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时间之维

完全不推荐读这本看上去很有内容的书。估计作者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物理学家的时间概念和进化学家的时间概念不同，那也只是考察时间的长度不同，标准是一样的，物理学家的一年也是进化学家的一年。历史学家要记录事件的发生时间，来龙去脉，时间是个参照，标杆，跟历史学家关注的主题没多大关系啊。法国大革命会发生，跟在哪一年发生有关系吗？如果有关系，那不成了宿命论、星象学、生辰八字了吗？人们对近代的事记得牢，对过去的事记不清，这跟时间本身有啥关系？作者书里充斥着混乱的概念，故弄玄虚。完全不值得读。

好无聊的一本书.....完全不知道作者想表达什么，感觉都是各种材料和别人观点的堆砌。

历史学所依赖的时间框架本身有没有历史? 我尝试着理解一下作者的意思，说实话，阅读完之后，有所反思，但也有几点没理清楚。 现代史学赖以运作的那套时间观念远非自然天成，它有自己的起源，有特定的文化预设，并且至今仍在深刻地塑造历史写作的边界与方向。 从纪年法的发明 追 踪到全球时区的确立，从启蒙时代的进步史观追踪到后殖民批判，这算是本小书的思维建构了。 叙事起点是公元纪年的诞生。公元525年，修士狄奥尼修斯·伊希格斯出于虔诚，以耶稣道成肉身之年取代了戴克里先纪年。这个选择最初带有明确的神学意图，但它的后果远超发明者的想象。当比得在731年首次完整地使用这套纪年法时，历史写作获得了某种统一的标尺。更关键的一步发生在17世纪，佩塔维斯为这套体系补上了公元前这个符号。于是时间向两端延展，过去不再受创世叙事的约束，向无限深远处敞开。乌雪主教精心推算的公元前4004年创世说，在这种无限性面前逐渐丧失了解释力。亨特称之为深层时间的开启。这一转变的意义不在纪年技术本身，而在于它为历史学的世俗化提供了框架。历史不再需要从创世讲起，也不再以末日审判为终点。 深层时间的开启带来的是一个悖论。历史变得可以向过去无限追溯，可是历史写作的实践却始终被现代这个终点所牵引。亨特用相当大的篇幅分析现代性如何成为历史学科的内在驱动力。现代这个词从14世纪进入英语，到17世纪末的书名统计已经显示出它的爆炸性增长。古今之争让现代获得了与古代对等甚至超越的地位。苏格兰学派的四阶段论为人类历史规划了从狩猎到商业的单向路径。杜尔阁宣称进步不可避免，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的终点设定在新教德意志各邦。亨特指出，这套目的论并非达尔文式的，尽管它被着进化史观的外衣。真正的达尔文主义承认多样性和不可预测性，而黑格尔的体系恰恰相反，它把一切非西方文明安置在时间的低阶位置。中国的停滞，非洲的黑暗，这些论断的逻辑前提是，只有欧洲抵达了历史的终点，其余地区要么仍在途中，要么被排斥在历史之外。杰兰多在1800年说得直白，一位哲思的旅客走遍世界，其实是在时间中旅行。空间的差异被翻译成时间的先后，这正是亨特所批判的时间的空间化。格里高利历在1582年颁布，却因新教国家的宗教疑虑被拖延采纳，英国迟至1752年才接受。1884年华盛顿会议上确立格林尼治子午线时，依据的并非天文学的必然性，而是当时四分之三商船已在使用的现实。法国为了国家荣誉，直到1911年才立法采用，将巴黎时间调慢九分二十一秒。这些细节说明，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钟表时间，实际上是科技、商业和政治博弈的产物。耐人寻味的是，这套时间体系一经确立，便获得了自然化的力量。肯尼亚学者马兹鲁伊在1974年控诉非洲连一年十二个月、每小时六十分钟都无法自主决定，他的批判本身却需要借助西方学术机构的平台来发声。这种困境正是亨特反复提醒读者的，对西方时间霸权的批判往往无法摆脱它所批判的框架。查卡拉巴提断言只要历史作为大学话语存在，欧洲就是所有历史的支配性理论主题。阿希斯·南迪走得更远，劝人抛弃历史，但亨特显然不认为这种激进的姿态是可行的出路。 当然，我曾经有阅读过肯尼迪克特的想象的共同体。现代意义上的时间观念取代了传统宗教意义上的纪念法，标志着资本主义进入加速时代，有异曲同工之妙。 她回到伏尔泰的《风俗论》，提醒读者注意这部1756年的著作以中国和印度开篇，没有将所有文明塞入同一条进步情节线。伏尔泰对发展叙事兴趣寥寥，这反而使他的世界史摆脱了终点的束缚。亨特由此看到一种可能，历史学不必围绕现代来组织。她还借用桑杰·苏布拉曼亚姆的研究，指出16世纪并非只有欧洲发生了史学的重大转变。摩洛哥学者利奥·阿非利加努斯在被掳至欧洲之前，已经在非洲广泛记录铭文和编年史。这些被忽视的历史意识形式，或许为超越西方目的论提供了资源。同样，拉纳吉特·古哈将现象学的历史性概念引入底层研究，试图在日常生活的维度中捕捉历史感，而非在国家主权的宏大叙事中寻找历史的动力。美国历史学博士生超过一半选择本国史，且多数集中于20世纪。研究重心的前移意味着学科对古代和中世纪的兴趣持续萎缩。更令她警觉的是新这个标签的通货膨胀，仅过去五年，书名含新史学的著作就超过四十本。对创新的强迫性追逐，恰恰是现代时间观内嵌于学科的最明显症状。每代人都急于超越前一代，结果却是对前辈的遗忘。亨特提出的建议近乎朴素，历史学家应回顾本专业的前辈，抖落灰尘。这个建议背后是她的核心关切，只有松解现代这个终点的掌控，历史才可能向所有人和所有时代重新开放。她对非目的论历史的呼吁有时显得过于依赖理论上的可能性。伏尔泰的例子固然说明非线性的世界史曾经存在，但伏尔泰的框架中同样包含着文明等级的预设。利奥·阿非利加努斯的历史意识值得发掘，但这种个案能否动摇以文字档案为基础的现代史学范式，仍有待观察。此外，亨特对神经历史和深层历史的援引虽然方向明确，却未能充分论证历史学如何可能处理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对象而不丧失历史性本身。这些问题或许正是她希望激发的讨论。 历史学并非简单地记录时间，历史学的时间本身就在被记录之中。当亨特追问时间是历史性的吗，她质疑的不是物理时间的存在，而是历史学赖以度量、分期、排序的那套文化装置。这套装置的祛魅，不意味着抛弃钟表和纪年，而是要求历史学家对自身工作的前提保持警觉。现代性曾经是历史学自我理解的地平线，如今这条地平线已经松动。

清汤寡水，好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