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史学史：从战后到当代

在本書的上編講述“史料學派”在臺灣的生根開花，便討論了哲學家殷海光（1919—1969）在1950和1960年代的學術影響。中編描述“史料學派”在1960年代開始受人批評的時候，比較注重《思與言》的創刊及其影響，而該雜誌的編輯，除了史學家許倬雲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之外，還有胡佛、李亦園、楊國樞和文崇一等社會科學家。 换言之，如果臺灣的歷史學在1960年代中期出現了方法論的討論及其歷史研究路向的轉折，那是因爲在那時的歷史學呈現了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趨勢，而且這一趨勢並不局限於臺灣，也出現在歐美和其他地區。 筆者在書中指出，這一史學與社會科學的“合流”，有其必然性：“就史學史的發展來看，要想對社會大衆作研究，除了有此意向以外，還需有手段。……而這些研究大衆社會的手段，正是由於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和經濟學的新發展所提供的。有了這些手段（其中包括量化的分析和理論模式的建立），解釋集體的心理、行爲才變得可能：史學家才能引用這些手段來從事‘真正的’社會史研究。” 此處的討論涉及史學領域之外的人士，我認爲是一個必要的選擇，有利讀者深入理解歷史研究在當時出現的轉折和變化。

台湾问题本身不是问题，现代民族认同与历史文化定位是最大问题。从政治与统治需要，春秋笔法论述历史文化传承受到现代西方历史理论影响，特别是近现代西方民族觉醒，瓦解了传统封建帝国，比如多民族的奥斯曼土耳其、奥匈帝国、苏联。民主与集权是社会秩序的需要，权力继承合法，无论是“天命所归”，“君权神授”还是“君权民授”都存在执行问题，只有更优没有最优。历史观必然包含族群信仰，儒家大一统与非我族类长期存在对立。台湾原住民、土著、客家人、闽南人（台语族）都是认同中华儒家文化，也倍受外来强权压迫（西班牙人、荷兰人、明郑、满族、日本以及国民党）。族群内部斗争是很残酷的，比如二二八事件，美丽岛事件。此外，政权本土化是必然趋势，保持与群众血肉联系，统治精英也需要底层精英补充力量，科举选拔还是选举选拔作用类似的，只是那一种更符合现状、更加高效而已。 此外评论有些初浅，正本台湾史学是严谨地学术研究，学术价值很高，梳理学术思潮与政治环境相互促进发展，体现在学者从继承大统中华文明研究到台湾族群认同研究。历史素材整理，描绘出不一样的理想蓝图，也体现各族群平等视角历史对话，现实意义是非凡的。统一认识，自由表述与历史记忆，值得读一读想一想。

台湾历史叙事的转变之异，台湾人的身份认同之困，似乎只有统一才能解决。

结合近代历史来看，台湾问题形成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解决两岸的统一问题，非常考验执政智慧。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戒严统治”的负面效果与所提倡的“正统”观念相联系，加之政权差异导致的隔离和陌生，“正统地位”丧失，后现代与后殖民主义的兴起等；“解严”后，“台湾主体性”作为新的“民族认同”，以及对“中华帝国主义”反思成为新的社会观念也是顺其自然的。不过，“台独”主张的“去中国化”的政治目的，却总有种“屠龙少年终成为恶龙”的熟悉感，非台即中的对立观、对日本统治时期的美化等做法重新掉入了“民族主义”中心叙事的窠臼中，仍然难以将所有“台湾人民”包括进去，反而造成了新的“认同混乱”，并且保留了殖民主义的残毒（外来移民对“原住民”统治，或台湾人作为依附美日的次级殖民者）。从政治实践看，二元割裂地看待中国和日本对台湾的影响，又与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宽容理念背道而驰，反而加剧了社会分裂和民粹主义的兴起，对台湾民主化进程造成破坏。 台湾面临的现代化与传统关系处理的困难，不论是在历史编纂还是社会变化中，表现出“过犹不及”之感。“史料学派”兴盛之际，鲜有新的理论构建；社会理论与史学结盟时，出现了用史料为理论注脚的风气；微观史学兴起时，又放弃了宏大理论的构建。虽然台湾史学界与国际学界保持了紧密的联系，但在引入新认识本体论和方法论后，难以实现二者之平衡。社会文化上，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另一方面及时地接触西方世界的理念，但因为“本土文化”的脆弱性，在接受新理念后形成的新文化总是易变而混乱的，多取糟粕而去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