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与文明（译文视野）

至今还记得口罩期间，除了恶补各种流行病学知识，关注各种全新的病毒相关消息，就是看“群体免疫”和“共存”引发的争议和讨论（真的吵得够热闹的）。人类面对传染病，经常被比喻成“一场战争”，我们常常觉得，必须也只有“获胜”一途。 读了《传染病与文明》，作者独特的人类学视角，才知道了与病毒“共存”或者说“共生”，甚至“群体免疫”这个概念或者说是一种“历史事实”，一直都存在着，虽然也许只是被动选择。 没想到成书已是十多年前，但三年来的体验再读本书，有种被提前预言了一遍的感觉。 一开始就很吸引人的，以一场1846年发生在法罗群岛的麻疹疫情，作者用全新的人类学的视角，讲述长达万年的，人类文明和传染病之间的“恩怨情仇”（呃，并没有……）。 在我们的概念中，原始的祖先们应该是过着缺医少药的痛苦不堪的生活，但作者通过“粪化石”的考古，说明他们除了一些寄生虫和炭疽病之类，倒是很少有现代人面对的健康问题。至此，作者每每在书中用历史事件来阐述全新的流行病学概念和观点： 人类进入农耕文明伴随着传染病的出现和“兴盛”，人类的定居人口的增长还有开始饲养家畜，都为本来只有野生动物宿主的细菌和病毒，创造了“生态位”，麻疹就是来自狗和牛，而我们每个人一生都会得无数次的感冒，最初可能来源于猪和鸡。 以地理空间为界限的每个文明，都有“与其风土、历史相呼应的固有疾病（原始疾病）”。它们作为生物屏障，起到了保护文明的作用。但又跟着人类文明扩张和交流的脚步（交通路线），会和其他文明的固有疾病互相吸收、融合还有竞争，它们影响文明的社会形态，据说印度的种姓制度就跟对传染病的隔离措施有深刻的关系，而在黑死病席卷欧洲以前，欧洲最严重的流行病是麻风病，在那之后，又被肺结核病钻了空子…… 在科学家发明出疫苗和抗生素之前，人类除了只能离患者远远的（非洲人民面对埃博拉病毒的时候依然这么做，见《血殇》中的描述），就是“被迫”进化出适应性，并不陌生的名词“地中海贫血”，就是这么来的。 到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大航海，皮萨罗怎样以百十来个人就征服了庞大的印加帝国？美洲的原住民如何被屠戮殆尽？倒不全是欧洲人太残忍，只不过他们无意中带来的疟疾、天花、白喉之类的旧世界疾病，对于全部都是“感受性”人群新世界来说简直“见血封喉”，“一个欧洲人只要往他们面前一站，就能倒下好几百人”。 新大陆并不是毫无还手之力，作为交换（讲传染病的书就别指望说到土豆玉米巧克力啦），欧洲人得到了梅毒，为了烧死梅毒，欧洲人用过让患者故意感染疟疾，至于梅毒带给欧洲的恐怖和死亡，无数的文艺作品都有对它的描述。 文明的扩张到了殖民主义时代，在流行病人类学方面，帝国主义带来了“帝国医疗”与“殖民地医学”，并且为现代医学献上了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反面，却是“西班牙大流感”，无需多言它的惨烈，作者着重讲述了它在非洲和印度的传播路径，他的观点是如果没有一战，情况本不至于那么糟糕…… 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势必会侵蚀自然环境，或者说改变自然环境，必然跟随而来的，是传染病的重新爆发甚至是全新的疾病。 但现代文明的发达，还是让人类似乎拥有了战胜疾病的武器，虽然至今为止值得夸耀的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消灭了“天花”，最后一例死于天花病毒的是1978年的一场实验室泄漏的意外。 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也带给我们一个问题：当面对全新的，从未见过的传染病时，人类的“武器”口罩、疫苗、抗生素可能统统失效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从进化的角度，传染病和人类社会，一直处在一个竞争适应平衡的状态。从这种理论上来说，消灭病原体是一种过度“适应”。这让人类（的免疫系统）面对未来时，多了太多风险。然而，“共生”也是需要代价的，而且可能是巨大的代价，在越来越重视人道主义的现在，谁又能无视这种代价呢？无论怎样，人类似乎都面临着急需解决的两难问题。

11年的书最近才出版着实有点晚了，毕竟现代医学的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看到埃博拉的时候还在想作者怎么连13-14年非洲这波疫情都没讲到，回头看后记的年份才恍然大悟。 传染病与文明是个宏大的话题，这么小的体量注定只可能浅尝辄止，更像作者自己为后续研究写的一个文献综述，要更深入了解不如自己去看《枪炮病菌与钢铁》《瘟疫与人》，至于具体的传染病，读库的《人类与病》和译文纪实的《血疫》《血殇》也写的好太多了

这个书名起得太过宏大，内容不过就是找了些传染病流行的事例，然后没道理地就与文明联系到一起，结论不过就是病毒、细菌等要和人类共生这种常识。还以为是和《枪炮、病菌与钢铁》同级别的书呢。不推荐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