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浪费

美国经济学教授的著作。我读这本书的最大收获，是明确并认同了教育的信号价值理论：文凭主要为了发出"信号"，教育的本质是一种“筛选信号”—雇主并非真正在意学生掌握运用了多少具体的学科知识，而是借由取得文凭这一行为，判断其“智商、责任心、服从性”等难以直接观测的特质。我结合自身的求学与求职经历，感觉这可以作为一个理解角度，让我有种"确实如此"的共鸣感。 作者认为当教育沦为“军备竞赛”的筹码，学习本身的意义被消解了许多。书中运用详实数据揭露“文凭通胀”的秘密：1950年代，高中学历足以胜任多数白领岗位；如今，许多基础行政岗要求硕士学历。教育年限的延长并未带来能力跃迁，只是让“信号门槛”越来越高（个人花费大量学习费用和多年时间，社会消耗万亿教育经费，最终产出的却是“高学历、低岗位适配”的错位劳动力）。这种“为信号而教育”的逻辑，让教育成本与收益严重失衡。 但是，他主要是经济学视角的量化研究，所提的很多观点相对激进且极端，让人读来一阵惊怕。很多东西，尤其是教育方面的，一定能完全量化吗？他不太在意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内隐作用。对于这本书我存疑之处是：教育的“非功利价值”要如何安放？比如哲学、艺术、历史等人文课程，虽难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却塑造着文明的精神底色。卡普兰的“工具理性”框架，是否会窄化教育的维度？ 这也提示我们：教育的改革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信号功能”与“育人本质”间寻找平衡：既要承认教育的经济属性，也要守护其人文光辉。

书名不论是译名《教育的浪费》还是原名《反对教育的理由》，都没能体现作者在本书中想表达的真实意图，如何提高个人受教育的效率。 作者认为当今教育的主要功用是向雇主传递受教育者智力、服从组织力和负责任力的信号（即文凭的鉴定功能），提高劳动力水平作用只占很小部分；受教育对个人相比未受教育或更低文凭教育回报率较高，但对社会整体回报不明显，在社会经济及就业岗位相对固定前提下（教育对职位的零和搏弈）普遍接受教育导致学历通胀贬值和内卷竞争，造成教育投入浪费；对于学习能力差或不能忍受学校学术性教育的孩子，没必要浪费太多时长接受在校教育，可以趁早参加工作提高实用技能或接受职业技能培训，但在包括线上教育在内的认证还不能与学校教育文凭等效前提下，这个建议很难被接受；学校开设的课程大部分对实际工作没有实用价值，也有更多的途径和方式获得，除非将来仍从事这些课程的教学研究，大部分人没必要在学校浪费时间学这些知识；政府可以缩减对教育的财政投入，把钱用在更有效的地方，减少高中和大学毕业率，降低教育内卷和雇主对高文凭的盲目认可。 由于社会对教育的期望偏差，作者的主张注定是另类的且难被认同，但确是理性的声音。尤其是对学习困难或缺乏兴趣的孩子，家长们不妨考虑一下作者的建议。

一如美国人的啰嗦。基本一万字就能写完的事儿又写了几十万字。我理解的作者有三个观点： 1. 教育作为人才筛选信号是合理的，但不能成为仅有的标准。 2.高等教育的大量专业学的大量知识工作都用不上，不如搞成价廉物美的职业教育。 3.目前教育的投入过高。 马克思韦伯将合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用来谈教育再合适不过了。作者的所有观点都是基于教育的工具理性来谈的，我不能说他有错，但凡事只看一面终究还是偏颇。工具理性认为教育是实现某个目的的条件和手段，所以它应该具有性价比，应该可以用划算来衡量，而现在文科的专业不对口率高达70%，在工具理性上浪费确实很大。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教育服务的是什么？人的终极自由？社会的发展，公平，人类效益的最大化？显然都不完全是，因为教育本身就是目的的一部分。这就是“价值理性”。人本身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因为人的教育既是成为人的手段也是成为人的目的，它并不取决于它成功的前景。在价值理性层面，教育从来就没有浪费过。 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国家基本强调的是专业教育，把知识进行分科，再分专业，再分方向，固然可以使专家越来越精，但我们也发现相比于民国的大家们，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大师几乎不再有了。以前是各行如隔山，现在不同方向都难得有共同语言，所以专业对口成了越来越难的事。如果我们用工具理性的标准去衡量高等教育，浪费就会越来越大。前两年 ，我一个朋友和新婚的丈夫回国，丈夫专业对口进了华为，但她学生物的，很难找到对口的工作而且加上已婚未育，城市受限等等，决定在网上教英语，赚钱也不少，今年怀孕了 ，在家工作也随时可以调节工作loading。从专业上无疑是浪费的，她是生物的博士，本科毕业就出国硕博连读，回来成了个英语老师，靠的还是托福和国外上课的那点底子，完全不懂 教育学，但教师证考就是，再难总难不过当年的高考吧。她的硕博算浪费吗？我不觉得，生物学知识就在那里，能做出点新突破的呢少之又少，大部分的研究者都是那“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没有人去研究，怎么能“供养”出那一点突破呢？而这学习研究一路上的经验才是真正难得的技能，能把高考玩转的人，中国的几乎所有考试你都能掌握考试技巧。对高等教育来说，学习路上的体验胜过学习知识的结果。 今年过年，我妈说，我以前觉得考研很容易，你们那会谁不是想考哪儿考哪儿，现在的孩子们考研怎么就这么难了呢？隔壁弟弟北航的本科连本校研究生都没考上。我很无语，妈，考研从来就没有容易过。我们虽然生长在大学校园里，我们那代孩子从来就没有动用过你们的资源，我们楼上就住着外语系的教授，我们的英语愣是从初一才开始ABC学习，所以我们的高考也好考研也罢都是靠的自己的硬实力。而现在的这帮孩子呢？谁不是小学初中高中都是特级教师辅导着，所有家庭的教育资源全部动用起来应试，当然你在高考这一关卡上会比非教师家庭占优势，考上更高的大学，但上大学后呢，没了拐杖还是得自己走，学力这个东西最终还是会现原形的。 未来的教育会何去何从？ 我觉得教育是有滞后性的，社会发展是阶梯式的，突然发展到需要IT技术的时候，IT人才就会短缺，然后各大高校开始培养，这培养期至少要十年，等大批电子通信计算机硕士博士毕业后，发现就业市场渐渐开始饱和，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曾经的英语是最热门的专业，而现在英语专业的几乎找不到翻译类的工作，可能连文秘类的都找不到。要想赢在教育上，必须要对社会发展有至少20－30年的前瞻性，至少要超前一代，而这种要求对于越变越快的社会，任何国家都达不到这种精度。宋运辉的时代化工还是国家的支柱和重点，现在呢？东海厂如何了？化工专业为什么就变成天坑了？那这么多前仆后继学化工的学子又该怎么办呢？我爸跟我说学校准备把中文系并入美术系，成立美学院，办了35年的中文系也结束了，他曾是中文系的系主任，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中文系都曾是这所大学的第一大系。老头子心有戚戚焉，一方面感叹新一任校领导的大刀阔斧，砍掉不能让学生们找到工作的专业，另一方面，他也不明白什么时候中文专业居然成了“无用”的专业了。与其讨论未来什么专业能火，不如思考一下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 我更偏向未来的赢家会是博雅型的。没有具体的专业，或者说精通多门专业。郝景芳举过一个例子，做动漫的时候，发现懂美术的不懂电脑，懂电脑的不懂美术，而中国能美术技巧和电脑技术都精通的人才不到2000人（这里是精通，不是知道或了解，用一万小时理论来理解），自然是供不应求。未来也会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需求和研究方向，它不可能被预知，就需要有人能够根据过往的学习经验产生的“学力”来应对，至于你的学习经验来自于哪个具体专业，根本不重要。我有一个大学同学是学俄语的，高考俄语147，但我们电子专业是以英文为基础的，到了大学他才开始学习ABC，他照样考过了英语四级，读了研，去了华为，在墨西哥工作，天天讲英语。我曾问过，俄语和英语差老远了，如果你这样自学都能把英语学会，那我学的这七年又算什么？他说，都是外语，学习方法都是一样的，等英语学好了，再学同语系的德语法语不就更快?语言的相似性和学习语言的方法并不是一回事。你会哪种语言不是最重要的，能快速学会任何一种语言，这个“学力 ”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万Sir说创新往往在系统的边缘，新的方向往往也在学科的交叉处，很多完全无交集的学科未来也会交叉起来，这些交叉的地方就是创新的地方。 另外一点就是教育是投资还是消费？ 大部分的中国家庭把教育当成了消费。国内高考太卷，就出国留学，普通家庭靠工资继续随随便便就为孩子投进去一两百万教育资金。算一算一个孩子出生到工作的教育投入，两三百万算少的，可你想过你家孩子能挣回来吗？算上通胀和贴现，职业生涯也就20－30年，他也得找个年薪稳定在20万以上的工作才可能偿还你的教育成本。这个学留得值吗？我侄女每年3－5万的课外辅导费，高中估计会更多，我说就按12年算，你这50万下去高考能多几分？能有50分吗？一万一分你觉得划算不划算？不如用这50万给她付个首付，估计保值率都高的多。我很少遇到会算教育账的家庭，父母都觉得怎么都不能穷教育，可是教育大多数时候是个无底洞，消费得起的请随意，消费不起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要算算账呢？我女儿的幼儿园同学大多都出国了，他们也问我准备让孩子出国不？我说不，我是要卷高考的。他们觉得这样不是很累吗？我觉得如果因为高考累就避开其实会少了真正的“中国特色”体验，千年来，科举才是真正的中国教育特色，古代的王公贵族都不会选择避开科举，而通过科举的才会被认为是真正的人才（当然，落榜文人比比皆是，但落榜的丞相没几个吧？），连高考都不敢比，如何面对将来生活更大的风雨？ 有人觉得我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我从来不反对留学，以前的小伙伴留美留欧的都不少，我要不是恋爱脑也出去了，但和现在不同，他们都是申请全额奖学金出去的。90年代教师家庭那点工资，勉强能供点生活费，学费是根本给不起的，他们留学的成本和国内的大学差不太多，无非生活费贵点，而那会国内大学连机房都得限定时间使用，能出去尽量都出去看看。而这些年学校的老师们整一个砸锅卖铁的留学热，还有卖了房子去留学的，我就想问，你觉得是你儿子保值还是房子保值？以前留学的小伙伴是因为国内的教育资源没有国外的全面，都是从清华，北大，中科大，北邮这种学校考出去的。现在国内外的教育资源差距已经小了很多，对普通孩子来说，国内的已经够够的了，能上二本的就努力够个一本，能上一本的就够一够211 985，顶级大学都吃不饱了，再去世界看一看。眼界是好东西，但也要算算成本，博物馆不止有卢浮宫，每个省会的博物馆都很有料，你认真看过吗？ 哎嘛，我还说作者啰嗦，我更啰嗦。

一、对于个人来说，上大学或许很有用，但对国家来说，大学正在浪费资源。 1.大学教育非常贵：学费、生活费都非常高，而且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要花四年宝贵的青春，在此期间不赚钱，也不为社会创造任何价值。 2.大学其实并不能让人学会很多东西：上了很多课，但无法学以致用，很多都忘了。很多学生的统计观念确实增强了，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在真实世界使用统计观念。真正能掌握相关学科思维方式的凤毛麟角，基本逻辑推理水平没有进步。 3.大学真的很有用：但并不体现在知识上，而是体现在收入上，这个作用知识针对个人。 4.对个人来说每多受一年教育，收入会提高8-11%；但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国民的平均收入只会增加11-3%。 “无论你是否上大学，统计学知识都是有用的。丹尼尔·卡尼曼曾经指出，统计知识的匮乏是现实世界中许多愚蠢选择的症结所在。” 二、上大学的真正目的，在于发出一个信号——这个人有很强的学习竞争力。信号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学思想，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教育发出了三大信号：智力、责任心和服从力。当然，教育还能释放出许多其他信号。比如，通过一个人的教育背景可以看出他的家庭是否富裕，他是否具备国际化视野，甚至他是否有酷爱国外电影之类的兴趣。然而，对于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雇主来说，这些信号反倒是一种干扰。学业成功的道路是由智力、责任心和服从力这三者共同铺就的。你的学业成绩越强，雇主会越发相信，你具备以上三大特质。这三大特质，才是教育的本质。 学术通胀：对工作种类的文凭要求提高了，但对工作本身的要求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这显然是一种浪费。 这并非让大家不要去读书，相反，没有学历的保证，会失去竞争力。应该在大学里教授更多实用的知识，提高文凭的含金量，多教点显示生活中用得上的知识，因为这个社会对作家、历史学家、政治学者、数学家的需求并没有那么大，而是更需要能解决具体问题的人。更好的方式应该是通过实践来学，而不是仅仅是通过听课来学。 当前的美国教育系统，教育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信号方面，也就是工具性价值——提供世俗成功的回报。试图通过教育来传播成功，最后只会传播教育，不会传播成功。 三、想要实现教育的真正价值，需要具备三大要素： 1.富含价值的内容——通过学习伟大的思想和灿烂的文化才可以塑造灵魂。鼓励人们通过充分的论证、批判性的思维来判断所学内容的价值。 2.高明娴熟的教学方法。这对师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不要照本宣科的老师，要专业精深、更要懂得如何循循善诱的老师。 3.要有求知若渴的学生。“强行把伟大的思想和高雅的文化灌输给那些满不在乎的学生，则意义不大。” 就像恋爱是双向奔赴一样，教育也不应是单向的行为。

1. "教育就像剧场里的观众起立：个体为获得优势而投入更多教育，但当所有人都站起来时，没人能看得更清楚，只是所有人都更累了。"【核心隐喻，揭示教育信号的零和博弈本质。】 2. "普林斯顿大学没有门禁，任何人都可旁听课程，但没人这样做——因为雇主只认文凭，不认知识。"【讽刺信号比教育过程更重要。】 3. "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已死，21世纪的问题是文凭已死——但我们仍在为葬礼买单。"【批判文凭通胀下的教育迷信。】 4. "最好的教育改革是让教育变得更贵、更短、更实用。"【政策主张的精炼概括。】 《教育的浪费》（The Case Against Education: Why the Education System Is a Waste of Time and Money）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的代表作，当代公共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领域的领军学者，其研究以“将经济学严谨性与现实问题洞察力结合”著称。该书以教育经济学为核心视角，挑战了传统人力资本理论，提出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信号传递而非技能提升的颠覆性观点，入选《彭博商业周刊》2018年度最佳非虚构作品。 一、核心论点解析 1. 教育信号理论：文凭的本质是"能力信号" 卡普兰在书中系统阐释了教育信号模型（Signaling Theory），其核心主张： • 信号主导论：教育的价值中50%-80%源于信号传递，仅20%-50%来自技能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文凭本质是向雇主证明"智力水平、工作 ethic、服从性"的信号，而非知识习得的证明。 • 文凭溢价的悖论：收入提升主要发生在"获得学位"的节点（如大学毕业），而非"课程学习"过程。数据显示，完成4年大学但未毕业者的收入仅比高中毕业生高15%，而毕业者则高80%（美国劳工统计局2017年数据）。 • 信号内卷机制：当所有人都通过教育发送信号时，个体为获得竞争优势被迫投入更多教育资源，形成"文凭通胀"（Credential Inflation）。例如：1950年美国只有11%的工作要求学士学位，2020年这一比例升至35%，而实际技能需求并未同步提升。 2. 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批判 卡普兰尖锐质疑传统教育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教育通过提升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 • 知识遗忘曲线：研究显示，学生毕业后1-2年内会遗忘80%非职业相关知识。例如，仅13%的美国成年人能通过高中数学测试，35%无法完成简单的银行利息计算（2003年美国教育部成人素养评估）。 • 专业与职场脱节：40%的大学专业被归类为"非常无用"（如艺术史、宗教研究），仅24%专业（工程、计算机、护理）能直接应用于职场。人文学科毕业生中，65%从事与专业无关工作。 • 教育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美国教育支出占GDP比例从1960年5%升至2020年6.7%，但劳动生产率增速却从3.2%降至1.3%，证明教育扩张并未带来同等社会回报。 3. 教育浪费的具体表现 （1）个人层面：时间与金钱的双重损耗 • 直接成本：美国四年制大学平均总成本（含学费、生活费、机会成本）达16万美元，而学士学位的净现值中位数仅30.6万美元，超过25%的专业投资回报率为负（2021年《教育经济学评论》研究）。 • 机会成本：延迟进入职场导致的收入损失。以法学院为例，毕业生平均负债14万美元，需工作10年才能追平高中毕业后直接就业者的累积收入。 （2）社会层面：资源错配与文凭通胀 • 教育军备竞赛：雇主对学历要求持续攀升，如秘书岗位从"高中文凭"升级为"学士学位"，但工作内容未变。这种"文凭通胀"使教育成为零和博弈——个体收益以他人损失为代价。 • 公共资金低效使用：美国政府每年投入7000亿美元教育经费，其中30%被用于"信号竞争"而非技能培养。卡普兰测算，若将教育支出削减50%，社会总财富反而会增加。 二、政策建议 1. 教育紧缩（Educational Austerity） • 削减政府补贴：减少对高等教育的直接拨款，让学生承担更多教育成本，抑制过度教育投资。 • 差异化定价：对低回报专业（如艺术）提高学费，对高社会价值专业（如护理）提供定向补贴。 2. 强化职业教育 • 普及学徒制：借鉴德国双元制教育，16岁后分流至职业培训，使技能习得与职场需求直接对接。数据显示，德国技工收入比普通大学毕业生高12%，且失业率低40%。 • 微证书体系：推广行业认可的短期技能认证（如编程、医疗护理），替代传统学位。谷歌职业证书持有者平均起薪达6.5万美元，与大学毕业生持平。 3. 重构教育评价体系 • 能力本位替代学历本位：雇主应采用技能测试（如编程考试、情景模拟）替代教育背景筛选。亚马逊、谷歌等企业已取消大部分岗位的学位要求。 • 终身学习补贴：将教育经费转化为"个人学习账户"，允许个体根据职业需求自主选择培训项目。 三、学术价值 1. 支持声音 • 信号理论的实证强化：劳动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2001年诺奖得主）肯定其"将信号模型从抽象理论发展为可验证假说"的贡献。 • 政策影响力：该书直接推动美国部分州削减公立大学经费（如威斯康星州2019年削减1.5亿美元），并促使亚马逊、IBM等企业实施"无学位招聘计划"。 2. 主要批评 • 忽视教育的非市场价值：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批评其"仅以经济回报衡量教育价值"，忽视公民素养、健康水平提升等社会收益。研究显示，大学毕业生参与投票率比高中毕业生高25%，吸烟率低40%。 • 信号与人力资本的不可分性：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赫克曼指出，信号与技能提升实际是同一过程的两面——如通过课程学习培养的"延迟满足能力"既是信号也是实用技能。 四、启示 1. 文凭通胀的中国镜像 • 学历军备竞赛：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从2000年107万增至2023年1158万，但青年失业率却升至21.3%（2023年国家统计局数据），印证"教育扩张未必提升就业质量"。 • 职业教育的困境：中职毕业生就业率虽达95%，但薪资仅为本科毕业生的58%，反映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价值低估。 2. 可能的改革路径 • 高校分类发展：推动600所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为应用型大学，借鉴德国FH（应用科学大学）模式，课程设置需50%以上为实践教学。 • 企业参与教育标准制定：如华为"鸿蒙生态学院"直接参与高校课程设计，毕业生就业率达98%，起薪比普通计算机专业高30%。 五、延伸 • 理论基础：迈克尔·斯宾塞《劳动市场信号》（1973）、加里·贝克尔《人力资本理论》（1964） • 中国视角：《文凭社会》（柯林斯）、《过度教育的陷阱》（曾军荣） • 反驳观点：《教育的价值》（克劳迪娅·戈尔丁）、《大学的使命》（德雷克·博克）

文凭的重量 一、这本书是在什么时间点被我读到的？ 我读《教育的浪费》，是在一个很微妙的时间点上。 身边几乎所有人都在为学历做加法：考研的、考公的、考编的、准备出国的，还有已经工作几年又回头去读在职硕士的。没有人问一句“为什么”，因为这件事在常识里不需要理由——学历越高，收入越高，机会越多，这是从小到大被反复确认过的等式，确认的次数多到我们已经不再把它当成一个可以被追问的命题。 卡普兰要拆的，恰恰就是这条等式的因果部分。8 他最深刻而尖锐的地方在于：他不否认教育有回报，而且承认得比谁都干脆。平均而言，多上一年学，职业生涯里就多一次约百分之十的加薪；2011年，美国的学士学位拥有者年均收入七万零四百五十九美元，高中毕业生四万零六百三十四美元，前者高出百分之七十三，硕士则高出百分之一百二十二；高中毕业生比高中辍学者高出百分之三十。这些数据他全都摆在桌面上，一个字都没有回避，也没有玩“统计口径有问题”这种低级的躲闪。 然后他问了一个更狠的问题：这些钱，到底是因为学校教会了人什么，还是因为学校替雇主证明了一个人本来是什么？ 他的答案是两个字，全书反复强调的两个字：信号。 坦率地说，读这本书之前我也模模糊糊知道“文凭是敲门砖”这句话，但我一直把它当成一句无奈的感慨，而不是一个可以被严格论证、也可以被严格证伪的经济学命题。卡普兰做到了后者。他把“敲门砖”这个词从修辞变成了模型，而且这个模型撑起了一整本书。 顺便说一句，我在读推荐序时停了下来。书里引了《绿野仙踪》里“人人都有大脑，大学毕业生和你我一样只有一个大脑，但他们多了一样东西——文凭”这段话，我觉得可疑，去查了出处。结论是：这段出自1939年米高梅的同名电影，不是鲍姆的原著小说。原著里奥兹给稻草人的不是文凭，而是用钉子和糠皮填充的脑袋。电影里那张文凭的名字叫“思考学博士”（Th.D），是个很漂亮的讽刺。我喜欢这类较真，因为它提醒我：一本书里最像格言、最容易被摘抄转发的段落，往往也是最需要核对的段落。我打算用同样的标准来读卡普兰。 二、信号是什么，以及它切中了什么？ 卡普兰给自己的定量主张其实并不极端，这一点很多人没注意到。他说，在学生的教育经历中，约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了发送信号上；在教育带来的经济回报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信号的价值。他个人更倾向于把信号份额估到百分之四十左右。 三分之一——这个数字不大，但它足以把“学校教知识，知识换钱”这条完整链条敲出一道很宽的裂缝。 他的推理路径很清楚：找工作的时候，雇主真正想知道的是三件事——你聪明不聪明、你负不负责任、你听不听话。而学校恰恰是这三样东西的漫长考场。智力不用解释；责任心指的是自律、职业道德、对品质的坚持；服从力则指你理解和遵守社会期望的程度。学业成功需要这三样，工作成功也需要这三样，所以“学业表现好”就成了一个关于未来生产力的、成本极低且相当可靠的代理指标。 我很喜欢他关于服从力的一段推论：你没法用非教育的方式去发出服从的信号。因为选择不上学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在拒绝服从“人人都该上学”的社会期待。你想证明自己合群，却用了一个最不合群的姿势，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这是我读到的关于“为什么没人敢退出”的最简洁的解释。 他还把教育信号归到“统计歧视”这个范畴里。这个概念一开始让我有点不适，但他举的例子很实在：年轻男性的车险保费更高，不是保险公司认定你这个具体的人开车毛躁，而是因为在平均意义上这个判断成立，而逐一核实每个人的驾驶风险太贵了。雇主判断学历也是同一个逻辑——他不可能为了找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去面试所有申请者，甚至给每个人发一份offer来筛选，那个成本高到荒谬。于是他和竞争者一起，接受了一纸文凭的粗粒度定价。 顺着这条思路往下，有两个我原本想不通的现象被解释通了。 一个是作弊。按人力资本模型，作弊毫无意义——你没有真本事，雇主凭什么多付你钱？可现实中作弊回报极高，学生也心知肚明。信号模型一句话就说清了：作弊骗的不是知识，是文凭，而文凭直接兑换成工作机会。也因此，学校严惩作弊不是道德洁癖，而是在维护自己那张文凭的含金量，是在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学生保住他们手上凭证的价值。 另一个是大学里的荒诞。既然进校门靠的是分数线，那进校之后努力学习就是一件收益为负的事——学生在期末拼命死记硬背，考完就清空，四年之后把那张纸拿走，剩下什么都没带走。他引用的调查很扎心：大学生每周只花十三个小时学习，社交十二个小时，电脑上十一个小时，看电视六个小时。他还引了一句我很想抄在笔记本上的话：“我们假装教，他们假装学。” 而全书里我认为最有力、也最有制度史价值的一个细节，是格里格斯案。1971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格里格斯诉杜克电力公司案”中裁定，只要少数族裔在智商测试中表现相对较差，雇主就不能依赖这类测试来招人；这条判决的逻辑后来被写进了1991年的《民权法案》。于是出现了一个非常荒诞的后果：雇主明知三个小时的智商测试就能得到和一张名校文凭几乎等价的信息，却因为法律风险不能自己做测试，只能把这件事外包给大学。大学因此变得越来越富有，而学生和家长愿意为那一纸凭证倾其所有。 这一点让我对整本书的评价提高了一档。它说明卡普兰不只是会摆模型，他还知道制度是怎么被一步步推到今天的样子的。一个制度之所以牢不可破，往往不是因为它有效，而是因为它同时满足了太多方的利益。 三、能力偏差：卡普兰自己请来的那只“幽灵” 如果只能推荐这本书的一章，我会推荐能力偏差那一章。它是全书方法论水准最高的一章，也是最能看出作者诚意的部分。 问题本身很好懂：教育溢价里，有多少是“读大学”造成的，有多少是“能读大学的人本来就强”造成的？这个质疑有一个标准的两步校正法——先测量能力，再比较能力相同、教育不同的人的收入差距。 他先给了三个把直觉钉死的例子。第一个是比尔·盖茨，哈佛最著名的辍学生，大二就已经是拿奖的程序员，拿平均数据去说“盖茨要是读完大学能多赚百分之七十三”，是睁眼说瞎话。第二个是参照系错位：典型的辍学者本来就是低于平均的高中生，他们该和“低于平均的高中毕业生”比，而不是和平均水平比；大学生该和“高于平均的高中毕业生”比。第三个是运动类比，我个人认为是全书最好的类比：职业球员练得最多、打得最好，但这不代表我练够了就能打职业——他们还有力量、身材、敏捷、年龄和抗痛能力。要测“练习”的效果，得拿我和“练了很多年、一百六十多磅、四十六岁、膝盖有伤的书呆子”比，而不是和职业球员比。 然后是数字。智商本身值钱：每高一分，收入大约高百分之一。校正认知能力后，教育溢价平均缩水百分之十八（1999年的一项综述）；换用质量更高的AFQT测验，缩水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用数学能力校正，男性缩水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女性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二十三个国家的国际数据平均缩水约百分之二十；最狠的一项把智力、家庭背景、教师评价、自我认知全部校正进去，缩水一半。校正非认知能力后，AFQT加自尊加宿命论共缩水约百分之三十；把怕失败、自我效能、信任这些态度和去教堂、看电视、爱干净这些行为都算进去，再缩水百分之三十七。他最后给出的裁决是：认知能力偏差百分之二十（谨慎）到百分之三十（合理），非认知能力偏差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五。校正之后，辍学的损失大约百分之十五，本科溢价仍有约百分之四十，硕士约百分之七十。 用他的话说，能力偏差是一台真实的缩水机，能把教育回报理个发，但剃不了光头。 我在这里对他产生了两种相反的情绪。 一种是佩服：主流劳动经济学界有一派（他称为“卡德共识”）认为能力偏差很小、甚至为零，他正面顶住了，而且是用方法论顶的——那些被奉为更干净的准实验，双胞胎里受教育更高的那个通常也更聪明，出生季节根本不随机，义务教育法的效应里混着南方各地区自己的趋势。最干净的路径是直接测能力再校正，而它给出的偏差很大。他的收束是一句很硬的话：该信哪一个，一目了然。 另一种是警惕，而这份警惕一直延续到第六章。既然能力偏差的估计区间是百分之二十到四十五这么宽，那么后面在计算社会回报时，把它当成一个精确的折扣项去乘，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他自己也承认很多数字靠的是判断力而不是证据，还专门辩解了一句——难道我们非要等学术界拿出全面翔实的证据，才能给正面临决策的学生、家长、工作者和决策者建议吗？这话有道理，但代价是：他的结论对假设的敏感度，远远高于他自己在叙述中流露出的那种确定感。 四、学习迁移的破产：一本让我在自己身上做验证的书 如果说信号和能力偏差是这本书的理论骨架，那么关于学习迁移的那一章，就是它最让人不舒服的部分——因为它不是在跟经济学家吵架，而是在跟每一位老师的良心吵架。 “我教你的是思考的方式，而不是思考的内容。”这句话我们每个人都听过，我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它听上去非常温暖，既抚慰了讲台上的良心，也平息了对教育价值的怀疑。卡普兰的回应是去翻证据，而证据相当冷酷：一个多世纪以来，研究学习迁移的教育心理学家反复测量教育的隐性智力收益，主要发现是——教育是狭隘的。除非两个问题在形式上高度相似，或者研究者给出强烈提示，人很少会主动把解决A的方法迁移到B上。他引的那个经典实验我很熟悉：先教被试一个军事难题（将军把大军分路行军、最后在堡垒会合，以避开路上的地雷），再让他解决一个医学难题（如何用射线杀死肿瘤又不伤健康组织），后者只是前者换了一层皮。真正的迁移，就是把“先分散、再集合”这层底层结构从表面特征里剥出来，而绝大多数人做不到。 更让人难受的是那几条被顺手补上的事实。 遗忘。暑期学习损失的研究显示，经过三个月的暑假，学生的平均智力会回落到大约放假前一个月的水平，而且年龄越大跌得越狠：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暑假里阅读能力还略有提高，到了中学，一个暑假就能抹掉放假前三个多月积累的阅读能力。所以“取消寒暑假、改成全年教育”这个看起来最直接的补救方案也是无效的——学生迟早要毕业，毕业那天，损失照样开始。 外语。综合社会调查的结果是，只有百分之零点七的人声称自己是在学校里“非常好”地学会一门外语的，另有百分之一点七说“很好”。而且这还只是自述。卡普兰由此得出的结论很残酷：如果你没有在家里学会一门语言，你也别指望能在学校里学会。 批判性思维。教育确实能提升批判性思维，但幅度极小。高中毕业班只是略好于高中新生，大学生读完四年没有显著提高，研究生毕业班相对一年级新生几乎没有提升。 智商。这一段我读得很仔细，因为他先给了“教育让人变聪明”的证据——放暑假、间歇性缺课、延迟入学、辍学都会显著降低智商分数，某些幼儿教育实验能把智商提高三十多分，从同龄组的第二个百分位提到第五十个百分位。看上去铁证如山。然后他把刀翻过来：练习可以让几乎任何人在任何测试中提高成绩，而这只是“毫无价值的提升”，提升的是分数，不是智力；更关键的是，这种提升维持不住，研究者称之为“智商衰退”效应。他引了《献给阿尔杰农的鲜花》——那篇讲智障男子查理被实验性治疗变成天才、又迅速退回原状的小说。他说，医学实验奏效了，但从更深的意义上，它失败了。用科幻小说给一个劳动经济学结论收尾，这种写法我很难不喜欢。 这一段我在“写想法”上写了一句话，因为我自己就是活体样本。我确实记得高中被逼着背下来的那些公式和年份，如今几乎清零；我也确实在某些需要写东西、需要拆解一个问题的场合，比别人顺一点。这两件事并不矛盾。迁移不是零，它只是极其狭窄、极其昂贵，而且必须被刻意触发。有意思的是，我在笔记里给“既然暑期学习损失这么巨大，为什么不取消暑假”这段话标注了两个字——间隔复习。这是抵抗遗忘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全书中几乎是唯一一个把悲观结论转成可执行动作的地方。卡普兰本人的方案是刻意练习，爱立信提出的四个条件：任务清晰目标明确、有改进的动力、能获得反馈、有充足的机会反复操练逐步改良。我把这一条抄下来了，因为它是这本书里我真正能带走的东西。他还用一个肌肉的类比把“学习如何学习”这套说法彻底钉死：只练右腿，左腿不会变强；停止训练，肌肉会萎缩——思维能力没有任何理由例外。教育体系建立在教育者的自负之上：我们谈着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却幻想着讲台下的人获得了他们所需的核心能力。 五、从个人回报到社会回报：那三分之一到底意味着什么 到这里，书的火力都还停留在“教育效率不高”的层面。从第六章开始，卡普兰换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靶子：他把个人回报和社会回报分开，然后指出二者之间存在一道巨大的落差。 支撑这个转向的是两个概念。 第一个是组合谬误，他用的例子是看比赛：从座位上站起来，你的视野确实更开阔；但如果所有人都站起来，没有人看得更清楚。这个例子太好用了，好用到它几乎可以直接搬到学区房、补习班、考研报名人数上去。对个体而言是理性选择，对全体而言是纯粹的内耗——他在笔记里被我标注了“内卷”两个字的地方，说的就是这个。 第二个是教育的德雷克公式：一项教育的实际社会效益，等于“观测到的两组人之间的收入总差额”，乘以毕业率，再乘上（1减能力偏差占比），再乘上（1减信号占比）。这个连乘结构本身就很有说服力——它把前五章讨论的所有折扣项一次性全部纳入，也一次性暴露了它的脆弱：四个因子里有三个是估计值。 代入数字之后的结果相当震撼。在“谨慎信号”假设下（也就是对教育相对有利的假设下），高中毕业证的社会回报率是百分之三点四，勉强过得去；学士学位不足百分之二；硕士学位是负百分之四，他用“灾难”两个字来形容。他甚至说，与其把钱投在教育上，不如投到道路基建、癌症研究、治安、生育奖励或者干脆还债——后者几乎肯定回报更高。他还补了一句刀子般的话：哈佛前校长博克那句话“如果你认为教育很昂贵，那就试试无知的代价吧”，听起来很有力，但它默认了教育的成本—收益关系已经算清楚了，而事实并非如此。 再叠加两个他顺手拆掉的论证。 一个是文凭通胀。总有人说现在是信息时代，工作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学历要求自然水涨船高。他翻出数据：工作要求的提升速度远远追不上受教育程度飙升的速度。研究者做过分解，学位门槛的抬升里只有大约百分之二十来自技术要求真的提高，剩下百分之八十来自文凭主义本身。他那个比方很刻薄也很好记：假如人人都有学士学位，那想扫厕所的人可能得去读个“清洁学研究”硕士。 另一个是公私部门差异。私营部门比公共部门更重学历；而且政府支付给低学历者的工资偏高、给高学历者的偏低，是“压缩”的。所以“文凭主义只是靠政府撑起来的”这个辩解不成立。 到这里，整本书的逻辑闭环了：教育提高了个人的收入，但并没有同等地提高社会的产出；那张文凭在大多数时候只是在重新分配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这个结论如果成立，那么前几章那些零散的浪费——那些被遗忘的公式、那些记不住的年份、那些没人听懂的课——就不再是效率问题，而是分配问题和道德问题了。 我承认这个推理链很漂亮。但我也必须说，正是从这里开始，我开始不完全同意他。见下一节。 六、我保留的四点意见 第一，信号份额这个数字太关键，也太不稳。 整本书的结论对“信号占多少”极度敏感。信号份额三分之一时，高中是不错的投资，大学是优质投资，硕士纯属浪费；上升到二分之一时，高中的回报尚可，大学差强人意，硕士成为灾难；上升到三分之二时，连“优秀学生”的社会回报都骤降。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未来被押在了一个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百分之四十的估计上。他去批评贝克尔“雇主很快就能识破”的推断不成立，理由是雇主学习需要几年到几十年（有研究发现工作头十年里能力溢价急剧上升、教育溢价下降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而羊皮效应要二十年左右才消失）——这一条我接受，它确实是有数据的。但他自己给出的“百分之四十”，同样是一个他自己承认靠判断力而非证据的数字。用一套高标准要求对手、用另一套标准使用自己的估计，这是这本书里最让我不安的地方。 第二，对人文教育的处置过于干脆，那个“实用性”分类法尤其粗糙。 他在第二章把本科专业分成高、中、低三档实用性，然后指出低实用性那一档占了毕业生总数的百分之四十点五。我在读到“图书馆学”被列进高实用性时，第一反应是数据陈旧——那张表是2008到2009年的。后来我推翻了自己的判断：这个分类的依据是专业与特定职业的对应程度，不是毕业生规模，也不是就业热度。图书馆学培养的是信息组织、编目、检索、档案管理这些非常具体的技能，直接对应图书馆员、信息专员这样的岗位，所以哪怕人少，它也是高职业导向的。 结论是：如果我要反驳这个分类，正确的做法是攻击它的分类标准过于粗糙——把“能不能对口就业”当成“有没有用”的唯一尺度，本身就是一套很狭窄的价值观——而不是拿数据年份说事。这里我要为卡普兰记一功：他承认这套分类是他为了方便分析而做的自定义归类，也承认标准粗糙。但我同时要把这份意见留在这儿：把历史、哲学、心理学、传播学全都归进“实用性低”，其实是一种可悲的自我设限。他书里有一个很漂亮的数据——他发现，职业导向强的专业毕业生如果从事不对口的工作，收入要掉百分之二十甚至三十；而英语、外语、哲学这些“无用专业”的毕业生干不对口的工作，几乎没有损失，哲学和宗教专业的人甚至在不对口的情况下多赚百分之二十。这恰恰说明，劳动市场对通识能力是有真实定价的，而这部分定价靠“纯信号”解释不了。他把这个事实写出来了，却没有让它的分量进入结论。 第三，在健康和犯罪这两章，他犯了他一直在批评别人的那个错误：把绝对收益和相对地位混为一谈。 书里有一句话，大致意思是教育对健康的好处同样是零和博弈——你提升了社会地位，健康状况更好，但别人的地位下降，他们的健康就会受损。看到这句我停下来了，因为我确信它是错的，至少是把两个层次混在了一起。 健康的改善，主要来自健康素养、绝对收入的提高、风险行为的减少和心理资源的增加，这些都是非竞争性的：我学会了控制血压，不会让任何人的血压升高；我戒了烟，不会让别人被迫吸烟。这些收益甚至有正外部性——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可能接种疫苗、更遵守卫生规范、更少滥用抗生素，这些都降低了别人的健康风险。传染病是负外部性，所以需要公共手段去内部化；而教育的健康收益主要是正外部性，所以公共投入不是“帮一部分人赢过另一部分人”，而是降低整个社会的疾病负担。 真正有零和成分的是社会地位竞争：你通过教育爬到更高的相对位置，别人的相对位置可能下降，并可能因为相对剥夺感而健康受损。但这是地位比较的零和，不是教育健康收益的零和。而卡普兰恰恰在这两章把它们装进了同一个麻袋。这很讽刺——他前面用“能力偏差”这把刀剖开别人的归因错误，自己却在健康、犯罪、生育率这些领域里不太设防。他自己也提到行为遗传学的结论：基因的影响强烈而普遍，养育的影响微弱且零星。那么按他的严格标准，“教育降低犯罪率”这个结论同样需要做能力偏差的校正（辍学者的那些麻烦——抽烟、喝酒、早恋、惹事——早在辍学之前就出现了），他在犯罪那一章确实做了这个校正，做得不错；但在健康和其他几项上，他明显的更放松。 第四，政策结论走得比证据远。 他在结尾给出的方案是：中小学实行基于经济状况调查的教育券，纳税人的钱只用来资助贫困儿童的教育；高等教育结束纳税人补贴；如果他更激进一步，就把学校和国家彻底分开，把教育政策一并废除。他还说，提高学费是有意让上大学成为“更坏的买卖”，从而让它在社会层面变成“更好的买卖”。 这套方案的底色是自由意志主义，他自己也不讳言（他专门推荐了迈克尔·休默的《政治权威的问题》）。作为一套逻辑，它是自洽的。但在这里，我必须把语境这个变量拿进来。 在美国，学生可以借款、信用市场相对发达、私立大学占主体，提高学费确实可能挤压掉一部分纯粹为了发信号而进入的需求。但在中国，这个推论是危险的：学费一旦提高，首先被挡在门外的是农村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而不是那些“为了发信号才来上学”的学生——因为在我们的语境里，高等教育同时承担着社会流动的功能，很多时候它是寒门子弟唯一的上升通道。卡普兰自己也承认教育扶持的几条理由都说得通（学生心智不成熟、学生遭受信用约束、缺乏正外部效应），只是认为要以总体估算来权衡。我要说的是：在信贷环境、就业结构、社会保障都不同的地方，这个估算的结论可能完全反过来。 顺带说一句，关于“大学的学费折扣其实是价格歧视”这个判断，我也要说一句保留意见。价格歧视这个定性没错，但把它说成“从富裕、不擅长研究政策条款的客户身上榨取额外利润”是错的。大学的高标价加折扣模式，本质上是基于支付能力的交叉补贴——富家子弟付全额，补贴了低收入学生的折扣，这更接近累进税，而不是榨取消费者剩余。而且真正不擅长研究条款的，往往是第一代大学生和低收入家庭，而他们恰恰是拿折扣最多的人。 七、职业教育：我读完之后最愿意接受、也最觉得疼的部分 全书我最愿意接受的是第八章。而且我认为，它对中国读者来说，是整本书里信息量最大的一章。 他的论证有几层。第一层是事实：职业教育的个人回报率比传统高中教育高出至少一个百分点，对成绩差、对学术课程毫无兴趣的学生尤其明显，回报体现在更高的工资、更高的就业率和更高的毕业率上；唯一的负面发现是，人到了五十岁之后，职业教育背景会轻微拉低就业率——但考虑到它在五十岁之前带来的收益，这个发现与其说是弊端，不如说更肯定了它的好处。 第二层是污名。这一点他写得很刻薄也很准：反对职业教育的人，往往在不经意间把职业教育里的信号份额设定成了负值。为什么？因为去学汽车维修，会被社会视为“缺乏做更好工作的能力”，也就是说，这条路径发出的不是普通信号，而是一个坏信号。所以问题不在于职业教育本身没有价值，而在于它为谁、在什么社会氛围里提供价值。 第三层，也是我认为全书最漂亮的一个判断：为什么职业教育的社会回报特别高？因为追逐地位是零和博弈，追逐技能不是。传统教育主要靠抬高学生的社会排名来给他们回报，而排名是相对的，有人上去就有人下来，平均排名永远不会变。职业教育主要靠培养技能，而技能的平均水平是可以真正提高的。更进一步地说，“差学生”的社会回报之所以特别多，是因为职业教育把一批犯罪倾向较高的人导向了生产性的工作，同时不会引发新一轮的文凭通胀。这一段我几乎划了整页。 往下翻到结尾那几段对话，他讲得更直接：真正应该做的不是拿纳税人的钱去大张旗鼓地搞学徒制，而是松开管制的手，认真评估劳动力市场上所有的工作机会；在那些对学业不感兴趣的孩子十二岁左右，就应该干预，引导他们去接受职业教育——这些孩子可能一生都找不到所谓的使命感，但职业教育至少能帮他们得到一份劳有所得的工作。 读到这儿，我心里想的是另一个国家的事。我们这边有一个词叫“普职分流”，还有一个更响亮的词叫“双减”。政策的方向感是对的，但卡普兰的论证让我意识到，中国的职业教育问题从来不是供给不足，而是社会承认度不足——是家长宁可多花钱送孩子去上一个谁都知道不怎样的本科，也不愿意让他去读一所真正能教会他手艺的职业学校。这种偏好不是非理性的，因为在一个把学历当作身份认证的社会里，职业教育发出的确实是坏信号。要改变它，靠增加职校学位没有用，得靠改变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上被赋予的权重。而这恰恰是卡普兰全书的结论：他反对的不是让人受教育，他反对的是让文凭贵成那样。 八、落回到我自己 这本书没有说服我退学。这句话我得说出来，因为它是我读完之后最想确认的一件事。 它做的是另一件事：它让我把两件一直纠缠在一起的事情拆开了。 第一件是发信号。文凭是一张入场券，是狩猎许可证——他这个比方我很喜欢：你可以拿着它去狩猎，但没人保证你能打到猎物。入场券的价值是真实的，但它同时是零和的、是内耗的、是别人多拿一张我就少拿一张的。认清这一点，我不会因此不考，也不会因此不读，因为规则就是规则，拒绝进入游戏的人并不英雄，他只是被扣分扣得最快的那一个。 第二件是练本事。本事是可以真增长的，它的增长不依赖于比较，也不依赖于谁来给你发证。它的路径爱立信已经写清楚了：任务明确、有动力、有反馈、反复操练。这四条我抄进笔记本的时候忽然意识到，它们跟我从小到大接受的“学习”几乎没有重合之处——我的学校训练恰恰是目标模糊、动力来自恐惧、反馈只有一张期末卷子、操练只有重复而不是改进。 我过去之所以对“学的东西没用”这件事有那么大的怨气，是因为我把这两件事混在一起了：我一边在心里拒绝后者，一边又指望前者替我解决人生问题。结果就是既怨恨，又不敢走开。 现在我大概可以同时做到两件事。一是我会老实地把信号发完，因为我知道它值钱、也知道它不公平；二是我不再期待这条跑道替我练出本事，本事需要自己另开一条线去练习，而且要练一辈子，因为不练就会萎缩——他那个肌肉的类比在这一层上用得很对。 认识规则不等于放弃努力。恰恰相反：只有认识了规则，努力才不再是要么全信、要么全反的一场赌博。 九、最后说一句这本书的毛病 我不完全同意卡普兰。我认为他的信号份额估得太满，他在健康和犯罪那两章偷了懒，他的政策结论带着一股明显的自由意志主义气味，走得比他的证据远，而且最要命的是，他把“人为什么要受教育”这个问题，几乎完整地翻译成了一道投资回报率的计算题。 第十章叫做“教育与灵魂的关系”，是我最期待、也最失望的一章。他证明强迫式的教育从来没有赢得过学生的心——学校在塑造外部行为上或许很有效，但在赢得内心拥护、培养主动思考上几乎无所作为；他用的证据是卡戴珊的谷歌点击量是瓦格纳的二十倍、是休谟的两百倍。这个论证我同意一半：我确实不认为靠强制灌输能让人爱上高雅文化。但“没有赢得全体学生的心”，不等于“没有在任何人身上种下种子”。高雅文化本来就是极少数人、极长周期的事情，用全社会的点击量做分母去衡量，等于一开始就选错了尺子。书里还有一句话，说教育让人更愿意工作，把工作放在生命中更重要的位置——他甚至带着一丝怀疑地反问，这到底是好是坏。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但我不接受这种反问的落点：把更多时间给工作，可以是被驯化的结果，也可以是因为这个人找到了他想做的事，这两者在他笔下被合并成了同一个现象。 尽管有这么多保留，我仍然认为这是一本值得认真读的书，而且是那种读完之后会改变一些具体行为的书。它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结论对不对——我认为它的结论有相当一部分需要打折——而在于它做到了三件事：把一个所有人都看得见、却没有人愿意当众说出口的问题搬到了台中央；用“信号”和“能力偏差”这两个概念，给这个直觉提供了一套可以被检验、也可以被反驳的语言；以及，非常难得地，它在批评一个庞大体系的同时，没有把矛头对准那些在体系里挣扎的个体。 最后。我读到结尾处那句老笑话时笑了：“能者行之，不能者为师。”他补了一句：短短一句话，其实早就暗示了教育系统会失败。 但我想给这个笑话加一句我自己的注解。既然我们每个人都得先把信号发完，那这件事本身就不必太苦。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教育无用，而是我们把信号当成了能力，把入场券当成了本事，然后在毕业很多年之后，才发现手里那张纸既没有兑现成钱，也没有兑现成人。 我读这本书，不是为了不读书。我是为了知道自己在读什么。

教育不仅是智力的信号，还是自律、职业道德、对品质的追求等责任心的信号。作者认为教育对收入的影响，信号占了80%，只有20%是教育提升生产力带来的收入提升。大学文凭释放了很多信号，足够的智力水平，愿意顺从社会的期望，有团队意识和大局意识等。生活中不缺乏数据，缺乏的是从已有的数据中提取出信息的理论方法。 这本书，我花26个小时读了两遍。直到总结阅读心得的时候，才意识到越来越不对劲。作者在第二章说，大学《基础力学》这门课上有一个问题，把硬币抛向空中，硬币脱离手之后，它受到几个力。教科书上的正确答案是重力，但很多人会认为还有向上的推力。甚至在这门课结束的时候，还有72%的人给出错误的答案。我认为这是一个智力陷阱，哪怕是初中物理水平的学生，都知道硬币还受到了空气的摩擦阻力。如果在这里你被作者忽悠了，那后边就会掉进他的陷阱被洗脑。 在第七章《我们需要更少的教育》中，作者呼吁政府应该对教育100%的放手。这个主张让我心头一惊，这明显是要让资本上位啊。突然就想到了前些天在B站上看到的一个视频。B站UP主“讲真话的孙博”在《犹太资本为什么败在中国》视频里讲到，犹太金融集团害怕单一民族族群，因为它底层存在着极端民族主义的胚芽（原文是萌芽，我觉得胚芽更合适），这个胚芽可以不发芽，但在需要的时候可能会迅速发芽。比如德国，犹太金融集团害怕中央集权，出现第二个小画家出现。犹太资本夺舍政权，在中国行不通。我们是世俗的中央集权国家，宗教权力无法掣肘政治权利。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高于资本，金融资本的发展有天花板。我们是以黄种人为主、以汉族和汉化少数民族占98%以上的单一民族国家，传统意识形态同一化程度非常高。让教育脱离政府的管控，就是犹太金融资本试图瓦解我们统一思想的努力，给他们挑起男女对立、搞字母圈运动打基础。 想到这里，我简单搜索了作者Bryan Caplan，没有搜索到他民族信息，但长得有点像犹太人。这时我又想到刚看过的漫威神剧《女巫阿加莎》，里的人物威廉卡普兰就是犹太人。百度告诉我，Caplan是个犹太姓氏。 作者身份的解谜，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了我的一些疑惑。为什么作者在能够如此深入细致的分析信号在教育回报的比重的同时，却不能在提出一些大胆的建议后，完全不去考虑这些建议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作者呼吁未成年人应该有靠劳动获得报酬的权力，但哪些雇主需要这些心智不成熟的人来工作呢？未成年人进行全职工作，很容易被骗财骗色，作者也完全没有考虑。这还都是简单联想就能想到的，根本还没细想。 在作者眼中，现在的教育基本全是弊病，需要彻底铲除重建。但我分明看到了存在即合理。学校用最少的人力成本，把孩子集中在一起管理，避免了绝大多数意外。这些意外不止是孩子们弄伤弄死自己，也避免成年人被他们的冒失行为所伤。想象一下，关闭所有的学校，孩子们满大街风跑，会撞倒多少老年人。把孩子和大人隔离起来，让孩子不给成人社会添麻烦，让他们能安全的长大，让家长有时间去工作，让家长不被孩子逼疯，这就是学校最大的意义了。做一定程度的隔离，互不打扰，减少摩擦。 作者呼吁缩减教育开支，但加大教育有明显的好处。学校扩建让城市扩大，周围的土地被征用，农民变得有钱。低价强征高价卖出的情况，这里不谈。土地除了建校园，也给老师盖了楼，老师也得到了好处。大学使周围繁华，建了商业街，许多人有了生计。施工建设给建筑工人和承建方赚钱的机会。同时带动了水泥，钢铁行业。以前毕业的人可以去当老师，解决了就业问题。 我认为教育质量的问题，本质是分配的问题。分配的问题不解决，教学内容就只能在选拔高素质人才的单一道路上继续异化。分配做好了，教育质量做好了，产业布局做好了，就不会毕业即失业了。

这是第一本书让我在看的过程中，感觉自己像一个墙头草一样摇摆不定。 换句话说，这本书的观点，部分认同，部分难以苟同，甚至有些……理解不能。 这本书叫做《教育的浪费》，英文名为The Case Against Education: Why the Education System Is a Waste of Time and Money。 作者是一位自由主义者经济学教授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他以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跨学科视角来审视美国现行教育系统。 他认为美国人（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发达国家）花了太多时间接受正规教育，学习了很多无用的知识和技能，然而这样的教育却带来了世俗成功层面的丰厚回报——好工作、高收入。 作者是如何定义哪些知识是有用的，哪些是无用的呢？ 他认为学校传授的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这样的通用技能在【大多数】职业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音乐、高等数学、历史、艺术等这类知识很少用在工作上，除非你未来的工作是教授这些课程的老师。 如何解释上面的矛盾是本书的重点。作者利用经济领域的信号模型来解释学校教育和职场之间的“不匹配”。 信号模型由迈克尔·斯彭斯因提出，他因此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教育在劳动力市场被视为一种信号：一个人教育层次越高，标志着他的生产力能力越强。”进一步来说，学校教育没有教给学生多少实用的工作技能，但学生通过多年的“寒窗苦读”而获得的文凭，向雇主传递了自己智力高、责任心大和服从力好的信号。 书中我个人比较认同的观点是有三点： 首先是现实世界中，雇主通过教育背景来选择员工是一件更为高效的方式。 工作成功和学业成功都需要人具备智力、责任心和服从力。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雇主，让学校筛选出来符合这3大特质的员工，是多么高效的行为。 正如我的父亲当年对我说的，考上大学是走上社会一块重要的敲门砖。而这本书给出了所谓“敲门砖”的一个解释，即“只有你发出了信号，职场才不会永远忽视你的存在，你才有机会在职场上大显身手。” 而当员工工作了一段时间，发现绩效不理想时，雇主想要解雇该员工，其实也不是说炒鱿鱼就炒掉的。这很有可能破坏团队凝聚力和士气。因此作者认为这也反过来凸显了教育信号的重要性。 因此，雇主为了尽量避免解雇不适任的员工，往往也倾向通过比较教育背景（谁的文凭更高、毕业院校更好、在校成绩更好、在校经历更优秀）这种更为稳妥的方式。 其次，现实职场中文凭的门槛不断抬高，远远超过实际工作的需求，即“就业失衡“与文凭通胀的现象。 信号模型对此的解释，这其实是反应了一种“内卷”，即工作者为了超越彼此进行的无休止消耗战。 在书里看到这个解释，也让我对现在中国学校教育的“内卷”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教育下一代不是为了培养他们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而是让他们获得世俗上的成功——体面的工作，随之带来的各种高收入、福利、人脉等资源。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人有了工作才能在现代社会生存下去。若无法生存，还有什么资格谈其他？ 可是这些所谓的【体面工作】，其实有多大程度上把人异化成工具，像一个螺丝钉一样钉在某个地方动弹不得呢？ 从信号模型的角度来看，个人寻求更多的教育往往是合理的，因为会给个人带来较高的经济回报，而作者宣称在查看了各种不甚完美的研究证据之后，可以给出一个更合理的结论：“教育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 在这书里，作者不仅阐述自己的观点——“教育主要是信号”（注意，不是“纯粹只有信号”）之外，他还把各方批评者的意见一一列出，进行反驳。 这些批评者包括唯人力资本论者（宣称教育教会学生实用技能）、自负的教育工作者（宣称教育能帮助学生“学会如何学习”）。 作者在仔细调查了美国学校开设的科目（尤其是高校专业设置）、学生真正掌握的知识以及成年后的知识留存情况后，发现唯人力资本论严重高估了教育的价值。 而作者更是揭露了教育工作者鼓吹教育的价值是一个谎言——学校教了什么课程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教会了学生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其证据就是，教育心理学家耗费了近百年时间开展的深入研究，结果发现教育并无什么神奇之处，塑造品格之类的论调无非是自我安慰罢了。 因此，就当前的美国教育系统，作者认为教育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信号方面，也就是工具性价值——提供世俗成功的回报。但他并不否认教育的内在价值，也就是其真正价值。 想要实现教育的真正价值，作者认为要具备三大要素（这是我较为认同的第三个观点）： 首先是富含价值的内容——通过学习伟大的思想和灿烂的文化才可以塑造灵魂。鼓励人们通过充分的论证、批判性的思维来判断所学内容的价值。 其次是高明娴熟的教学方法。这对师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不要照本宣科的老师，要专业精深、更要懂得如何循循善诱的老师。 最后是要求知若渴的学生。“强行把伟大的思想和高雅的文化灌输给那些满不在乎的学生，则意义不大。” 这三大要素从教什么、怎么教、教给谁都提出了严苛的要求。就像恋爱是双向奔赴一样，教育也不应是单向的行为。 在阅读此书时，犹如在看《奇葩说》的开杠环节，作者与他所描述的批评者，唇枪舌剑。而作为读者的我，就像中间的那个杠来回摆动。一会儿觉得正方有理，一会儿觉得反方有理。 作者说，书里的结论是基于统计数据。然而这本书的中文版，没有把原文注解、参考文献和索引等信息直接附在书里，只是在书末加一个二维码，让读者自助。中文版里也没有标注出序号，所以就算扫码了，也不能和正文进行一一对应。只能说，此举真的给这本书的说服性大打折扣。 此外，这本书涉及了不少统计学的术语，比如“修正偏差”、“控制变量”之类的术语，看得人似懂非懂。 因此，就算作者在文中提出了削减教育投入、提高学费等激进的教育政策建议，都不如这样一个内容令我印象深刻—— “无论你是否上大学，统计学知识都是有用的。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曾经指出，统计知识的匮乏是现实世界中许多愚蠢选择的症结所在。”（书P44） 所以嘛，管他教育的价值主要是信号还是其他什么的，反正阅读这本书至少让我又发现一个知识盲区，那么对个人而言，那就是阅读不能停，立志成为终身学习者咯。 感谢你阅读到这里。我是疏影书影，混沌清醒之间发现书中惊喜。

孩子8岁，同龄人都在卷。我迷茫的是，等她长大后的社会，可能不是现有经验能推导出来的了——现在这套教育的内卷机制，是否真的适用于这个时代的孩子？ 作者的核心观点是：教育主要是发信号，不是真的提升能力。学业好，向雇主证明的是聪明、靠谱、能坚持，而不是你学了什么。对个人来说，多读书确实能多赚钱；对社会来说，教育投入产出几乎为零——只是重新分配了好工作，没创造新价值。 信号模型我认。它解释了为什么卷停不下来：所有人投入更多，排名没变，但所有人都更累。花的时间钱，买的是相对位置。 大学扩招就是个例子。扩招确实有缓解就业压力的功能——把年轻人放进教室几年，缓冲了当时的就业冲击。但连锁效应比这深远得多。学历信号被稀释，硕士变成本科的新门槛；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错位，一边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一边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竞争继续往前移，好大学、好高中、好初中甚至好小学，都变成了信号链上的环节。我感受到的“卷”，很大程度上就是这套信号系统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延伸。 但信号和人力资本不一定对立——教育既筛选人，也改造人。作者为了论证清晰把两者对立起来，现实可能是混合的。 书给我的实际启发是：真正的问题不是卷不卷，而是除了应付筛选，我还希望孩子长出什么，比如习惯、责任感、好奇心、内驱力。 我不可能让孩子完全隔绝单一评价。但在家里，我可以帮她看见自己身上不被分数衡量的部分。不替她选路，帮她长出一个能自己判断“什么对我重要”的内核。这个内核，任何时代都带得走。

《教育的浪费：一位经济学家眼中的教育投资》（布莱恩·卡普兰） 核心论点：现代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信号筛选（证明智商、勤奋、顺从），而非技能培养；社会过度投资学历，造成巨大时间与金钱浪费。   前言+引言 - 作者背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六年跨学科研究（教育/心理/社会/经济）。 - 核心问题：教育投入>实际回报，学历通胀、就业错配、资源浪费。 - 核心框架：信号理论解释教育价值；区分个人回报（高）与社会回报（低）。   第1章 教育的神奇之处 - 教育是最强社会信号：学历=智商+责任心+顺从的背书。 - 无学历者易被贴上“懒惰、愚笨、不合群”标签，连面试机会都没有。 - 学生策略：刷分、混文凭、考完就忘，核心是“拿证书”而非“学技能”。 第2章 无用的教育无处不在 - 课堂知识大量脱离职场：几何、高等数学、文学理论、外语等，多数人工作用不到。 - 毕业即遗忘：成人对所学内容记忆率极低，且与职业无关。 - 学历通胀：人人上大学→文凭贬值→读研/读博内卷，门槛水涨船高。 第3章 无用的教育带来丰厚回报 - 个人回报高：学历越高，薪资越高、失业率越低（教育溢价）。 - 本质：雇主认文凭不认能力，文凭是低成本筛选工具。 - 悖论：对个人理性，对社会浪费——零和博弈，你挤掉别人，社会总产出未增。 第4章 信号模型：答疑解惑 - 人力资本模型（传统）：教育→提技能→涨工资（高估）。 - 信号模型（作者）：教育→筛特质→发信号→涨工资（主导）。 - 关键证据：羊皮纸效应（毕业即加薪，与学到多少无关）；辍学但能力强的人回报低。 - 反驳：教育非纯信号，基础读写算仍有用，但占比小。 第5章 教育的个人回报 - 成本：学费+机会成本（不工作的收入损失）。 - 收益：终身薪资溢价、就业安全、社会地位。 - 分层回报：- 优等生：大学投资回报率≈10%（划算）。 - 中等生：≈2.3%（勉强）。 - 差生：≈1%（不如理财）。 - 结论：个人理性选择，但非人人适合高等教育。 第6章 教育的社会回报 - 社会回报=个人回报-信号转移成本（零和部分）。 - 实证：教育扩张未提升整体生产率，仅推高学历门槛。 - 负外部性：- 政府补贴→过度教育，纳税人买单。 - 学生时间浪费→青春消耗，延迟独立。 - 内卷加剧→心理健康恶化，竞争恶性化。 - 结论：社会回报远低于个人回报，过度教育是公共浪费。 第7章 我们需要更少的教育 - 核心建议：削减高等教育规模与补贴，减少学历内卷。 - 具体措施：- 提高大学录取标准，淘汰低质量学生。 - 减少政府学费补贴，让市场定价。 - 缩短学制，聚焦核心技能，砍掉无用课程。 - 反对“教育=进步”：更多教育≠更好社会，资源错配更危险。 第8章 我们需要更多的职业教育 - 对比：学术教育（信号强、技能弱）vs 职业教育（技能强、信号弱）。 - 现状：职业教育被歧视，社会地位低、资源少。 - 价值：匹配职场需求、低浪费、高社会回报。 - 建议：- 政府加大职业教育投入，提升师资与设备。 - 企业深度参与，校企合作、订单式培养。 - 改变观念：蓝领≠低人一等，技能人才薪资可超白领。 第9章 童工的问题何在？ - 传统观点：童工=剥削、有害、不道德。 - 作者视角：贫困国家童工是生存理性选择，禁止童工可能致家庭更穷。 - 教育替代：免费优质基础教育+职业培训，才是根除童工的根本。 - 结论：反对童工，但反对盲目禁止；教育是最优解。 第10章 教育与灵魂的关系 - 教育的内在价值（非功利）：塑造人格、传承文化、启迪心智。 - 三要素：有价值的内容、娴熟的教学、主动的学生。 - 现实：过度功利化→灵魂教育缺失，学生只重分数与文凭。 - 平衡：工具价值（信号/技能）+内在价值（人格/文化），不可偏废。 第11章 五谈教育与启蒙 - 教育≠启蒙：启蒙是独立思考、理性批判、自由人格；教育常是灌输与顺从。 - 五场对话：1. 教育与理性：学校抑制批判性思维，标准答案至上。 2. 教育与自由：学历束缚选择，职业被文凭框定。 3. 教育与创新：过度教育扼杀创造力，顺从者更易成功。 4. 教育与幸福：学历≠幸福，内卷焦虑、精神空虚普遍。 5. 教育与未来：减少学历崇拜，回归教育本质，才是出路。   结论 - 核心总结：教育是必要的浪费——个人趋利，社会低效；信号主导，技能次要。 - 改革方向：少学术、多职业；少补贴、多市场；重技能、轻文凭。 - 终极追问：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还是筛选人？ 技术附录 - 毕业率与学生能力数据：能力越低，毕业率越低，投资回报越差。 - 统计模型：教育回报的信号效应分解，量化人力资本与信号的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