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评传（增订本）精--中国诗学研究专刊

读辛弃疾的词，我们常被“醉里挑灯看剑”的壮怀所震撼，被“可怜白发生”的悲凉所打动。但如果不了解他“五十人闯五万人大营”的壮举，不了解他创建飞虎军的实干，不了解南宋朝堂的士风，对他的理解终究隔了一层。巩本栋先生的《辛弃疾评传》，正是这样一本将辛弃疾“放回历史”的著作。 这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将辛弃疾置于金宋对峙的格局中来审视。作者从宋室南渡讲起，梳理了南宋“和战之争”的脉络。他不是孤立地评价辛弃疾的某一首词，而是沿着人生轨迹嵌入词作——当时发生了什么？他处在什么境遇中？为什么会这样写？ 比如“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是辛弃疾南归不久，在建康通判任上所作。他站在江南望西北，望的不是风景，是沦陷的故乡。这种“代入感”，是纯粹讲诗词的书难以给予的。 再如《美芹十论》和《九议》，书中用相当篇幅分析这些奏议的战略价值，指出它们“在洞察大势的基础上提出的深谋远虑”。这让我们看到，辛弃疾不只是一个词人，更是一个被时代辜负的军事战略家。 传统文学史中，辛弃疾往往被简化为“豪放派词人”。这本书的重要贡献，是还原了他的多重身份：他是词人，更是能吏、战略家、实干者。 几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一是创建飞虎军。他雷厉风行，不惜动用非常手段快速成军，但他本人却被朝臣弹劾罢官。弹劾他的人，只是反感他“专断”的作风。 二是他在江西、湖南等地的治理实绩。剿匪、赈灾、整顿税收、兴修水利，他在每个职位上都做出了实实在在的成绩。但每一次“做事”之后，等待他的都是弹劾和罢黜。 辛弃疾的人生，不是“怀才不遇”四个字能概括的，他的“刚严果毅”，与南宋“宽忍懦弱、苟且因循”的士风格格不入。 作为一本评传，这本书的学术功底扎实。作者对辛弃疾的生平、交游、作品系年都做了细致考证，尤其对奏议的分析，显示了深厚的史识。 但书也有不足。比如对辛弃疾“归正人”身份的分析，对南宋“和战之争”的背景交代，都在多处反复出现，行文略显冗赘。此外，书中习惯用“传主”来称呼辛弃疾——这种学术化的表述，读着读着冷不丁冒出来，会破坏沉浸式阅读的感觉，有点跳脱。引文也往往大段铺陈而疏于拆解，对非专业读者来说，阅读门槛偏高。而且如果只想“赏析”辛弃疾的词，这本书或许不是最佳选择——它有太多历史背景和生平考证。 这本书的价值，就是让我们在历史的纵深处，真正读懂辛弃疾。

作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一员，本书可谓了解学习辛弃疾一生爱国情怀和文学成就的必读著作，值得反复研习。 巩本栋先生旁征博引，以宋金时代、个人成长、生涯起落为背景，以稼轩词为抓手，从风格、审美、源流、成就、影响等多个角度，深入挖掘并系统阐述了辛弃疾思想的成因及演变。 纵然有十论九议这样鸿篇巨论，豪放之稼轩词仍可谓辛弃疾最鲜明的标签。这豪放的底色，是指点江山恢复故土的壮怀，是壮拥万夫突骑渡江的勇武，是不被信用反复起落的苦闷，是壮志难酬一生无成的沉郁。而其根源，则是时代流变与个人志意的矛盾与冲突，要眇宜修的令词正是这种复杂情感的最佳载体。可叹万字平戎策，换作东家种树书！ 千古兴亡多少事，时代与社会的形式表象如沧海桑田；不尽长江滚滚流，群体与个人的思想核心却始终一贯，那是男儿到死心如铁的家国情怀和经济之志。 壮哉，忠敏公！

都给我看呀我的天，看完真的感觉又重新更深入地认识了一遍辛弃疾。 2025年7月17零点零二分，零零散散半个月终于把巩教授这本著作看完了，当然我并没有每一个章节都很认真仔细地阅读完，但也努力阅读了百分之八十的内容吧。看到最后参考文献的整理，就不得不感叹果然严谨的学者做什么事都严谨。我也十分有幸亲自听过巩教授上课，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他都是一位平易近人、一丝不苟的学者。 回到这本书，作者结合辛弃疾诗词的创作，剖析了命运的三仕三出、思想深层、创作技法比如用典、比兴等多个方面，让我对辛弃疾有了一个极大的改观。当我不够了解辛弃疾时，我对他的词作理解就是停留在了“豪放”“刚柔并济”“军事”这些关键词上，却没有认真想过背后的原因。那么，在结束阅读以后，我认为辛弃疾是一个十分善于学习和灵活变通的人，这也是他的词作能取得如此大成就的原因之一，具体可看文中转益多师等模块内容。从辛弃疾本身的命运来看，他好像又是一个悲苦的人，抛去他的光环而去敬佩他，他的词作好像都围绕了一个若隐若现但一直存在的点——不得志。他不是三仕了吗？不，这对他来说是不够的，因为他所担任的官职根本无法让他实现抗金救国的梦想（个人观点和阅读心得）。他的直率勇猛、直言不讳的气节和当时南宋慵懒世风是格格不入的，所以难免遭到排挤和诽谤。 他虽说“老子平生，笑尽人间”，但这些豁达之词也许是为了给自己和后人一个安慰，那为国效忠、尽心尽力的抱负没有环境也没有机会让他施展了。要给辛弃疾一个准确的定位，我想是很难的也不是三句两句可以总结的，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瑰宝之星中，他会是十分闪亮的那一颗，仅是从小军事文化的熏陶就足以支撑他的词作经久不衰，也是很多词人无法拥有的独一份的经验。南宋时代没有给这位英雄一个圆梦的机会，却给了我们跨越百年千年鸿沟认识他、了解他的机会。 上马安天下，下笔定乾坤。情不自禁为这位能文能武的英雄、文豪落泪。

此书是九十年代研究辛弃疾的集大成之作，此版本为再版，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和增订，如苏辛词之间的关系；政治环境迫使辛弃疾以词为主进行文学创作。但是总体内容和观点并无大变。 作者是程千帆先生的弟子，不过对于程先生的文史功底显然仅继承了一半，重文轻史，仅用单腿走路。因为稼轩终究是以词人身份载于青史之中，故而文学分析占据全传大半篇幅并无多大问题。作者辛词考证上在吸收邓恭三、梁任公诸先生之后，能提出不少自身的看法。对辛词的风格分析在顾随、叶嘉莹等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准确地把握了辛词复杂多变的特点，能就词人遭遇与经历知人论词，大抵一流之词人，其风格绝不拘泥于一时一地，豪放、细腻、婉约、忧愁其实都是反映词人心中的思想观念、精神情感。过于局限于特定视角分析只会致使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稼轩之词最是如此，其风格各异，堪称千变万化，能在东坡万丈之基的基础上再开新局，不可谓不浩大深刻。 上述略谈对辛词的看法，但文学终非笔者所长，仅为一门外汉于管中窥日。此处言及史学中的稼轩。作者以第一章论述宋金对峙的时代背景，第二章叙述稼轩的生平事迹，知人与论世两面都以提及，可惜太浅太薄。对于史学界的观点缺乏把握，总结南宋政治的风格仅概括为“宽忍因循”，将之视为与稼轩刚健正直的性格冲突导致稼轩命运多舛悲剧的根源。其实关于南宋政治的特点，前辈史家刘子健先生早以“包容政治”予以概括，任何一政权进入稳定发展时期都不缺乏“宽忍因循”的保守风气，故而以此显然不足以概括南宋政治。对于稼轩“归正人”身份也不见引用史学界观点，即使九十年代“归正人”研究尚不多，可此次再版又不见增补，显然作者眼光不在史学。（故而笔者批评作者单腿走路）论述辛弃疾与理学家的关系时更是闹了弄错张九成师承的笑话，可见文史哲之关系已经相当疏远，不说如今的年轻学人，就是作者这般老学者都是如此。 再谈其他的批评，第一二章的很多史事其实问题颇多，如岳飞驰援淮西一事，对宋金对峙局面形成的原因分析又太浮于表面。至于辛弃疾三次为帅，又三起三落的经历更是老生常谈。虽然以史事来如此批评老一辈中文系学者不好，但是既然要写评传当然需要精益求精，虽是词人但史事也是必须把握清楚，否则不如改名叫《辛弃疾词论》。

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故深者反浅，曲者反直。” 所谓即事叙景，相对于就景叙情中对于抒情的侧重，而重在叙事，写景只是叙事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叙事的烘染和铺垫。在辛弃疾以前，词人写词就景叙情，常对景兴发从而抒情，二至辛弃疾，其词作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于叙事的重视，写景是叙事的一部分，而不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用以抒情。 这首先与词这一文体的诞生有关，词这一文体专称是后起的，在唐五代时词被称为曲词或曲子词，至宋代有歌词、小歌词之称，也直成为曲或曲子，这是就其音乐性来说的，词类似于“歌诗”，都是配乐的，因此在宋代也称乐府，如苏轼词集为《东坡乐府》，由于其句式长短不齐参差错落，也可称长短句，如秦观词集《淮南居士长短句》，此外“诗余”之称一说是由于词为诗的余绪，一说是由于词为诗的变体，如《范文正公诗余》采用此名。关于词的起源说法并不统一，宋代胡寅即近代王国维认为其产生于前代乐府，有人认为词起源于近体诗，是配乐时加减字变化而出，也有认为词是自胡乐与民间小调中发展出来的，唐代由于交通发达与文化交流频繁，外族音乐大量传入，与部分传统乐调融合而成新声，再有城市中乐工歌女加工填词逐渐发展为一个文体，如敦煌曲子词。 词诞生伊始就担任了抒情的任务，一方面词是倚声定情的，其曲调本身就蕴含固定的情感基础，如“满江红”等去掉多豪壮，“雨霖铃”等曲调多幽婉，柳永《雨霖铃》对寒蝉凄切，其词句与曲调低回婉转，正是“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另一方面，词以长短句为核心句式，短句急促、长句舒缓，同时分上写两篇，分层抒情实现情感的递进发展，错落有致的句式的节奏，恰好契合人类情感的起伏变化，其文本本身也具有音乐性。第三，到了晚唐律诗基本僵化，句式整齐、韵律严整的诗歌难以承担全部的抒情需求，同时诗歌作为正统文体，在特殊时代下也无法表达诗人志趣，而词这一文体作为小道，则成为文人新的抒情方式。辛弃疾以前词多就境叙情，入柳永《雨霖铃》以两岸之景牵离别之情，至于“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写景为抒情服务，多为主体情感的外部投射，如“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开头一句就点染处一片雨后烟景，寒蝉凄切，引出后面对于离别愁绪的抒写。 北宋末期，至苏轼以诗为词，一方面开拓了词境，一方面也拓展了词的功能，将诗歌的题材、笔法引入词中，不再局限于北宋词“就景叙情”，但抒情性也仍有较大程度的保留，如其《念奴娇赤壁怀古》，叙赤壁之事、抒怀古之情，景是壮阔之景，情是旷达之情。 而到了辛弃疾手中，一变而为即事叙景，强调了词中的叙事性，不再以承担抒情功能为主。这首先与辛弃疾的文学思想、审美情趣有关。辛弃疾生长于苏学盛行的北方，通过吴激、蔡松年等诗人极大程度受到了苏轼的影响，同时受爱国主义熏陶，其才性与词这一文学样式深度契合，加之作为归正人本就容易受到轻视，辛弃疾一生的恢复志向由于彼时软弱的文人风尚格格不入，处于忧虑与避祸心理而以词为陶写之具，因此他常在词作中表现其对于恢复事业的期盼与忧虑，其不平与怨艾多以曲笔写出，表现为叙事与写景的结合，如〔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前韵》上片：“老大犹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重进酒，唤鸣瑟。”叙述词人与好友陈亮鹅湖之会的欢乐，用惊散飞雪形容两人谈话气氛的热烈，用西窗挂月摹写夜色之清寂，既映衬出他们的志同道合、一往情深，又说明他们的爱国情志无人理解。 其次，恢复志向的难成、仕途的多次起落与朝阳上的排挤使得辛弃疾具有深重的忧患感与责任感，他常对现实社会中重大政治和军事事件有所反映和书写，如《满江红暮春》“算年年落尽刺桐花，寒无力”正是对当时北伐失利的反映与忧思，这种责任感与忧患感更表现在他对于往事的回忆之作与咏史之作中，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叙“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之事，写“沙场秋点兵”之景，景是战场之景，事是壮志之事，情是“可怜白发生”的沉郁悲愤。其“直”并非浅白，而是郁勃之情无法抑制的自然迸发，是“以豪放之笔写沉郁之情”，看似据事直书，实则藏着家国情怀的千回百转。祝寿作“待他年整顿”一词全篇分析现实、鼓励恢复，“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之景的铺叙是眼下之景的实写，同时也承接前文对恢复事业叙述时的豪壮之气。 辛弃疾自谓“太狂生，转关情。写尽胸中，块垒未全平”，其词胜在“情”与“才”——“郁勃故情深”，是家国情怀、壮志难酬的沉郁积淀，情韵深沉，不绝于缕；“纵横故才大”，是其打破词体边界，将诗歌的叙事、议论、咏史笔法融入词中，笔力纵横，气象阔大，即便“即事叙景”，也能于直白中见深蕴。

想读懂辛词，有四本书不容错过：邓广铭《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顾随《稼轩词说》；巩本栋《辛弃疾评传》。

对辛弃疾词的分析获益良多，尤其是师传部分以往甚少涉及。对辛弃疾不写诗的分析也令人耳目一新。 可惜对辛弃疾文章缺少分析，其文章的成就虽不及词，却高于诗，当然这不属于《诗学研究专刊》的范围。

占坑，后期写长评。脉络清晰，研究精深，学辛词不可不读此书

一本优秀的学术著作，但对期望获得通识类知识的读者来说可能不合适，全书有一半左右的内容在引述各类古代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