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切口好，选择洋务和赈务的关系来理解盛宣怀的起起伏伏颇为巧妙，是非常好的个案研究，此一思路值得借鉴。后人书写的行状势必会带有目的性去建构，类似研究有《国史家事 致身录与吴江黄溪史氏的命运​》一书，也很精彩。第二章灾荒背景下西征洋务和赈灾在时人当中的不同分量很值得玩味，反映了朝野内外不同人的各种各样的心态，非常有趣。第四章所揭张之洞和盛宣怀人事关系非常关键，但证据似乎还不是很充足，值得进一步发覆。晚清人物人事关系颇多想当然之处，需要多加注意。

喜欢看这种史实的书籍 其实道理恩格斯原来早就告诉了我们 历史的偶然性 必然性 还有能动性 盛宣怀是如何成为盛宣怀，在这本书里留下了可见的脚印 李鸿章门徒的时期 - 其实李鸿章并没有如何破格的提拔这个半商人半官宦的后辈，只能说是专职专用的工具人（但其实这难道不是一个正常状态吗？） 盛在这个时期找到了自己力量的源泉 - 江浙的民间商人 和张之洞博弈的时期 - 这个时候盛已经羽翼丰满，他已经能够靠自己的资本 以及熟悉的规则 漫天要价坐地还钱 拿到了汉阳铁路 铁矿 上海各种实业 这个时候他早已超越了胡雪岩 顶峰时刻 - 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奏事权 坐拥乡镇 试图引入洋资金 开设银行 他甚至已经可以和李一起 对抗朝廷 玩起了东南互保 到最后再来一个铁路国有 自保 - 和孙大炮，袁世凯，东洋人 开始玩火中取炭 复产 盛就么一步步走来 从一个官员门徒 到建立商业闭环 到改变国家命脉 到多方平衡 最后竟然可以一种程度上的善终 真的是步步难 步步命

罕有且优秀的人物传记研究，朱浒的这本《洋务与赈务》在我心里已经足够成为一本典范。像有点评者说的那样，“并非现在学者不爱写人物，而是仅仅写一个人物的性格（多有揣测之词）、经历，并不能构成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知识增长和范式突破，极易沦为平庸的考证叙述之作。”人物传记研究还有着其他的困难，作者就提到，盛宣怀的生活和世界并不能被切割成一块一块的领悟，单纯的政治史经济史或社会史视角并不能完整的解释人物，反而会构成对人物形象和事件的遮蔽。由此带来的，要写好一个人物传记研究，作者的功底必须非常深厚，且必须穷经皓首地投入到史料之中，方能有所建树。因此，此书可谓难得可贵。 话回盛宣怀，盛宣怀一生之事业可谓洋务与赈务，然而对他而言，两者应该都是在政治领域进步的踏板。盛宣怀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影响力巨大的官僚，而后人和研究者其实更多的关注他的洋务赈务本身，并将他视之为“近代绅商群体的代表人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戏剧性。 而与之相关的是此书的一个中心问题：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盛宣怀成为了盛宣怀？作者提出了历史必然性的假设，即盛宣怀的人生道路是近代新兴阶层的新陈代谢之路的一种投射。其实，这种假设对我而言并不是那么具有说服力，除了我自己本身不相信历史必然性的假设以外，更多的是我从此书所见的盛宣怀的经历。盛宣怀在曲折的人生过程中感受到了历史的驱动力了吗？这个问题恐怕难以回答。或许不是阶层的新陈代谢这样的必然性主导了盛宣怀的人生轨迹，反而是盛宣怀等这样一批人的行动构成了阶层变动的历史图景。 关于盛宣怀的人生道路，作者其实在结语中已经总结： 盛宣怀走向洋务事业之路，就是一系列事件产生联动效应的后果，而决非出于李鸿章的主观设计。在这个时候的社会局势中，最重要的事件线索有三条。第一条线索是政治上的权势转移。以天津教案为契机，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从而摆脱了此前以军务为主轴的状态，开启了经营北洋集团的序幕。第二条线索是洋务运动进入了转型期。以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为代表的大型军工建设，成为“求强”阶段的重要进展，但是这种完全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洋务建设也面临发展困局，以至于爆发了停造轮船的争议。第三条线索则是灾荒造成的社会冲击。同治十年(1871)的直隶大水，使官赈体制无法独力应对，引入社会资源成为官府的主动行为。盛宣怀在这一时期所经历的坎坷之途，正是由于这三条线索之间的交织：李鸿章调任直隶、刘铭传接管陕西军务，使得盛宣怀的从军之路难以为继；直隶赈务所产生的刚需，则为盛宣怀从军营脱身提供了机缘，并且因在上海协办赈务期间，得到了与轮船等新事物打交道的机会；朝廷内部则因停造轮船之争引发的发展航运业大讨论，使得在这方面急于用人的李鸿章，开始注意到对航运业有较多认识的盛宣怀。最终，随着轮船招商局的创办，洋务运动开始进入兼顾“求富”的新阶段，而附骥于该局的盛宣怀，也幸运地成为洋务民用工业的第一批建设者。 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盛宣怀的洋务事业之路出现了从囧途到坦途的戏剧性转折；而要全面理解这一转折，当然不能把目光仅仅聚焦在盛宣怀的个人际遇上。盛宣怀之所以在起步阶段屡遭顿挫，固然有其个人原因，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他无法从李鸿章那里获得足够的支持。至于李鸿章不能为之提供足够支持的原因，则又来自此际各种大气候和小气候形成的制约。其中最为显著的社会脉络有三条：其一是中国遭遇了严重的边疆危机，海、塞防之争以及朝廷的相关决策，意味着国家财政已经没有多大的调整空间；其二是步入转型期的洋务运动还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李鸿章的建设宏图迟迟不能得到社会响应；其三是空前严重的“丁戊奇荒”制造了严峻的社会危机，成为国家事务层面必须重视的紧迫问题。由于这三条脉络的交织，使得处在军务和赈务双重挤压下的洋务企业建设，整体上一路走低。因此，盛宣怀在办理湖北矿务过程中虽有个人失误，但是这种失误肯定不是导致其徒劳无功的决定性因素。 在“丁戊奇荒”之后，不仅盛宣怀得以走出事业的囧途，而且洋务企业建设的整体形势亦大为好转。对于这一局面，以往研究长期忽视了经济范畴之外的一大因素，那就是义赈活动引发的社会动员。本来，李鸿章和盛宣怀在灾荒期间处于既要应对赈务又要维持洋务的两难境地，以致左支右绌。出人意料的是，由于他们在赈灾过程中与义赈力量发生了联系，竟然使洋务企业建设得到了新的社会资源。具体说来，先前的洋务企业建设存在两个明显的短板：其一是投资不足，其二是缺乏人才。而原本处于经济范畴之外的义赈力量，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两个短板：一来义赈活动募集了巨额捐款，为洋务企业建设吸收大量社会资金展现了良好的前景；二来李金镛、谢家福、经元善和郑观应等义赈领袖所表现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实干精神，显然远胜于许多参与洋务建设的官员。而义赈力量进入洋务企业建设，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社会投资近代工业化的势头，另一方面则扩大了中国新兴阶层的社会来源。可以说，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新生产力才开始成为中国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种力量。 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造成了空前影响，诱发了头绪纷繁的社会变动。要理解盛宣怀在这一时期所处的特定局势，必须把握两条脉络：其一是政治权力格局的剧烈演变，其二是洋务建设事业的再度转型。甲午战后发生的湖南灾赈事件，从灾荒史视角来看，只是一次较为普通的赈灾活动，但由于这一事件恰好位于前述两条脉络的交叉点上，从而提供了观察盛宣怀此际动向的良好线索。通过追踪其中的人脉关系，可以辨识出盛宣怀对王文韶的迎合、对张之洞的漠然。这两种面相又牵连出了盛宣怀这个时候的两个重要动向。第一个动向是盛宣怀主要依靠王文韶的维护，得以躲过战后因李鸿章失势而被清算的危险，并保留了在北洋范围内所经营的洋务基础。第二个动向是盛宣怀对张之洞的进击态势，趁张之洞难以维持其所主办的洋务事业之机，盛宣怀成功地将实业经营扩展到了南洋系的势力范围之内。根据这种追踪可知，以往广为流传的张之洞与盛宣怀以政治换经济的交易之说，纯属以讹传讹。事实上，盛宣怀这时的事业变动，决不能仅仅从个人生涯的角度来认识。这是因为，盛宣怀得以兼顾北洋系和南洋系的诸多洋务事业，又以“中国”名义开办了铁路公司和通商银行，一方面意味着他业已成为整个中国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人物，另一方面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从此超越了地方督抚所主导的洋务运动阶段。 到了庚子时期，盛宣怀面临着更加诡谲多变、危机四伏的局势。对于盛宣怀在这一时期的活动，一般多将“东南互保”视为其巅峰时刻。其实，只要观察一下此时的历史进程，便可发现，盛宣怀与上海绅商社会针对京津兵灾和陕西旱灾而发起的两场跨境救援活动，其作用和意义决不在“东南互保”之下。首先，这两场救援活动在空间上表现为南方对北方的救助，这就使得本来以保全南方各省为主线的“东南互保”之举，在客观上成为开展救援行动的前提和基础，而不意味着南方社会与北方社会的割裂。其次，这两场救援活动在权力格局上表现为社会对国家的援助，在国势极度动荡的情况下，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东南互保”对朝廷权威的挑战意味。也只有将“东南互保”和这两场救援活动叠加在一起，才能准确把握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得以创立的两条主要脉络。其一是盛宣怀个人运势的戏剧性转变。从甲午到己亥，盛宣怀先因南洋系排挤、后因“经元善事件”牵连，始终未能成为商务建设的中心人物。而在及时援助了陷入旱灾威胁的流亡朝廷后，盛宣怀很快得到了商务大臣的任命，从而获得了推动商务组织建设的必要权力。其二是上海绅商社会力量的重新动员。在经历了戊戌政变、己亥立储等事件后，上海绅商社会一度备受官府压制。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陕西旱灾的爆发，恰恰促成了上海绅商社会的新一轮整合。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创办，则标志着整合后的上海绅商社会从此走上了组织化发展的道路。 盛宣怀之父盛康的去世，本来只是盛宣怀的一件家事。但是，由于这件家事与外部大环境之间产生了叠加效应，使之成为盛宣怀此后数年间陷于事业低谷的导火索。盛康去世之际，恰逢清末新政刚刚启动，而不得不丁忧守制的盛宣怀，突然遭遇了新的危机。首要的危机来自袁世凯的进逼。袁世凯在庚子之后迅速崛起，力图恢复北洋集团的势力范围，为此逐步从盛宣怀手中相继夺取了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和铁路公司等多项实业的控制权。而盛宣怀只能一退再退，丧失了很大一部分经济基础。另外一个危机则来自政治复出的不利形势。盛宣怀丁忧期满之时，因朝廷筹议官制改革以及高层人事纷争等因素，盛宣怀迟迟得不到实职任命。其为谋求复出而结交岑春煊，又差点被“丁未政潮”所连累。也正是结合这样的危机背景，盛宣怀在中国红十字会建设过程中的诸多离奇表现反倒比较容易理解了。盛宣怀直到日俄战争时期才开始重视红十字会旗号，并且将吕海寰和吴重熹拉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领导层，其背后是借机谋求平衡各方势力的努力；当“丁未政潮”的结局已定之际，盛宣怀才向朝廷建议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基础上建设中国红十字会，这种节奏巧合得令人难以置信；而对创会事宜尚多犹疑的盛宣怀，居然被朝廷任命为首任会长，看来更可能是朝廷为了顺利调派盛宣怀进京的掩人耳目之举。因此可以说，清末红十字会的建设，很大程度上成了盛宣怀在事业低谷中腾挪借力的工具。 辛亥革命是盛宣怀一生所经历的最后一道重大关卡，也堪称是最为艰难的一道关卡。刚刚到达仕途巅峰的盛宣怀，转瞬之间便跌入前所未有的深渊。因铁路国有政策而成为革命势力的打击对象后，又迅速被清政府作为替罪羊而抛弃，无处容身的盛宣怀只得踏上了流亡异国之路。然而，在革命、建设与民生交织而成的特定局势下，濒临绝境的盛宣怀竟然出现了生机。南北政权的相持，造成革命并不能彻底颠覆旧有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使得孙中山等人有如饮鸩止渴一般寄希望于外债；恰巧处于革命势力范围内的江皖水灾，又成为以民生为宗旨的革命政权无法回避的巨大负担。在这三条线索的作用下，盛宣怀的家产逃脱了被没收充公的命运，成为孙中山等人诱使盛宣怀承担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谈判责任的砝码；而盛宣怀为了掩盖与孙中山之间的政治交易，又以江皖赈务为说辞，祭出了捐赈复产的手法。虽然盛宣怀与孙中山之间的交易因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而中止，但是它无疑为落难中的盛宣怀赢得了喘息的机会。而在袁世凯上台以后，盛宣怀更以先前的捐赈复产为由头，顺利解决了不少关于产业的悬案。因此，透过盛宣怀在辛亥革命时期上演的这场悲喜剧，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中国社会结构中多方力量的博弈及其走向。

朱浒老师这本书新见频出，受益匪浅。这样问题意识明确、章节安排清晰的人物研究实在难得。以往研究受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影响，多看重盛宣怀的“洋务”，但对其“赈务”方面的事迹忽略颇多。这样的人物研究势必不能更加全面地评述盛宣怀的一生。 事实上，盛氏一生多次起伏都与赈务直接相关。赈灾之事不仅成为盛宣怀与江南绅商联系之中介，也成为他与清廷中枢、北洋李鸿章、直隶王文韶、湖广张之洞、两江刘坤一乃至孙中山和袁世凯沟通谈判的一大筹码。同时，与盛宣怀的联系也让晚清江南的绅商得以涉足政治，获取政治资源。赈务成为一笔双赢的交易。这是人物的关系史，也是晚清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互动历程。 以盛宣怀为例，可以看到赈务对政治人物的价值，也能更好地复原人物与时代的关系，历史人物的形象由此更加立体。用作者的话说，就是探究盛宣怀何以成为盛宣怀。当然，我们也清楚，盛宣怀始终是一个政治人物，赈务也好，洋务也罢，都是他在清廷宦海生存的手牌。而且，这位清廷的“误国首恶”可捞了不知多少钱。“去盛宣怀，则公愤可以稍平，大难庶几稍息。”

盛宣怀参与红会建设的确不是一项有充分准备的活动，但也不是其生平事业中无足轻重的一笔，这当中关联着盛宣怀在深陷事业低谷之际的辗转腾挪。 两处细小错误，一是岑春煊字云阶，广西西林县人，而不是岑春煊字西林。二是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而不是驻日公使日置益。

20260301 深入探讨了盛宣怀在晚清四十年中的重要活动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通过对盛宣怀的早年生涯、赈务与洋务事业的交织、甲午战争后的实业布局、庚子灾变中的社会动员，以及晚年时期的慈善活动等方面的详细分析，揭示了他在晚清复杂局势中的角色转换和事业成就。

左手赈务表忠心，右手洋务做业绩，在夹缝中生存的实业家的起伏进退，盛老校长属实不易

写的太好了！要是我能把文章写到这种程度，此生无憾矣。

考证详细，推理精密，难得的好书。

资料非常翔实，视野开阔，论述深入本质，下了大功夫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