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特涅：帝国与世界（全2册）（索恩）【哈布斯堡首相的颠覆性传记】

知道梅特涅是看了基辛格的名著《大外交》，仅仅是知道他是奥匈帝国的国务首相，留下了善于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粗浅印象。 而看过《伟大民族》之后，突然搜到了一本《梅特涅：帝国与世界》，这本德国学者的研究专著，为我们展开了那个1750-1850这一百多年间，欧洲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后的风云变幻，这位梅特涅侯爵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亲历者。 用稍加改编的布莱希特的话：​“我们看到，涉及自己。大幕落下，问题依旧。​” 在穿越梅特涅的一生以及他那个时代的时候，有一点教训是确定无疑的：对政治理想，要追问其深层次的、有意掩藏起来的真正意图，同时要将其去神圣化。应该如何评价资产阶级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斗争，如果通过这种斗争，他们同时也变得更为富有了呢？如果贵族、僧侣、吉伦特派，甚至最后罗伯斯庇尔本人都上了断头台——以自由和革命进步的名义——那么，人权的价值何在？如果为了其存在需要蓄奴，并且需要剥夺原住民的权利，美国民主党的以及共和党的宪法还算数吗？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否很悖论？还是来一起梳理一下这位亲历者的生平吧。 我想，按时间来分为上下两部分，（上）从梅特涅家族谱系追溯开始到1814年的世界大战。（下）从1815年维也纳会议开始到他最后的逃亡1851年，直至1859年6月11日，星期六下午，梅特涅在他位于跑马路的别墅中“安详而无痛苦地去世”​。 承载着梅特涅家族绵延数百年辉煌的三个根基，在各个时代的演变中明显地突显出来，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它们：皇帝—教会—家族实力(Kaiser-Kirche-Familienstärke)。此处作下提示：皇帝意味着要依靠权力；教会意味着要置身于可以促进加官晋爵的帝国天主教会的关系网中；最后，家族实力则要说明，要不断地繁衍大量的后代，后代中永远要有一个主要继承人，以及为了保持和扩大家族的财富，要目的明确地、持续地增强能量。 无疑，梅特涅出身贵族世家。可以上溯到中世纪，是所谓的旧制度下的统治精英阶层，主教、佩剑贵族、封建领主的后代。 梅特涅1773年5月15日出生在父母位于科布伦茨的家中，并以克莱门斯·温策斯劳斯·罗塔留斯·内波穆策努斯(Clemens Wenceslaus Lotharius Nepomucenus)受洗命名。 他19岁之前是由家庭教师来施教，之后与家庭教师一起进入斯特拉斯堡和美因茨的大学去学习，直到1794年8月，​“学业”方能被看作“完成”​。在1788～1794年的六年中，学习、革命、战争以及帝国的衰落，这些经历基本全部聚齐。 崇奉新教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在其最鼎盛的旧秩序年代，好似“法兰西和德意志之间的万花筒转盘”。它既是法兰西的，也是——除哥廷根(Göttingen)之外——德意志文化区的顶尖大学。 教授国家法和历史的克里斯托夫·威廉·科赫(Christoph Wilhelm Koch)，使得斯特拉斯堡大学自1772年起获得了“外交官学校”的美誉。 科赫说，历史是“哲学的一种方式”​。它积累经验，并通过举例教授人们“在私人和公众生活的各种情况下该如何表现”​。 ​“历史比所有规定更能治愈我们由于自负和民族偏袒而误入歧途的毛病。谁只认识自己的国家，谁就会变得自以为是，认为只有他生活所在的那个地球角落的统治、习俗、观念和主张是唯一合理的。人与生俱来的自负会培养这种偏见，并瞧不起其他所有民族。​” 科赫将历史看作科学的方法，而不是教授史实和原始史料的收集。在他那里学习，你会学到对原始史料进行价值判定的观念、对原始史料进行批评的观念，以及运用原始史料对历史的固定说法去证伪的强迫性冲动。 1770年出生的这一代人，兼有旧欧洲法理秩序的思想，这种思想不能被理解成封建镇压制度，而是一种使弱势群体也能获得某种权利的制度。 18世纪末，中欧经历了从未出现过的“文化冲突”​：处于欧洲大陆中央的旧帝国，作为一个松散的千年同盟，历史悠久、情况复杂而又等级社会结构固化，正面临着从启蒙运动生发出来的理性化、集中化和思想解放的前景，这种前景在法国大革命所谓反对旧秩序的风暴中，通过暴力取得突破。 年轻的帝国伯爵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在17和19岁，两次正式出席了皇帝的加冕典礼。 1789年法国的革命：​“这是一个残酷的世纪，所有国家的贵族都被打倒了，人们就是要求他们倒台，而不幸的是，他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只是一小部分。​” 在斯特拉斯堡，这个16岁的青年也亲身经历了革命的爆发——冲击市政厅，与攻占巴黎的巴士底狱一模一样，就是说：从它使用暴力的角度来看，一模一样。 ​“混迹在一大群自许为人民的沉默的观众中，我也看到了斯特拉斯堡市政厅被一群醉醺醺的暴徒烧杀抢掠，这些乌合之众同样也自称人民。​”——革命泥沙俱下。 他们喊出的口号表明，来自巴黎的消息如同火上浇油：​“不要税收！三级会议万岁！”没有一间办公室能幸免于难，城市金库被洗劫一空，公用马车被全部砸毁。一部分暴乱者闯进市政厅酒窖，用17000升葡萄酒将其“全部淹掉”​。眼睁睁地面对众多民众，士兵们似乎束手无策，只是零星地干预一下，以免最坏的事情发生。广场周围的大街小巷挤满了人，带着从市政厅获得的战利品：窗帘、文件、信函、窗框以及玻璃器皿等。 冲击市政厅，看起来好像是一场被经济状况恶化所驱动的人民的愤怒情绪的爆发。经济状况恶化肯定起了一定作用，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行动的后果。他自己的家庭教师西蒙实际上是这次行动的幕后主使。 ​“他是这次冲击斯特拉斯堡市政厅的领导人之一，目的是毁灭在市政厅中保存的历史文件、地产登记册以及一切有关保护土地所有者的文献资料。​”这样一来就使这次暴动具有了理性和革命的意义。它的矛头指向了贵族手中还残存的封建特权，指向了梅特涅越来越以“旧帝国法理”所理解的东西，而西蒙则显示了该如何宣传鼓动人民群众，以及如何利用他人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西蒙还翻译了全本的法兰西国家宪法，梅特涅也同时把它记录下来，因为他也想拥有一份法国的首部宪法，所以他亲手作了抄录，并在留白处写满了评注。 在为1792年8月10日攻占杜伊勒里宫作准备时，西蒙也在场；进攻时，起义的人们大肆屠戮瑞士雇佣军，驱使国王逃到了立法议会。 关于西蒙，梅特涅写道：​“在那个可怕的年代，他是革命法庭的成员”​，​“在那个不幸的省，那个令人厌恶的法庭对造成的流血所负有的责任，他难辞其咎。​” 梅特涅说：​“就极度膨胀的激进主义而言，我不可能（比起在他这里）在一所更好的学校里，来认识激进主义的学说、手段和途径了。我的直觉使我在这场闹剧中认识了我的老师的最基本品性。他个人的疯狂和行动中的愚蠢，我是非常清楚的。由于在一个的确是激进主义的学校中受到了教育，使后来出现的自由主义在我看来是最为平淡无味的形态。​” 弗里德里希·西蒙属于那类很容易兴奋，以及很快就会被鼓动起来，并在为了人类理想的争论中，要求毫无顾忌地作出牺牲的人，因为目的就是一切，为了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可以采取。 梅特涅将自己首先看作革命的“持续的见证人，然后才是它的反对者”​。 在美因茨大学，梅特涅还是比在斯特拉斯堡更深地沉浸于革命的讨论中。美因茨选帝侯宫殿既是那些流亡者的聚集地，也是本地雅各宾党人的聚焦之所。梅特涅在这里看到了革命是如何战胜国家权力，进而赢得人心和思想，并唤醒了集体的兴奋：​“美丽的阳光照射着成千上万狂热的人们，他们所有的人几乎都相信，马上就要开启一个黄金时代。​” 许多做学问的教师，都有对他们祖辈相传下来的学说，在革命的视角下进行重新解读的倾向；年轻的大学生梅特涅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教会法的弗朗茨·安东·布兰德尔(Franz Anton Brendel)教授那里，即已感知了这种倾向，他将教授称作他的“宗教老师”​。信奉天主教的帝国伯爵在这里学到了，革命的新说教是如何使教会秩序屈服于国家法律的。 1789年的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军事优势是梅特涅一生中经历的最为主要的两大事件。 他非常明确地聚焦于美因茨选帝侯区发生的事情。在这里，革命军在屈斯蒂纳将军的指挥下活动，梅特涅把这位将军贬斥为“总干事”​；这位“总干事”在许多散发给德意志人的传单中，向人们灌输一种观念，即这种军事扩张是在解放人民，并将他们从旧秩序的暴政下拯救出来。 ​“一个按照道义基本原则行事的国家，一个高举正义和博爱旗帜的国家，一个选举口号是向宫殿（枷锁）宣战，给贫民以和平的国家，一个这样的国家去进行烧杀抢掠是不合适的。​” 法兰西的所作所为正在悖逆其大肆宣扬的原则，他们在德意志并不是在寻找朋友，而是在搜罗钱财。 也有媒体对所谓“解放”的意识形态的反驳：​“我们自由了！我们不再戴着掠夺成性的暴君强加于我们的、令人屈辱的枷锁了！我们不再出于奴隶般的恐惧而去热爱政府了，而是出于这个政府以慈父般的爱为其市民谋取福祉！你们为什么想要去除我们本来就没有戴上的枷锁？你们为什么想要将我们不需要的福祉强加于我们？你们为什么要动摇一部不是因为其古老，而是因为其功能而使人敬畏的宪法？​” 梅特涅认为法国大革命：全面颠覆现行的社会状况和法制状况发生在即。在1792和1793年的新年相交之际，他已经看到，这个号召全体“人民”的运动，将冲出法国国界，漫延到整个欧洲，进而从根本上颠覆所有内部的行政机构。 19岁的梅特涅所收藏并加工整理的报纸和传单，透露了许多人对这位成长中的年轻人到目前为止并不了解的情况：他研究了德意志最早期的革命出版物，如美因茨的革命出版物，并且表明，他早就认识到新闻媒体是“第四权力”​，需认真对待，而这种认识要比拿破仑早得多，即便这一说法的发明权已归后者，并且用现有的方式操纵新闻媒体也是后者所创。梅特涅认识到了美因茨雅各宾党人的意愿形成方式，以及他们与法国占领者的交媾(Kohabitation)。而从一个读书协会发展而来的美因茨雅各宾俱乐部的运作和后来的分裂过程，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他来讲，雅各宾俱乐部好似后来所有秘密社团的一幅“蓝图”​，像是所有“革命党”的细胞核与生殖细胞，就像他后来所说的，无论“革命党”的称谓是意大利叫作的“烧炭党(Carbonaria)”，在巴黎的德意志早期社会主义者中成立的“被唾弃者联盟(Bund der Geächteten)”或“正义者联盟(Bund der Gerechten)”​，还是瑞士的政治组织劳工联合会，以及位于上意大利的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的“青年欧洲(Junge Europa)”​，它们均无一例外。 在尼德兰，梅特涅认识到了政治的三重维度。首先是在一个政治组合体的内政中的危机管理——类似于神圣罗马帝国，由多国组成的政体，在历史遗留下来的等级制宪法的基础上建立。其次是在外交上的国际冲突管理，在这一方面，梅特涅学到了战争是如何发生的，又如何导致了国与国的结盟，以及一个国家从战争状态中摆脱出来是何等的困难。最后一个维度告诉他，比利时的内政和外交是如何由于邻国革命战争的激进化，而纠缠在一起的，从此以后，这个现象在革命年代以及后续的一个世纪中，一直影响着政治。 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之后，起初一切看起来完全是另外的样子：法国大革命爆发，欧洲列强并没有感觉受到特别的威胁。大革命爆发初时，正赶上欧洲遇到危机，列强们各自都在以不同的特殊方式，参与到这场对它们来讲显得更为重要的危机中：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Katharina II)的俄国卷入了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并将波兰爆发的革命看作一个求之不得的缘由，以便重新瓜分这个国家。意在扩大其在欧洲权势的普鲁士，也想要同等程度地参与波兰的危机。但另一方面，它也同时支持列日和布拉班特的革命，目的在于削弱奥地利在哈布斯堡皇朝所属尼德兰国家以及在整个帝国中的优势。在约瑟夫二世皇帝统治下的奥地利，以及在其于1790年2月20日去世后，于利奥波德二世皇帝统治下，则致力于与土耳其缔结和约，并像大不列颠一样，更愿意将法国国内的动乱，看作他们求之不得的对法国自身的削弱。 法国国王1791年6月20日从巴黎出逃到瓦勒纳(Varennes)，改变了一切。 ​“情况到了这种地步，我们不久将面临大的事变，这不仅对法国人，而且对所有国家人民的命运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流亡者的政策也使梅特涅意识到，革命不会仅仅局限在法国境内。 作为见证人，他在战争准备阶段就陪同父亲参与其中。弗朗茨·乔治作为派驻奥属尼德兰的常驻全权大臣，是法国军队进军的直接当事人，因此，在商讨如何继续做战争准备工作时，他必须带着所有的情报参加。 ​“夏末(1792)我前往布鲁塞尔。战争正全面展开。​” 法国国民公会声明的在理论上准备输出革命，在迪穆里埃将军征服比利时之后不久，就变成了冷酷的政治现实。 从1792年初开始直到1815年结束，欧洲六次结盟，从而进行反法同盟战争，而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则成为参与所有结盟，并经历了所有反法战争的唯一的欧洲政治领导人，无论是以积极的见证人身份，还是以外交官的身份，抑或以政治家的身份。这一经验为1813～1814年的他带来了很多益处，那时他要亲自处理第六次，也是最后且最具决定性的一次反法同盟战争。 当梅特涅正致力于与军人们保持持久的联系时，他得到了玛丽娅·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路易十六王后，奥地利公主)于1793年10月19日被送上断头台的消息。在那个时代，再也没有其他事件像此事一样带给他莫大的震动，以至于直至暮年，此事都一直对他产生着影响：他一直将 这位王后、玛丽娅·特蕾莎的女儿祈祷时所使用的最后一本《圣经》——即使在监狱中她也带在身边——保存在科尼希斯瓦尔特的宫殿中。 反法同盟军的窘境，即进一步的军事行动需要盟国不列颠的援款。1794年3月，弗朗茨·乔治·冯·梅特涅委托他的财务总管——奥地利属尼德兰财务总管(Trésorier géneral des Finances des Pays-Bays Autichienne)——皮埃尔-贝努瓦·德桑德鲁因子爵(Vicomte Pierre-Benoît Desandrouin)去伦敦谈判一项借款事项。他将他的两个儿子——克莱门斯和约瑟夫——托付给德桑德鲁因，以便使他们认识大不列颠并结识其政治首脑。 这是梅特涅第一次前往不列颠拜访上流社会和英国王室。他们于1794年3月25日从布鲁塞尔动身，一直待到7月方才重新回返大陆。这是青年梅特涅政治宇宙中的封顶石。 由此，他遇到了不列颠议会中的“加图(Cato)”——埃德蒙·伯克。并与这位1730年出生的英国著名人物的政见惊人地一致。 伯克的畅销书《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第一版于1790年11月出版，也就是梅特涅抵达英国之前的那段时间。 下面仅点题性地列举一下书中很符合梅特涅想法的论点。 ①伯克对光荣革命的诠释是保守的：它应当保持现存的、具有贵族特色的宪法。法国革命不过是克伦威尔的清教徒式革命的重复，两次革命都导致弑王杀君、宗教式的政治狂热和社会的无政府状态。 ②与此相反，伯克引经据典地证明要遵守谨慎的、尊重历史传统的改革原则，进行缓慢、耐心的改变，这种改变不能破坏（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社会结构。不能低估合法的、功能与效率均高的现有机构和社会关系的价值作用。法律和宪法要持续和有机地发展。 ③改革的概念要定位于和瞄准于历史，历史已经对权利和自由——每一个等级的“特权”——宣示阐明。 ④革命前的法国，即旧秩序时期，并非一个以专制、经济停滞、混乱不堪为特征的社会。贵族并没有压迫和剥削他们的臣民。 ⑤ 伯克将矛头指向了在法国大革命所有的宣传背后起作用的经济利益。资产阶级金融寡头——“资产阶级的股市投机商、银行家、土地购买者、律师”——想要夺取贵族的田产和教会资产，而那些代笔捉刀者——知识分子——在这个方面助了他们一臂之力。他们对下层阶级隐瞒了自己“金钱上的利益(monied interests)”​，并将下层阶级对王室、教士和贵族的忌妒与仇恨煽动起来，为他们的个人利益所用。 ⑥贵族的任务是，在“人民”与君主之间进行调解。通过这种方式产生一部“平衡宪法(balanced constitution)”​。伯克也研读了孟德斯鸠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在他看来，加强有利于王权的官僚国家机器，并因此损害各个等级以及历史特权，是根本性的罪恶，因为它会葬送正在成长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机构，并最终摧毁它们。 ⑦法国大革命是事关全欧洲的事件，因为它攻击的是欧洲的共同基础。 ⑧1789年5月三级会议的召开，给了法国机会去重建早期的历史性宪法，并铲除17世纪的专制王朝，就是说，可以续接“前”专制主义的传统——“欧洲旧有普通法的古老原则模式(ancient principles and models of the old common law of Europe)”​。 ​“自由”​，就像伯克所说的，只有进入了有着自身的纪律、有着军队的服从、有着确定的和合理分配的国家收入、有着公序良俗和宗教信仰、有着私有财产的确定性、有着和平与秩序、有着市民的和社会的风俗习惯的公共权力领域，作为价值观才有意义：​“没有这一切，自由是存续不下去的；没有这一切，只要它存续，就不会有好事发生。​”这才是1790年11月，伯克所产生的（对“自由”​）可以预计到的怀疑。而梅特涅此时已经认识到“恐怖执政(Terreur)”是革命体制的一种退化变种，这促使他更进一步对这种事物持保留态度。 至此，青年梅特涅已经在政治上有了基本定型的选择。 1773年出生于世袭贵族之家的梅特涅，在21岁时，因为个人所受的教育，已经亲身经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可谓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亲历者。

梅相，很久没有如此近距离的去追随一个伟人的一生，以他的视角看遍19世纪欧洲的发展。他是以一己之力撑起摇摇欲坠帝国大厦的忠实大臣，是一个着眼于欧洲整体推动德意志邦联的世界公民，是国务活动家，是改革者，是旧贵族，是地主。睿智的头脑、全局的视角、冷静的心智，身居高处而谦逊自抑，身处绝境而不绝望，面对强权而不屈服，一生孜孜不倦，为祖国和欧洲和平奋力奔走，这样的伟人跨越国度，只能让人仰望。 但是这本书也有一些问题。就作者来说，预设的立场：对普遍说法的反驳、对以往传记的颠覆、对梅相几乎无条件的支持，让书有失偏颇。事实上，无论多么伟大的人，我们能接受他历史的局限、道德上的瑕疵，可作者却试图以艺术化的表达、浩如烟海中精心挑选的史料、同时代人的局限，说服读者接受这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所有的选择、观点即使有误，也不过是外界影响的因素，反而让人怀疑余下表述的准确性与客观性。而这一点，在描述梅相与女人的关系，以及对待革命的态度时尤为凸显。 最后是翻译，我很少苛责译者，但这本书的译者真的太过生硬，无数不符合中文阅读习惯的长难句，无数个破折号，诘诎聱牙，让阅读的清晰性与愉悦度大幅下降。同时，很多欧洲背景的人物与事件，缺少注释与介绍，这个在作者面向欧洲人写作的时候，因为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可以理解，但当译者面向的群体是国人时，不得不批评其偷懒之嫌。

梅特涅在《共产党宣言》里是被设定为反面角色，共产党的第一死敌，就是那个所谓的“旧欧洲的一切势力”代表，不仅打败了浪漫主义激情的拿破仑，还创立了维也纳体系建立欧洲防御镇压革命恢复了传统君主制，虽然是旧体制，但它的直接意义也是看到了，为欧洲带来了五十多年的和平，直到世界第一次大战，而基辛格也对梅特涅的“均衡外交”理念大大肯定：一种国际的均势需要通过合法性和被合法性所制约的权力所形成。 可以说19世纪的梅特涅，就是这样一个清醒的充满理性算计的保守主义者，梅特涅反对革命和自由主义本身，拥护传统和平，认为革命是对欲望和权力的要求，但政治存在的真髓是均衡，它的表现形式是法律，它的机制是平衡，因此，这位保守主义政治家的对手则是“空想主义者”，是拿破仑是马克思是…… 是不是喜欢梅特涅个人有个人看法，但引用拿破仑对梅特涅的一句评价“你死了，还有巨大财富遗产，而像我这样的人，一旦死了了就是什么都没有了”，确实，梅特涅家族的财富是受到皇帝嘉奖和保护，所有家产不可分割，即便拿破仑能打败他充公，他在英国在各地还有巨大财富，即便自己家族负债九十万，相当于现在的几千亿，梅特涅也能通过政治手段（给皇帝拟写诏书）直接接管几十万税收的大庄园，他确实看到了大国之间的均衡外交，但他有否看到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均衡？ 我个人觉得整本书却一般般，最主要是主题分配不太科学，梅特涅未当上奥地利首相之前的事情讲的太多，当然作者有作者的理由，但开始建立反法同盟，里面的介绍还是少了点，有点关键点不足，头重脚轻，还有他的政治观念系统性评价分析少了点，语言描述比较僵硬，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问题

通过一个人，了解一个时代 第①次听到这位欧洲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克莱门斯·梅特涅，是初中的时候，那时候经常听到当历史老师的嫂子说起他，久而久之，就对他起了好奇之心；再一次提到梅特涅，是前段时间朋友的蓷荐。于是我就买了他口中的《梅特涅：帝国与世界》来看。 说实话，收到书的那一刻，我惊呆了，那么厚的两本，七十多万字，差点儿被劝退。不过很庆幸我没有放弃，让我从这套很客观的书中荃面细致的了解了这位影响了欧.洲正治格局的奥地利正治家、外交家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以及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正治、文化和社会背景。 克莱门斯·文策尔·冯·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1773年出生在德意志莱茵地区的一个貴族家庭，他的父亲曾是奥地利大使，使得他不仅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更在父亲的影响下，成了一位尤秀的外交官。这个充满矛盾和复杂性的人物，不仅是奥地利帝国的外交家、正治家，还是欧洲协调的奠基人。他在19世纪初的欧洲正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历经法国大gé命、拿破仑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见证了欧洲格局的巨变。在这个过程中，他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外交手腕，为奥地利帝国在动荡的欧洲政局中谋求了一席之地。书中通过丰富的史料，还原了梅特涅在正治斗争中的种种表现，也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进而对他以及他所在的时代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除了正治和外交方面的智慧与手腕，梅特涅在文化、社会等领域也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他积级推动文化交流，支持教育事业，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他在权力斗争中的种种手段与策略，展示了他冷酷、狡猾与权谋的一面。正是这种多面性，使得梅特涅这一历史人物更加丰🈵和立体。 本书的作者沃尔弗拉姆·希曼是慕尼黑大学近代和现代史退休教受，他通过深入挖掘史料，以严谨的治学态度还原了梅特涅及其时代的真实面貌，让这本书成了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和可读性的巨作。看完后特别喜欢这套书，因为它真的够客观、够公正、够严谨。

如果说《重建的世界》里已经将梅相的“术”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本传记就力图更进一步刻画出他的“道”。史料新颖史观陈旧的批评或许的确恰到好处，但于我而言这更像回到历史现场，又以当代的眼光省思与回顾——原来只是不同的「爱」。

欧洲旧时代的守夜人，站在新时代黎明的前夕。他曾在回忆录里的结尾写道：“我要么是生得太晚，要么是生得太早，如今我已经一无是处。” 早年他接受过伏尔泰的思想，游历英国，向往君主立宪，目睹法国大革命，因而对暴行深恶痛绝，后来被称为欧洲的消防队长。 他出身莱茵，最后却为奥地利帝国服务一生。他主导了维也纳会议，在战后体系所为系的欧洲上，此30年被称为梅特涅的时代。 梅特涅生性轻佻浪荡，风流成性。他追求理性，坚守正统主义。人们出于对他外交上的所作所为，半戏谑半钦佩地称呼他为“蝴蝶大臣”。 当欧洲革命之年到来，他又成为王朝的替罪羊，女装成贵妇一说洗衣工，匆匆流亡英国。 可以说，是奥地利愧对这位首相。 他时而统治欧洲，却永远不被奥地利善待。

世界外交第一人 梅特涅所处的欧洲时代，和春秋战国时代相似，都是暴君妄图侵占弱国，但是结局却截然不同，欧洲成功阻止了暴君拿破仑。 其中，梅特涅一方面将奥地利公主嫁给拿破仑，为奥地利保存实力赢取了宝贵时间，一方面游说欧洲诸国，完成各国同盟，不仅保存了弱小的奥地利，还扩展了奥地利在欧洲的地位。在法国战败后，梅特涅提出和平方案，不采取任何报复方案，为世界和平奠定基石，一直延续至今，史称“梅特涅外交”。

史料新颖，史观老旧，完全回到18-19世纪的神罗/奥地利帝国去理解梅特涅的个人动机。如果从唯物史观来看，这无疑忽视了革命运动的历史成因，即便其中仍旧充斥着大量受小资产阶级市民阶层意识形态影响的大量群虻…但重新挖掘、梳理史料后，一个全新的梅特涅形象出现了，他年轻时考虑移民美国，他非常认同英国式的议会民主，他渴望建立的是大德意志多民族和平共处的开明专制，可他失败了，缘于在皇帝和诸大公爵心目中“朕即国家”，缘于同僚的拆台与利益集团和本位主义，也缘于旧贵族的政制革新永远也突破不了旧制度藩篱的阈值。总之，一个男人，七个时代…新历史叙事应该警惕一点，个人日记/回忆录对于传统叙事的批判，并不等同于它们可被视作真理。 4.5星。大量挖掘新史料，也对原有研究作了回应，写得异常密实，功力深厚。作者批判了早先那种将梅特涅简单视为反动派、专制主义者的进步史观和德意志国家主义史观，呈现了一个极其复杂、视野广阔的国际政治家形象，并以此入手展现了19世纪欧洲曾可能有过的其它历史道路和不同选择。不过，所谓“理解即原谅”，他对梅特涅视角的深切理解很容易被看作是为梅特涅曲为辩护，对之不加批判（尽管他在后记中委婉加以否认），确切地说，20世纪欧洲惨烈的战祸与欧盟的锻造影响了他的判断，使他将梅特涅看作一个先知，率先提出某种欧盟雏形的设想。问题是，这将梅特涅看作一个“欧洲人”，但在梅特涅设想一个强到足以自卫、又弱到无法发动侵略的德意志邦联时，恐怕更多是作为一个奥地利人，是为了奥地利的利益。

全书充满了皇帝和宫廷的阴谋诡计，很少写到民生，所以作者无法解释为什么梅特涅从老首相一下子就成了流亡者。欧洲的政治，从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就一直是乱糟糟的。看欧洲政局的历史书那是真累啊。不推荐读。

梅特涅，欧洲近代体系的策划者，哈布斯堡王朝的坚定维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