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时代

数一数二的说三道四（思哲或主义）。近八百个小节，将意思表达了七七八八。思想文化史，非大才很难表达准确，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常态。此书虽文近百万，初读者读之确难，但读完后会对一头雾水的西方文哲史有个大略，乃此文善处。

泰勒的世俗时代是什么？ 首先，泰勒像韦伯一样都对现代性有一个精彩的诊断，不过呢，他和韦伯的现代性批判不同，他这个叫世俗时代，这种世俗时代里，不只是意味着用理性祛除“巫魅”，宗教退位，上帝已死，更导致了理性的自我限定，并最终使“工具理性”成为导引人们社会行动的主要心智构成，即“人就是上帝”，尤其在多元主义的现代社会中，充满智能的个体，具有满满目标绩效的个体将后果纳入计算和考量的社会行动才是审慎的现代人，尤其是现代政治人应当采取的行动。“上帝死了”的故事，也就是尼采所说的“重估一切价值”，人类中心主义成了世俗时代价值的基础，但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个人主义、世俗化、工具理性)，会产生各种新式毛病，比如异化空虚，以及一种感到社会即将瓦解而导致的恐慌，这在韩炳哲的各种书里都可以看到这种主体诊断，症候。 而整本书最精彩的地方就在于中世纪的宗教上帝时代，充满的魅性的社会怎么就走向了世俗社会？这是泰勒最精彩的分析 整本书里，泰勒对基督教史的细致研究涉及教会史，还有教会与世俗社会关系史以及宗教哲学史等多个领域，个人觉得非常难读，但又是最精彩的地方，他的中心命题即是：基督教思想的自身发展和教会组织的自身改革为世俗化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比如，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会议是中世纪欧洲史上的重要事件，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多项教会法令对此后的欧洲史产生了多面向的影响，单是追溯这些法令带来的后果就足以耗尽多位历史学家的毕生之功。泰勒选取了其中的几项导致“规训社会”之产生的教令，并分析了它们为“世俗时代”之来临所准备的条件，比如科层式的互补性是传统宗教社会的组织原则，独身的神职人员为结婚生子的俗人祈祷并履行传教牧灵之责，后者则为前者提供支持。在更广的范围内，僧侣为所有人祈祷，其他人则提供布施、医疗服务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之间获得了均衡，其基础就是社会功能的互补性。这都让宗教进入社会，并被社会功能日常化，世俗化 这类的分析例子还有相当多，需要庞大的历史材料积累，不可不说是相当深邃精彩 最后，这样世俗时代的我们何去何从呢？ 泰勒认为我们要回到宗教，将朝向超验世界的宗教视为通向更广阔天地的门径，要解决现代性的根本问题，现代人就需要向宗教和超验现实敞开自己的心灵。这部分我觉得是比较深奥，毕竟，这是对于有神论的辩护，对于一个无神论者来说，可能有点难懂，但解决自己心灵空虚孤独问题，是不是信神，我想各有各的想法，至少，我看完这本书后，还是决定做一个无神论者 另外吐槽的是一个翻译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水平，有些部分还是读不通，但不妨碍这本巨作佳评，以后还是有机会要细读重读的

学界常把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中期视为“现代性不平静的前沿”，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1. ​​去神圣化与信仰危机​​ 传统宗教权威被系统性地质疑，科学理性与个人经验取而代之，使“上帝已死”成为时代精神的象征，引发深刻的意义真空和价值动荡。 2. ​​个体主义与主体性崛起​​ 现代性开始把人自身的理性、欲望与权利置于中心位置，强调“个人至上”和“内在深度”，导致社会关系和公共生活被重新塑造。 3. ​​世俗化与公共领域的重构​​ 宗教不再是公共生活的默认选项，而是在多元甚至竞争的信仰与非信仰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城市化加速了这一过程，并催生新的集体行动与公共善概念。 4. ​​结构分化与阶级流动​​ 工业化与城市化带来剧烈的社会分层与流动，传统共同体被打破，出现“阶级社会”与“内在分化”的双重压力，人们的身份、地位与机会不再由出生决定，而是通过市场与制度重新分配。 5. ​​技术-生产理性与全球联动​​ 以科学管理、大规模生产、交通与通信革命为标志，现代性将自然界与社会运行日益转化为可计算、可控制的对象；这一进程既提高了生活效率，也加剧了对传统的断裂感与不安全感。 这五条动荡的主线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现代性不平静的前沿”的总体景观：一方面，它承诺个体解放与理性进步；另一方面，又带来意义危机、社会撕裂与新的不平等。正是在这种张力中，现代性持续推动着当代世界的历史进程。

进步主义的叙事往往很吸引人，甚至会带有某种“辉格史观”的气质，总给人一种无限进步的错觉。查尔斯.泰勒的《世俗时代》就是在打破这种错觉。 当前关于“祛媚”与现代性起源的主流叙事，是用一种认知关系取代了另一种关系的化简叙述。不是现代世俗社会取代了基督教等宗教社会，而是基督教与现代性的“双向奔赴”。其结果并非宗教的消亡，而是宗教的“道离肉身”。查尔斯.泰勒不把向世俗社会的转型归因于一个简单的“大爆炸”（如科学革命、启蒙运动），而认为这是一场绵延数百年、复杂的、充满偶然性的重组。一方面，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摆脱了教会的控制，另一方面参加宗教仪式和信仰实践的人数下降。同时，实践信仰的社会条件也在发生转变，信与不信都不再是默认选项，而是成为需要竞争的可选项。 泰勒认为，现代性的诞生不是来自于“外部敌人”（科学、理性）的围剿，而是基督教神学内部持续不断地“改革运动”同“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之间的互动、对抗与彼此塑造的结果。 现代人并没有失去对超越、意义、圆满的渴求，只是这些渴求在当下很难再被传统的制度性宗教所捕获。他们流散到了政治意识形态、艺术、心理治疗甚至消费主义之中，这些“世俗”领域都承载着抽离了传统形式的宗教性。它们不是宗教，却像宗教一样运作。宗教没有消亡，只是“道离肉身”。用泰勒的话说，就是：我们依然渴望着神圣，却再也无法像祖先那样，理所当然地在每一次掰开的饼和每一次的跪拜中触摸到它。 《世俗时代》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让人们从“进步神话”的催眠中醒来。让人们看到没有一劳永逸的胜利，没有单向的进步，没有必然的终点，没有全知的特权。我们以为的，走在“进步”的主干道上，其实只是走在一条由无数先人踏出的、仍在不断变化的小径上。 《世俗时代》更像是一本方法论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它不提供现成的历史结论，而是提供一个具有典范性的，如何理解社会变迁的观察框架。泰勒并不把目光局限于“事件史”，而是从“条件史”的角度理解时代变迁。要理解一个时代的变迁，不能只看发生了什么，还要看“人们默认的前提发生了怎样的位移”，也就是“社会想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因为，社会想象是普通人理解世界、想象社会如何运作的前反思的、图式的框架。 从某种意义上说，查尔斯.泰勒和布罗代尔是互为补充的存在。一个锚定的是数百年的精神变迁，一个锚定的是长时段的物质与地理结构。布罗代尔为泰勒的精神现象学分析注入坚实的底层框架，泰勒为布罗代尔的结构史观描绘了决定历史走向的中、表层图景所需的“社会想象”。他们一个解决了“有多少种时间在变化”的问题，另一个则回答了“为何是这种变化方向”。

《世俗时代》是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2007年出版的874页巨著，探讨西方五百年间如何从宗教社会转型为现代世俗社会。泰勒指出，世俗时代并非“上帝已死”，而是信仰上帝变成众多选项之一，宗教不再垄断公共生活与世界观，社会因此多元而充满精神张力。

（5000字长评） 需要被挽救的本真性理想“For I know just as well as I'm standing here talking to you,when that final moment comes and I'm breathing my last breath,I'll be saying to myself...Is that all there is?——Peggy Lee《Is that all there is》” 前段时间重温了一遍《公民凯恩》，凯恩的故事让我联想起了Peggy Lee的这首《Is that all there is》。在凯恩的“final moment”、“last breath”，他讲出了那句充满隐秘的“Rosebud”，这在我看来与Peggy Lee问出的“is that all there is?”殊途同归，它们在某个意义上都在表达一种“现代的失落”。 凯恩所经历的一种缺失与Peggy Lee这首歌所表达的一种对生命本身的怀疑，用泰勒的话说是这样一种感受：“个人失去了某个重要的东西”，这使得他突然感受到生命的某种失落，某种缺失，某种本可以使得生命完满（fullness)的东西不在了，在那个last breath的时刻下，他发现再也无法坦然面对自己。这会让人跌落于一处放逐之地，陷入了对生命的迷失当中。 这便是现代人意义缺失问题的一个侧面，在20世纪的许多文学作品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样一种无根的、漂浮的生命体验。 一、对超越之物的怀旧 “在学校最后一个学期的某天傍晚，我独自出行，听到鸟儿正齐声吟唱，这只有在一年中该时节的黎明或日落时分才能听到。此刻我记起了这份惊喜的震撼，伴随着在我耳畔响起的鸟鸣。那一刻我仿佛觉得以前从未听到过鸟儿歌唱，我好奇地想，它们是否整年都一直这样唱着，而我却从未对此留意。走着走着，我来到了几棵盛开的山楂树旁，又一次，我感到自己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色，从未体验过这般的甜美芬芳。假如此刻我突然被带入天堂花园的树林之中，听到一个天使唱诗班在歌唱，我也不会感到更多的惊喜。——贝德·格里菲斯” 现代人被意义问题深深困扰，但如果回看前现代的西方社会，我们便能够发现那时的人们并不会有此困扰。在那个超越性向度依然占据主导的社会，人们处于一种被超越意义直接“渗透”的状态，个体心灵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外部世界对个体施加了一股强有力的、无法摆脱的、个人自愿接受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便来源于西方的宗教传统，而生命意义也几乎源于此。意义是从“他者”汲取而来的，这便决定了外部世界的权威性。并且，影响力也与因果力交织而生，譬如一个人会因为爱神阿芙洛狄特而对爱情充满向往，也把爱情的顺利进展视为爱神的庇护——爱神既引出了爱情也解释了爱情。所以人的行动可以完全归咎于这些“力量”，迷魅（enchanted）的世界已然提供了一个完满的框架，人“嵌入”其中。 而对于现代人的爱情，我们或许可以采取一种科学的解释——荷尔蒙分泌引起的情绪变化。这已经不可避免地把个体从事件本身“拉开了某种距离”，没有了爱神，没有了隐秘的因果关联，事件可以获得一种科学解释，个体也已然从“他者的因果”中超脱（disengage）出来，心灵与外部世界建立了一层清晰的边界，这便是“缓冲的自我”。 从“渗透的自我”转向“缓冲的自我”，是泰勒解释西方思想史转变的重要一环，这种转向的背后有着复杂而漫长的原因，《世俗时代》的前半段便在讲述这一过程。期间，被泰勒视为现代核心的“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便逐渐成为了一种普遍的选择，这种选择带给人理性、个体能动性、自由感、掌控感——这是启蒙运动不可否认的价值——但与此同时，一个超越性维度向他关闭了，一个意义的源泉不再向他敞开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人“或许还没完全克服对某种超越之物的怀旧”。 意义的缺失会让人感到“所有的答案都是脆弱的、不确定的”，这种困扰会促使人们“回头寻找与超越性的关联”，这便将人们引入了各式各样的生活方式，并发展出两条较为突出的轴线：浪漫主义轴和共鸣轴。浪漫主义轴试图重新唤醒人对美、对自然的感受力，寻找对日常生活的超越和升华。共鸣轴则是人们为摆脱某种轻浮感所做的尝试，通过更严肃的生活来增加生命的厚重感。这两条轴线在今天有着许许多多的演进形式，并且两者都试图“用一种更高远的目标来突破狭隘的自我关注，解放我们更内在的、更本真的自我”。 二、本真性理想 “本真生存并不是任何漂浮在沉沦着的日常生活上空的东西，它是日常生活的某种变式。——海德格尔” “追求本真的自我”（或称本真性的理想）是今天一种广为流传的文化，这种理想发端于18世纪“道德重音的移位”。这种移位一方面联系于卢梭式的 “自决的自由”，即“只有我自己决定什么东西与我有关，不被外部影响左右的时候，我才是自由的”；另一方面则是赫尔德思想的延伸，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在“与我自己，以及与我自己的内部本性接触时”保持真实，并且由于外部服从的压力和工具化自我的危害，这种真实还处于丢失的危险之中。正是这个背景将道德力量赋予了本真性文化。 本真性文化一个很粗糙的讲法是：人忠于自己的内心，不盲从于外在的压力与影响。这被泰勒解释为一种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并在存在主义那里被视为人生安身立命之根本。虽然整个19世纪知识分子和艺术精英一直在寻找本真的生活方式，但它的普及则依赖于上世纪以来广泛的“个体化革命”。如1920年发生的一件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事件，安德烈·纪德公开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他认为自己不再需要维持一个假面具，并认为这种伪装是“自己强加给自己的”——“摆脱伪装”的观念在今天依然具有广泛的传播力。 在二战过后，人们普遍意识到工具理性对个人生活的压抑，并且伴随着消费主义与表现主义的融合、传统社会结构（家庭、邻里关系）的瓦解、生活高度流动性等等因素，大众的社会想象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在20世纪中期的西方社会有着充分体现。“人民批评1950年代的社会墨守成规，窒息了个性和创造力，太关注生产和具体的结果，压抑了情感和自发性，让机械性压倒了有机性”。社会阶层、生活形式、内在价值这三个维度都在发生着分裂，人们渴望获得完整的自我表达、感官的释放和平等的关系。这一理想的简化版在当时的广告语中也充分体现，70年代初一个啤酒广告便是“在当今这个世界要做你自己”。同时，消费文化也在鼓励个体表达，一个人穿衣的风格、音乐的类型“将他与成千上百、甚至上百万人联系起来”。 本真性理想对今天的生活有着巨大而广泛的影响，并且由此，“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逐渐成为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共识。但这也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泰勒在《现代性的隐忧》中着重探讨的，便是这一理想的误用和滥用所造成的新的困境。 三、幻觉的自我 “在元气饱满时，他自由自在，他特立独行，但代价是，元气流失的时候，他孤孤单单的，要单独去面对各种局面”。——陈嘉映 “忠实于自己”、“做自己”被许多人奉为人生信条，这一肯定个人自主性的观念最初总是携以巨大的自我解放感和意义感——“通过让我的生活变成自由的演练，选择似乎可以造就意义”——但这种倾注于自我的主观探索却在社会文化中产生了一种柔性相对主义的氛围：关于“价值尺度”的共识不再重要；对话进一步的可能性被个人立场所阻碍；对他人生活选择的尊重被视为最基本的要求。“你不应该批评他人的‘价值观’，因为他们有权像你一样过自己的生活”，这使得“不宽容”成为了一种不能容忍的罪过，并成为了今天政治正确的一部分。 同时，这种柔性相对主义的氛围还隐藏着某种具有破坏力的东西，“它否认了一个预先存在的、有关重要性的视野的存在”。当我们对于事物价值多寡的评判脱离了一种共同的“视域“——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有意义的——这便滋生出了自恋的文化（对外部道德要求的回避；很难给予他人严肃承诺）和更为极端的唯我论（对传统纽带的完全脱离），从而使得人们进一步地扑向了原子社会的怀抱。“它们倾向于将满足感仅仅看成是自我的，忽视或弱化来自我们自己的欲望和志向之外的要求，不管这些要求来自历史、传记、社会、自然，还是上帝；换言之，它们培养了一种激进的人类中心论。”这种自我中心的模式将价值尺度彻底拉平，使人们面临一个不再设立任何标准的世界，从而滑向了一种后现代式的、“高度悲剧性”的境地。这一情况便彻底背离了本真性理想的初衷，并导致其“变质”。 在这一处境之下，泰勒强调本真性理想需要尊重这样一个事实：“独立于我的意志之外，存在着某种崇高、无畏而因此重要的事物塑造了我自己的生活。在自我创造与自暴自弃、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等更容易的生活模式之间选择前者，这个选择之中存在着某种人类应该是什么样的图景，这一图景被视为真实的，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决定的。”这段话在我看来至关重要，它是本真性理想成其为道德理想的重要倚靠，需要被人们重新理解。并且基于此，泰勒强调本真性文化作为现代性的成果，是一项值得捍卫的道德理想——它鼓励人们过更真诚的、更充分的和更具个性的生活，“在这种自由度的增长的本性之中，人们可以更堕落，也可以更升华”。 因此，要紧之事并非任何一种悲观或乐观，而是从事一种挽救性的工作。 四、持续战斗 “现代性可以用高贵也可以用可悲来刻画。只有一种怀抱两者的观点才能给予我们未加歪曲的洞察力，去透视我们需要奋起应付其最大挑战的时代。——查尔斯·泰勒” 泰勒在《现代性的隐忧》的后半部分对这一“挽救性的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我打算结合我个人的体会进行阐述。 1.摆脱“顿悟”幻想，准备长期作战。齐泽克有一句话我觉得对当下的境况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If you lose the motivation to continue on the second day of the revolution, you are just wasting your time。”这句话可以做许多解读，我愿意将句中“revolution”这个词替换成”顿悟“。顿悟总是诱人的，似乎只要经过某种醍醐灌顶的经历，生活的困境或许便迎来了重大的转机，但顿悟的第二天该干些什么呢？从“顿悟”到理解再到切实的生活实践，通常有着漫长的距离，这里我想引述李厚辰常在翻电讲的那句“以五十步笑百步”——以长程的视野来理解自我的处境，并将改变理解为一步步微调、积累的结果——没有确凿的答案和明确的拐点，通过对社会、他人、自我更丰富的理解，来调整自我的选择。 2.重要性视野，与他者的关联。我们总是在与“重要的他人”的对话之中发现一个更复杂的世界、更复杂的自我，这并不可能仅以一种独白式的探索来完成。经由这种对话，我们才能够明白人们的观点、志向、欲求得以有意义的背景——“我的生活故事始终内嵌在那些我由之获得自身身份的共同体的故事之中”——这便是重要性的视野。这种视野为我们理解“自我同一性”提供基础，将自我放置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里。这便是刘擎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只有将自我的构成理解为关系性的，理解为对超越自我之共同背景的依赖，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和实践个人自主性的理想，才有可能克服对本真性的误解和滥用”。 3.更微妙的语言。我在上面提到的过浪漫主义轴和共鸣轴，这两者都试图“用一种更高远的目标来突破狭隘的自我关注，解放我们更内在的、更本真的自我”，而随着艺术、音乐、诗歌的大范围传播，人们被艺术表达深深打动，进而成为一种“恢复我们失落”的关键——美能够拯救我们，完善我们，审美活动便成为本真性理想的一种实践方式。通过一种“未定义的灵性语言”来体验美、把握美、创造美，从而以一种强烈的、内在的感受来为生命增加厚重感、质感。 4.深入事物的能力。泰勒将碎片化视为今日生活真正的危险。一方面，自我探索越来越趋于琐碎的形式——“一段接一段临时性的关系”；另一方面则越来越难有一个共同目标并落实好它。这便使得那些能让我们对抗生活的东西越来越少，我们无可抵抗地陷入越来越深的原子主义和工具主义建构的文化里。对此种情况，我认为陈嘉映老师在《走出唯一真理观》里的一句话有着重要的指导性意义：“你要深入到自身之中，了解你真正相信的是什么。你实实在在相信一些什么，你为你自己相信的东西做点什么。这时候，你的信念与行动是实实在在的。在具体的思考和行动中跟其他生活理想对话、互动。”“深入某一事物”可以成为了一种自我探索途经，借由对某个兴趣爱好、某一事件或问题的更丰富理解和实践，来创造自我生活的“锚点”。 五、三点补充 “表面上，他们以现代性来 “祛” 传统之 “魅”，与西方形成了完全相反的启蒙之路，而实际上，这完全是一个“偷天换日” 的伪命题。——李明燊” 一些个人的思考与补充。 1.东西方语境的差异。查尔斯泰勒在《世俗时代》里为前现代到现代的西方思想变迁梳理了清晰的思想脉络、轨迹。不过作为一名中国读者，虽然能够理解泰勒所谓的“缓冲的自我”、“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并且能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感受到很类似的处境——读西方文学便给我们带来了很强的共鸣，但有一个问题意识却逐渐清晰起来，那就是西方很多社会理论都是在一个曾经占据主导的宗教逐渐隐退的历史下发展出来的，那么在东西方文化历史差异的背景下，东方所经历的“渗透的自我”到“缓冲的自我”便不是一个与西方一致的过程，或者说韦伯所谓的“祛魅”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极具西方色彩的过程，那么在中国思想史中“祛魅”是如何发生的呢？“祛”的是什么“魅”呢？这一问题或许还并未得到重视。因此，一方面我们要避免将自身的经验理解直接放在西方提供的视野里解读，另一方面也要尝试去把握中国历史的独特性。 2.自我的渡让。本真性理想所强调的那种真实自我，通常会为个体筑起结实的自我防护。而大概要处于某个临界点时，个体会发现那一层层厚厚的保护罩已经让人难以摆脱了，他无法在那些所谓更正确的选择前遵循他者的建议和教诲。那么是否还有着这样一种可能，即在某些特定的处境下将那份自我暂时渡让出去，但这种渡让却并不意味着自我的丢失呢？ 3.今日之处境。今日的生活面临着诸多书中并未提到的危险，疫情肆虐下不再安稳的生活——比如今日之西安；世界政治极化所引起的民粹主义情绪——话语空间的挤压；资本主义的分工体系对个体生命的败坏——996与躺平；人工智能算法进一步突出了“单向度的人”——信息茧房；脑机互连等新兴科技的突破——正对人类自主性这一根基进行破坏；环保问题、亲密关系的困扰……我们面临着许多紧迫而重要的问题。正如齐泽克评陈直翻译海德格尔导论那篇文章所指出的，今天并不是一个可以安然撤退到仅仅反思就可以的时代，外部环境正持续地、或明或暗地对我们的生活进行干扰、破坏。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试图通过回归一种纯粹内在的精神探索或许并不是好的选择，这甚至可能是一种虚幻的选择。因此，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理解自我与世界、与社会的关系，或许便是一件紧要之事。

宗教权力和政治权力是世俗同化世界人群生态的本质真相，即权力、银子、颜值三物勾兑纠缠的囹圄，人就在这三堵围墙里竞争与斗争，当然有一个出口，但从这个出口走出的人并不多且极其地少之又少。 庄周说：“道在屎尿。”。这个论断揭穿了人群生态的真相，就如中国人坚信的“民以食为天”，所以中国人特简单地总结出“天人合一”的理念。 宗教权力解决不了人类问题，政治权力解决不了人类问题，哲学解决不了人类问题，因为人类问题深陷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斗争之中无法达成共识。我们可以从一战和二战的事实中明白宗教和哲学根本不起什么作用，当然宗教与哲学存在也是所谓的有意义，意义有多大只能由个体的人自我去认知理解。普众应该是喜欢和平的吧？但有人渴望第三次世界大战，比如较早时间里信奉基督教的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有的人总是心怀鬼胎嗜好搬弄是非把和平力量冠以“威胁”的论调。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说，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苟且有术，一种是苟且无门，大抵如此。这就是世俗时代世界的本真之世相。乱起谁？乱起苟且有术之人。 有人设建“和谐城邦”，有人设建“桃花源”，有人设建“理想国”，有人设建“命运共同体”，这与卡尔.马克思共产主义不相似吗？ 时间不停留，我指望不上什么理想主义，但愿将来的人生活在理想化里。可是，从现存来看，这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教员说：这世界永远不可能公道，过去不可能，现在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 将来的人是否能生活在理想化中呢？但愿能彻底实现。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说白了，阶级性必然存在。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不会达成共识，即使达成了所谓的共识，也是一部分人欺骗另一部分人。暂且或很长很长很长时间内也只能这么样……

如何阅读《世俗时代》？ 像是与一位博学睿智的长者交谈，他（查尔斯·泰勒）有些絮絮叨叨，但充满真知灼见，他的迂回反复也常常是出于审慎，尽可能公允地处理与自己相左的论点。况且，泰勒所要质疑的是那种根深蒂固的“主流意见”。 泰勒将“世俗时代”的特征界定为“信仰上帝不再是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而只是多种可能的选项之一，甚至不是一个最容易的选择。这样一个世俗社会具有高度的多元性，不同的精神传统和伦理原则交叠在一起。 正统宗教代表了一个极端，而彻底的唯物主义无神论处在另一个极端。 因此，“世俗时代具有精神分裂的倾向”，现代人常常会感受到来自不同价值观念的“交叉压力”(cross pressure)。 这种精神分裂的表现之一是面对死亡问题的困难。 泰勒从日常经验的“葬礼”谈起，说现在有许多人感到参加葬礼是件窘迫尴尬的事情，如果有可能，就会尽量回避。因为在葬礼上，大家都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恰当地表达对死者的感受，也不知道如何去安慰那些失去亲人至爱的“未亡人”。 在中世纪，宗教有一整套应对死亡的话语（“灵魂不朽”“得救”“永生”“复活”等）。但在现代世俗社会，这套话语不再通用。 而在无神论科学的观念中，此世之外的超越世界是不存在的，死亡被看作一个孤立的生物性事件——生命在这个世界终结了，一切意义也就消散了。因此，无神论者没有发明出一套恰当的“丧葬用语”。其结果是，即便不是教徒，也仍然不得不借助宗教的仪式和语言（中国人大概也有相似之处。虽然我们许多人可能完全不相信所谓“亡灵”的存在，但我们在葬礼上也会用“在天之灵”之类的词语）。 也许，只有宗教性的语言适合葬礼的情景，但与此同时，宗教仪式和语言所依据的信念却是被人怀疑（或半信半疑）的。这就是葬礼会令人感到窘迫尴尬的缘故。 古代，死者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与生者在一个共同体中，死亡是“我们”的事件。 到了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死亡的主要问题是担心对“我的”末日审判。 而在现代，死亡的重心转向与亲人至爱的离别，关切的是“你”。 这种历史变化可以用“我们之死”“我之死”和“你之死”来分别表述。 而伊壁鸠鲁的说法，至多能部分地打消“我之死”的问题，但完全没法解决“你之死”……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世俗时代》是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杰作，深入探讨了世俗化在当代西方社会中的发展及其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泰勒以其深厚的哲学功底和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对世俗化现象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 首先，泰勒对世俗化的定义和内涵进行了清晰的界定。他认为，世俗化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衰退或消失，更是一种文化、社会和政治的转变，即从宗教中心主义向世俗主义的过渡。这种转变涉及到个体的自我认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关系等多个方面。 在分析世俗化的过程中，泰勒强调了科学理性的作用。他认为，科学理性在推动现代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对宗教信仰产生了冲击。科学理性强调经验和证据，追求客观真理，而宗教信仰则更多地依赖于信仰和启示。这种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冲突，导致了宗教信仰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逐渐边缘化。 然而，泰勒并没有简单地将世俗化视为一种负面现象。他指出，世俗化也带来了积极的一面，如个人自由、平等权利和民主政治等。这些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推广，为个体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此外，泰勒还对世俗化对个体自我认同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在世俗化的背景下，个体的自我认同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个人选择和自我实现。这种自我认同的方式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也可能导致个体感到孤独和无助。 在总结部分，泰勒指出，世俗化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现象，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他呼吁我们在面对世俗化时，既要看到其带来的价值和进步，也要关注其可能带来的问题和挑战，以便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总体而言，《世俗时代》是一部极具启发性的著作，对于理解当代西方社会的世俗化现象及其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阅读这部著作，我们不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世俗化的本质和内涵，还可以思考如何在世俗化的背景下构建更加和谐、包容和进步的社会。 《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是查尔斯·泰勒的著作，其中提出了许多引人深思的观点。以下是几个有趣的论点： 1. “不可回避的信仰”：泰勒认为，即使在世俗社会中，信仰依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主题。他提出了“不可回避的信仰”（the immanent frame）的概念，指出即便是在不相信超自然的人也生活在一个默认的、内在的世界观中，这个世界观预设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 “信仰的多样性”：泰勒强调，在现代社会，信仰不再是单一的宗教形式，而是多样化的。人们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信仰体系，这体现了个人自由和选择的重要性。 3.“” 信仰的内在化”：他指出信仰的内在化趋势，即信仰不再是外在强制的结果，而是个人内心深处的选择和认同。这种内在化的信仰更加稳定，因为它基于个人的深刻体验和反思。 4. “世俗的条件”：泰勒探讨了现代社会成为“世俗”的条件，这包括了科学理性的兴起、宗教权威的质疑、以及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普及。 5. “信仰与无信仰的交叉点”：他还讨论了信仰者和非信仰者之间的交叉点，指出即使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也会面临类似于信仰者的问题，比如生命的意义和目的。 6. “现代性的挑战”：泰勒认为，现代性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包括对传统价值观的怀疑、对个人身份的探索以及对社会多元化的适应。 7. “超越性的追求”：尽管泰勒承认世俗主义的兴起，他仍然认为人类有超越性的追求。他提出，即使在世俗的背景下，人们依然寻求超越自我和日常生活的经验。 《世俗时代》是一部深入探讨现代社会信仰和世俗主义的哲学作品，泰勒通过这些观点展示了一个复杂的、多维的现代世界观。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是加拿大著名的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社会批评家，他的研究领域涉及语言哲学、认识论、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以下是查尔斯·泰勒的一些其他主要观点： 1. **认同的自我**：在《自我的源与路径》（Sources of the Self）中，泰勒探讨了现代自我认同的形成。他认为，现代自我是由多种“源”塑造的，包括宗教、艺术、文学、哲学和个人经历等。 2. **承认的政治**：在《承认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中，泰勒讨论了认同政治和承认的重要性。他认为，个体的自尊和自我认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的承认，社会应当提供一个承认多元身份和差异的空间。 3. **语言和表达**：泰勒在语言哲学方面主张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媒介，并且是社会互动的基础。在《语言、意义和社会实践》（Philosophy and the Human Sciences）中，他强调了语言在形成社会现实中的作用。 4. **现代性的批判**：泰勒对现代性持批判态度，认为现代社会过于强调个人主义和物质消费，忽视了人的精神需求和社群的价值。他提倡回归到更加重视共同体和相互关系的生活方式。 5. **多元文化主义**：泰勒认为，现代社会应该是多元文化的，并且应该尊重不同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他反对文化霸权主义，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尊严。 6. **社会实践和行动者**：在他的社会哲学中，泰勒强调行动者的角色，认为社会结构是由行动者的实践构成的。他提出了“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ies）的概念，描述了共享的文化图景如何塑造社会实践。 7. **道德和伦理**：泰勒在道德哲学方面提出了“强评价性”（strong evaluations）的概念，认为人们对善和恶有着深刻的评价，这些评价是行动和判断的基础。 查尔斯·泰勒的工作涵盖广泛，他的观点深刻影响了当代哲学、政治理论和文化研究。他的著作通常具有跨学科的特点，结合了哲学分析和历史考察，为理解现代社会提供了丰富的视角。

很少有一个思想家的所有观点，我几乎完全同意，跟我自己的理念完全重合。 泰勒对宗教信仰的定义是功能性的、宽泛的：只要满足两个条件 (1) 承认超越性的实在 (2) 渴望一种超出通常人类繁荣的转变 这个定义刻意避开了制度、教义、仪式等外在标识。 因此，一个人可以持有宗教信仰，却完全不属于任何宗教传统：他可能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非有神论者），但承认某种超越性实在（如宇宙秩序、道德律、存在的深层维度）；他可能不归属任何教会、不践行任何仪式、不接受任何教义，但内心渴望超越日常功利生活的转变。 在泰勒看来，现代西方恰恰充满了这种有信仰无宗教的人（他们或许自称灵性但不宗教），或许甚至不自认为信徒，但其生活取向仍指向超越。这正是泰勒想说明的：现代性并未杀死宗教，只是把它从制度化的宗教徒身份中释放出来，安置到了一个更流动、更个人化的位置。换言之，宗教性可以脱离宗教身份而独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