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大西洋：现代性与双重意识

超喜欢的一本黑人diaspora研究著作，鲜明的反本质主义和反民族国家视角，并将现代性放入奴隶制和黑人斗争的历史中来理解（现代性既是黑人政治发展的阶段也是它的范畴）。 “ To be rooted i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lest recognized need of the human soul” but “Every human being needs multiple souls” (Simon Weil, 1949, The need for Roots) Paul Gilroy认为我们不应再将diasporas as groups tied to a single “homeland”，而应关注ta们跨越海洋的迁移所形成的联系。过去的理论家太执着于roots，一个homeland，一个可以回去的fixed point。但实际上，黑人移民群体的身份不仅形成于非洲，而且还是在从非洲、美洲、加勒比地区到欧洲的迁移过程中形成。Identity is not a fixed “thing” you possess； it is a “route” you travel。我们的身份是routes，是在流动的路线中形成的，我们永远都在那艘奴隶船上，没有边界，没有单一身份，在in-between中生成属于自己的文化。Gilroy将sailing ship作为diaspora的核心象征。ship象征着奴隶贸易中的Middle Passage，这是diaspora群体的起源。更重要的是，它还代表着思想、音乐和人的传播。一艘船是一个micro-cultural, micro-political system in motion。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它存在于它们之间的空间中。 Gilroy对族裔绝对主义（ethnic absolutism）以及其所带来的非洲中心主义（africentricity）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这些人认为race或ethnicity是纯粹且恒定不变的范畴。以Molefi Asante为代表的非洲中心主义，将非洲文化、历史与价值观置于黑人身份建构的绝对中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霸权，并通过重塑非洲作为文明源头的叙事，为黑人社群提供了对抗种族压迫的精神武器。然而，这一思考非常容易滑向本质主义（黑人天生与非洲有神秘连接，诸如神秘主义式的“Kemet”，且会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的认知：黑色素给黑人带来了生理优越性，是黑人感性的源头）。Gilroy认为这种说法不仅将非洲从历史和现代性的冲突、断裂、混杂中抽离出来，变成一个静态符号，而且还用一种神秘且冷酷的非洲概念代替奴隶制——它毫不关注种族内部的差异，并对黑人登上将载着他们驶向痛苦和恐怖旅途的船只的时刻不置一词。同时，这种非洲中心主义基于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念，而奴隶制和殖民主义只是短暂地中断了这种时间观念，现代性对黑人来说是一种扰乱，黑人与现代性交织、互动和冲突的历史不再重要，非洲成了衡量当代现象的本真性（authenticity）标准。这个过程中，racial metaphysics的逻辑和范畴未被改变，只不过颠倒了关系——黑人因为生物或文化上的优势处于统治地位，白人处于从属地位，而这种颠倒方式只是白人至上主义的另一种体现。 非洲中心主义推崇的地方性、本土性被Gilroy认为是一种倒退，他用音乐来举例，黑人文化本质上具有混杂性（hybrid），黑人文化的真正力量恰恰在流行音乐、城市文化和不同的跨界形式中，而非封闭的地方传统。爵士乐、雷鬼以及hip-hop并非纯粹的非洲文化形式，而是黑色大西洋文化交流的产物，是非洲节奏、西方乐器与加勒比灵魂乐的交织和融合。他质疑必须在黑人与欧洲人身份之间二选一的思维模式，认为这两种身份在数个世纪以来相互渗透、持续影响，并共同参与了现代性与文化认同的建构过程。在这里，Gilroy 借鉴了 W.E.B. Du Bois的观点，探讨了double consciousness这一概念：即作为离散群体，却生活在一个可能无法完全接纳你的西方社会中的内心冲突。不过他认为这并非仅仅是某种负担，而是一种独特的视角，使离散人群能够比只属于一种文化的群体更清晰地看待这个世界，并像Said说的那样，在流亡中找到an alternative to the mass institutions that dominate modern life。 书的最后探讨的犹太人和黑人离散之间的某种相似性，想到了Daniel Boyarin 和 Jonathan Boyarin 在讨论 Jewish diaspora 时提出的diaspora 可以拒绝 flesh（生物血缘）和myth（民族国家神话），flesh将民族变成一种生物共同体（共同血统，祖先，身体），myth把民族与领土国家绑定，而民族国家会建立新的边界，复制压迫结构（诸如欧洲民族主义或犹太复国主义）。一个没有myth的共同体在传统民族理论中几乎是不可能的。Boyarin提出用diaspora 取代民族自决（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no need of nationalism to exist as people，我们的身份建立在generational connection（通过记忆、仪式实践）之上，这是一种跨越边界、不断流动的代际认同。也想到友邻写Ocean Vuong，帝王斑蝶在他的书中是酷儿力量的隐喻，这种寿命极短的蝴蝶每年都会从加拿大南飞往墨西哥进行三至五代的数千公里的迁徙。起先科学家一直无法解释为什么途中会有一条诡异的大转弯飞行轨迹，最后发现在这个急弯处，数百年前是一座巨大的火山。王鸥行说一个国家就是一次无期徒刑（borderless sentence），酷儿永远在流亡。主流叙事里不会找到酷儿的历史，ta们也很难在任何明确的、本质主义的定义里存在。酷儿是一条又一条的隐秘的轨迹（routes），酷儿的力量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传承和流淌，就像蝴蝶会记得地球的历史，这是是我们之间的generational connection。 还是好喜欢diaspora研究，它对身份、家园和归属感的去中心、去本质、混杂和流动的分析——不管是种族、性别还是民族和国家，都可以与移民、后殖民、种族、性别和酷儿研究互相照亮，尤其在这样一个全球右转的时代里。

黑人的迁徙，蔓延，最终形成新的社会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