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教育学70年 课程与教学论卷
郑玉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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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玉飞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一套丛书给我们提供了两面镜子，不仅带你领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教育学的发展史，更能让你清楚地看到，中国教育学人以前做了什么，现在还需要做些什么。本丛书系统梳理前人之思，深刻反思未来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明确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方向，推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教育学。按照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逻辑，分阶段、分专题、分学科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教育学７０年的发展成就，汇集了教育学界各个学科领域知名专家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丛书是国家重点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学史”的研究成果，也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丛书的出版既是对共和国教育学７０年发展成就的回顾，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的助推。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中国教育学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展望未来，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教育学如何继往开来，接力发展，需要我们很好地去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准确定位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历程和水平，明确未来的研究方向。 该套丛书以国家重点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学发展研究” 为依托，集合全国教育学科各学科专业领军专家，作者队伍强大。从学理层面来看，教育学史越来越凸显其在教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中国教育学史的研究，既是为了镜鉴现实，为了推动教育学术的传承和发展，又是为了推动我国教育学术的传承和发展以及为了保存和传播教育学发展的积淀。从读者需求方面来看，研究和学习教育学的人需要很好地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史，明确自己研究的基础和学科定位。
政治经济、文化传统、教学与学习的关系。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Learner-centered education，简称LCE）与现代性、解放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故对于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有着丰富的现实意义。施韦斯福特（Schweisfurth, 2013）认为LCE存在着3种占主导性的叙述，分别与“有意义的参与”“解放叙事”“能力培养”联系在一起。这些叙述被许多国家政府所援引，并被UNESCO等国际组织表达为基本原则。在全球南方，LCE通过国际援助计划得到广泛推广。在过去的20年里，撒哈拉以南非洲致力于教学法的改革，希望从教师中心的教学法转向学生中心的教学法。教师们虽然欢迎学生中心的教学法，但在实施的过程中还是存在着不少的“形式主义”，背后的原因很多，包括教师培训不足、班级规模大、缺乏足够的学习和教学材料等，但其中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乌干达的传统文化中，儿童应保持对成人的尊重，质疑和挑战成人通常被认为是不适当的行为，这与学生中心的理念有所冲突（Altinyelken, 2010）。这些现象同样发生在土耳其、印度等国家。土耳其2004年的课程改革以建构主义和以学生中心为指导理念，虽然学习中心的教学法促进学习民主化的目标这一话语在土耳其具有吸引力，但土耳其的等级制度和专治的社会政治背景是影响教师和学生态度的决定性因素（Altinyelken & Sözeri ，2019）。印度的宪法价值观和教学改革运动虽然支持“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但形塑了教师信仰的主流意识形态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相悖（Brinkmann, 2018）。基于此，布林克曼（Brinkmann, 2018）提出了以学习为中心，考虑教师所处的文化环境，调动教师的能动性，让教师决定哪些实践在他们的环境中最有效，以此促进学习者的发展。换言之，LCE不是用来判断各国是否实施了这一教育，而是以各国的实践来丰富其内涵。可以将某些情境中，主动、引人入胜的课堂（即便学习者没有主导权和声音）定义为LCE，从比较的角度来看，承认这种灵活性是有益的（Bremner, 2020）。如果全球南方对西方的LCE表现出水土不服，全球北方是否有不一样的表现？布里顿和施韦斯福特（Britton & Schweisfurth, 2018）在对苏格兰的研究中，发现苏格兰将LCE塑造成与本土价值观、民主理想相契合的教育，即便如此，苏格兰的LCE依然受到竞争性话语、监测模式和“最佳实践”愿景的影响。由此可见，在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的教育实践中，较之于作为教与学实践的LCE，作为话语的LCE更为强大。发展中国家可以用它来凸显其现代性的诉求，民主国家可以用其来宣扬自己的政治理念，而一个小国也可以用它来描绘自己的特定形象，以区分于他者（Britton & Schweisfurth，2018）。—沈伟，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教授
教学论是教师视角，教师把课程和教材视为教学内容，即教师教学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课程论着眼于学生，从学生视角设定学习范围，至于教师教学，只是学生在教师引导下学习课程的具体实施过程，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