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考论

4星推荐。 中国禅宗的形成，与中国历史上的土地问题密切相关。农民因失去土地而成为流民，进而大量流入寺院，又因寺院不能容纳而成为游僧，只能去山里，于是出现了“山林佛教”。在“东山法门”之前，并没有成型的禅宗僧团，慧可、僧璨都是游方僧人，居无定所。而到了四祖道信才有所改变，僧团初具规模（约 500 人），但并不正式成型；一切在五祖弘忍的时候得到正式改变和定型：他开创东山法门，其创新处在于定居修禅，农禅并重。即白天劳动，晚上坐禅。对此禅宗的理论依据借鉴了道家理念，即远避尘嚣有利于养性。 本质上，山林佛教就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和佛教的结合体。禅宗僧人们远离政治漩涡中心，自给自足，专心修禅。而这农耕的底子，与古代中国人的生活存在方式气脉相通，是一种从天地自然里获取的智慧，也是这种智慧让中国禅宗从唐武宗灭佛事件中存活下来。 当山里僧人数量激增，禅宗群体就需要寻找新的地盘。比如百丈僧团后来寻到沩山，灵祐和徒弟仰山慧寂以此为据点开创沩仰宗。 既然有山林佛教，那也有对应的“都市佛教”。后者其实早于山林佛教，甚至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一开始的形态。据作者分析，这和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结构有关。首先，社会全面受控于中央集权，佛教的发展离不开王权的财政、政治支持；其次，佛教作为新信仰传入中国，亟须找到和中国文化磨合的契合点才可以立足。僧人在和士大夫文人的不断交流沟通中获得中华文化与佛教的相通点，将佛教哲学中国化，而能文善辞的士大夫又是最好的思想传播媒介，一举两得。 从唐到宋，禅宗逐渐世俗化。比较之下，唐代禅宗还具有山林佛教的特点，在“农禅并举”的日常生活中，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自由放旷风气，不过于受礼法的拘束，唐代的禅僧是“老庄化”的佛教徒；而宋代禅宗已演化为都市佛教，僧徒多居于城市，在礼法上深受儒家观念的影响，在礼制上则处处模仿世俗的官府朝廷之礼，宋代以下的禅僧已经完全是“儒士化”的佛教徒。宋代寺院茶会活动中“茶汤礼”的出现是这一变动趋势的鲜明反映，这一禅门清规寄寓了儒家文化的礼法精神。茶汤礼有一套严格的礼数：先张贴茶榜（甚至有水平的僧人可以把程序化的公文演变为机锋妙语的文学佳作），再击打茶鼓召集僧人举行茶会，茶会里还要鸣钟击板，所谓“钟鸣鼎食，三代礼乐，备于斯矣”。每个僧人都要按照名牌入座和自己身份级别相对的固定座位。茶会过程中要经历：吃茶-劝茶-烧香-茶药-劝茶-收杯盏，这些步骤。流程繁复而庄严，体现了儒家礼仪的要素。在茶会上，除了僧人之间交流感情，还有会有讲禅说法。（对比一下唐五代的茶筵：茶筵就不限僧俗了，礼数也宽松，主要以联络感情为主。辅食不是茶药，而吃食物） 是什么导致了宋代禅宗世俗化？是宋代理学的出现。按照作者所说，宋代理学在哲学本体论上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但在礼制的制定方面又反过来影响了禅门清规的修订。茶汤礼就是一个阐述佛教与世俗互动的绝佳例子。 宋代禅宗的“都市佛教”色彩更为浓厚还体现在禅僧与士大夫往来频繁，而士大夫也崇尚与禅僧结交，精究禅理，以此来应对世俗功名事业的挫败，以求开悟。宗禅中别具一格的开悟法门是由南泉禅师启发的，而契机是禅门后生对他师父马祖道一的思想（即心即佛，平常心是道）产生了片面化的理解，因此南泉普愿需要对此破除观念上的执着，荡遣语言文字的“名相”，让大家不要执着语言，而主张“冥契”和“穷理尽性”。 在僧儒交往过程中有个重要现象：为投合士大夫所好，禅僧由“不立文字”而转向重视语言文字，出现了以圆悟克勤等人为代表的“文字禅”。但文字禅过度发展也造成问题，人人“口舌澜翻，说佛说祖，自以为有得，甚者至以为谈笑之资”。因此才有了大慧宗杲以焚毁《碧岩录》刻版的行为，并推崇看字禅。当时和此相对立的是默照禅，不过根据学者分析，这两者本质一样，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