究进行分析。王水照的文章着眼于钱陈异同，一历史学家，一文学家的划分尤为出彩，盖二人之分歧不在于私谊而在于学术分野。其余几人文章质量不分伯仲，但皆言之有物，不枉顾新论之名。

总又是多了一点了解。 陆扬的不错，沈卫荣的后半篇也还行。 再厉害，隔了时(朝)代，学术总有新发现，观念也会有更迭(未必是进步)，一切总在前人基础上，往前走的。 但那么个时代，那么个人物，那么个耀眼的水平，是永远的烙在那个时代里了。 (顺便吐槽一句，有些大教授名都授的文字水平实在一般-当然，也可能是讲话(口语)整理者的缘故吧，但愿。)

王水照、陆扬的最佳，姚大力的最水，高克勤的太太太应付了吧

冠以交際，次以陳錢比較，然後總論陳對歷史研究的意義，接著主要從唐詩、敦煌學、語文學、唐史四個方面分別論述陳的意義，最後殿以陳的標點。陳的詩歌和行文風格都可以談談，有實質性內容的文章是沈衛榮和陸揚，其餘也都不錯。相較虞雲國那本書中對陳的論述，更能得人物之實際。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除了陆扬，几乎无人敢直接与陈寅恪对话，都只能写点轶事，搞搞技术性描边。

这本书读的是纸质版。 整本书有几篇纪念文章组成。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倒数第二篇，其中说到陈氏学术超越日本学者，让人感动，人文学科也是可以争国格的。

零零散散读完，对于了解陈寅恪先生添一助力，而又属枝节，寥作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