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诗歌与文化

更喜欢后两辑，因为视域更为广阔。 谁若置身死亡中，谁就不会在罗马。 流放的实质在于斩断与过去的联系，让旧的自我死去，新的自我诞生。如果如普希金所说，流放可以带来精神的自由，无论流放本身如何痛苦，诗人都不应将它等价于痛苦；如果诗人和曼德尔施塔姆一样怀着对世界文化的乡愁，流放者虽然失去了物理空间的故乡，却正好可以在精神上返乡。 语言比国家更古老，而格律比历史更长寿。 在现当代的语境中，流放也并不总是从文化中心向边缘、“从文明的罗马到野蛮的萨尔马希亚”的单向移动，反而可能让流放者更靠近中心。 诗人天然是流放者。 对于他而言，一副躯体，尤其是一个姑娘的躯体，可以成为，不，曾经是一块石头，一条河流，一只鸟，一棵树，一个响声，一颗星星。……这可以作为一个出色的比喻，可那索追求的甚至不是一个隐喻。他的游戏是形态学，他的追求就是蜕变。 时间如果握起一支笔，决定写一首诗，它的诗句或许会包含叶、草、土、风、羊、马、树、牛和蜜蜂。但不会包括我们。至多包括我们的灵魂。 归根结底，现实即一个巨大的修辞手法。……在那索看来，本体便是喻体……或是相反，而这一切的源头就是他的墨水瓶。只要这墨水瓶里尚有一滴墨水，他便会继续下去，也就是说，世界将继续下去。……对于他来说，语言就是天赐之物。确切地说，语法是天赐之物。更确切地说，对于他来说，世界即语言，两者互为彼此，何者更为真实，尚不得而知。无论如何，如果其中之一可被感知，另一个亦必定如此。 竞技庆典从本质上说是为生者举行的仪式，而不是为死者举行的献祭。 欧洲现代史上的“野蛮人”概念是罗马传统、基督教传统、启蒙传统和殖民传统的结合。就罗马传统而言，“野蛮人”意味着没有欧洲的文化和社会制度；就基督教传统而言，“野蛮人”意味着异教徒；就启蒙传统而言，“野蛮人”意味着缺乏理性和科学精神；就殖民传统而言，“野蛮人”意味着没有白人的血统。两千多年间，“野蛮人”概念的主导因素从古希腊的文化变成古罗马的政治，再从古罗马的政治变成中世纪的宗教，再从中世纪的宗教变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民族，最后变成现代史上的文化、政治、宗教、民族（种族）四位一体。但无论如何演化，其不变的内核仍是民族中心论（ethnocentr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