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

从院史上说，周勋初先生该书以其个人视角呈现出了南大文学院尤其是古代文学、文献学等专业数十年的兴衰起伏，从胡小石、汪辟疆、罗根泽等诸位先生执教于此的辉煌过去，到动乱时期相对此前而言的青黄不接，到改开后在周勋初、卞孝萱、程千帆等先生培养下，如莫砺锋、张伯伟、巩本栋、徐兴无、曹虹、俞士玲、赵益、许结等学术力量崛起，南大文学院再次成为全国古代文学研究重镇。虽不如《南大文学院百年史稿》介绍得全面，历史却是更加鲜活了。 关于治学，周勋初先生在楚辞、韩非、文选、文心雕龙、李白、高适、唐小说、近代学术、文献整理等诸多研究领域卓有成就，书中多是研究过程中的心得，读者自当受益匪浅。想起几年前自己列出的感兴趣的阅读方向，因目前得以暂时从重压中脱身而有些许闲暇时光，总算逐步付之行动：心理学、宗教学、民俗学、神话学、人类学、考古学、符号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知这最后终将只是一个空想，但当读到周勋初在谈《九歌新考》时多次提及胡小石先生给予了他启发，即需结合神话学、宗教学、民俗学等知识，顿感惊喜。仔细一想，上述诸“学”均是我读书时顺藤摸瓜摸出来的，看来这些领域如今本就有了一定的亲缘关系了，又或是文学所涉范围太广的缘故吧。只是前几年的时候还想着读《程千帆全集》来着，一直到现在也没开始，上述诸学在我这的命运可想而知了。 最后，周勋初先生的书的价值自不必说，该书还提及了诸多学人与著作，读书时可作参考，略摘录如下： 自二十世纪始，清廷覆灭前后，就有一些先行者参照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撰写有关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专著。就文、史、哲而言，似乎要以历史方面的著作出现为早，名著也多，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正、补编，直到现在一直有人在阅读，其后出现的吕思勉《历史研究法》，生命力也强，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有新版。……梁启超与吕思勉的书都曾重印过多次，方法方面的书都不难求得，陆懋德的专著《史学方法大纲》却是命运多舛，未能广为流传，殊为可惜。 从哲学来说，讲治学方法的书似乎较少。早期蔡尚思的《中国思想研究法》；改革开放之后，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都曾产生过很大影响。这两本书中所讲的“方法”，似乎偏于治学态度与读书方法，张岱年的书要晚出得多，方法论的探讨也就深入很多。 严耕望在历史研究上建树颇多，下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功夫，因此他的“治史三书”，讲的心得，都能给人以启发。 有水平，则什么题目都能够做好；没有水平，好题目也写不好。如韩愈，写得人很多。我最喜欢读陈寅恪先生的《论韩愈》，就两三千字的文章，但是写得十分漂亮。……我觉得要真正提高自己的层次，还是要读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文章，因为确实写得好，对人有启发。 我跟胡先生（胡小石）做研究生的时候，他说学《楚辞》，三本书一定要读，一本是王逸的《楚辞章句》，一本是朱熹的《楚辞集注》，还有一本是戴震的《屈原赋注》，这三本书一本代表汉学，一本代表宋学，一本代表朴学，各有长处。 小石师在文字学方面建树很多。他的《契文举例》一文，学界公认为研究甲骨文语法的开山之作。 千帆先生以为，拨乱反正，树立正确的学风，必须从指点读书门径开始。因此他亲自为学生讲授校雠学，后与学生徐有富合作，编成了《校雠广义》四卷本，内分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大类，1994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后于1999年获得了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国家图书奖”，在教育界与学术界发生了很大影响。 千帆先生还为学生规定了几种基本书，如《毛诗正义》《楚辞章句》《史记》三家注、《文选》李善注等，属于文史方面的一些基本典籍。 小石师是研究《楚辞》的名家，但他不太写东西，因此外面的名声似乎比一些著作等身的学者要低。只是我在比较的过程中，却慢慢地体察出他的过人之处来了。 袁珂的《中国古代神话》出版后，博得了很大的声誉。该书主要贡献在于编织故事，将一些零碎的材料在某一位神或某一故事名下作系统的梳理，这与我所从事的《九歌》研究取径不同，无可取资。 小石师认为，研究先秦文学中的神话传说，材料可分五等：一为《尚书》及《诗经》中的《生民》《玄鸟》等诗；二为《楚辞》《山海经》《穆天子传》及《庄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三为《淮南子》《史记》及纬书中的零星材料；四为《列子》《帝王世纪》《搜神记》等后出典籍；五为王嘉《拾遗记》、沈约《宋书·符瑞志》《神异经》《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等内容更为庞杂的材料。我在研究神话传说时，一直遵照这种教导，选用一、二等材料，不用四、五等材料，即使采用，也仅用在介绍源流演变时提供一些旁证。 中国步入开放阶段之后，努力克服主观臆断乃至信口开河的积弊，考证之风兴起，一些研究唐代文学的人往往兼治史学，但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还未能顾及。我一直喜欢读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等书，至是乃就李白的特殊经历进行全面的考证…… 《史记·封禅书》是研究先秦两汉宗教问题的重要文献。有关各地的神祇，周天子与地方诸侯以及秦、汉朝廷中奉行的祀典，其中都有详细的记叙。神话、传说问题与宗教问题密切相关。 因为要读高適的诗，就找他的集子和《全唐诗》来读。 因为要读他的文，就找《全唐文》来读，从而了解到尚有《唐文粹》《文苑英华》等一类总集。 因为要了解高適的历史背景，就读《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从而又知道还有《册府元龟》等一类史书。 因为要了解前人对高诗的评价，就读《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唐音癸签》《诗薮》等书。这方面的材料，以前教中国文学批评史时多少接触过，不过这时又扩展到了《唐诗纪事》等书，视野开阔了些。与此相关，我对“唐人选唐诗”的几种选本也涉猎了一番。 高诗在书目中的记载很不一样，我就研究书目，了解到宋代的几种书目，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以及王应麟《玉海》中的目录部分，都有关于唐代名人的记叙，于是目录学方面的知识提高了一步。 诗人之间的交往，见之于笔记与小说中者为多。我对记载比较集中的几种笔记，如《国史补》《唐语林》等，也一一查阅。 高適早年落魄江湖，后又崛起为高官，行程万里，经历复杂，我就阅读相关的典章制度和地理志类书籍。 高適的出身，史无明文，我就转向墓志等材料中去发掘。我已明白，岑仲勉等人于此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收获巨大，因此我又读起《千唐志斋藏石》等拓片，后又对罗振玉等人的著作一一泛读。 从岑氏等人的书中，我又知道尚有《郎官石柱题名考》《御史台精舍题名考》等典籍。这些书，过去中文系的人从不去阅读，连名字都不会听到，这时我已视作考证的好材料，读得津津有味。 与此相通，我又读了徐松的《登科记考》和林宝的《元和姓纂》等书，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文献也增加了认识。 《全唐诗》中有一首刘长卿的《秋夜有怀高三十五适兼呈空上人》诗，情况似乎很特殊，我又跟踪追击，翻阅《宋高僧传》等书，得知高適还曾接受过不空和尚的灌顶，因而可以定为密宗信徒。 例如史传部分，讲到《旧唐书》与《新唐书》时，就要设身处地，把我过去读史时遇到的困难，系统地归纳一番，然后指出解决的方向，这就必须提高学识，参考今人的著作，如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黄永年的《唐史史料学》等。 《太平广记》《类说》《绀珠集》和元代陶宗仪的《说郛》搜集笔记小说最多，《太平广记》记叙比较完整，《类说》《绀珠集》删节较多，《说郛》则情况不一，视书而异。此外，像《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白孔六帖》《海录碎事》《锦绣万花谷》《近事会元》，甚至篇幅甚小的《五色线》《续释常谈》等书中都有可资参证的文字。 研究唐代笔记小说，《资治通鉴考异》一书亟应重视，这不光是因为书中所录笔记小说的文字接近原貌，司马光对记载的可信程度有所判断，而且有些征引的小说，像林恩的《补国史》等，不见其他任何记载，《唐语林》卷一叙高崇文伐蜀事，卷二叙杜悰议抚云南事，卷三叙李固言诫刘从谏事，卷六前后叙及文宗问《春秋》大义与李训的解释，篇幅都很长，只保存在此书中。 对于《文选》，我没有下过多大功夫，只是读过骆鸿凯的《文选学》等几种常见的书，知道日本藏有《文选集注》的一些残卷。罗振玉于民国七年(1918)印过其中的十六卷，取名《唐写文选集注残本》，辑入《嘉草轩丛书》。中国学人中，如傅增湘、高步瀛、余嘉锡、黄侃等，接触过此书，且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曾援用过若干资料。 我喜欢读余嘉锡的书。 日本学人早就利用《文选集注》进行过许多深入的研究，像斯波六郎、森野繁夫、冈村繁等几位，都曾进行过细致而深入的钻研。《选》学本属中国的传统学术，但在当今之时，国学的探讨也不能固步自封，必须加强文化交流才是。 《太平御览》为存世最重要的类书之一，保存的古籍极为丰富，但要想对这些残存的片断文字一一进行校雠，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书是根据前时的《修文殿御览》《文思博要》《艺文类聚》等书编成的，然《修文殿御览》《文思博要》等书已经片纸无存，更谈不上用作校雠。如整理，只能做一些断句之类工作。 《太平广记》的情况有所不同，存世者无宋本，明本倒有几种，内中既有刻本，也有钞本。汪绍楹整理的《太平广记》，流传很广，依靠这一整理过的本子，已经可用，学界也没有出现过多少批评文字，说明这一本子大体上说已经接近完美，有人想做进一步的整理，必须大大加工，如多方搜求材料进行互勘等。 《文苑英华》的情况有些类同，此书传世的刻本不多，抄本又繁杂，因此从版本来说回旋的馀地不大。想把工作做得细一些，如从诗文中提到的小注着手探求古本原貌，却又工程浩大，甚为艰难；用作者本人的集子来校吧，却又漫无边际，难以控制。例如白居易的文字，书中收录很多，若用白集单行本来校，也就与整理别集的功夫差不多了。朱金城的《白居易集笺校》下了很大的功夫，日本学者还说用的古钞本太少，好多流传于日本的古钞卷子没有用上。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以《册府元龟》为中心，协调众多人员，分从不同方面加以研究，事后由刘乃和编成了一本《册府元龟新探》，1983年时由中州书画社出版，我曾阅读过此书，因此在确认项目与撰写《前言》时，受益不少。或许可以说，这本小书并不热门，一些历史系的教师也未必会加以关注，但对我这样一个中文系的教师来说，及时能作出决定，却是提供了知识上的准备。 中国的一些古籍，流传到日本、韩国等地的一些钞本或版刻，极为珍贵。例如日本各地收藏的《白氏文集》钞本，原是日本遣唐使僧惠萼在苏州南禅院中抄去的六十七卷本，最接近白居易诗歌的原貌，又如韩国的奎章阁本《文选》，其中的五臣注，比之国内的各种版本都要近真。 钱钟书的这本《宋诗选注》还是有其明显特点，选者对宋诗的理解，体现在诗的评与注中。《序》文也有特点，体现出研究者的个性。读者一看这文字，就可断定出于钱氏之手。这种境界，难能可贵，值得珍视。 张可礼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中特设一章，讨论“研究综述”的写作，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概括，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也指出了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文心雕龙》一书自当倍加重视。我总认为，若想剖析刘勰的理论体系，必须从玄学与佛理下手，特别是玄学，更具首要意义。 像其他通史一样，批评史也可分为上下两段。上半段可以魏晋南北朝为重点，下半段可以明代为重点。前者承上启下，理论建树最为突出；后者内容丰富，戏曲、小说等理论均有可观。如把这两个时段的理论研究出个眉目，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就可以梳理清楚了。 中国学术起于先秦，因此不论是儒、道二家的经典，还是其他诸子百家的学术，抑或《左传》《史记》等史籍，都对魏晋南北朝时的文士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人们如对先秦两汉的学术缺乏了解，恐怕很难深入到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深层研究中去。 研究古代理论的人不能忽视艺术领域中的一切成果，因为各门艺术之间有其相通的地方，而魏晋南北朝人更多兼通各种艺术者。 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文心雕龙》是理论方面的重镇，《文选》是文章学方面的重镇，学者必须投入很大的力量才能有所成就。 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曾对关公现象作过很好的研究，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阅读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听他在各种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印象尤为深刻。在此之前的三十年，大家的思想受到严重禁锢，看待问题视野狭窄，头脑中尽多条条框框。王先生不但熟读马恩原著，而且精通西方思辨哲学，看问题时，不但眼界高，而且要比常人深刻得多。 陈寅恪，就是由于《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四声三问》《李太白氏族之疑问》《韦庄〈秦妇吟〉校笺》等文，对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文史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应该说，《金明馆丛稿》等论文集中几篇单篇论文的影响，绝不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下。 浦江清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声誉甚高，也就因为留下了为数不多的一些论文，水平很高，《花蕊夫人宫词考证》一文尤传诵一时。 钱钟书著作甚多。他在学术环境正常之后首先推出《旧文四篇》，可见他对这四篇论文（《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论通感》《论林纾的翻译》）的重视，而这几篇文章确是足以传世。 我的一个女学生俞士玲，博士论文做的是西晋文学研究，其中有关陆机、陆云的部分，她先整理成了一本年谱，我把它推荐到古委会去，编入“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古委会请人初审时，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古委会出的书总要与古籍整理有些联系，《陆机陆云年谱》是否能与此搭上界？我就为之辩解，以为书中的考证文章就有四五十处之多，对二陆的历史与文献作了细致的辨析，这里就有文献方面的整理与研究方面的开拓，与丛书的宗旨正相切合。自从此书于2000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后，一直得到学界的好评。大家认为此书有新意，有开拓，解决了不少具体问题，对推进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有其贡献。这书的最大特点，也就是作者读书得间。陆机、陆云传世的文字不多，千百年来人们翻来覆去地读，确是难以读出新意，俞士玲能从中发现大量问题，可以说明她具有研究者的素质，我之所以留她任教，也是着眼于此。 马来西亚籍的学生余历雄把三年听课笔记整理了出来，取名《师门问学录》，由凤凰出版社出版。读者阅读此书，就可发现他的勤奋，读的书多，提出的疑问也多。傅杰教授在《书林漫游录》中说：“其读书的勤勉，提问的到位，恐怕是不少本国的学生都要自愧弗如的。” 胡传志的博士论文《金代文学研究》，就是他在一次介绍读《中州集》的体会之后，发现内有新意，在这方面有开拓馀地，因而鼓励他，指导他，步步深入，才取得成绩的。目下胡传志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不俗的成绩，我又建议他再向上下世代继续开拓。 后来我读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等文，才知道唐人受西北一些游牧民族的影响，婚姻观念有了一些改变，这更增加了我提出李白受突厥文化影响这一论点的信心。 孙昌武著《柳宗元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柳宗元大辞典》上介绍：“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部全面详细介绍和评论柳宗元，影响较大的长篇著作。”此书亦负时誉。书出不久，就得到了一些日本学者的重视，随后接受京都大学等单位邀请，前往讲学，均可看出这一著作的影响之大。 陈寅恪以宗教为新的视角，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史领域中不断开拓，引领学术界走上新路。他对唐代文士的研究，也卓有建树。例如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的附论《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内纵论韩愈与白居易的宗教信仰，…… 后起的一些研究佛教文学的学者沿此道路向前开拓，取得了很多新的成就。陈允吉先后写下了《“牛鬼蛇神”与中唐韩孟卢李诗的荒幻意象》《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韩愈的诗与佛经偈颂》《韩愈〈南山诗〉与密宗曼荼罗画》等文，均曾得到学术界的好评。陈氏后将这些论文编入《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一书内，上海古籍出版社列入“中华学术丛书”，亦可觇知其成就之丰硕。 所喜者，有些愿望已有学生一辈在完成。张伯伟著《禅与诗学》，曹虹著《慧远评传》，高华平著《凡俗与神圣》，在佛教与文学的问题上都有开拓；吴正岚著《金圣叹评传》，论证传主的新见时以为受到了华严宗的影响，把研究的层次提升了一步，说明他们都已具备跨学科研究的能力。王青著《汉朝的本土宗教与神话》，赵益著《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都对道教与文学的关系作了新的探索，凡此均有新意。赵益还应中华书局之邀，整理了道教中的经典著作《真诰》一书，列入《道教典籍选刊》，也是颇为不易的事。 民国时期，先后有两位《选》学大师在此讲学。东南大学时期，扬州李详（审言）负天下重望，通儒沈子培称其精于《选》学；中央大学时期，蕲春黄侃（季刚）享有大名，章太炎许为“知《选》学者”。 东南学术的几位代表人物都在中国文史的领域中分别作出了贡献，如黄季刚的经学、小学、《选》学与《文心雕龙》的研究，小石师的文学史、楚辞、诗歌、书法史，辟疆师的唐人小说、清诗、目录学、《水经注》研究等，都有开拓新局面的作用。东南学术后来受人重视，也就为这一群体恢复了历史原貌。 程千帆先生为发扬东南学术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在求学阶段亲炙这些大师，颇得各家真传，因此他的治学，能够体现这一学统的特点。他提出，治学应重文献学与文艺学的结合，而重文献之说，即承清儒朴学而来。千帆先生早年有《文论要诠》（后改名《文论十笺》）一书行世，首列章太炎的《文学总略》，后有章学诚的《文德》《古文十弊》等多种，说明其时他很重视章氏“大文学”的观点，而与时人普遍倾向纯文学的看法不同。后来他又提出“两点论”，且付之实践。除学习理论、注重文献外，还要背诵名篇，从事创作，培养艺术感觉，以为这样才能深刻领会前人的诗意。因此，他在培养学生时，也要让他们写作古文与创作诗歌，全面提高他们的修养。 科研方面又分两个方面，个人项目与集体项目并举。程千帆先生先后推出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古诗考索》《史通笺记》《校雠广义》等著作多种，我先后推出了《唐语林校证》《文史探微》《唐人笔记小说考索》等著作多种，卞孝萱先生先后推出了《元稹年谱》《唐代文史论丛》《刘禹锡研究》等著作多种；程千帆先生主编了《明清文学理论丛书》，我主编了《唐诗大辞典》，这些都曾产生过很大影响。 在历史书中，我很喜欢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范老国学基础深厚，文笔省净，而又见解高，看问题一针见血。评论古人，说好说坏，态度鲜明，不迎合世俗之见。 罗根泽先生在《古史辨》第四册中收入了他自己写作的好多篇文字，达到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一直得到学界的尊重。1958年人民出版社约请他编成《诸子考索》一书，单行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于本世纪初编《蓬莱阁丛书》，邀请我编了一本《罗根泽说诸子》，均可说明其在子学上贡献之巨。 广岛学派之于《文选》学，自斯波六郎始，历经小尾郊一、森野繁夫、冈村繁等人，直到当下正活跃于学界的富永一登等年轻学者，一脉相承，代有撰述，从不懈怠。不但个人成果可观，整个学统亦卓然树立。 田氏这一著作（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在陈寅恪所开辟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陈氏从典章制度、种族民族、民俗宗教、家世姻族等角度分析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翻开了学术史上的新篇章。田氏从分析流民集团着手，且对郗氏、庾氏、桓氏、太原王氏等家族重新作了审视，还对苏峻之乱等情况作了新的考察，得出了很多新的结论。此亦可见，学术研究要想求得突破性的进展，必须对前人的著述玩味有得，从中发现可以再作开拓的着力之点，也就可以取得新的成就。 经过历史的一大曲折，大家慢慢认识到，在批评《古史辨》派的人中，张荫麟的《评近人顾颉刚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一文具有很高水平。 老辈学者认为，中国学术起于先秦，治学之人应当在先秦学术上打下一些基础，即使专攻小说、戏曲，也应如此。我与章培恒讨论过这方面的问题，他就推崇孙楷第的成就，认为可称此中翘楚。而孙楷第之所以能在这领域内取得成就，也就因为他在先秦两汉的学术上也下过一番功夫。 《唐诗大辞典》《唐才子传校笺》《全唐诗人名考证》等著作，把唐代诗人的研究提升到崭新的高度。与我们工作相关联的唐诗研究、唐代文史研究新的著作和工具书不胜枚举，如：《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唐人轶事汇编》《唐刺史考》《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全唐诗补编》《全唐诗重出误收考》《唐代墓志汇编》《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等等。于是形成品类齐备、性能良好的工具库，使我们考索疑难、追踪信息方便而快捷，颇有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之感。一言以蔽之，《全唐五代诗》工程，深深植根于一代学术积累的沃土，得众手之浇灌，才能茁壮成长，结成无愧于时代的硕果。 曹虹、俞士玲、徐兴无、赵益、许洁等南大老师见《治学经验谈十六 教学终身 甘苦备尝——教育生涯中的若干突出事例》

二十篇学术随笔，读完只觉得有些人就是天赋型选手。 一些具体的体会就是1.不管做研究还是阅读，积累知识都要专通结合，拓展视野；2.做研究要扬长补短，找到自己擅长的方向与方法；3.写论文比做项目重要

周先生生于1929年，今年驾鹤西去，惭愧的是我在备考期间才略微了解了一些老师的学术成果。之后叶嘉莹老师、琼瑶女士先后谢世，令人唏嘘。今年文学界实在是大变啊。 我觉得研究文学，重在求新。这当然是基于史料上的。老师研究过李白“剔骨葬友”，曹魏“三世立贱”，很有意思，让人有恍然大悟之感：原来还能这么解读。老师自述以《文选集注》《册府元龟》的编印为荣，现在看来，老师确实有长远目光。 我看到对老师有这样一条介绍，“无党派人士”，直到看了本书，我才明白这一句的由来。

对于有志做学问的人而言，这本书里几乎处处都是金玉良言。看周先生是如何处理好学术研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尤其在广博和专精之间取得很好的平衡。周先生所记录的南京学术几十年来的沉浮变迁更是极为珍贵。周先生对自己从日本觅回《文选集注》一事，是很骄傲的，但这份成绩在教育部那里没得到很高的评价，周先生明显有意见。最后一篇周先生妻子的长文也分外有趣，不可错过。

这是周先生的治学经验谈。 读这本书，能够大体了解周先生的处事为人和工作成绩。周先生的一些经验之谈，很给我启发性。

太喜欢周老的语言了！ 2024年3月13日12点30分初读周老文章的第2天 却看到新闻周老于昨天离开了人间 😭😭😭 学术大师 思想永存！ 大千世界作者浩渺，冥冥之中能读到一本好书，识得一个妙人何其有幸！

周先生言传身教，务实高效，实是学问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