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理学史

比起《中国理学史》，这部书其实叫《中国思想简史》更为精当。“理学”在本书中是一个广义概念，除了在该书第四编与现在使用的“理学”概念有所重合外，其他部分指的都是“道理之学”，第二编几乎是诸子百家的介绍，第三编是汉唐学术的发展，第四编才是“理学史”。不过，根据作者的观念，宋明理学实际上也是上述一系列思想发展的结晶，在这种视野下，全部统称为理学也无可厚非，只是如此一来，许多概念便更加混淆了。 本书初版于1937年，是一本民国著作，未翻阅时，期待能看到民国动乱时期思想解放的余光闪烁，可惜此书多有不足。一是欧化语言加深了思想理解的困难，不过这是整个时代的通病，何兆武翻译的哲学书籍也这样，无可指摘。二是大量引文，几乎占全书一半有余，虽然是作者仔细挑选的，足见其知识之广博与阅读量之大，但是仍然使人感觉述多论少，如蜻蜓点水一般不痛不痒。当然，作为一本小书，限于体例，也可理解。 三是作者可能囿于时代，也可能囿于自身见解，一些判断与评价出现问题，如作者通过各种“考据”之后，认为“伏羲是造八卦文的，黄帝的臣仓颉是造书契的，那是无用怀疑了。”就这句话，这本书的质量就很值得怀疑了。首先，伏羲、黄帝、仓颉是否存在是一个问题。在儒学诸多论述中，把上古史当作信史，这是很有问题的。神话学研究不关注神话的真伪，而关注为何出现这样的神话，以及神话的流变、影响等，所以伏羲、黄帝等人物有了研究的意义。其次，我们关注八卦、河图、洛书，应该关注其中蕴含的价值，这与它们是谁发明的似乎关系不大，如果是要祖述尧舜，造神立像，岂非本末倒置，买椟还珠吗？第三，把这种虚无缥缈的故事，通过许多N手文献材料（如欧阳修等人的讨论），而非原始材料（如甲骨文、铭文、化石等），得出一个如此的结论，是否需要警惕？不过作者的这种观点对本书的主要内容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只不过是借题发挥表达一些看法而已。基于此，在此书阅读过程中需要保持理性态度。 此书出彩的部分，在于作者在诸多学派之间点破了他们的承继关系，这种认识不论对错，对于我们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与组成都具有启发意义。 基于上述诸多论点，3.8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