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路易斯

我其实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对 C.S. Lewis 这么感兴趣。也许是折服于他对护教的激情（“the best thing I could do is to defend and explain my faith to my unbelieved neighbors”），也许是赞叹他在语言、想象力、思辨能力上的非凡才华；又或许是被他那从无神论到有神论、再到基督徒的迂回曲折之路所吸引——那个被称为 the most reluctant convert 的经历，总让我想要一探究竟。 在研读了他八本经典非虚构作品、两部小说、三部电影以及一本自传之后，我又翻开了这本关于他的传记。 果然，这本书让我对 C.S. Lewis 有了新的认识。之前的理解大多来自他事业巅峰时的著作（由他亲自写下的思想），而这次则是通过他人的视角、通过他的信件和生平细节来重新认识他——那个我自以为“熟悉”的 C.S. Lewis。 1. 拉下神坛 阅读他的作品时，我对他的敬仰之情如同滔滔江水，但我也提醒自己要留意他的局限性。读完这本传记后，尤其是了解了他早年的“不堪”经历，这一点更为坐实。不过，这丝毫没有减少我的敬仰，反而让我更真切地感受到，他和你我一样，是个活生生的普通人：有阴暗面和羞耻感，有要面对柴米油盐和生活琐碎，也有为谋生而焦虑的时刻。 2. 对作品的再理解 自传中的很多细节让我在读他的作品时有了“原型”。例如，他与阿瑟的友谊与《四种爱》中关于友谊的阐述; 在The Screwtape Letters  中看到的摩尔太太和他自己的影子。 此外这本书系统讲述了C.S Lewis 大部分作品的创作背景，并对若干影响较大的作品进行了分析，也让我加深了对已经阅读书目的理解。当然，我的待读书单上又添加了几本他的书。 3.  身为父母的感慨 身为青春期孩子的母亲，当我看到 C.S. Lewis 年轻时也曾让父亲操碎了心，闯下不少“丑事”。最让人遗憾的是，直到父亲去世，这段关系都没有恢复；那个成熟、才华横溢、信仰深厚的Lewis 年轻的时候也是个让亲者痛“浪子”啊！ 对于C.S Lewis 的粉丝来书，这是一本很值得推荐的好书。 推荐指数 5/5

为何阅读路易斯 2025年9月10日，Charlie Kirk在他快满33岁生日时在一个大学的辩论中被枪击身亡。在此前我不认识他，只看到朋友圈有好些朋友在转发关于他去世的惋惜，而后，身边的朋友会在吃饭的间隙讨论起他，聊到了他所谈论的苏格拉底，柏拉图，聊到了他所带给美国的宗教复兴。我对他产生浓厚的兴趣，回家后，开通了VPN，登进了外网，了解了很多关于他的信息，其中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对话是来自于一个女大学生问Charlie是否有好的书推荐，他回答说：活出生命的意义和C.S路易斯的所有书。还有他的推荐是一年看50本书的建议。 所以今年我打开了C.S路易斯的大门，说来惭愧，做基督徒也快17年了，常常听身边的人提起这个人，但却一直没走近他。所以搜索到这本书的时候刻意的放了放，今年开始我先后看了路易斯的《返璞归真》《四种爱》《痛苦的奥秘》《魔鬼家书》，不出意外地很喜欢他的思想和文字，当然还有《卿卿如晤》，我也想再放一放，也许生命的时间合适了，再看把。所以上上周打开了这本，从第三个角度了解了路易斯。 路易斯出生在爱尔兰唐郡，父亲爱看书，家里常常堆满了书籍，童年时最美好的回忆就是在充满阳光的阁楼里看书，看北欧神话。10岁那年丧母，开始寄宿学校，离开父亲和哥哥成长，长大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认识摩尔战友，两人约定好谁要是活下来了就回去照顾对方的家人。路易斯活下来了，他回到英国，找到摩尔太太和摩尔太太的女儿摩琳并和她们组成了新的家庭，一直生活在一起。即使在生活困境中，摩尔太太和摩琳都是路易斯人生次序中很重要的位置，他不要因为工作而跟他们分开。 路易斯一直对中世纪文学感兴趣，在牛津求学毕业后如愿以偿留在了牛津大学工作，并在教授课程的同时可以进行学术研究和写作文学作品，也和当时的托尔金组成了淡墨会，常常一起交流文学心得，也读自己的作品让大家互相提意见。在跟托尔金的一个聊天到深夜3点的聚会中，路易斯相信了上帝和耶稣，开始了他的护教家之旅。 当然后面还有很多人生故事，关于路易斯因为Charls Williams跟托尔金关系不再如从前，也有他被牛津敌对转入了剑桥，还有他最后与一位带了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Joy Davidman成婚的美好爱情故事。 而路易斯深深吸引我的是他刻在骨子里的谦卑，58岁还在重构自我的勇气。他文字里的柔和和在上帝面前的渺小感，使他在很多事情中常常显得那么不自信，所以他在生命晚期对沃尔特胡珀说他预计在自己死后不出五年就会被人们淡忘。但如今路易斯已经去世六十多年，他的影响还在，他对于上帝的思想和中世纪文学的热爱也深深得影响着这么渺小的一个我，也影响着像Charlie Kirk这样的人并带来又一次在美国的宗教大复兴。正如圣经里马太福音23:11,12 - 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作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谢谢路易斯更让我了解我自己的信仰，也让我重启了自己对文学的热情，也给我谦卑的榜样，勉励自己在凡事上“Humble Myself ”。

迄今为止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作家，或许也是“最不情愿的归信者”，他让我看到如何运用理性和想象力来说明信仰的合理性，感谢他把我带到信仰的门槛之前，也深刻重塑了我看待和运用理性的方式。 一开始看到他和摩尔太太的八卦大为震撼，没想到他在作品里头头是道，私底下这么不正经（不是^_^）。后面看到他学业优异但没有一份好工作，既揪心又释怀，原来优秀如他也曾深陷困顿之中。 如同沃尼为他所作的墓志铭“人们必须从此忍受他们的离去”，人们从此失去了一位传递信仰的先知，但他留下的作品却能跨越时代的藩篱来浇灌后人心中的知性与真理之种。 关于纳尼亚的部分不太感兴趣所以跳过了，以后有时间再二刷。

评价一下C.S.路易斯这位著名的英国基督教作家和批评家: 1. 广泛影响力:C.S.路易斯是20世纪最著名的基督教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涉及哲学、神学、文学批评等多个领域,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2. 作品丰富多样:他创作了著名的奇幻小说《纳尼亚传奇》系列,以及具有深度思想性的作品《四重奏》《基督教的本质》等,涵盖了虚构文学和非虚构文学两大类。 3. 思想深刻独到:路易斯擅长用富有诗意的语言阐述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并结合哲学和文学分析,提出了许多独特而有影响力的观点。 4. 文风优美动人:他的文笔优雅流畅,善于运用比喻和隐喻,使抽象的神学概念变得通俗易懂,吸引广大读者。 5. 人格魅力卓越:路易斯本人也是一位品格高尚、思维敏捷的知识分子,其人格魅力也为其作品增添了不少魅力。 总的来说,C.S.路易斯是一位在20世纪具有重大影响的基督教作家和思想家,其作品和思想为人类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麦格拉思特别关注了路易斯的个人信仰转变。从一个怀疑论者到一个坚定的基督教信仰者，路易斯的转变过程是复杂而微妙的。路易斯的信仰之旅，充满了对真理的渴求和对生命的深刻反思，他的经历激励着无数人在信仰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尽管路易斯已经离世多年，但他的作品仍然广受欢迎，持续激发着人们对宗教、文学和哲学的思考。

阅读此书可以了解 C.S.路易斯的工作生活经历，以及创作过程。作者按照路易斯的生平介绍了他的生活工作经历和各个时期发表的主要著作。我是先读了路易斯的一些著作，而读了这本书才明白路易斯当时的创作思想生活背景。所以这本书非常有帮助。如果先读这本，了解了路易斯，再读他的作品可能会更好。 作者在序言里说，C.S. 路易斯是《指环王》(The Lord of the Rings) 的作者 J.R.R. 托尔金 (J.R.R. Tolkien, 1892~1973) 在牛津时的同事、友人，两人名气相当，一并被广泛视作文学与文化上的里程碑。“倘若没有路易斯，《指环王》也许永远不可能写就”，作者说。 从这本书里了解到路易斯有三种不同的身份，这对理解他为什么会创作出各种作品非常有帮助。路易斯的第一个身份是畅销书作家，创作了20世纪最广为人知、最广受热议的一些儿童读物。第二重身份是基督教作家与护教家，比如 《返璞归真》；第三重身份是一位出色的牛津大学教师与文学批评家，代表作品比如 《论“失乐园”》。他是剑桥大学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文学教席的首任教授。 本书作者说，他写此书之意不在褒扬抑或谴责路易斯，乃意在试图理解他，尤其是他的思想以及他如何将这些思想付诸文字。他并不亲身认识路易斯，是通过阅读他的著作，并且查阅了未出版的档案材料，其中许多就存放在牛津，这使读者得以进一步了解路易斯的思想形成过程，以及他所身处的思想与体制背景。 想读路易斯的著作吗？那么这本书需要读，值得读。 感谢一位老师兼书友提醒，上面提到的路易斯评论的《失乐园》是弥尔顿的《失乐园》，我才知道有好几种同名书。

昨天是主日，刚好读完了这本精彩的老刘传记。 “一个人不能总是在为真理做辩护；必定有些时候是要去领受真理的滋养的。” 终于在这个台风天已走远、夏天主日的午后，在C老师“练琴了吗？”的催促声中，结束了对老刘同学（我亲爱的CS路易斯，“老刘”之名得于微信读书书友威廉同学）这本传记的阅读。 意犹未尽啊，意犹未尽。 关于老刘的晚年生活写得太少，特别对那段黄昏时节珊珊而来的晚婚。另外，得知老刘与托托的情感曲折，最终不是老刘负于托托，这也让我对老刘更敬重与喜爱了几分。我就知道托托更小气一些（因为他爱老刘太深了吧哈哈哈哈。（至于两位为何分道扬镳，书中着墨不多。可能也没有特别的理由，就是托托生气吃醋妒忌了呗，唉。 #阅读悦美 #CS路易斯忠粉报道·我爱老刘！

引用：提摩太·凯勒的评语： 阿利斯特·麦格拉思的新作《C.S.路易斯》卓越出众。传记取材以广泛的研究为基础，又极具可读性。此书不仅对路易斯本人的成长道路与性格给予极大关注，对路易斯所著的主要文学作品也做出了深刻且平衡的分析。20世纪60年代晚期与70年代早期，我作为一个刚刚悔改归信的美国福音派基督徒，曾如饥似渴地阅读路易斯的作品。他对我的影响是深邃而持久的。今天仍有许许多多基督信仰者和基督徒领袖发出与我同样的心声。麦格拉思博士清晰地解释了个中缘由。 ——提摩太·凯勒(Timothy Keller)

一个人活着的时候荣耀神，不一定被所有的人都明白、了解，但是神知道，同时祂也允许人活着的时候曾经有不完全，但是一定要追求完全，且是竭力追求。 很开心看到这样一个归信、坚定的见证。

2023年4月16日 星期日 祝福晚安 天气晴朗 气温28℃ 《C.S.路易斯》阿利斯特·麦格拉思 成功与失败：求学有成，求职无果 路易斯最后一年(1921~1922)在大学学院修习古典学课程，他关心的目标只有两个：在6月份的终期大考中取得优异成绩；找到工作。他在这段时期的日记里呈现出一份异乎寻常的记录：阅读的书目，完成的家务琐事，一起聊天的摩尔太太的朋友和家人，搜寻过的可能的工作机会，还有因学术职业前景而渐生渐长的焦虑，以及为克服此焦虑所做的种种不成功的努力。(P89) 求职上的疑虑到了1922年5月几乎被具体证实了，而这时距离终期大考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的大学哲学导师埃德加·加瑞特明确告诉他，近期之内不会有学术性的工作可寻。他建议路易斯说，若果真定意走学术道路的话，只有一个现实可行的选择：他必须再留一年，“再拿一个学位”。加瑞特的意思是，路易斯应该让自己拥有尽可能多的受聘资历，而修习第二门最终荣誉学位考试课程不失为一个途径。路易斯要把专业资格领域从古典学拓展开来，去学习英国文学。 大学学院的院长雷金纳德·马坎在当月下旬与路易斯见面时，也给了他类似的建议。当时马坎正好有位美国同事请他推荐一名有前途的年青学者到纽约康奈尔大学学习，享受一年的学生奖学金。路易斯是他优先推荐的第一人选。然而奖学金偏少，支付路易斯的路费尚嫌不足，同时这对他的私人生活也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路易斯选择前一个理由而非后一个理由，委婉谢绝了院长的推荐。(P90) 马坎问路易斯下一步怎么打算。路易斯表示，希望能在牛津谋得一份教师的职位。马坎试图向他解释说，时代已经变了。战前，学业特别突出的学生在终期大考之后，会立刻得到校方提供的教师职位，但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1919年11月成立的牛津与剑桥皇家委员会——通常也称为“阿斯奎斯委员会”——提出让牛津现代化以适应战后时代之需的几项建议。大学学院也别无选择，只得实行这些改革措施，包括取消某些类型的大学教职。这些新情况，路易斯也必须适应。所以，他需要修习第二门荣誉学位考试课程，以证明自己的能力，还要努力再拿一份大学奖学金。马坎示意他，如果选择走这一步，学院会继续颁给他奖学金，他就不必操心付学费的事了。(P91) 路易斯写信给父亲，说明了校长给他出的这个主意，以及弦外之音。在这封措辞冷静的信中，路易斯试图向父亲解释，战后的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古典语言与文学，乃至哲学，已经日显古怪，这些领域的专家在当今的世界不再容易找到位置了。倘若在牛津找不到一个学术职位，他未来唯一可行的职业便是“中小学校长”——而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路易斯对此丝毫没有热情。不管怎样，路易斯知道在英国的公立学校，他不会被视为特别有吸引力的人选。他“在竞技方面的无能”——就是这点使他在莫尔文学院的日子苦不堪言——会注定他的落败。唯一严肃的选择还是成为一名牛津学者，因为在这个位置上，没有人会期望他擅长运动。可是，他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要让自己在大学这方天地里谋得一席，除了在古典学方面名列前茅以外，他还需要再具备某一独特领域的专业知识。那么，这门额外的学科应该是什么，路易斯对此倒是心知肚明。当时在牛津刚好产生一门“‘新兴’学科”，那就是英国文学。 路易斯暂时将此事搁下，不再做进一步考虑了，因为他现在要分秒必争，准备6月8至14日的期末考试。他要面临的试题涵盖罗马史、逻辑、一篇从未见过的斐罗斯特拉图(Philostratus)作品的希腊译文，一篇从未见过的西塞罗(Cicero)作品的拉丁译文。尽管路易斯清楚自己肯定能通过这场考试，但究竟会考得怎样，心里却没底。 考试结束后，在等候发榜的过程中，为了努力平静心情，路易斯又为自己的长诗《戴默》(Dymer)添了几个诗章。该诗是作为一部史诗来构思的，依循荷马、弥尔顿、丁尼生的传统。路易斯在大布克汉姆的时候开始起草这部诗作，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开始于1922年。他在1922～1924年的日记中，常常有诸如“下午在琢磨《戴默》”之类简短的记述。我们稍后会回到这部1926年出 版的诗作。 在等候考试结果揭晓的同时，路易斯也试图为他有点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做些补救工作。为了增加经济来源，他在一份当地的报纸《牛津时报》上登了一则小广告，表示8月和9月这两个月份可以为中学男生或本科生补习古典知识。他这时候正在争取雷丁大学一个古典学讲师的空缺，牛津到雷丁大学有三十分钟的火车车程。可是面试的时候，路易斯被明确告知，如果要获得那个席位，必须搬到雷丁去住。根据路易斯当时家里的状况，那是不可能的事。摩琳喜欢在黑丁顿学校上学，路易斯也不想中断她在那里的教育或社交生活。他于是撤回了那份求职申请。可想而知，对于这件事，他给父亲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他说自己并非雷丁真正要找的“纯粹”的古典学者。(P92) 这时，又有一个可能的机会出现了：莫德林学院正在招聘一名古典学教师。路易斯立即提出申请，但这么做更多是出于责任感，而非真的抱有获聘的希望，因为之前已经有人提醒他，申请很可能会落空。申请结果取决于9月举行的一场竞聘考试，但在此之前，路易斯并不可能做点什么来提高成功几率。 不管怎样，路易斯还有别的事要操心。7月28日，他来到牛津高街的考试学院，准备参加口试。他回忆说，那场口试不超过五分钟，他被叫到考官面前，为他在考卷上写的几句陈述进行答辩，其中包括一句可能有点不明智的说法：“可怜的老柏拉图”。几天之后，摩尔太太又搬家了，她在黑丁顿西街2号找到一处新家（叫“西斯波罗”）过夏天，那里不用付租金。摩尔太太对他们经济状况的焦虑一点不亚于路易斯本人，她设法把沃尼福德路的住处转租给了罗德尼·帕斯利夫妇，又给西街的住处招了一个房客挣点房租。他们能省就省，每一先令都精打细算。摩尔太太还做针线活，好多挣点钱。到了11月，路易斯在日记中坦承，摩尔太太已经超负荷了。他们那举步维艰的经济状况所造成的压力，已经越来越难以承受了。 8月4日，路易斯搭公交车去牛津看期末考试的结果何时发榜。出乎意料的是，结果已经公布了。他欣慰地看到，自己列在获得一等荣誉的十九名学生之中。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最终，路易斯将所有希望和努力都押在了获取莫德林学院古典学教师职位这件事上。该职位是莫德林学院当年提供的三个位置之一，通过公开竞争来决定人选，竞争形式是追加一场书面考试。9月29日，路易斯与另外十位有望获聘的候选人一同到莫德林参加第一场考试。他在见识了几位候选人的才干后，颇有点泄气，这些人中包括未来的学术泰斗如A. C. 尤因和E. R. 多兹（多兹后来成为1936年牛津大学的钦定希腊文教授）。当意识到机会何等渺茫时，路易斯在日记中吐露，他的“行动”要“权当自己没有得到这份职位”，做好去英语学部学习的准备。一直到了10月12日，路易斯才最终得知莫德林的这个职位已经授予另外一位候选人了。不过那时路易斯也已经听了导师的劝告，全身心投入英语课程的学习了。(P93) 莫德林学院的院长赫伯特·沃伦爵士在11月亲笔给路易斯去了一封私人信件，告知他这次古典学研究员职位资格申请落选的消息，还给了他一些意见反馈。莫德林那阵子选拔了三位新研究员，沃伦解释说，路易斯近乎当选。可最后的事实却是，学院把古典学研究员职位给了另外一位候选人： 我担心你是没有充分发挥出你最大的潜能，不管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当然你也相当接近了，成为学院六个特别提名人之一，这六人都达到了研究员资格水平，都足以入选，只是你没有进入最后获得推荐的前三之列。 沃伦的信，肯定与批评各占一半。但机灵的读者很快能从信中觉察出，其言外之意最终还是肯定的。才气已经摆在那儿了，只是时机未到。可能还有机会。 路易斯在1920～1922年间的日记和通信证明，他对前途既有个人方面的担忧，也有一些规划，当中必然包括求职前景。倘若谋不到一份古典学方面的学术职位，那么哲学方向是否有可能？他的本科学习使他对该学科有扎实的掌握。然而，由于路易斯对自己的前途过于关注，其他事务他似乎都视而不见了，其中最明显的是家乡爱尔兰严峻紧张的局势。1920～1923年间，爱尔兰政治动荡，风波迭起，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但路易斯却令人惊奇地对此鲜有提及。爱尔兰独立的政治斗争借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煽风点火，到了1919年爆发为暴力事件。英国人对爱尔兰农村地带开始失去控制，而这些地区逐渐由爱尔兰共和军(IRA)控制。在1920年9月21日的“血腥星期天”，爱尔兰共和军射杀了十四名在都柏林的英国情报部侦探和线人。当天晚些时候，英国官方在克罗克公园回击，也杀死了十四人。暴力蔓延到北部城市伦敦德里和贝尔法斯特。新教团体已感觉到来自共和军枪手的威胁。(P94) 1920年，英国政府为爱尔兰提供了有限度的地方自治。但这是不够的。爱尔兰人要的是政治和民族独立，并非某种权力下放的政府形式。暴力仍在继续。1921年7月11日，双方宣布休战。可是，贝尔法斯特的暴力行动并没有因此停止。终于，在1922年12月6日，英国政府同意成立爱尔兰自由邦。从这一天算起的一个月时间之内，北部六个主要信奉新教的郡可以决定，他们到底是希望留在爱尔兰自由邦，还是想重新加入联合王国。北部爱尔兰议会一天之后就提出请求，希望被允许成为联合王国中的一员。爱尔兰于是一分为二。 稀奇的是，虽然这些事件对于他在爱尔兰的家人和朋友意义重大，但是路易斯却始终不闻不问，置身其外。根据他在1922年12月6日这个关键日子所记下的日记条目来看，他心中的重大问题不是爱尔兰的独立，不是贝尔法斯特的政治前景，也不是父亲的安危，而是对“早餐”这个词的理解——究竟是“八点的一杯茶还是十一点的一块烤牛排”。那么，对于这场在他有生之年发生在爱尔兰的最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剧变，路易斯为什么会表现出如此令人讶异的漠不关心呢？或许最浅显的答案也是最有说服力的：路易斯不再视爱尔兰为自己的归属了。他的家，他真正意义上的家，他的心，都在牛津了；他家庭生活的指路之星是摩尔太太，而非阿尔伯特·路易斯。(P95) 摩尔太太：路易斯的生活支柱 现在，我们有必要更具体地探究路易斯和摩尔太太的关系了。路易斯那不同寻常的家庭组合，在牛津并不太为人所知。20世纪30年代，熟人多半对他都是这种印象：路易斯是一个典型的单身大学教师，跟他的“老母亲”生活在黑丁顿。几乎无人知道他的亲生母亲早在他童年时代就已去世，而目前这个所谓的“妈妈”在路易斯生活中扮演着十分复杂的角色。 许多关于路易斯私生活的记述都附从沃尼所频频表达出的对摩尔太太的厌恶，这导致这些记述都从相当负面的角度来刻画路易斯和摩尔太太之间的关系。她被描绘成一个强势、自私又刻薄的女人，时常把路易斯当仆人或跑腿的来使唤，对于激发路易斯的智性几乎没起到任何作用。 这种评价对于理解他们在40年代末期的生活有一定帮助，因为那时候摩尔太太的健康状况开始滑坡，随着老年痴呆症的发作，她变得越来越难以相处。不过，路易斯那段时期之所以生活艰难，除了病中的摩尔太太喜怒无常难以满足之外，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很可能是沃尼的酗酒。但这些是二十年之后的事，我们不能把它置入早期岁月中。此时摩尔太太尚年轻，为路易斯提供了他所需的情感支持和安慰，这是他自己的家庭成员不能也不愿提供给他的——在他奔赴法国战场之际（他父亲当时不在场，这对路易斯伤害尤深），在他负伤康复的过程中，在他想方设法要在牛津学术圈谋得一席之地时。有证据表明，摩尔太太的确为战后回来的路易斯创造了一个相对成形和稳定的环境，使他能平缓地过渡到学术生活中。 我们要记得，路易斯先是经历与母亲的生离死别，后又与家人分离，而后者是由于他父亲那即便出于好意却也十分欠考虑的决定——将他送去英格兰的寄宿学校。1951年，英国心理学家约翰·波尔比针对因战争而无家可归的儿童的心理问题，为世界卫生组织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他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儿童时代人际关系的体验对他们的心理发展会造成至关重要的影响。波尔比接着阐发了一个叫“安全基础”(secure base)的概念，儿童正是立足于这个基础才能够学习如何应对挑战，培养独立，并在情感上走向成熟。只可惜波尔比的研究来得太迟，未及影响阿尔伯特·路易斯的决定。路易斯在幼年时期显然拥有这么一个“安全基础”，然而，母亲的亡故和被迫上寄宿学校的经历将这个基础彻底摧毁了。(P96) 路易斯在《惊悦》中描绘了母亲去世给他造成的冲击，值得我们留意：“如今只剩下大海和岛屿了；大陆已经像亚特兰蒂斯一样沉没了。”路易斯以其丰富的语言，借用地理意象，描绘了情感上丧失的那份稳定与安全，而这也无可避免地给他带来了恢复那份稳定与安全的渴望。他像一个命定要在海上漂泊的人，找不着安全、恒久的港湾。路易斯在20年代写下的东西充分证明，摩尔太太的大家庭为他提供了那个“安全基础”。在他探寻各种职业选择时，摩尔太太在情感上支持和鼓励他，也与他一同面对早期求职无果的失落。当然，她绝非知识分子，不可能起到学术上灵魂伴侣的作用——这一点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路易斯后来为什么会为聪明的、写严肃作品的女性所吸引。然而，证据表明，摩尔太太确实在路易斯学术生涯的形成阶段，为他提供了他所需要的那些最关键的环境因素。 最显而易见的是，摩尔太太为路易斯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家庭。从他在1922～1925年间的日记可以看出，路易斯已经过上了一份安定、稳妥的家庭生活——一种他以为自从母亲在小郦苑去世之后就一去不返的生活。摩琳成了他的妹妹，他成了她的兄长。在路易斯的成长中，摩琳往往被轻易忽略了。路易斯在日记中常以赞赏的口吻提起她，但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P97) 无疑，路易斯包揽了所有仆役要干的家务活——跑到街角的小店买罐黄油，帮摩尔太太到公交站取回她落下的钱包，摩尔太太卧室的窗帘轨道突然掉了，他立马就处理。因他是家中唯一的男人，为确保一切正常，他似乎也做得心甘情愿。既然这些事非要有人做不可，路易斯也就做了。不管怎样，他将这类差事看作“典雅爱情”传统的具体体现，称“典雅爱情”传统为一种高贵、荣耀的行为准则，按这准则，一位年青男子可以“随时听候调遣”，“只要夫人下令，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路易斯或许已经能够将尊严和意义赋予这样的家庭琐事，将它们看作“典雅爱情”那令人高贵的表达形式。 摩尔太太也拓宽了路易斯的社交圈子。她好客有些过了头，时不时就邀请亲朋好友来家里吃饭。路易斯发现自己与人交往的技巧和情商倒是从中得到了培养，而倘若他始终与世隔绝地待在大学的院墙之内，这些技能或许永远也学不到。正如路易斯自己先承认的，他自己的朋友圈子有点窄。他曾跟父亲这么说，“我倾向于认为，我自己的圈子——大多由搞文学的男士组成——具有排他性、规范性和代表性。”路易斯在读古典学课程期间较少结交朋友；事实上，他似乎还得了个诨号，叫“闷葫芦路易斯”(Heavy Lewis),因为在其他学生眼中，他是个“闷声闷气”的人。（这一不乏贬损的绰号，很可能是用一战期间的“路易斯轻机枪”[Lewis Light Machine Gun]来打趣路易斯。）路易斯与人交往的能力可能是后来才培养起来的，更多是靠着摩尔太太的朋友圈而不是他自己的朋友圈。(P98) 摩尔一家还时常接待摩琳在黑丁顿学校的朋友。其中一位叫玛丽·维布林，她在路易斯20年代早期的日记中占具显要地位。维布林（他们亲切地称她为“小斑”）是摩琳的音乐老师。路易斯教她拉丁文，以此代替她教摩琳音乐的学费。这段时间有迹象表明，她和路易斯之间可能发生过恋情，不过没有任何发展，这很可能是由于路易斯和摩尔太太之间复杂的关系。 就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1922～1923 牛津比较迟才意识到英国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重要性，认识到需要对它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伦敦的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就开设了该学科的本科生课程。这门学科变得日趋重要是有原因的。维多利亚女王漫长的执政期，有助于产生一种强烈的英国民族身份感。与此同时，许多精明的政治家认识到，强调英国如何享有一份丰富的文学传统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牛津在1882年设立了英语语言与文学教席，是标志这一发展趋势的里程碑。不过，英语学部直到1894年才设立，尽管从发展趋势看这一需求已日益紧迫。 真实的理由很简单：牛津抵制任何诸如此类的势头。事实上，1894年成立英语学部这件事一度深陷困境，争执与怨愤之声四起。有人嘲笑说，此举一兴，无异于给平庸的学生开方便之门，学些既容易又没用的东西；另有人忧心忡忡，认为新设立的学位难免会沦为人们心目中的二流学位。古典学课程是货真价实、掷地有声的；而英语学科除了对小说和诗歌做些主观性的反思之外，还能有什么呢？如何能做到以学术上的严谨对待“有关雪莱的几句闲言碎语”呢？它是印象式的、浅薄的——牛津大学着实不希望鼓励这样的事情。(P99) 然而，对英国文学展开学术层面研究的压力却越来越大。当时牛津的许多传统主义者仍将英国文学视为门槛低的学科，适合那些注定要去英国公立学校当校长的能力欠佳的男学生——当然，也适合女生。许多女性由于被牛津的理科与人文学科拒之门外，就将英国文学看作向她们开放的寥寥无几的进入教育行当的途径之一。从1892年开始，牛津的“妇女高等教育促进协会”为他们的学生组织了一系列讲座和课程，其中英国文学居显要地位。 在维多利亚晚期，英国文学还对另外一群人有重大意义，就是公务员。印度民政部门渴望能确保录用并提拔最好的人选，于是从1855年起设立英语测试。牛津的本科生中有望成为未来帝国公务员的学生注意到这股风向，便开始学习英国文学，意在规划未来的职业前途。但牛津大学更看重的显然是英语而不是文学。随着英国的帝国扩张在维多利亚晚期和爱德华时期的兴盛，英国文学开始被视为确证和维护英国文化优越性的渠道，用来教训自命不凡的美国人和试图反叛的殖民地居民。(P100) 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终于战胜了德国，这激发了一波小范围的爱国浪潮，为英国文学的学习增添了一份爱国主义动机。不过，英国文学在牛津之所以发展，其原因倒不在于这新兴的民族主义。对善于思考的人而言，面对战争带来的创伤与毁灭，文学提供了一种应对方式，使他们得以用新的方法构思他们的问题，从更深处寻找灵魂的出路，而这些仅靠体制性的沙文主义是远远达不到的。 “战争诗人”的兴起或许是这些发展变化中最重要的一个现象。许多人从他们的诗作中寻得安慰，用新的、有益的方式来看待这场战争梦魇。还有些人看到，这些诗人对战争的暴力和无意义均表达了合法的愤怒，又设法将这样的愤怒导向对政治和社会有建设性的渠道上去。在一战刚刚结束的那段时期，学习英国文学的动机可能比较复杂。不过，这些动机都是真实的，也让人们对这个曾经被认为在文化上、智性上低于古典学的领域产生了新的学术兴趣。 到了20世纪20年代，牛津的英语语言与文学学部已在扩展，且不断从战后人们对该学科的新生兴趣中获益。出于上面提到的历史原因，学部一开始还是以女性及有志于在印度民政部门服务的人士为主导。随着该学部在牛津的扩大，各学院也开始注意到这股潮流，英语语言与文学的导师职位也随之设立。近乎可以肯定的是，路易斯一定意识到了这一发展形势。若在古典学或哲学领域谋不到职位，现在他便有了另一种选择的可能。 1922年10月13日，路易斯开始了他在英语语言与文学专业的学习；与此同时，他在大学学院遇到了A. S. L. 法夸尔森，与后者谈到自己的学习计划。法夸尔森建议他去德国学德语。在法夸尔森看来，未来属于欧洲文学，工作的前景也在欧洲。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路易斯决定不采纳这建议。不管是摩尔太太还是摩琳都不愿去曾经的敌国看望他，也不乐意他长期离家，家中里外有那么多事需要他照料。 路易斯感到英语专业的学习有点让他疲于奔命了。他不仅要全身心投入大量的文学阅读，还要习得必要的语言技能，以便阅读一些古代文本。但真正的问题不止于此：按照计划，路易斯正在修习的这门九个月之内修完的课程是要分三年完成的。通常情况下，一个本科生要花第一年的时间学习基础文学，在后两年进入更具体的研修阶段。路易斯借助他的“高级身份”——他已获得一个牛津学位——得以免修第一年的课程，但他还需将后两年的课程挤到一年内完成；若不然，他将会“荣誉过期”，只能获颁一个及格的学位。他极需获得一等荣誉学位，好突出他的学业成就并谋得一份大学教职。(P101) 这时候，在对待英国文学的研究方法上，英国的两所最古老大学发生了巨大分歧。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牛津学部注重历史性、文本性和语言性的问题，而剑桥学部——主要由I. A. 理查兹和F. R. 利维斯等学者建构——则采用一种更加理论化的策略，将文学作品作为“文本”或“对象”，运用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进行研究。路易斯完全站在牛津语境这一边，如鱼得水。他的焦点集中在文本与作者，他对文学理论表示反感，而这也成为他此后整个学术生涯中学术性作品的一大特色。 路易斯的英语课业把他压到了极限。在1922～1923这一学年间，他写的信相对稀少，其中多半提到，他对古英语（即盎格鲁-撒克逊英语）的兴趣越来越浓，以及掌握该门语言带给他的挑战。他还意识到，他古典学专业的同学与英国文学专业的同学之间有着明显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区别：他在日记中袒露，英国文学专业的学生多半由“妇女、印度人和美国人”组成，与古典学专业的学生相比，带有“某种业余性”。在1922年米迦勒学期的日记里，他表达了一种明显的智性上的孤独，这份孤独只有在听到有趣的讲座或激动人心的交谈时才间或有所缓解。大多数时候，路易斯都是从书本上收获精神上的愉悦，为了完成书单上的阅读要求，他时常挑灯夜战。(P102) 不过，友谊也在此时产生，补充（却从未替代）了他与亚瑟·格雷夫斯那漫长的情谊。他与两个人的交情尤其深。路易斯在1919年初次遇见欧文·巴菲尔德。那时的巴菲尔德正在瓦德汉学院研修英语。路易斯很快就看出巴菲尔德是个又聪明又博学的人，尽管他几乎在每一件事上都与他观念相左。他十分无奈地在日记中说，“巴菲尔德忘掉的恐怕比我知道的还多”。 路易斯称巴菲尔德是“我最智慧、最优秀的业余导师”,还表示他十分乐意接受巴菲尔德的指正。举个例子：路易斯曾记录他早年的一个错误，即将哲学称为一门“学科”；巴菲尔德反唇相讥道，“对柏拉图来说那可不是一门学科，那是一条道路。”巴菲尔德对鲁道夫·斯坦纳有关“人智说”(anthroposophy)的哲学颇有兴趣，该学说旨在将科学方法延伸到人类灵性经验的领域。巴菲尔德的这一兴趣开始于1924年听到的一场斯坦纳的讲座，后来该话题成为他与路易斯争执的特别焦点。路易斯那会儿还是个无神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