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的惊现：科学信仰以及如何理解事物的意义

女性主义哲学家朱利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我是否接受信仰，无论我是不可知论者还是无神论者，当我说出‘我相信’这句话时，我都在表明：‘在我看来，某些事物是真实的。’”认为某些事物是真实、可靠的——这一观念也许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却不必然能够被证明。对于某些事情，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它是真实的，然而对于这种信念，我意识到，我无法给出证明。许多事情原本如此。 信息不同于意义，正如知识不同于智慧。 科学和神学有着各自不同地研究领域，对于科学而言，它所关注的是事物是如何发生的，经过了怎样的过程；而神学的任务则是探索事物为什么会发生，它们的目的是什么。 也可以思想下，近代科学的源头在哪里？为什么科学大发现爆发在欧洲？ 问题的核心是，你相信真理绝对还是真理相对？ 意义不是我们构建或者发明的产物，无论我们是否发现它，它都是存在的。 这个世界看上去也许确实是没有意义和方向的，然而，我们需要的是解读现实的透镜和思想框架。 我们所探寻的意义是被揭示给我们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经历到的是一种“意义的惊现”。 真理只有一种，且本质与形式相符，而谬误则有无数种。

麦格拉思以“意义的惊现”回应信息爆炸时代的困惑，指出知识不等于智慧，人类对意义的渴望唯有在科学与信仰的互动中才能满足。 他借用基督教启示概念说明，意义并非推理产物，而是被揭示的“惊现”——就像赫胥黎读时顿悟进化论，人类在上帝启示中领悟万物奥秘。 书中先以信仰视角确立上帝是万物创造者与历史掌管者，继而与科学对话：科学解释机制，信仰提供目的与价值，两者在宇宙结构、生命起源及伦理维度互补而非冲突。 作者还审视道金斯等新无神论者的挑战，承认科学不断冲击宗教观念，但认为文化与精神层面仍需信仰赋予整体性与方向。 最终，他呼吁以“科学的信仰”整合多元价值，让理性与启示共同指引人类追求智慧与伦理的平衡。 全书清晰展现了意义、科学与信仰交织的全景：信息时代迫切需要一种能同时解释“是什么”与“为何如此”的综合视野，麦格拉思通过基督教传统与现代科学的对话，为读者提供了一条理解事物意义的路径。

不一定多认可这本书的观点，但这种思考方式值得借鉴。书中一直推崇的“上帝”何尝不能推广到我们的仁义礼智信，甚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道德、人伦，勇气，自由，团结，爱与牺牲以及所有人类闪光的品质都是这样可以带给我们意义的东西，都值得我们去信仰。这些东西未必是上帝创造的。或者说上帝未必叫“上帝”这个名字，祂可以叫耶和华，可以叫安拉，可以叫如来佛祖，甚至可以叫我的名字。作者非要从宇宙大爆炸开始论述神存不存在，是一个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事件，所以不能称之为科学的。而作者的诸多论述都过分往上帝存在上引导，在我看来也很没有必要。人不一定要信仰“神”才有“神性”，我还是更喜欢中国文化里的人皇论，所有道德，约定俗成的闪耀璀璨的文明，是人类在心怀畏惧和心怀感恩的条件下自己创造的。人既不自卑到认为自己创造不了任何事物，也不自信到认为自己是神造的产物。

评分高得荒谬😡 科学不赋予意义。全书只有这个命题是对的，其余全是一派胡言。 作者认为创世神才能赋予意义。对此拉登表示赞成，儒释道表示反对，世俗如我也反对。 牲畜和奴隶的意义，是主人赋予的。自由人的意义，是自己赋予的，或者市场赋予的。

我们寻找生命的意义，而非有关生命那数不胜数的事实。 1885年，在即将于伦敦博物馆展出的达尔文塑像完工仪式上，维多利亚时代达尔文主义的旗帜性人物托马斯·赫胥黎发表了一篇演讲。在总结演讲时他如此宣称：“科学如果采用了教条的方式，无异于自杀。”这是赫胥黎最具洞见的名言之一，值得我们深思。 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社会氛围的活跃因素，整个欧洲、甚至包括我所在的北爱尔兰，都弥漫着它的气息。然而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批判，还需要与另一种具备强大说服力的理论相结合：科学主义对现实世界的认识。 我当时以为科学解释了所有的事物，它从上帝手中夺回了主导人类信念体系的宝座，并以一种清晰、冷静、讲求科学方法的理性主义取而代之。因此，唯独出于科学的宣告才是有意义的，任何脱离科学考察范围的事物，无论在人们看来多么言之有理，都不过是迷信或是欺骗人的错觉。因此，科学成为我一切理性和道德行为的指导原则，对于现实世界和事物的秩序，我认为它是唯一可靠的认知方式。无神论成为我的信条，而它的基础就是科学。 这些问题激发了历世历代人类的无限遐想，从文明伊始直至今日，人类的这种求索精神从未止息。真正的智慧就是要去发现现象背后实体世界的结构。 对于某些人来说，事实上并不存在任何更伟大的图景，不存在意义，不存在整个宇宙更深层的实质。你所能知道的，就是你眼所能见到的。在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著作中，你会发现这样的观点，他大胆而自信地宣告，科学对于生命的意义提供了最好的答案，科学也让我们看到一切事物并没有更深的意义，可以与整个宇宙联系起来。宇宙“并不存在设计、目的或善恶，它只有毫无情感的盲目和漠然”。 自然科学的思想活力在于它能够作出一些解释，与此同时却不必提供所有解释。科学的确无法回答关于生命意义的问题，我们也不应该寄予它这样的期望，更没有理由强迫科学去达成这样的目标。要求科学回答那些超过它能力所及的问题，很有可能因此会让科学背负恶名。关于生命意义的问题是形而上的，而非经验式的。 彼得·梅达沃爵士(Sir Peter Medawar, 1915—1987)是一位理性主义科学家，他在免疫学领域的研究让他荣获了诺贝尔医学奖。他坚称人类需要去认识科学的界限，并对之加以尊重，否则科学将会堕落，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并遭到粗暴的滥用。有一些重大而超越的问题是“科学无法回答的，并且无论未来科学有怎样的突破，它都仍将无法触及这类问题”。梅达沃所说的这种问题，有些哲学家称之为“终极性问题”，它包括：我们此刻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生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这都是真实且重大的问题，然而科学却不具备回答它们的合法性，其原因在于这些问题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畴。 对于周围的观念，我们用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审视它们，这并不是一种错误。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只是接受别人灌输给我们的思想，而放弃了自我的思考。 内心的渴望——意义的追寻。我们梦想着能看到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那里充满了公义、和平，一切存在都是有意义的。然而在现实中，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却离我们的期望甚远。尽管如此，我们似乎都本能地意识到，事情不应该如此。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威廉·黑兹利特尖锐地指出，人类是“唯一能够深刻有感于事物当前的样式与当有的样式之间差异的动物”。我们目睹了世间的苦难，我们也渴望着一个没有痛苦、悲伤和死亡的世界。我们见证了这个世界的种种不公，我们也希望看到公义如大水滔滔，洗净一切人间腐败。是的，在我们所见的现实世界之外必然还存在着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的美好远超于此！ 是的！我们编造着“愿望实现的美梦” 来欺哄自己懦弱的心灵， 并粉饰着丑陋的现实。 愿望从何而来， 人们梦想的能力又是从何而来？ 为什么有些事情在我们看来是美好的， 而另一些事情却是丑陋的？ 智者不会去浪费时间解释这个毫无意义的宇宙，他只会一心去构建个人理性的宇宙，那里才有真意义和价值。于是一个人超越这个无意义的世界去创造意义的能力，就表现在他品格的发展上。 所有的世界观，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依赖于各自的神话。也就是说，所有世界观都尝试用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来描述现实，它们好像是一缕缕的光线，每一缕都反映着那个完整光体的某个方面。 宗教——人类的精神鸦片！对于那些承受苦难、侮辱、病患和奴役的人，宗教向他们应许来生将会获得补偿。然而，今天我们正目睹着一种转变，人类真正的精神鸦片是相信死后一了百了。因着这种观念所制造的安慰，我们不再相信死后的审判，从而可以心安理得地去背叛、贪婪、怯懦和谋杀。 一切正如你所看到的一样，在这个盲目、毫无意义的宇宙中，没有善恶之分，也没有目的。道金斯当然承认人类有能力，并且也确实构建了意义，事实上，他反宗教的基本论证之一，即是认为宗教构建了一种武断且虚幻的信念，以此来应对这个本质上毫无意义的世界。对道金斯而言，这种宗教所诉诸的信念，是以一种异想天开的方式强加于这个世界的，而非合理地从这个世界观察总结而得出的。相信上帝存在的信念是人类自己的发明，它并不是对现实的真实发现或启示。 然而，路易斯认为，我们对意义的渴望，正反映出在我们经验的范围之外，存在着其他更为超越的事物。这成为一条线索，让我们看到人类的受造是为着一个比我们所认识的现实世界更为美好的所在。对路易斯而言，人类首要的渴望在于与那个超越的世界有亲密的关系，它是我们人生终极的归宿。其次，我们才会关注上帝的存在，尽管那个超越的领域无疑就是“上帝的国度”。 我们需要避免仅仅将基督教信仰看成是一系列的观念，或是一个彼此相关、环环相扣的概念体系。没错，基督教信仰有着自身的概念体系，并有能力解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现实世界。然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对现实的认识远远超出了某种概念体系的范畴，它还包括各种意象、叙事和价值。正如托尔金所说，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主题是一种“神话”。托尔金对这个词的定义与我们今天所谓的“元叙事”有一致的内涵，即一种对其他所有叙事进行设定和解释的总叙事。因此，这样的“神话”不应被看成我们在日常用语中所理解的某种不真实的描述。

这种书能在国内出版还是挺让我意外的，但是出版商太敷衍了，我把这篇书评分为三部分，作为补充，以帮助阅读和思考。 一、这本书的写作背景 二十一世纪以来，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写出了《信仰的终结》（The End of Faith），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写出了《上帝的迷思》(The God Delusion)；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写出了《打破魔咒》(Breaking the Spell)，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写出了《上帝并不伟大》（God Is Not Great），这四人试图证明上帝是不存在，宗教是病毒，他们被称为“新无神论的四骑士”，这场运动被称为新无神论运动。 哈里斯认为，意识形态或信仰体系为行动提供了依据。那些恐怖分子虽然没有统一的模式。但他们共享的是一个信仰系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信仰。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则说：“我非常确定，世界上大部分的仇恨，来源于宗教，我非常肯定”。 理查德·道金斯：“我反对宗教，原因是宗教教我们满足于不理解世界。” 丹尼尔·丹尼特：“尽管大脑是复杂的，但是我们完全有能力提高它的能力以理解它自身。” 这四人于2007年在希钦斯位于华盛顿的公寓中聚集一堂，讨论关于无神论——或更准确地说是关于反对信仰的争论。  　 现在，这段对话已经出版在一本书中，书名为《四骑士》（The Four Horsemen），其中有斯蒂芬•弗莱（Stephen Fry）的一段精彩的开场白。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奇怪的时刻：新无神论的名声已经不再显赫，部分原因是——正如它的支持者所承认的那样——它与旧的无神论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另一部分是因为它是“反恐战争”的产物，或者至少是对这场战争表面上针对的目标——即激进的伊斯兰——一种理智的回应。 《四骑士》一经出版，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击，比如大卫·艾克曼(David Aikman)就写下了《评新无神论》。 新无神论的研究者斯蒂芬·德鲁认为，新无神论不仅仅是关于上帝的态度或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其核心是一种深刻的政治现象。新无神论不仅仅是无神论的再主张，也不仅仅是一种营销观念，而是力图解构宗教神权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具体问题上发声，凸显其少数派文化的身份地位以及价值观念。 阿利斯特·麦格拉思的这本《意义的惊现：科学信仰以及如何理解事物的意义》，同样是对新无神论的一次反击。 二、本书的主要内容 麦格拉思选择从意义的角度来展开阐述：我们寻找生命的意义，而非有关生命那数不胜数的事实。科学时代，我们能得到更多更准确的信息，但是信息却不同于意义，正如知识不同于智慧。人类对意义的求索，对于人类认识自我身份非常重要。 科学时代最大的不幸就在于人性被简化成一种基因遗传和社会地位的表达。个人身份已经变成某种非人格化的基因密码。 威廉·詹姆士指出，宗教信仰在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信念，“相信存在一种不可见秩序，并且相信那些自然秩序中的谜团将以某种方式通过那不可见的秩序得到解释。” 那些对于我们的生命至关重要之事，在终极意义上都是信仰之事。它们无法被证明，但我们却没有因此放弃对它们的信念；事实上，恰恰是在我们相信它们的过程中，我们越发看到它们的真实性。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信仰，这是人类的共性。 对此，作者给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某些事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它是真实的，然而对于这种信念，我们无法给出证明。比如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相信奴隶制度是不公义、不道德的，但是他无法证明它确实如此。但是因为信仰，这种无从证明并没有拦阻威伯福斯和他的盟友去伸张公义。 科学最重要的品质在于它能明确自己的界线。科学只能在证据的基础上，回答那些它能力范围内的问题，然而人类的求知欲却远超于此。 科学真理无疑是准确的，但它却不是真理的全部。有关意义和价值的答案是科学研究所无法给出的，后者只能回答那些关于事实的问题。 科学理论无法被说成可以“解释整个世界”，事实上，它们不过只是解释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 作者认为：基督教信仰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理性的太阳，可以照亮那原本对于我们暗昧不明的世界。在理论与观察结果之间，基督教信仰的解释给出了极其令人满意的“经验拟合”。这说明它所给出的现实图景是值得信赖的。 对于基督徒而言，宇宙是上帝的造物，上帝以极其精准的方式赋予其各种自然律，而这些自然律使得宇宙具有丰富的成果，并最终促成人类的出现。 人类可以通过基督教信仰对人性有真切的把握。它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所看到的一切，但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对人类的各种理想和能力作出过于简单化的判断。 基督教信仰提供了一种意义的框架，这种框架内在于万事万物的秩序中，并在终极意义上源于上帝的属性，彰显上帝的信实。这个世界看上去也许确实是没有意义和方向的，然而，我们需要的是解读现实的透镜和思想框架。这个世界也许看上去是毫无意义的，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使用正确的方法来审视它。 C.S.路易斯：“我相信基督教，正如我相信太阳已经升起。这不仅是因为我亲眼见到了太阳，更是因为借着它的光芒，我看明了所有其他的事物。 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不是教会我们如何来“解释事物”，因为在知识和生命、信息和意义之间，还存在着天壤之别。基督教信仰不是停留在让我们对事物有更深理解的地步，而是完全改变我们的命运。 三、个人观点 我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是我不反对宗教。我同样对科学非常推崇，但是我也认识到科学有其局限性。波普尔认为，科学从来就没有“完全正确”，只有“暂时还没有错误”。库恩则提出，科学可能会达到一种永久的“常态”，没有任何思想可以再去挑战这一范式。但是这并不是说科学“完全正确”，人们只是无法再跳出这一范式去思考。 海德格尔说：“无论我们强烈地承认或否认科技的影响，我们都在各方面受到了科技的限制和奴役。” 胡塞尔说：“实证主义将科学的理念还原为纯粹事实的科学。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其对生活的意义。”“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 18世纪的英国牧师威廉·佩利曾经提出一个“钟表匠”的构思：假设我们在大自然中捡到一块精密的手表，我们不可能认为它是自然产生的。那么如此复杂而又精密的宇宙为什么不是由一个才华横溢的上帝设计的呢？ 爱因斯坦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足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 了解事物是什么（科学）并不能直接导向事物应当是什么（宗教）。对于事物是什么，我们可以有最清晰完整的了解，但依然无法从中导出人类应当追求什么目标。客观知识为我们实现某些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但最终目标本身以及实现它的渴望必须有另外的源泉。毫无疑问，只有确立了这样的目标和相应的价值，我们的生存和行动才能获得意义。 科学严格来说只是一种工具，这种工具在人类手中会产生什么，完全取决于人类追求什么样的目标。一旦有了这些目标，科学方法就会提供实现目标的手段。但科学提供不了目标本身。 宗教领域与科学领域之间冲突的主要来源正是这个人格上帝的概念。认为有一个人格上帝在干预自然事件，这种教义永远无法被科学真正驳倒，因为它总能躲进科学认识尚未涉足的一些领域。 在我看来，人类的精神越是进化，就越可以确定，真正的宗教不是通过对生与死的恐惧，也不是通过盲目信仰，而是通过追求理性知识而达到的。 如今，宗教的没落似乎不可避免，但是我们的信仰、目标、意义或价值观如果不再能够从宗教中获得，那又应该去哪里寻找呢？

本书的内容结构框架与《心经》有相似之处，破除科学延伸到道德及人生意义的范畴，破除达尔文主义的泛化，破除新无神论中的各种观点及理论依据。最终说明：这个世界的精密调适，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科学的研究和哲学的推导，最终可验证的结果是这个世界是偶然的，人类的出现和存在都是偶然的毫无具体意义的，这种结果让人沮丧，从这个角度来说，设定一个“造物者”，或许更能让人接受并解释这个世界。爱因斯坦说：“这个世界可以被理解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杨振宁在接受采访时也表达出一个观点：”如果你问有没有一个人形的“上帝”，我想是没有的，但是如果你问有没有一个造物者，我想是有的，因为这个世界的结果绝不是偶然的，随着年龄的增大就越来越有这种感觉”。宗教本质是一种信念，是相信存在一种不可见秩序的信念，从这个信念出发是另外一套诠释人生意义和世界意义的框架体系。

2023年4月17日 星期一 祝福早安 天气晴朗 气温25℃ 《意义的惊现：科学信仰以及如何理解事物的意义》 “一个明白为何而活的人， 也是一个能够承受任何处境挑战的人。” “我相信太阳已经升起，不仅是因为我亲眼见到了太阳，更是因为借着它的光芒，我看明了所有其他的事物。” 渴望明白事物的意义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是英国一流的文化评论家，在他关于新无神论精彩的理性批判中，对于那些认为信仰是为了解释事物而产生的人，他以讽刺的方式表达了一种不屑之情。伊格尔顿特别针对的是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在论及宗教时所说的那些荒唐的夸大之辞。后者曾自以为是地宣告称，自从人类发明了天文望远镜和显微镜，宗教就再也无法对任何重大事物作出解释了。对此，伊格尔顿反驳说：“基督教在其产生之初，就并非是为着解释任何事物。希钦斯的话就好像是在说：‘谢天谢地，自从有了烤面包机，我们就再也不用读契诃夫的书了。’”在伊格尔顿看来，认为宗教是企图笨拙地解释这个世界的观点，就像“把跳芭蕾舞看成是在踉踉跄跄追赶公交车”一般荒诞不经。 伊格尔顿看到，基督教的意义远超过解释事物那么简单。他的这种判断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对于基督徒来说，他们确实相信某些事情是千真万确、极其可靠的，而且他们也正是通过这些事情来认识自己一切的感知、意愿和行动的。也许基督教信仰还有其他的丰富内涵，然而有一件事却是它向我们明确提出的：要相信上帝的存在，并且正是上帝的存在，才是人类一切自我定位、权力赋予和动作存留的意义所在。正如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多年前所指出的那样，宗教信仰在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信念，“相信存在一种不可见秩序，并且相信那些自然秩序中的谜团将以某种方式通过那不可见的秩序得到解释。” 基督徒一直以来都相信，他们的信仰不只是可以自圆其说，而且更能让他们经验中那些难解的疑问得到解释。基督的福音就像是照亮现实世界的太阳，让我们能够按照事物真实的本相来认识它们。对于这一点，法国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 1909—1943)作出了绝妙的回应。尽管薇依很晚才归信基督教，但她却对基督教信仰那照亮现实世界的大能有着深刻的领悟。她如此说： 如果夜间我在户外打开手电筒，我并不是凭那点亮的灯泡来判断手电筒的照明能力，而是凭它照亮了多少物体。评价光源的明亮程度是通过它照亮了多少不发光的物体；同理，评价某种宗教的价值，或更广泛地说，评价某种人类的精神生活方式，需要根据它对世界上各种事物的阐明程度而作出。 对事实的阐明能力是某个理论是否可靠的重要衡量标准，同时它也反映着相关理论的真实性。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形成那些能够解释实体世界的理论呢？我们如何才能将那一缕缕事实的线索编织成一幅人们能看出其内涵的画卷呢？我们如何才能构建出意义的框架呢？有时，我们从家人和亲友那里找到答案，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一种“二手的思想”：我们觉得某种思想对他人来说是有意义的，于是就认为这种思想在我身上也一样能够奏效。有时，我们从个人所处文化中找到答案。身边的人看来都相信着某些事物，于是我们也让自己的思想随大流。正如我所看到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21世纪始于2000年1月1日，然而事实上，21世纪真正的开始时间是在2001年1月1日。尽管如此，似乎没有人特别为这种流行观念和事实之间的差异感到不安。 在我们所处文化中，有一些人们所惯常持有的观念，它们似乎看起来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波兰杰出的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却以其智慧的洞见，批判了当代人的这种倾向，他指出：“人们很容易将今天主流思想观念的流行性，看作是它们合理存在的证据。”然而事实上，某种观念的流行性不应作为这种观念真理性的可靠指针，与之相反，我们通过思想观念的流行，应该看到的是思想、文化形态的易变性。那些今天被视为永恒普世的真理，常常在明天就被看作过时货而遭人抛弃。举例而言，后现代主义时至今日已经颠覆了很多现代主义看似无可质疑的信条，现代西方思想因此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代际分野。对于周围的观念，我们用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审视它们，这并不是一种错误。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只是接受别人灌输给我们的思想，而放弃了自我的思考。 然而，除了消极接受那些我们思想文化处境中的观念，我们还有另一个选择：发展我们个人的思考方式，掌握自己人生的方向，并按照我们个人的判断来整理各种事物。那么我们该如何开始呢？面对这样的问题，伟大的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给出答案。他称此方法为“溯因推理”(abduction)，但是近几十年人们一般将其解释为“得出最佳解释的推理方法”。现在人们普遍相信，这种哲学可以帮助人类探索这个以各种自然科学学科为特征的世界。那么这种推理又是如何开展的呢？ 皮尔士为我们列出了导致新的科学理论形成的思想过程，在我们对某些现象进行思考时也可以采用这一程序： 1.观察到一个我们未曾预期的事实，C。 2.然而，如果A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事实C的出现就是理所当然的。 3.因此，我们有理由去假设A的存在。 溯因推理是这样一种过程：我们首先观察到某些现象，接下来找出那些可以解释它们的思想框架。小说中那位传奇侦探福尔摩斯使用的也是同样的方法，然而他却错误地称其为“演绎推理”。有时皮尔士会将溯因推理描述成“思想中的灵光一现，在惊鸿一瞥中洞察了真相”。然而，有时溯因推理却意味着缓慢的系统性反思，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理清对观察到的现象所有可能的解释。 皮尔士对于科学家如何形成他们理论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思考，最后指出，溯因推理的过程是所有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科学研究一开始是对一系列观察到的现象进行分析与合并，之后发展出一个能够对现象给出最好解释的框架。这个诠释框架可能是一种我们从前人借用来的理论，也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思想。对此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在理论与现象之间能否实现良好的匹配？为了描述观察到的现象与解释其理论之间的关联性，人们发明了“经验拟合”(empirical fit)这个术语。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概念，让我们来思想在布满繁星的夜空中那众多的行星是如何运行的？人们观察它们已经有几千年的时间了，但是哪种理论可以为它们的运行提供最佳的解释呢？在中世纪，人们认为对这些现象最佳的解释是“地心说”。这个理论认为地球处在宇宙的中心，而太阳、月亮和众行星都围绕着地球在运转。这是一个简洁明了的模式，但是到了中世纪的末期，人们普遍发现这个模式存在一些问题。面对着对行星运动日益精确的天文观察事实，“地心说”理论越来越无法解释众多的新现象，天文学家期望着能够有新的理论诞生。在16世纪，哥白尼和开普勒提出新的理论：所有的行星，包括地球，都在围绕着太阳旋转。这种“日心说”模式被证实对于解释夜空中行星的运行非常有效。日心说理论和观察到的事实之间极强的经验拟合度向人们强有力地指出新理论的正确性。对于今天的天文学家，日心说仍然作为一种标准模式被广泛采纳。 然而，不仅是科学研究采用了这种方式。皮尔士还非常明确地指出，对于律师而言，他们职业的成功也取决于这种溯因推理。面对证据，律师也需要有这样一副推理的透镜，从而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证据背后的真相。刑事司法体系的目标正是要为法庭前的证据找到能够解释它们的最佳方式。那一幅“全局图景”到底是怎样的？只有它才能让各种证据得到最佳的解释。在最终审判时，两方关于案件的陈述，哪一方更能让各种线索显得前后一致，哪一方就能说服陪审团。如果对于事实存在着彼此对立的说法，那么更有涵盖性、更简洁、更一致的那个陈述，将最终得到人们的认同。陪审团要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哪一方对证据的解释更到位——是原告一方，还是被告一方？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求索着那幅关于真相的更大的图景，从而让现实世界中所有支离破碎的拼图重新找到各自的位置。人们也渴望将所有个体的故事汇入到一种更宏大的叙事中，将所有不同的线索通过一种超然的理论，编织成一个一致且令人信服的整体。溯因推理不仅可以被应用在科学研究和法律领域，同时也可以应用在我们对整全生命意义的探索中。它如同给我们的思想装上敏锐的触角，我们因此感知到身旁那些可以让我们找到意义和目标的线索，从而建立世界的架构。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参照体系，让我们能够认识自己是谁，明白我们存在的意义，以及我们要完成的人生使命。 历史促使我们看到，人类这种对意义的求索，对于人类认识自我身份有多么重要。我们的先祖曾仰望星空，发现了行星运行的规律，从而能在茫茫大洋中找到航行方向，并能预测到尼罗河肆虐的洪水。然而，古时人类先祖对星空的关注远超过纯粹功利主义的层面。面对着浩瀚的夜空，他们可能不禁要问：这些在天鹅绒般暗夜中闪烁的星光是否在更深地揭示着人类起初和终极的意义？这点点星光是否在向自己更深地见证着一种关于万事万物之道德和理性的秩序？人类是否也在这种秩序之下？也许自然界到处装点着这些指向意义的线索，而唯有人类的思想可以发现并确认它们，从而让这些线索的意义为人所知？也许那对永生的渴望早已深植在我们心中，正是它引导我们走上那归家的路？ 这些问题激发了历世历代人类的无限遐想，从文明伊始直至今日，人类的这种求索精神从未止息。真正的智慧就是要去发现现象背后实体世界的结构。圣经旧约的《约伯记》是古代近东世界智慧文学的代表，这部作品告诉我们智慧隐藏在地的深处，因此真理向那些漫不经心的肤浅之辈隐藏起来（伯28章）。我们必须要通过努力求索才能寻得智慧，对世界浅显的一瞥不能让我们得着智慧，那种对事实粗浅的认识永远无法让我们的心得着满足。我们要发掘那些表面现象之下和之后更深的真理模式(patterns of truth)，而智者就是那些发现了他人所不曾发现的模式的人。正如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所敏锐洞察到的——“有些人听到的只是噪音，而有些人却从中听出了旋律。”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去认识这些事物的深层结构呢？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认为自己对于这个世界非常重要？这些问题的答案部分可追溯到人类内心的一种寻索——渴望为自身的命运寻找到一个可靠的基础。所有人都期望能将自己的命运建立在一个稳定坚固的真理磐石上，而不是建立在那些随波逐流的观念上。但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们的生命不仅仅是为着明白更多的事情，我们更需要具备的是应对不确定性以及排除困惑的能力，并且找到有价值的真理，而这个真理能够赋予我们人生的方向和意义。借用英国伟大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的一句话：我们需要一副“思想的眼镜”，从而以敏锐的洞察力去发现我们周围世界复杂现象背后的真相。然而具体是哪些“思想的眼镜”才能让我们最清晰地审视世界呢？透过这副眼镜，世界又将以怎样的图景展现在我们眼前呢？在那样的世界中，我们又该置身何处？ 与伯林一样，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 1905—1997)也强调了这一点的重要性。他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让他认识到，在面对人生痛苦境遇时，一个人对人生意义的认识会是多么重要。在最不人道的处境中，当生命时刻受到威胁时，生命的延续依赖于一个人对生存的渴望，而后者又依赖于他对人生目的和意义的领悟。一个人因着对人生意义的发现，就能够坚守盼望。那些在各样患难中仍能处乱不惊的人，是因为他们看明了世界的意义，这使他们可以把自身经历融入这种思想地图中。为了能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弗兰克引用了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一句话：“一个明白为何而活的人，也是一个能够承受任何处境挑战的人。”弗兰克所强调的是发现意义，而不是发明意义。如果我们在各样处境和事物面前无法看到它们的意义，那我们在回应现实挑战时就会软弱无力。 我们需要一幅审视现实的思想地图，如此我们就能在漫漫人生长路上找到自己的定位。我们需要那思想的透镜，从而透过它将人类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关于本质，关于世界，以及关于上帝的那些问题——清楚定焦。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一种验证我们的认识是否正确的方法。基督教信仰让我们看到，展现在每个人面前的现实世界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它指向人类之外一个更宏大的真相。使徒保罗的话一语中的：“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林前13:12）然而基督教信仰向我们明确宣告存在着一幅可靠的思想地图，我们可以通过它回答那些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从而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也许基督教信仰为我们提供的人生图景只能让我们看到大致的方向，而非将各种细节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但它所给我们的启示已经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我们无法认清这个世界的一切真相，但是有足够的线索让我们可以坚信万事万物背后的确存在一个更大的图景，而且我们都是其中重要的一分子。 那么，什么样的线索才能让我们看到现象背后更深层的含义呢？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这个问题。 结论 近期的无神论学者对“信仰”的观念进行了嘲讽，他们认为，只有通过科学和理性推导出的结果，才是我们可以信赖的！对于“理查德·道金斯科学与理性基金会”的掌门人理查德·道金斯来说，信仰“意味着盲从，其信念缺乏证据支持，甚至是被证据所证伪的”。然而，这种激烈言辞的背后，更多地暴露出这些无神论者的肤浅。事实显而易见，而且与无神论者的认识恰恰相反。信仰是人类所不可或缺的，就算是要构建一个关于理性合理性的论述，如果我们离开信仰的前提，这种论述也是无法成立的。因为所有的结论都蕴含在前提之中，而终极前提来自于信仰。女性主义哲学家朱利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我是否接受信仰，无论我是不可知论者还是无神论者，当我说出‘我相信’这句话时，我都在表明：‘在我看来，某些事物是真实的。’”认为某些事物是真实、可靠的——这一观念也许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却不必然能够被证明。对于某些事情，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它是真实的，然而对于这种信念，我意识到，我无法给出证明。许多事情原本如此。在达尔文看来，他已经提出了一套对我们观察到的现实世界天衣无缝的解释理论，然而这种理论却无法完全得到证明，无论是对于他个人还是他理论的接受者。对于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而言，他相信奴隶制度是不公义、不道德的，但是他无法证明它确实如此。幸运的是，这种无从证明并没有拦阻威伯福斯和他的盟友去伸张公义。 基督教信仰对于许多批判都可以持开放的立场，然而，它绝不能忍受这样的诋毁，即认为基督教信仰与科学或经验主义思想相比缺乏实证，“只停留在一种纯粹的信心之上”。是的，我们需要认真审视我们的信仰，允许它面对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和挑战。正如保罗在他早期书信中所说的，“但要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帖前5:21）虽然道金斯认为基督徒都是一群迷信的人，然而新约圣经却让我们看到，基督徒的信仰在一切证据面前，都是可靠并经得起检验的。 在本书中，我们探讨了人类对于诠释各种事物的深沉渴望，这一点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在基督教信仰中，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常会感到自己似乎站在某个令人惊叹的世界边缘，那个世界超越了我们一切的经验和理性。我们所有的知识似乎都在指向这个世界，那是一种对现实更恢宏的认识。这个世界似乎向我们发出一种声音，呼唤着我们去探索那更深刻、更美好的天地，那里的一切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知识所不可企及的。正如诗人马修·阿诺德在他的诗《被埋葬的生命》(The Buried Life)中所说的： 常常，在这世界最拥挤的街道中， 常常，在那最激烈的争执中， 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渴望 从我们内心升腾而出， 它在求索那些深藏于生命深处的知识。 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各种经历，都在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仅仅能够解释这个世界是无法满足我们这种渴望的。我们盼望能够进入那个深藏着的世界，成为更大图景中的一部分。 通过基督教信仰的视角，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个世界在主观认知和存在层面上的意义，因为它为我们自身和我们所在的宇宙，提供了一种强有力且引人入胜的描述。基督教信仰并非仅仅自身合理，更是让我们合理认识自我。它将我们定位在对宇宙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中，让我们在思想的意义图景中找到自我位置。基督教信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然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的生命也将因此发生全新的改变，我们也将乐意与他人分享这些宝贵的信息。每个人都需要将自己的生命聚焦在一个稳健、持久的基础上，因为我们一切的行动存留都倚赖于它。 这一点很重要，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 1900—1980)对此非常认同。一战爆发以后，弗罗姆深深地被战争的各种愚蠢行为和破坏性所震惊。此外，他童年时期曾看到一位年轻的女士，因为无法接受父亲逝世的噩耗而选择自杀，这段记忆也让他陷入长久的困扰。弗罗姆开始深入反思，一个人怎样才能确保自己活在理性之中。弗罗姆认为，为了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人们需要有一套他称之为“导向和委身的框架”——这种框架是一种思考世界的方式，它赋予存在者目的和意义。弗罗姆首先意识到，如果一个人要在世界上正常生活行事而不致变得荒唐愚蠢，他必须要有这样的框架。之后，他才提出自己具体的框架。一个人能够有意义、有目的地活着，他需要具备一种具有参考意义的框架，唯有如此，他的生命才能找到焦点，并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之上。 在基督徒看来，这种基础和焦点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圣经称他为“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林后1:3）。这位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和复活向我们彰显，他也借着圣经向我们显明他的信实。从自然界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作为，上帝在这个被造世界向我们发出呼唤，通过它深不可测的美，将我们引向他的怀抱。 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对此有着完美的阐释，他深信，在我们能够观测到的现实背后，存在着一个更为奇妙伟大的世界，牛顿如此说： 一直以来，我就像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小孩，时不时被某个特别光滑的鹅卵石或美丽的贝壳所吸引，然而却对面前那无边无际的真理海洋浑然无知。 当我们走在宇宙的海滩上，我们也会被各种美丽的鹅卵石和贝壳所吸引，不由地思考这些奇妙现象的意义。然而，我们还需要抬起头来，瞭望这广阔的意义海洋。它超越了那些个别奇妙的现象，是万物终极的依归。这世界上的种种事物，不过是指向那更伟大者的标记，我们需要借着它们去找到那真正的源头。 英国著名的散文家威廉·黑兹利特(William Hazlitt, 1778—1830)，曾写下这样两句幽默诙谐且引人深思的话：“人是唯一既哭也笑的动物，因为他是唯一能够深刻有感于事物当前的样式与当有的样式之间差异的动物。”在内心深处，我们似乎都意识到，事物与它们当有的样式有所不符。我们观察到的结果，与我们期待出现的情况相比，仿佛总存在着距离，这令我们烦恼不已。为什么这个世界总会产生那么多的偏差？ 新无神论者对此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答案：都是宗教惹的祸。在他们看来，如果人类弃绝了宗教，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宗教毒害了所有的事物。”这句措辞强烈的口号，非常到位地表达了某些中产阶级自由派理性主义者对于宗教信仰的态度。这个世界的问题似乎都是落后蒙昧的迷信所导致的，它使得世界偏离了理性与科学的轨道。因此，如果有朝一日宗教能够被消灭，世界的面貌将会焕然一新，因为宗教只会带来暴力、欺骗、压制和社会的分裂。 新无神论立场坚定地高举人类的自主性，认为其本质是道德和理性的。因此，在他们看来，人类应被视为是具有智慧和理性的生物，他可以用理性和科学荡清一切迷信的观念。然而，这些迷信的观念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如果不存在上帝，那么任何宗教信仰都不过是人类自己的发明。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和理查德·道金斯对那些他们所认为虚幻、不理性、不道德的宗教谎言予以大肆的批判。然而，通过无神论的视角我们会发现，发明这些迷信观念的也是人类自己。可见，无神论一方面将人类高举为道德和理性的代表，另一方面又在极力谴责那发明了迷信观念的人类。希钦斯在论证自己对于无神论的信念时，就是诉诸人类的理性和道德。然而，正是这样具有理性和道德的人类所发明的各种宗教观念和价值，却被希钦斯视为堕落、病态和压迫性的。如果上帝不存在，我们会看到同样的人性不仅发现了科学规律（这是道金斯所欣赏的），也发明了宗教（这是道金斯所厌恶的）。但是，这种结果却很难与无神论者关于人性的本质是道德和理性的信念相一致。 因此，无神论者把宗教说成是理性主义伊甸园中的毒蛇，是它诱惑了那原本理性的人类。近代所谓“启蒙”的人类历史中那些令人不解和失败的经历，都被他们难以置信地说成是宗教势力回潮所引发的祸事。这其中就包括了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兴起，更不用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了。然而，哪怕是新无神论者中口才最好的代表人物，都无法将斯大林主义合理地描述成一种恪守宗教信仰所导致的结果。世俗理性主义者之所以会遭遇这样的尴尬，是因为他们将人性视为“万物的准则”［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却发现，在人类所选择接受的信念中，大部分的信念最终竟然都是关于对上帝普遍的信仰。 如果对上帝的信仰不过是人类的一种发明，与此同时，如果那些所谓宗教名义下的罪恶也是出于人类的本性，那么我们所看到的人性，就远非新无神论世界观所认为的那么理性。新无神论者批判宗教，视其为人类的敌人，然而他们却不希望人们发现，宗教在他们的理论中，也被解释为一种人类的发明。如果依照新无神论者所坚持的那一套不动脑筋、错漏百出的说辞，将宗教信仰说成是邪恶的，那么这种结论是否在暗示宗教的发明者也是邪恶的？如果人性存在瑕疵，这又该如何支持新无神论者的理论呢？ 这样的问题挑战了新无神论者所持守的核心教义，即人性根本上是良善道德的。无神论者近期的很多著作都反映着对此教义的坚定信念。启蒙运动对于人类的本性抱有一种完全乐观的态度：我们是好人，我们做正确的事。事实果真如此吗？从基督教信仰的视角来看，人性是脆弱的，很容易偏离正确的方向，并且天然地倾向于罪恶。从丁尼生(Tennyson)的著名诗歌《圭尼维尔》(Guinevere)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彻底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丁尼生这样说：“若我们能与最崇高者相遇，我们必然会以爱相随。”可是，难道这真的反映出了人类现实的光景吗？ 在一封写于1887年的信中，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权力意味着腐败，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在此之上，他又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无论什么时代，所有的伟人几乎都会成为恶人。”后来，这种观点成为我们理解公共政治以及防范权力过度集中于少数人的主要前提。英国前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在一个世纪前，也许是出于自己对政治的亲身经历，也说过一句类似的话：“不被限制的权力倾向于腐化那些拥有它之人的灵魂。”由此我们非常明确地认识到，哪怕我们有一个原初善良的人性，它也会因着权力而堕落。人性中那些天然的良善和道德，时刻面临着各种严酷的试探和特权的侵蚀，并且事实无数次地证明，我们的人性最终无法抵制这些致命的诱惑。

我愿称之为意义的现惊，而不是惊现，因为在作者口中，是先有了信仰，经过思考和探索后再佯装惊奇或者是自己信仰的升华。 真的很一般，没想到这么多人打高分。 整本书像是作者的读书笔记或者读书沙龙的心得体会，让人充分感受到感觉基督徒的虔诚信仰，以及基督教信仰的极度排他性。作者全书旁征博引，体现了学识的渊博特别是极强的基督教神学素养，但总体的形式是引用持基督教有神论的观点并冠以无疑是正确的、洞见、深刻等正面评价，再引用无神论或其他不符合基督教有神论的观点再冠以毫无根据、东拼西凑、日渐衰微、为学界和大众所不认可等类似评价，再夹杂插入自己的一点感想和思考，感觉是一种吵架中的独白（doge）。 值得一读是确实介绍了很多其他的思想和观点，能够引发一定的思考，激励我再读一读相关的书籍。 作者是真信仰，真研究，比大部分宗教信仰者更好，因为大部分宗教信仰者其实更注重因果或者如何从宗教中获利，是迷信，作者深入研究科学、哲学和教理的联系，显然不是迷信，这也是值得学习的。

这本书的核心内容主要涉及信仰和基督教神学，由作者Alister McGrath是牛津大学教授。书中探讨基督教关于上帝存在、神学原理以及信仰与现代科技关系等相关方面的议题。 它的核心逻辑似乎围绕基督教神学的理念展开。作者尝试构建信仰和现代科技之间的桥梁，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和融合这两个领域。 相信读者面对科学技术和人工智能新时代，阅读这本书可能有助于深化对信仰与科技关系的思考。书中可能提供洞见，例如，使读者能够探索宗教信仰在现代科技浪潮中的位置，并可能启发人们在这个复杂的时代中找到信仰和科技之间的平衡。 例如，基督教在面对人工智能时依然重视一些基本概念，如“三一神”论，可能是因为这些概念对于信仰体系的基石和理解人类存在的意义具有深远的影响。 1. 恒久的价值观：“三一神论强调上帝的三位一体，即父、子、圣灵的共同体。这种理念强调了恒久的关系、团结和爱，为基督徒提供了坚实的道德和伦理基础。在面对快速变化的科技和社会环境时，这些恒久的价值观可能为之提供指引和安定感。 2. 人类尊严和意义：基督教教义中的三一神论强调了人类作为上帝形象的观念。这表明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尊严和价值。在人工智能时代，强调人的神圣性和独特性有助于应对可能引发的伦理问题，保护人类尊严。 3. 社会和个人关系：三一神论的理念涉及到共同体和关系的重要性。在科技时代，人工智能可能改变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而基督教强调了关怀、包容和爱的概念，为人们提供了在这个新时代中建立积极关系的指导”。 通过重视这些基本概念，读者可能试图在面对科技变革时，维护其信仰的连贯性，同时为信徒提供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找到道德和伦理方向的基础。 作者博学，本书逻辑性严谨，不一定是本非常容易读懂书，特别是如同作者说：“新无神论有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特征，那就是，它对于那些指出无神论者也有信仰的观点，会表现出极端的厌恶”，因此面对接盘侠可能的批判也不足为奇。推荐给喜欢读哲学类书籍读者，😄👍🙏⛽️。 简言之，本书最大特点是牛津大学教授作者博学，他从科学及理性等方面对于外来和尚网红，例如，自私基因一书作者等人有深度理性批判。 “道金斯是一个“走私高手”——他把形而上学“偷运”进科学中。也就是说，他有意抹杀了科学叙述的中立性和无结论性，以使之推导出严密的无神论结论。我们可以从道金斯最早的成名作《自私的基因》（1976年）中看到，他是如何把无神论的元叙事强加在科学对事物的描述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