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礼文集 套装全六册

读《张可礼文集》（全六册） 山东大学的教授张可礼乃是著名学者陆侃如的弟子，读其《张可礼文集》（全六册），内容多聚焦在中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与思想，第一册为三曹年谱（曹操、曹丕、曹植）与建安文学论稿；第二册为东晋文艺系年，上起东晋建武元年，下迄元熙元年晋亡，逐年记载了经过考证的当时文学家的生平事迹、著作情况，可以看作是专记文学家的生卒、行迹、著述的一部断代的编年史；第三册为东晋文艺综合研究；第四册、第五册为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第六册为晚学斋文薮，收录作者的序跋、书评及随笔等。作为张可礼一生的学术心得，文集并非全集。譬如《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编年》、《冯沅君陆侃如年谱长编》、《20世纪世说新语：趣闻逸事》三部大作均未收录。张可礼的学术研究，可谓文献、史实的整理与理论阐述的齐头并进，也可以说是史料与史学并重。他对文学史进行一种叙述时，将文学现象与相关的论断结合起来，做到翔实而论断明确。其长期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形成了许多自己的独立观点，譬如他在《东晋文艺综合研究》中提出东晋是一个文艺繁荣的时代的看法。这可以说是他这部著作不同于以往文学史著作的一个重要观点。又比如在玄言诗的研究方面，他辨析檀道鸾、沈约、萧子显、钟嵘、刘勰诸家对玄言诗看法的同异。认为前几家多倾向于否定，只有刘勰比较客观叙述出玄言诗的盛衰。“东晋：一个文艺繁荣的时代”，作者写道：“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戴逵、戴颙父子的雕塑，许询、孙绰等人的玄言诗，陶渊明的田园诗等，超越以前，彪炳后世，不论在中国古代文艺史上，还是在世界文艺史上，都是光彩夺目的一页。”我相信东晋在中国古代文艺史可能是光彩夺目的一页，但我绝不相信它在“世界文艺史上”的地位，像作者提到的东晋那些文艺家，能够让汉学家熟知的也只有王羲之、陶渊明了，至于普通外国人，怕是毫无所知。《张可礼文集》最有价值的当属第二册的“东晋文艺系年”，嘉惠后人。可以说文学系年与文学文本一起构成文学史的两翼。前者构成了“知人论世”的文学社会生活与个体心灵史的揣摩，后者构成了“以意逆志”的文学文本细读与作者情志的理解。因而，系年的编写，与文本的分析同等重要，是文学史不可或缺的书写形式之一。张可礼的《东晋文艺系年》是为赓续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而撰写的，不仅补上了《中古文学系年》所缺的东晋的七十年，而且还有三十余年的重合期。《东晋文艺系年》在内容和范围上有了很大的拓展。一是由文学人物、事件、活动拓展到绘画、音乐、围棋、书法等艺术领域。二是将佛道二教的重要人物及其著述以及宗教与文艺的活动纳入。所收佛教重要僧人如佛图澄、道安、支遁、道整、康僧渊、帛尸梨蜜多罗、道壹、慧远、盘头达多、鸠摩罗什、僧肇、法遇、昙徽、竺法深、法虔、宝云、竺慧猷、法显、道生等等，将文学史的视野推进到宗教文学领域，为文学史增加了新的气象。这样便将东晋文艺与思想史结合了起来，箕裘不坠，踵事增华。不过作者某些见解有着时代的特色，接近“政治传声筒”。如“如何评价庾信及其作品中的故国之思”一文，写道：“庾信本来是一个失节事敌的封建文人，我们应当揭露他、批判他。庾信是叛徒，是历史的罪人。这是由他自己的无耻行径所决定了的。对于这样一个叛徒，我们应当从当前阶级斗争的实践出发，揭露批判他，而绝对不能曲意回护他。”由于诗人杜甫写过“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等赞美庾信的诗句，作者于是有云：“杜甫对前人的评论，不乏正确的见解。但对庾信的推崇是完全错误的，对后代起了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