漱石之心：夏目漱石的哲学与文学

大江通过《水死》，引出了这些问题：第一，明治的时代精神中进步与反动的两面性；第二，作为战前昭和时代精神的超国家主义；第三，作为战后时代精神的民主主义；第四，作为平成时代精神的“三岛与安倍[插图]的复古”。在此基础上，大江选择的立场是守护属于自己的时代精神：民主主义。 漱石在《心》中希望读者发现的，也正是明治的时代精神的真面目。 阿部对此有过十分巧妙的形容，他认为明治的时代精神中孕育着“令人不可思议的两面性”。在他之后，大江的分析与他的形容异曲同工。他们都认为时代精神的构成并不是单一的，很多时候都处于两种或两种以上势力的对抗状态之中。这些势力相互威胁，通常很难达成一致。 总结而言，明治时代一方面将人们从士农工商的身份制度中解放出来，而另一方面，解放他们的“动力”则利用拥戴天皇的寡头制、军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扩张，最终迎来了凄惨的战败。这个矛盾就是明治的时代精神。这就是“以时代精神阐明社会（世界）”。 到了今天，漱石提出的问题终于有了回答，但他已然去世百年之久。在这百年间，我们又要面对“能否承受这段充满矛盾的历史所带来的苦痛”和“能否反抗压迫”等新的问题了。 古希腊戏剧中，若故事陷入胶着而难以解决，就会用起重机将一位扮演神的演员送到台上并由其指挥舞台上的人物采取行动，为之解围，从而让戏剧完结。这被称为“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 漱石的“则天去私”正是一种“机械降神”。但它不是来自作者漱石的需要，而是迎合广大读者期待的一个工具，随后又被解读者、评论家等人传扬开来。 漱石最早是在新潮社出版的日记（大正六年）的扉页上题写了这四个字。一旁附有注释说：“天是自然。意思就是顺从自然，舍弃‘私’的小主观、小技巧。就是说文章要自然流露的意思。”其中没有文章技法之外的含义。 但它却被附会上了东方式的理解，人们认为，漱石的文学历程，直到未完稿的《明暗》，都是一个追求“则天去私”的过程。昭和最初的十年（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这种认识已经成为体系了。 不过，由于找不到反证，我们很难论证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被认为能够达到“则天去私”境地的《明暗》一书的结局由于漱石中道去世最终没能写完。但不经过反证的辩驳而流行的论调显然是靠不住的。 之所以这种不合逻辑的观点能够通行，完全是由于读者的欢迎。随着战争的扩大，在那种个人遭到否定、强制要求个人为集体奉献的时代潮流中，一些消极适应时代的观点被正当化了。“则天去私”这个被解释为“舍弃自我，尊奉天意”或“舍弃自我即尊奉天意”之意的四字熟语就非常适合这一点。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则天去私”虽然明显背离了漱石历来的哲学观念，但还是应读者的期待，扮演起了“机械降神”。所以真相就是，“则天去私”是读者所炮制出来的“机械降神”和“小说的结局”。 “则天去私”的影响力极为巨大，就连阿部的评论和只有年轻时代的大江才能写出的《明暗》（岩波文库版）解说之中都有所保留地提到了它。而读者对它的执着更是持续至今。 明治时代的“两面性”中“明”的一面（解放身份制度的动力）被“暗”的一面（权力垄断与思想钳制）所压倒，在此时期，对“则天去私”的错误解释又助长了这种趋势，最终让战前昭和的超国家主义变得无法无天。而读者则需要通过“重读”去获得这种历史性的展望。 像这样，《心》这部作品在它出版百年之后，终于通过读者的“重读”实现了它的意义。漱石曾说“理解自己的作品需要上百年时间”，信哉斯言。 《心》是一部历经百年的极为宏大的悲剧，同时也是目击日本近代历史之后的悲怆证言——这么说应该不算是“标新立异”吧。今后，它更应该被人们当作一部“箴言”而继续阅读下去。 我们能够用一张图来概括日本近代历史的浮沉吗？ 日本现代历史是指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至今的历史。日本近代史则是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开始至二战时期的历史。 后人推算出了明治时代前半期的GDP数值。将其与之后的GDP强行联系起来，就可以用图表的形式显示出政府的累计财政赤字膨胀了多少。财务省公布了这一数据。 纵轴是累计财政赤字与GDP之比的百分数（概数），横轴为年份。结果，在这一坐标系中，出现了一条惊人的曲线。 英日同盟结成的一九〇二年（明治三十五年），这一比值约为25%。到了日俄战争时的一九〇四年（明治三十七年），该比值增大到了70%。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保持在30%左右。由于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的比值增大到50%。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比值变为100%，而三年后，一九四四年（昭和十九年），该比值猛涨到了200%。 由于战败后的经济凋敝，政府没有能力偿还相当于GDP两倍的欠款。由此引发的信用危机，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开始征收财产税，国民购买的国债成为一张废纸。政府就通过这种方式勉强熬过了这段危机。很多人被国家骗得血本无归。 这就是荒率至极的日本近代史的缩影。在这一过程中，日本走向横行妄为的转折点（或曰“历史的拐角”），正是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以及之后的军备扩张。而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历史又是对它的重复。 就在这个埋下祸根的“历史拐角”之中，漱石写下了《少爷》和《心》。如果不考虑这个历史背景，那么就难以对漱石的作品进行评价。我们必须时刻注意这一点。漱石作为作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一针见血地刺中了“文明开化”的要害。 基本上，面向普通读者的日本近代史书籍都将“九一八事变后无视国际协调”和“多次经济危机后错误的经济政策积重难返”视为近代日本的两大失败。这一观点现在仍被广泛接受。 但人们却未必认识到这两大失败背后更为基础的错误（体制的缺陷）。它就是《少爷》中讽刺的寡头政治及其带来的堕落，《心》之中质问的思想钳制，以及明治时代精神的“暗”的一面——虽然对这些根本性错误的针砭仍然“被压抑着”。一言以蔽之，这个根本性错误就是那部并不“依法治国”的充满漏洞的明治宪法。 漱石在《三四郎》中说“无谓地听课，无谓地毕业”，在演讲《现代日本的开化》中说“浮皮潦草地就过去了”，都对“文明开化”进行了批判。 而人们对什么“无谓”，又对什么“浮皮潦草”呢？这个“什么”，就是日本近代史中最大的祸患，也就是《少爷》和《心》两部作品的主题。 那么，为什么这些根本性的错误未被深究就被压抑下去了呢？笔者认为，我们应该考虑政治方面的因素。 所以，为了不再重复犯下过去的错误，我们必须继续“重读”漱石的小说。 听到“早晚会亡国”这个预言的三四郎，终于还是去了东京。透过车窗，他应该看到了那沐浴在灿烂阳光下的富士山。 而在宣告明治时代落下帷幕的《心》中，“我”为了确认先生的死讯，跳上了开往东京的夜行列车。车窗外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到。 人们本以为这个时代是光明的，但当他们回过神来时，它已经沉没在黑暗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