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尊严的时刻——当代作家访谈录

还是喜欢那种润物细无声的访谈，把作家拉进现实，而不是准备一堆深奥的问题，凸显专业之外，也抬升了观众阅读的门槛。

无意间看到的推荐，在地铁路途中看完的 包容，作家需要，生活需要。

我刚看完《爱与尊严时刻—作家访谈录》，在一场访谈中，访谈者提到“宿命、轮回，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思维和逻辑。” 因此我开始好奇，宿命论在我已有的阅读量中有什么样的呈现？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发生什么样的碰撞？ 在很多中国传统作品当中，几乎都会存在轮回，因果，宿命，因每个人的阅读习惯和侧重点不同，每个人的感知和看法不同会存在不一样的思考。 在我理解里面的宿命论是，此人此生或者某个家族的发展，一定会有一个起承转折的变化过程。我并不是认为某些东西是命定的，或者说是必然是这样子的，但我认为发展的过程中，起起落落，好坏此起彼伏是必然的。发展可能是不规则的曲线，可能是有波动的线段，也可能是乱七八糟的线团。 去年夏天的时候，我在看《额尔古纳河右岸》。当时我和朋友介绍这本书的时候，我说我在书里看到了宿命的感觉。 书中描述了鄂温克族的最后一位女酋长的一生，她经历了父辈们的迁徙与狩猎，族内萨满因救人而痛失子女的悲痛与神性，她和两任丈夫的相遇、幸福生活和丈夫离世以及在现代文明进程中，族人相继下山，离开故土，远离曾赖以生存的森林的跌宕起伏的经历。 我当时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人生的发展是这样子，自然而然地起起落落。因时代进程的变化，个人、部落和家族不得不发生变化，不得不顺应时代去前行，而个人的经历和努力又会反推时代发生改变。 与此同时，我还在看余秋雨的自传体回忆录《借我一生》。全书以时间为脉络，叙述了他的童年回忆、文革时期的情况、文坛成名、辞职远行以及对于《文化苦旅》的回应。 两本书给我的感觉，同样是都一个人的一生，经历了喜怒哀乐、生离死别，人生坎坷和磨难，最终暮年回望，会心一笑，此生其实还不赖。 就像是一杯焦糖味的苦咖啡，入口的焦糖味还不没有蔓延就尝到了咖啡的苦涩，回味居然是焦糖的味道。 而在余华的《活着》中，宿命与因果也有所体现。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对此的评价就是很苦，抓耳挠腮的、撕心裂肺的苦。福贵，嗜赌，败光家财，父亲因此气死，母亲在穷困中患重病，求药途中被抓壮丁，回家之后艰难求生，最终落得一人一牛相伴。 如果福说贵的人生苦，我觉得是既定的“天命”，是由福贵，赌，种下的因，展开的宿命一般的凄苦人生。 在中国神话体系传说中，“天书”会记载凡尘俗世中既定的命运，也就是所谓的“天命”。每个朝代的王朝气数、重大劫难等都在其中记录，这个过程会有神仙去记录和观测。而这个时候，如果要逆天改命，则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很多人会选择顺应天命去做事情，而这些东西在比较经典的中国传统文学当中就体现得特别明确。比如西游记当中必须要经历这么多的磨难，或者是红楼梦中某个女性，必然会死。 有一些非常经典的古代文学在其中也会讲到，人要知命改命，要去努力，要去做事情改变。比如《了凡四训》中”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数；义理之身，岂不能格天？“ 仍然会有一部分的抗争者，反抗“天命”，反抗可能是看清事情不公平后的抗议，可能是经年累月忍耐的爆发，也可能是本身对与“天命”的质疑。在中国古代政权体系中，皇权也是一种”天命“，太子继位就是既定的“天命运行”，但纵观历史长河，皇权交替并不是完全按照”天命运行“。比如唐朝的皇帝们，不少是靠争靠抢获得到了这个最终的皇位。 无论是哪者仍然是归宿命所论述的，我认为人可以信命，但人总归还是要去抗争，不要去相信所谓“天命”是既定的东西就一定的会发生。 与此同时，我又觉得这是唯心和唯物的争论。相信宿命论是真实存在的，就像是唯心派；不相信宿命论的存在，凡事都要进行实践，就像是唯物派。而在马克思主义当中，唯心和唯物是交叉、交织的。这两者即没有办法完全的抛弃另外一个去单独的看，在某些情况下，又可以单独去理解。在特定情况下，单看一者是对的，两者都去看的话，是对的，整体去看事情的发展，也是对的。 我其实并没有办法下出一个很准确的一个结论，宿命论在文学中的呈现具体是什么样。 在很多写人的小说或者是人的传记的时候，以第三角去看，会发现主角或某个配角的结局会有点必然性的，在人生当中的某一个差点，做出某个必然的选择。当我们跳出既定的选择去假设，如果他会选择不同的路，答案就会不一样，但是就是那么冥冥之中，仍然会选择这条路。 最终来看，宿命论有点像是一棵大树，它会分散出无数的枝干，枝干当中又有很多的枝干，走了不同的路径去到了不同的地方，那么多的枝干，每一枝都可能是一个对的选择。当枝叶的最终的目的是吸取阳光，那无论它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遇到了什么样的墙，走了什么样的胡同，它最终是会吸取到了阳光和水分。 在写这篇文章的同时，我又在看网上看到一个说法，也许宿命论并不完全是从过去的某个因，推算到现在的果，也有可能是未来的某个因，推算出了现在的果。它就像一个莫比乌斯环，过去即未来，未来即现在，现在即过去。比如当我决定书写这篇文章，并决定发到网上时，也许会有感兴趣的网友与我交谈交流，产生新的内容和思考，推动我想要再一次书写的想法。

这本书太棒了！访谈内容深刻，文笔细腻。《爱与尊严的时刻》带我们走进了那些伟大作家的内心世界，既有思想的碰撞，也有温情的交汇。真心推荐给大家，为优秀的作者点赞！

当代作家访谈录，徐徐讲述，娓娓道来。 伟大作家的写作和而不同 莫言的态度是放低姿态，和读者同行。 贾平凹的姿态是永远拥有太阳穿过云层撒下的光芒，不必看这朵云下面为什么在下雨，那朵云下面为什么在下冰雹。因为境界上，一定要想到云层上面的事，你想到的就是大同的，就会产生共鸣。 而恰好，我们可以取天上的星月作想法，拿地上的树木虫子乱七八糟的东西为灵感。 曹文轩一直认为，能够带领你的作品前行的，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的，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只能是文学性和艺术性。多年以来，无论是长篇短篇，他都是将它们当作艺术品经营的。这一选择切合了安徒生奖的评奖原则。而他推崇的忽上忽下的写作风格正是如此，“忽上忽下”的区别，所谓的“上”就是往深和高处写，这部分作品是供少年阅读的；所谓的“下”，就是往浅和底处写。这部分作品是供低幼和儿童阅读的。多年以来，他就是在这样一个“忽上忽下”的过程中进行我他的创作的。所以才有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年龄段的巅峰故事。 时代的变化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个作家的写作。一个有出息的作家必须与这个时代保持必要的距离，必须以坚定的意志拒绝商业化的腐蚀，坚持原创并且是有境界有品位的原创。读那些恶俗的书，反而会破坏孩子天然的语感，并影响和遏制孩子今后的写作。所以 不如看看太阳，看看月亮，也许会让我们更有思想、更有智慧。 　　就像周梅森的文学观是在他写作之初就确立的，并且始终没有改变：他推崇批判现实主义，坚信“人间正道”，几十年来，他也始终用写作践行着自己的观念。 无论黑暗多么沉重，总要给人们带来光明。在他的作品中，总有光明的、带有理想色彩的人物。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坚持的创作原则，就是既要面对现实，也不能变成绝望的厌世者。文艺要能够凝聚民族向心力。 现实主义：巴尔扎克也曾说，金钱可以把妓女装扮成贞女。到了我们这个年代，也是笑贫不笑娼，金钱成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 　　周晓枫亦是如此，将真带到了散文中，带到了读者心里，华丽的辞藻、精妙的比喻、魔术师般的文字驾驭能力跳出了门槛，踹开了门槛，他的散文里有辽阔的自由，风月同天。 转写小孩文学的她曾说过：“我努力使自己在三本童话中不暴露破绽。好在，我貌似体面地冲过终点，然后，我才连滚带爬，感觉自己摔得满身满脸的泥。” 　　时间的凝视者梁鸿，其笔下的人物在时光的磨洗中，各自迎来了不同的命运，而梁鸿本人也渐褪去了十年前的矛盾与紧张，变得更为松弛、自然。 慢下来的写作加上完全的热爱，从本科，硕士，博士，循着热爱，朝研究的方向走去。 　基本上一个作家的前十年写作是个人的经验，随着时间的推进，你慢慢局限在书斋之内，早年生活的经验、感觉慢慢被书写得差不多了。就像莫言一样，写作之余，不断的返乡，出乡，带着儿子游这游那儿，与时俱进，灵感也随时迸发，作品也符合跨时代大众审美。 　　更心仪中年写作的徐则臣，徐则臣的写作起点颇高，几乎是一出手就显示出他个人的文学理想和艺术风格。《耶路撒冷》耗时六年，六年里他都在长篇小说这个文体里摸爬滚打，弄出了一身伤，也有了一大把的收获。 儿童文学：有阳光就会有阴影，有欢乐就会有悲伤，有增益就会有减损和伤害。真善美和爱的教育固然极为重要，但一味地为他们经营一个玻璃花房和“楚门的世界”，也未必就是好事，他们总有长大的一天，总有需要独立面对这个世界的一天，温暖的玻璃罩子不能无限地为他们扩展延伸。这样的观点与曹文轩可以说是相互契合的。 　　无论是鲁敏还是其他的文学大家，写作都会经历台阶，但这都是必要的台阶，艰难地走过这些台阶，才多少有了“文体感”，有了自己的“写作观”。 　　张悦然也曾说过写作最终面对的什么？肯定是自己。写文，读文，研文，最终的，都是自己 最后，文学的纯净来自于水的结果，生长环境决定着你的写作风格，就像是曹文轩倾向于古典的美学趣味。生长在水乡，推开门就是水面，推开门就是河流，走三里地要过五座桥。他的童年是在水边和水上度过的。他作品中的所谓的干净和纯净是水启示的结果。 　　伟大的作家有一个共性，让文学作品传唱下去与时俱进！我相信这个说法：一个再深刻的思想都会时过境迁，衰减为常识。而美却随着时间的奔流永远保持它的光泽，它的新鲜，它的蓬勃的生命。 　 也像徐则臣所谈：谁也没办法完全跳脱时代和环境的规约。既然跳不开，逃不脱，不如直面时代，伴着滚滚红尘，作时代的弄潮儿。

阿来说：“我从事过不同的工作，跟不同的人建立不同的关系，这些都是我扩充自己有限生命的过程”，这就是“做一个有限度的乐观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