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报复：历史学家读《荒凉山庄》《包法利夫人》《布登勃洛克一家》

这是一本历史学家为了抵御历史学中的后现代潮流而写的书。彼得盖伊说，历史并不是虚构。反过来说，小说才是虚构，用历史学家的观点看甚至是不体面的虚构。这或许也是为什么，作者关注作家们的性经验史，心理状况和“总想报复”的社会感觉。 从文学家的角度看，这本书倒是有点贬低小说，因为文学可以虚构，而历史不能有虚构，至少不应像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庆贺“真实”的消散。历史在虚构性面前捍卫自己的尊严。 这本书迫使文学家面对文学的虚构性。历史的尊严被捍卫了，那么虚构的尊严，文学的尊严有谁来守护呢？历史学家是不做这事儿的（本书也没有做），那就让文学家们来做吧。

好看的！ 尤其是《包法利夫人​》和《布登勃洛克一家​》对我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我在复读时候看的为数不多的小说。

燕国地图有点长。补充了一些细节。值得一读。

文学里的现实绝非现实里的现实，而是作家如何理解他眼里的现实。基于作家生平和创作背景的文学评论自然会陷入风评八卦的坑里，然而这些对于理解作品来说还是极其有参考价值的。在作家与其作品的一来一往之间，作家的个人形象就变得更清晰了。人是活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之中的，人的形象放大了社会的时代背景。

“他们把想象的蟾蜍放到真实的花园里，这些蟾蜍看起来甚至也像真的了。” 在历史学家彼得·盖伊的《现实主义的报复》一书中，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历史可能存在虚构的问题吗？换句话说，你今天看到的历史，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还是经过美化、伪装以后呈现到人们面前的？ 还有一个问题：小说家可以创造历史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而历史学家或者小说家则更是如此，在看本书的过程中，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当我，或者某个人，提起笔来想书写一些文字时，能够完全客观而不带有自己的认知颜色去书写吗？我想，答案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完全客观的事情。 那么先回到第二个问题：小说家可以创造历史吗？ 彼得·盖伊在书中给出了答案：“小说家最独特、最个性化的人物可能同时代表了更多的包容性现实。”也就是说，小说家所描述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人们对于事件的接受态度，小说家在一定程度上，比历史学家更加主观。职业便利的原因，使他们也更容易将历史事件多面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一方面，小说家创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有可能依托于现实，但却在现实事件中加入虚构元素；另一方面，他也可能真实、纯粹地去呈现现实。 所以，小说家所营造的，也许是真实历史的写照，也许也是虚构的现实。 我们再回到第一个问题，一位好的历史学家，也许会被人说无情，因为就如彼得·盖伊所言：“一个历史学家可能会动用比他的竞争者所使用的更为突出的资料，有的则会使用非传统的辅助学科去研究某一熟悉的主题，然后得出比前面研究者更为深入和丰富的成果。同时，历史学家亦不为伦理观念所摆布，一个历史学家可能相信吃人是错误的行为，但依然试图为食人者公正评判。” 那么在历史学家的眼中，文学作品及其作者又是如何的呢？在这本《现实主义的报复》中，彼得·盖伊就结合《荒凉山庄》《包法利夫人》《布登勃洛克一家》以及它们的作者，做了精彩而翔实的讨论。 —— 盖伊称福楼拜是“患有恐惧症的解剖师”。 福楼拜每准备写一部巨著之前，做的准备工作有如历史学家一样精密和考究：首先，他会大量查阅相关资料，正如前文提到盖伊评价优秀的历史学家一样，他不仅会去查找相关信息和书籍，就连不太相关的内容，也会一一找来翻阅。在福楼拜准备撰写与迦太基文明有关的《萨朗波》时，他翻遍了鲁昂市立图书馆所有与迦太基相关的书籍，同时又阅读了大量历史相关杂志。为了小说中一个和柏树有关的句子，他不惜去阅读一本400页的书籍，就是力求让自己的作品真实地呈现到读者面前。 其次，他会对自己即将要描写的事物进行实地考察。他在1858年时造访了突尼斯和摩洛哥，也就是古代迦太基的遗址，他“必须用事实来激励他的想象。” 最后一个因素，在我看来没有前两个重要，但对于写作者却至关重要，就是这个人如果有幸参与过他所要描写的历史，那就是获得了一项天然的加持。 正如亲历过哪个年代，就擅长描写哪个年代一样。让我们回到福楼拜所在的19世纪法国。在19世纪初，波旁王室就废除了离婚法案，直到福楼拜去世4年后的1884年才被恢复。所以，在此期间的民众，因为无法离婚而滋生了相对扭曲的狂欢——禁止离婚带来了通奸狂欢的负面影响。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出现出轨、通奸等情节的细致描述，这无疑是现实世界映照进文学作品，给文学作品带来了生长土壤。 《包法利夫人》就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下，福楼拜期待在连载时惊吓到读者，他确实做到了。虽然大家都心照不宣，但福楼拜却因为这本书吃了官司。当局将作者、出版商，以及为这本书连载的《巴黎评论》一并告上法庭，指控罪名是“有伤风化、道德污染”“弥漫整部《包法利夫人》的是一种情欲解放的气息”。 于是，长达几年的诉讼开始了。虽然检察官不喜欢福楼拜写的书，但一众巴黎的夫人小姐们，都对福楼拜的小说情有独钟，甚至请愿，要求法院从轻发落这位她们最喜爱的作家。 如果爱玛真是一个庸俗的女人，那么福楼拜因为作品被告就一点也不冤。但透过爱玛，福楼拜让读者看到了，她虽然释放情欲，渴望爱情，被书中的假象所欺骗，但她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甚至说，她在书中经历的痛苦挣扎和内心的恐惧，要远远超过她所得到的幸福。 在她死后，丈夫变卖了所有财产为她还债，并且发现了她连续出轨的秘密。最终，唯一没有受到影响的，竟然还是那些资产阶级。所以福楼拜揭露的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无论谁输了，资产阶级都是赢家。”“他写作时就像在操作解剖刀，他的每一笔都像个熟练的解剖师和生理学家。” —— 在这本《现实主义的报复》中，盖伊用历史学家独特的角度与眼光，除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还剖析了经典文学作品如狄更斯的《荒凉山庄》和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把一只蟾蜍放在了真实的花园里，那么蟾蜍就像真的了。作为读者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对现实主义作者的真实不加质疑，而本书使这种读者的潜在的认同变得可以被注意到。盖伊在分析作品的时候举出了大量史料，让我们看到了作家们在创作前先入为主的“偏见”。这种写法让这本书非常充实，但仅仅为了说明一个“现实主义作者不现实”这个观点，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意味。直到结语的部分，才是真正的图穷匕见：作者想要告诉我们虚构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小说中的主角都只是一些个人，那么由他们所主宰的小说对历史学家而言就没什么意义;如果小说中的主角仅仅是一般性类型，这样的小说对文学而言，就谈不上有什么严肃的贡献。现实主义的小说可以制造接近真实的社会氛围供读者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创造了历史。

新观点不多，且有些无力，例如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批驳，近乎断言而非抗辩。比较有效的内容，还是梳理了作者在文学与现实这两个世界夹缝中的尴尬处境：无论文本的虚构是否能够“创世”，作者始终要滞留在平庸的世俗世界中。

很喜欢这本书，作者关于现实主义的思考很深入，很批判，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