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全 2 册）

忆起一句话：国难兴邦。此书谈风险，亦知无险无进矣。研究的角度，推断的论断，启发颇多。

把“唯生产率”史观应用到中国，得出的结论基本一样：根据麦迪森的估算，汉朝时中国人均收入大约为450美元（以1990年美元算），到清朝道光时的1820年，大约为600美元，至19世纪末期回到530美元，1950年落回原点——439美元！也就是说，依据劳动生产率这把尺子，至少从秦汉以来的2000多年里，中国没进步过，甚至还有些许下降。虽然儒家秩序在其间不断完善巩固，深深影响中国人的生老病死等方方面面，但那些努力没有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实质影响，因此是无用功！至于其间一个时段叫“汉朝”，另一些叫“隋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整个时段是一年还是2000年之久，这些细节都意义不大，因为这些朝代不管叫什么，都没从根本上改变劳动生产率，不值一提。当然，这些判断很难让人接受，尤其是其间儒家文化的推进、宗族的细化完善、商业市场的扩展，甚至还有科举考试的普及等，即使这些创新与变迁没有提升生产率，那只能说明“生产率”不应该是评估人类创举之价值的唯一标准，不是判断文明进步的唯一准则，因为这些创举要么对文明化进程发挥过长久作用，要么还沿袭至今，长久的存在必有其合理性。这种片面的分析框架必须改变。…在现有历史研究中，也是出于“唯生产率”视角，学者将知识分为“有用”和“无用”，进而延伸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人力资本。其中，那些对产出（生产率）有帮助的知识才“有用”，具备这种知识技能的人力资本才是“生产性”的。比如，科技、医疗、商业、法律等是有用知识，选修这些专业是获得生产性人力资本，而人文历史、儒家经典、宗教教义等由于不能提升生产率，所以是无用知识，学生不应选修这些专业，公司也不要雇用这些专业的员工。著名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在解释为什么中西方从18世纪末开始经济大分流时谈道：中国在汉朝选择“独尊儒术”，尤其从宋代拓广基于儒家经典的科举体系，激发草根学子将才华花在儒家经典这些“无用知识”上，得到的是“非生产性人力资本”，所以从宋代到晚清洋务运动之前，中国不能出现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创新；相比之下，西欧从12世纪开始兴办大学，先是培养律师，获得保障商业契约、改善行政管理的有用知识，后来引导青年走上提升生产率的科技探索之路，让欧洲不断积累生产性人力资本，到18世纪末爆发工业革命。单纯基于生产率这把尺子，对有用知识和生产性人力资本的定义当然会如此；但人文知识、儒家经典、宗教教义就真的“无用”，与其相关联的人力资本就无价值吗？…人类为什么在过去1万多年里，逐渐放弃狩猎采集、转为定居农耕，而且至今还保持定居生活？再者，人类过去几千年真的像克拉克教授说的那样，都是在浪费时间，只有工业革命才是带来人类进步的创新？如果只从生产率评估人类创新的价值，就无法解释过去做过的很多创举：迷信、婚姻、家庭、文化、宗教、国家等——这些创举构成本书要谈的“文明”内涵。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会逐步看到，这些发明可能当时并没提升生产率，或者只对生产率的增加有些许贡献，但它们对改进人类的风险应对力、降低暴力频率、促进文明化，都有过显著贡献。…要想克服风险挑战、进而降低暴力，一方面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另一方面是强化人与人之间的跨期合作、互通有无，包括资源共享、风险互摊。可是，怎样使人际跨期互助变得可靠，避免卷款逃跑、虚假欺诈、恶意违约、频搭便车呢？这是人类自古一直希望解决的核心挑战，因为在所有人际关系中，让人最难放心的就是跨期承诺：一旦涉及跨期，只要兑现承诺、履行义务之前还有逃避的时间或空间，造假违约的机会就存在，信任就难以达到百分之百，连亲兄弟也不可掉以轻心。这就要求有规则和秩序，规范跨期承诺，强化跨期信任。本书中的各章节将阐明，在人类文明化历程中，从迷信的创立到仪式、礼节、婚约、家庭、宗族、族谱、宗祠、灵牌的发明，到宗教、教义、教规、礼拜、祷告的推出，到立法、司法、行政之国家体系的建立，再到保险、股票、债券、基金的发明，无不围绕规则和秩序，或为加强人际跨期互信与合作。我们会看到，虽然许多创举并不能提高生产率，但却改善了规则和秩序(law and order)，提升了人类跟风险博弈的胜算概率。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尤其在工业革命之前，是风险催生了文明，如果没有风险挑战，人类可能缺乏压力去创新以建立合作秩序、提升大家的风险应对力，也就难有文明化发展。因而，在评估文明创新和其他历史变迁时，至少需要两把尺子——“生产率”和“风险应对力”，这与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所言一致：“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意思是：不应担心财富不多，只需担心财富分配不均；不要担心人少，而要提防民众的不安；财富分配平均，便无所谓贫穷；把未来风险规避好，民众无忧无虑了，就不在乎人多人少，社会就无混乱了。这跟投资理论中既强调回报又强调风险控制的逻辑也一致。在1952年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arkowitz)发表成名作之前，金融行业和投资者普遍只用“回报”这一指标度量投资安排的好坏，不顾风险高低，这跟只用“生产率”判断人类创举的价值一样。但在1952年发表的论文中，马科维茨强调必须将回报跟风险综合考虑：一种投资组合如果预期回报高但风险更高，未必最优；同样地，预期回报低但风险更低的投资组合，未必就不好。…我们将“有用知识”的定义进行延伸：只要是对提高生产率或化解风险有益的知识，都是有用知识；相应地，有用的人力资本分为两类——生产性人力资本和“化险性人力资本”(risk-mitigative human capital)，后者指的是化解生活风险（包括消费风险、社会风险、心理风险）的技能。…一种创举如果能提高生产率但不增加消费风险，或者不降低生产率但能降低风险，那就是进步。…从周初至晚清的时段，其间生产率基本没变，但由于儒家礼制的巩固等，风险应对力提升，因此消费风险下降，生活安全感改善；在此意义上，儒家礼制增强了中国社会的化险性人力资本。—转引自：陈志武《文明的逻辑》

以往历史学者，包括经济史和文明史学者，都习惯性地以“生产率”判断人类各种所作所为的价值，也用这把尺子判断人类是否在进步；这种“唯生产率”视角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如果任何举措不能带来生产率的提升，那就是无用功。 但是，人类的许多创新虽然对生产率没有直接贡献，但却改善了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此即贯穿全书的基本命题。 在人类上万年的文明化探索中，生存风险经历了多次转型，而每次又因风险挑战催生出新的创举，给文明秩序添砖加瓦。 先是自然风险开启早期文明化，气候风险迫使人类放弃狩猎采集的原始生活，发明各类迷信与定居农耕；接下来，也是自然风险，催生了婚姻、家庭、私有财产、国家，还有家族、宗族，并将无组织的松散迷信转型为组织化宗教，这些创举加在一起，大大提升了人类的风险应对能力，促成暴力的持续下降。 而到了中世纪后期，特别是欧洲新教改革之后，金融市场终于提速发展，给人类提供更多的分摊风险、实现人际合作的工具，逐步取代过去基于婚姻、家庭和宗教的避险互助安排，但由此也开启了人造风险——金融危机风险——的时代，在工业革命发生后更多的人造风险——失业风险、经济危机风险——也随之而来，重构人类社会的生存场景。 为了应对人造风险，19世纪发明了“福利国家”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货币国家），20世纪30年代演变出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的“财政国家”。到二战之后，尤其格林斯潘货币新政以来，现代政府的这三驾马车——福利国家、货币国家和财政国家——堪称成熟，被多国复制，这一方面让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等人造风险似乎得到抑制，另一方面又衍生出不断恶化的财富差距、收入差距等新挑战——制造政治动荡风险，包括民粹主义政治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巴西、墨西哥、印度等国家盛行，威胁世界既有的体制，呼唤新的创举。 与此同时，婚姻、家庭、宗教等传统组织与生活方式在逐渐式微，人们也在探究新的出路。这些新挑战又会引发哪些创举呢？如今，无论在北美，亚洲还是欧洲，资源与权力更多集中于现代政府之手。这对人类文明化进程和风险应对能力是祸还是福？未来将走向何方？这是值得思考的开放性问题。

这本书的时间轴放得很大，就简略看了。最吸引的还是陈志武老师的《金融的逻辑》。 🧧🧧如果只从生产率评估人类创新的价值，就无法解释过去做过的很多创举：迷信、婚姻、家庭、文化、宗教、国家等——这些创举构成本书要谈的“文明（一系列创新的几何体和生存秩序）”内涵。这些发明可能当时并没提升生产率，或者只对生产率的增加有些许贡献，🆘🆘🆘但它们对改进人类的风险应对力、降低暴力频率、促进文明化，都有过显著贡献。——🎆🎆🎆这种思维至关重要（不只是存在即合理的概念），就像不要只关心赚了多少钱一样，精神生活，乃至日常的吃喝拉撒，都是极其有意义的，可能是情绪价值吧。 🌈🌈在每个社会，文化都是作为对某种更深层次需求的回应，是内在创造，也在🎈🎈不断应变，并不存在一个特定社会不同族群所固有的，永远不会改变的文化元素。 从婚姻、家庭、宗族、宗教到商业市场，都能提供事前避险和事后救急的功能，为什么还要金融市场？✌️✌️✌️从非人格化、流动性、交易成本、跨期交换等多方面，金融提供了一系列更有效、更精准的风险应对和资源共享手段。 之前的安排更多是应对传统风险（自然风险），而工业革命的深化，贸易体系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也带来全新风险。一方面，工业化使得人们离开农田进入工厂和机关工作，经济周期引发的生产大起大落，带来失业风险，另一方面，更发达的金融和一体化的商业意味着时常产生金融危机和产业危机。现代福利国家在19世纪后期逐步产生。🧧🧧政府福利兴起之后，不仅让世俗政府取代的宗教造成了教会地位的萎缩，而且也导致多种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是西方社会从原来以教会为中心转变为以政府为中心。也正是由于教会跟政府之间这种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在今天的美国，坚决反对大政府的主要势力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教会。 🌈🌈市场和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已取代了婚姻、家庭、宗族、教会来应对自然和人造风险，改变了人类社会。结婚少了，宗族瓦解了等等。🌈🌈现代政府的三驾马车：福利国家、货币国家（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和财政国家（凯恩斯主义）让金融经济危机风险得以抑制，同时衍生出财富差距，收入差距等等挑战，呼唤新的创举。

这是一本非常棒的书，加入了“我的推荐书单”中。这本书以一个独特的视角、漫长的历史时间轴阐述了人类文明发展逻辑的本质是：人类与风险的博弈过程。换句话说，当下存在的众多社会现象或多或少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对抗风险，更好地生存。诸如迷信活动、宗教组织、婚姻组织、家庭宗族、金融组织等等诸多文化文明的组织，都在增强我们对抗风险的能力，提高我们的生存率。 当一个人有足够的财富和能力，才有资格选择以爱情为前提的婚姻，否则选择避险能力更强的婚姻组合，会是更好的选择。现代社会越发达，大家就越有资格选择爱情为前提的婚姻。同理，经济越发达，越来越多人不需要依靠婚姻来避险，完全有能力独立生活，这也促使越来越多人不用被迫进入婚姻。或者不需要依赖生儿育女来增加避险能力。越来越多人不需要依靠宗族来避险，所以宗族组织在日渐衰弱。 迷信活动，宗教组织，一方面能够提供心理慰藉，提供一些社会道德法律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可以更多地可以增强宗教内部的彼此信任度，建立一个以宗教为中心的社会契约，比宗族为中心规模较小的社会契约组织更加高效和完善。极大地增加了宗教成员的抵抗风险能力以及社会生产力。 合适的金融和政治制度，可以极大提高社会成员的抗风险能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这是一本很棒的书，一次性读了两遍，极大更新了我对婚姻、迷信、宗族、宗教、金融等多方面人类活动的认知。值得一读。 以上

前面写的没啥新意，人活着就要吃穿住行，获得过程存在风险的，所以扛风险也算基本要求，新意一般。 本书直接看后面，后面分析了婚姻，宗族宗教国家金融，倒是深入了，因为这几个问题可以说喜欢强调某方面而忽视根本，比如婚姻强调爱情，其实本质是风险分摊，等以后个体完全能扛风险，爱情就是真的。 记录下有观点的几个 宗族跨期风险能力小于宗教，古代阿拉伯商人生意范围广，宗族力量的商业影响力小，宗族稳定了社会也带来的生意走不远。宋阿拉伯商人定居南方为了做生意，宋元之际这些商人选择投元也为了生意，有意思的是从这个角度看郑和下西洋可能是宗教朝拜 基督教反对的借贷，借贷的是犹太人并积累了名声，和以后反犹有联系，后来放开借贷，宗教改革，新教放弃了救济的权利，国家权力增加，给个人提供更大的福利保证，也带来宗教力量的薄弱。 宗教解决跨期交易不如金融，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做生意，金融发达加国家权力扩张，新11经济危机，中央银行解决问题与贫富拉大。 后面内容丰富，联系程度高，每个独立分析问题恰恰是互相联系，感觉是金融带来的社会稳定度高了，也加大了问题出现时的巨大破坏力，每次弥补似乎是缝缝补补。 所以为了利益创造了文明？

拜读了陈教授这本书，发表浅薄意见： 一、“富人信宗教少”有待商榷。 因为富人阶级最早产生于宗教。历史上宗教祭司出现才演生贵族，然后政体出现，教会或寺庙财产负税一度在国家80%或更多，即便现在数量也极其庞大。 二“风险催生暴力”不准确。 风险包含出危和不出危概率，只有确定的出险才会催生暴力，如陈胜吴广的误期起义。在出险和避险之间多数人选避险。风险目前多数人会选沉默或选择危险无视。 1.历史上战争结果少数士兵屠杀战败大众，大众总是束手就毙，没有出现暴力反抗，总觉得大屠杀不会发生。如今股市，澳门赌场，都是风险区，没有出现暴力，一片祥和欣欣向荣，觉得自己不会输。 2.斯巴达人有多暴力众所周知，决定他们这种性格和行为的是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还有日积月累的风俗习惯，是天然选择，中国也有“穷山恶水出刁民”，而不是偶尔出现的风险和逻辑选择结果） 三、“基督教反金融和犹太人” 教会的财产从来都是金融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耶稣就是犹太人，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受神庇护，是与神立约的，这个是写在圣经上的。

陈志武此书给多年来的人类文明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即从传统的提高生产力角度转变为应对生存风险的角度，这一转变在人类文明史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投入了一束新的光线，发掘出许多过去被忽视的现象，解释了许多过去说不清的问题，功不可没。但同时也让一个人类社会中历来存在的矛盾变得空前尖锐：解决全人类的生存问题最终是依靠极大地提高生产力，还是依靠改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一方面，没有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的爆发性提高，就不可能为所有人提供生存资料，人类社会就走不出马尔萨斯陷阱；另一方面，没有各种社会制度和文明的创新，人类社会只能深陷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我们至今仍然面对一对根本矛盾：自私与互助，竞争与合作。自由市场经济学派强调人类个体的自私本性和自由竞争，各大宗教和儒家学派以及近代社会主义和现代福利国家强调互助与合作，孰是孰非至今没有定论，而且还会继续争论下去。陈志武的著述无疑为这一历史性争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论据，极大地有助于将这一争论深入进行下去，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作者以对抗风险的能力为衡量标准，探讨了人类文明史中的制度创新，包括农耕的起源，迷信与宗教，婚姻与宗族，金融，以及福利国家。其中作者提出，围绕着一神论信仰建立起的教徒体系和围绕着祖宗崇拜建立起的宗族体系是同构的，都能增强社群内部成员间的信任，已达到跨期互助、分担风险的效果。宗族与宗教的避险功能在近现代也逐渐被金融工具与以及福利国家取代。 其中比较有意思的观点是，在轴心时代，中西文明（汉朝与罗马帝国）在宗族与宗教这两种互相排斥的避险手段中做出选择。宗教着重建立不受血缘限制的公共关系，所以能从中逐渐衍生出了一整套去人格化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要素，使得陌生人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建立信任，整合资源，分担风险。这些制度和文化使得阿拉伯商人最先建立起长距离海洋贸易网络，也使得资本市场能在新教国家蓬勃发展，为之后的全球贸易和工业革命打下了基础。相比之下，一代代的儒学大家们将家庭作为所有社会关系的蓝本，着眼于建立道德规范来规训人际关系，缺乏制度性的创新与保障，使得人与人在熟人社会之外缺乏合作避险的信任基础。从这个角度上，中西大分流早在轴心时代就初见端倪，直到受到工业革命冲击时才将差异凸显出来。虽说作者对Jared Diamond的某些观点持批判态度（农耕是进步还是错误？），但他通过不同文明对风险规避手段的偏好解释了欧亚大陆上各文明发展的差异，也算是Gun, Germs, Steel很好的补充。 除了上述观点，作者还从风险的角度阐述了国家的起源（对抗自然风险）和现代福利财政国家的诞生（对抗金融风险），总体算是视角很新颖的一本书。美中不足的是行文略显松散和拖沓，主要观点在引言中皆有体现，通篇读完觉得额外收获不大，有些章节跟主题的关联性不强。不过作者也聚焦了一些冷门的历史知识（比如新世界作物的保险属性，农耕与私有财产对父权制的推动，古代中国的阿拉伯人，财富资本货币的区别），还算有趣，是否值得精读就见仁见智了。另外，书中引入了大量的定量分析，但部分作者对数据的解读有误导性，最突出的就是错把相关性当成因果性，归因不严谨，降低了作者整体论述的可信度。

这是一部虽有不足，但值得强烈推荐的奇书。 好书给人的应是观念的启发与引导，十多年前拜读《金融的逻辑》时那种豁然开朗的获得感，再度回来了，陈教授这本书再次做到了。 观念上，生产效率的提升不是恒量人类进步的唯一标准，本书用社会抗风险能力为主线，树立了一套全新的评价视角，有强大的说服力。 书中的若干子论点，如婚姻的本质的描述，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宗族的价值与局限，都是直达本质的精辟之见，启发良多。 本书大量采用量化历史的研究结果进行论证，既有说服力，也在方法论层面给我以启发。 美中不足的是，书中的一些论证存在因逻辑不严谨的问题，甚至因果倒置，个别结论就比较牵强。打个常用的比方，陈教授手里拿了个锤子，于是看什么都像钉子，想上去敲两下，哈哈。 瑕不掩瑜，真是一部难得的启发观念的佳作，强烈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