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彬莉
应试体制的出现一方面与激烈的教育竞争及相应的社会分层秩序、教育体系的变迁有关,另一方面与高考的“统一性”有内在关联。本书以一个地区的教育系统为例,深入分析并呈现了围绕统一高考而形成的系统化的应试体制,即政府和学校以升学率为基础的资源配置及经济激励,以学科和考点为基础的知识、教师和学生的分类过程,严格、精确、高效的时间管理以及师生高强度的应试规训。应试体制与统一高考相互强化,成为目前中国高考改革最重要的约束条件。弱化高考的“统一”面向、放权于高校是消解应试体制的可能出路。
作者特别强调,由高考结果导向特征所塑造的一整套社会规范和行为模式,具有明显的“跨代际传递效应”(cros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social norms and behaviors that are shaped by the result-oriented nature of Gaokao)。这些规范与行为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正是因为它们为考生及其家庭带来了多种“有形与无形的回报”(tangible and intangible rewards),包括大学录取机会、优质就业岗位、经济流动与收入提升、社会认可与尊重(social recognition and respect),以及个人层面的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等。书中观察到,面对这样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制度环境,学生及其家庭所采取的应对行为在资源投入、时间安排和压力管理等方面“极其理性”(“extremely rational”,第 9 页),而且多数家庭愿意接受高考的结果(families of test-takers are willing to accept the outcome of the exam),这从侧面印证了公众对这一制度公平性的信任。与此同时,高考驱动的行为规范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个体的多样化志趣和职业选择。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追踪考生在高考之后若干年的职业路径,探讨在怎样的条件下,原本立志成为舞蹈演员、画家、小提琴家、漫画家、记者、喜剧演员等的年轻人,会因为高考的高风险与高赌注而选择推迟甚至放弃最初的职业理想。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职业结构和社会分工能否在高考主导的人才选拔框架下,仍然保持对多元化职业与不同类型才能的包容与支持。——香港大学治理与政策学院院长、CCCW杰出研究员黃勁豪(Kenneth Wong)对《终极考试——高考如何塑造中国》(The Highest Exam – How the Gaokao Shapes China)一书的书评 进入田野之后,无论是从初中还是从高中,我都能感受到存在于学校中的每时每刻的紧迫感,中考成绩、高考成绩作为核心指标在组织着学校教育,看似与升学无关的美术课、音乐课甚至运动会都被编织进入了由分数定义的意义之网中。面对升学,教师不仅仅是一个应试技能规训者,更是一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情感劳动者。尽管每个人都知道“理想”中的教育不应该是应试,但所有行动者都在为应试而竭尽全力。回到中国统一高考制度的改革,如果以统一考试分数为准的录取制度不改变,那么由分数所定义和形塑的行为便不会发生改变。这便是统一高考改革的症结所在,统一高考分数的意义不改变,或者高考的“统一性”不发生改变,那么对于微观层面的行动者来说,上述意义之网便不会发生改变。这便是本书的核心论点。——陈彬莉《统一高考与应试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