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乃大道

我曾经学过英语，深知当翻译的难度。《翻译乃大道》说的是余光中先生做翻译的故事。先生博学，不仅诗歌散文写得好，评论言辞犀利，翻译也是一等一的优秀，译作是他所有成就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翻译即是伟大的创作，也是伟大的艺术。不懂外语的人，只有通过读翻译作品才知道世界文学的五彩斑斓和浩瀚无边，才能体会到世界文学的独特艺术魅力。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翻译一部作品，特别是一部世界名著，译者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往往比创作者更为艰难。因为，他们必须要先精通原著者国家的语言，还要熟悉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艺术、哲学等等，要成为一个杂家，译出来的作品超过“信、达、雅”，而达到“化境”的程度。 余光中先生说:“翻译须用纯净的中文。以散文形式写译论，熔知性和感性于一炉。见解精辟独到，文笔优美清丽。” “作者最怕江郎才尽，译者却是与岁愈醇；措辞简洁、语法对称、句式灵活、声调铿锵；投入进去，积累经验，跳的出来，说出道理。道理说得完备，自成系统，便成理论。” 读罢，为先生的才华所折服，更加崇敬啦💐💐💐

《翻译乃大道》这本多年前就叹为神作的书，今天终于看完了。虽然距离上次阅读过去了多年，但是对它的感受仍然与当初一样：叹为观止。余光中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已经不只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位学者。 在欧化汉语大行其道的今天，立志于写作的人，都应该看一看这本书。 而凡文章，都会有评价，这就离不开文学批评。相较于创作需要天分，批评更需的是学问。余光中开头即说，『批评家必须视野广阔，始能综观全局，有轻重，有比例…必须胸有森林，始能说出目中的树有多高多大』。 『胸有森林，始能说出目中的树有多高多大』，真是妙极，有才气的人写理论，总是比喻贴切，一针见血，令人豁然开朗。 我的文风总体上就比较淡，这也是性格决定的，所以只能成为一名批评家，而不能成为写作能手。过去我写了很多阅读心得，但很少回看，因为我知道其实有些评价受限于视野，失之偏颇，或者过于局限。但是评价却不能不写，不能没有，这是对自己过往阅读的检验，也是对自身学识的考验，也是成长过程中的经验——在回望的时候，促使自我反思。更何况，人们的第一对手永远是自己，也最熟悉自己，挑战过去的自己极能锻炼自我，超越过去的自我亦最有成就感。当某一天发现自己与数年前的自己几乎无别，甚至为其折服，那说明已经达到了上限，颇为可悲。今天许多人在文章草成后，都用AI润色，谓其概要出于己即可，殊不知久则技疏，文风也尽为AI所浸，全失本真，将来的自己也再也看不到曾经真实的自己。如果自己写出一坨屎，应当留下以示警，反思而自强，绝非借以他手而欺人。今天许多爱好文学之士，看了那么多书，示人文字的自信都没有，必须靠AI代笔，真是可悲。 余光中在略谈翻译与批评后，又小谈了一下中西文学的比较。写得也很好，如谓西方文化有三大因素，分别是希腊神话、基督教义、近代科学。『前二者决定了欧洲的古典文学。无论是古典的神话，或是中世纪的宗教，都令人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在宇宙的地位、与神的关系、身后的出处等等…令人感觉，主宰这宇宙的，是高高在上的万能的神，而不是凡人；而人所关心的，不但是他和旁人的关系，更是他和神的关系…在西方文学之中，神的惩罚和人的受难，往往是动人心魄的主题』。 为之我去看了被称为西方文学源头的《奥德赛》，因为不是看的原文，所以文笔便不谈了。从故事的角度而言，实在是没发现有什么可观的，但是确实体会到了神在西方的形象与地位是什么，后来在读《希腊史》的时候，也能秒懂书中所提及的《奥德赛》内容，也算是受益不少。 余光中对中国文学如是说道：『相形之下，中国文学由于欠缺神话或宗教的背景，在本质上可以说是人间的文学，英文所谓secular literature，它的主题是个人的、社会的、历史的，而非“天人之际”的』。 但站在中国人的视角来看，我内心对《奥德赛》难免有一种蔑视。中国的传统不强调神主导万物，教导万民的也不是神明，而是会老会死的凡体，即只是精神上被誉为圣人的肉体凡人们。另外《奥德赛》与《圣经》中，凶神甚多，规矩亦多，无非只是以恐吓的方式唬住读者不可改变信仰而已。这与强调教化、开智的中国传统大有不同，西方的经典是愚民、吓民，很难让人抱以敬仰。而在从道不从君更不从神的传统士大夫眼中，视他们为未开化的野蛮人也是无可厚非的。 余光中谈到了一个词，『天人之际』，很精准。周代以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天』依然是一个常见的概念，却已经不是具象化的存在，而是一种抽象的精神力量。圣人们谓道出乎于天，而道从心中求，人人皆通过内心与天交流，天人已经合一，不再有明确的界限。也因此，视人为主宰的中国经典中才少谈鬼神，而其亦不上大雅之堂，所以『不问苍生问鬼神』才得以出现而为人传唱——都什么年代了，还学先秦问鬼神，当以之为警。天人关系，正是中西的一大差异。 因此，余光中又说：『在西方，文学中的伟大冲突，往往是人性中魔鬼与神的斗争…中国文学中人物的冲突，往往只是人伦的，只是君臣（屈原）、母子（焦仲卿）、兄弟（曹植）之间的冲突，西方固然也有君臣之间的冲突，不过像汤默斯·贝凯特(Thomas Becket)之忤亨利第二和汤默斯·莫尔(Thomas More)之忤亨利第八，虽说以臣忤君，毕竟是天人交战，臣子站在神的那一边，反而振振有词，虽死不悔，虽败犹荣。』 中西文学的爱情观，余光中也说得很好。 他说中国人虽然有谈及死后世界，但对于其是否真实存在，是存疑的，往往视尸身与草木同腐。所以爱情题材中，李商隐说『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潘岳说『落叶委埏侧，枯荄带坟隅。孤魂独茕茕，安知灵与无』，元稹说『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 至于西方，『情人们对于死后的结合，是极为确定的。弥尔顿的《悼亡妻》之中，白朗宁在《展望》之中，都坚信身后会与亡妻在天国见面。而他们所谓的天国，几乎具有地理的真实性，不尽是精神上象征性的存在，也不是《长恨歌》中虚无飘渺的仙山。 罗塞蒂(D.G.Rossetti)在《幸福的女郎》中，设想他死去的情人倚在天国边境的金栏杆上，下瞰地面，等待下一班的天使群携他的灵魂升天，与她相会。诗中所描绘的天国，从少女的服饰，到至圣堂中的七盏灯，和生之树上的圣灵之鸽，悉据但丁《神曲》中的蓝图，给人的感觉，简直是地理性的存在。 也因为有这种天国的信仰支持着，西方人的爱情趋于理想主义，易将爱情的对象神化，不然便是以为情人是神施恩宠的媒介（见兰尼尔的诗《我的双泉》）。中国的情诗则不然，往往只见一往情深，并不奉若神明。』 另外还提及的西文古今悬殊，亦为常识了，不复赘言。总之余光中作为涉猎西学之人，阅读了大量外文作品，在中西文学的比较上，令人眼界大开。 余光中谓翻译是『必要之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代用品。因为『好的翻译已经不能充分表现原作，坏的翻译在曲解原作之余，往往还会腐蚀本国文学的文体』。 为何是『无可奈何的代用品』，这里也不用多言，毕竟翻译或多或少都会失真，保留原意未必能保留韵味，尤其对于诗歌而言；故而阅读文学作品这种建立在美学体验上的东西，最好还是去阅读原文。 另外我最欣赏余光中的是，他很率真，敢说实话、真话，对哪怕在世的主流作家也不讳于批评。他说：『三流以下的作家，或是初习创作的青年，对于那些生硬、拙劣，甚至不通的“翻译体”，往往没有抗拒的能力，濡染既久，自己的“创作”就会向这种翻译体看齐。』 例如他在书中直接点名了很多人（何其芳、艾青、方达生等），其三流之谓在谁，不言而喻。甚至直说特定年代的那些作家，基本都是垃圾：『这就是二三十年代众口交誉的散文家、诗人、剧作家所写的白话文。我不用苦心搜寻，也无意专挑最差的段落来以偏概全，因为类似的病句败笔，正如梁锡华先生所说，俯拾皆是。』 当然，那些人文章写得不行，也与那些带有毛病的译作和风气有关。这种情况在今天的哲学圈也随处可见，毕竟多数人看的都是哲学译作，在长句浸染中受其影响，已不谙于中文。 所以对于今日散文家的地位，余光中非常不满，他说：『坊间流行的不少散文选，都收入了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似乎只要是名家便无所不能。其实这些人绝非当行本色的散文家，入选的作品也都平庸无味。反之，像梁实秋、钱钟书、王力这些学贯中西、笔融文白的文章行家，却遭到冷落。另一方面，像陆蠡这样柔美清雅的抒情小品，也一直无缘得到徐志摩、朱自清久享的礼遇，而声名也屈居在毛病较多的何其芳之下。看来散文选必须重编，散文史也必须改写。』 梁实秋的散文我后来去看了一下，确实不错，可为民国一流，而后知其竟以一人之力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叹为观止。钱种书写得也没什么毛病，但在《围城》中所展示的文风太补实了，叙事技巧也一般，远逊于鲁迅，写作上难堪名家。陆蠡文笔还可以，但似乎刻意炫技而富用比喻，写得实在啰嗦，但确实比何其芳强不少。王力熟读古文，文风自不必多说，没有西化之病。郭沫若，诗写得太荒诞，散文也无足观，谓其『非当行本色』，至当。徐志摩的白话文写得不咋样，古文不错，确有才气；而在梁实秋对其的描述中，又有绅士风度，惹人喜欢，名盛当世大概不取决于白话文。至于朱自清，其名篇《荷塘月色》为余光中所讥，说里面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 一段，『短短一句话就用了七个“的”，文笔这么冗赘，哪里称得上范文？许多作家或出于懒惰，或出于无能，把形容词和名词的关系，一律交给“的”字去收拾』。可见徐志摩与朱自清在余光中眼中，同处一个水平（徐确实喜用「的」，这种叠加使定语过长，实在无必要）。 民国是新文体刚刚诞生的年代，所以文学水平一定逊于前朝，不及当代，没必要持着『民国出大师』的念头施加滤镜。正如余光中批评当时对中文写作不看好的名家时，说：『鲁迅、傅斯年等鼓吹中文西化，一大原因是当时的白话文尚未成熟，表达的能力尚颇有限，似应多乞外援。六十年后，白话文去芜存菁，不但锻炼了口语，重估了文言，而且也吸收了外文，形成了一种多元的新文体』。相较于过去难以卒读的白话文作品，今天的优秀白话文俯拾皆是，极为成熟，写作上胜于当时名家者，比比皆是，不必厚古薄今。 另外要提一嘴的是，余光中并不认为汉语西化尽为弊病。他说：『中文西化，不一定就是毛病。缓慢而适度的西化甚至是难以避免的趋势，高妙的西化更可以截长补短。但是太快太强的西化，破坏了中文的自然生态，就成了恶性西化。这种危机，有心人都应该及时警觉而且努力抵制。』 之前在前公司就发现那里的领导和通告极喜用『进行』一词，看的某个消防员示范视频里，更在口语上频用此词，仿佛这样更正式更规范更官方；诸如此类看起来需要用书面语的地方，总是可见。西病所及之广，不待言也。 我以前也深受此害，直到大概五年前看了此书，才醍醐灌顶，有所警醒，文风也为之一变，可以说余光中是我写作上的第一位良师。可惜余光中虽然有名，但是其欧化汉语之论，却鲜有人知，更别说其他闻所未闻的相关著书者了。好在今天网络小说盛行，那些写作能手熟稔写作技法，知中文之弊病，竟成模范，悄然间也影响了诸多青年的文风，以至于今天欧式汉语相较于以前并未有明显增多，余之所愿，某种程度上得以实现了。 当然，余光中在书中并非都说得恰当，有些译文示范也称不上好，但总体上绝对是可以改变青年写作观念的一本书，且大有裨益。

在演技上，理想的译者应该是“千面人”，不是“性格演员”。 “五四”运动开启了现代白话文语体范畴——话怎么说就怎么写；人人识字的新思想开始蔓延，然而近代历史的惨烈导致大众对汉字、汉语文化失去了信心；不乏学者希翼废除汉字，全面采用表音文字；虽然没有迈出那一步，但当时多数文人对汉语文学思想的全面否定是事实，汉语语法欧化就是其代表。 汉英的重要区别在语境的利用率，汉语如果脱离语境会明显不严谨，各种省略都可能有歧义；印欧语则通过局部形态标注来显化相关信息，汉语认为完全不必要，这就是思维方式的不同。再者汉字的信息熵是全世界信息熵最大的语言，所以汉语采用欧化语法时，就会特别臃肿绕口。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优秀译者亦如此——“译者其实是不写论文的学者，没有创作的作家。也就是说，译者必定相当饱学，也必定善于运用语文，并且不止一种，而是两种以上：其一要能尽窥其妙，其二要能运用自如。” 翻译准则亦是写作准则。

自己业余也翻过一些感兴趣的东西，写点个人体会：很多译者面对将要译介的材料时，往往会将自己放在“等而下之”的仰视地位，源语本身像是皇帝出巡的话，译者就是亦步亦趋在后面打着扇子的宫娥太监，任何一丁点的语义损耗都会让译者如临大敌。 但其一，源语语义损耗本来就是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就好比现实中再流畅的机器运转时都会有摩擦力。不过，成熟的译者因为经验成熟而会心态更平和地接受这种损耗，而且他们懂得舍掉相对不重要的“枝”，保全更攸关的“干”。也正是因此： 其二，在译介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仅不是对原文的僭越，反而还是译者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可以说，这种进行“再创造”的决心和勇气正是当一名译者的先决条件。要是脱离开单纯的文字翻译，去看影视、游戏等媒介的“本地化”工作，甚至有时会觉得源语就只是一根提供了大纲的“骨”，只有在被译者敷上了“肉”之后，它才真正变得鲜活。 以及，此书进一步地启示了我要多读点古典文学。只靠现代汉语可以满足百分之99的书面表达需要，但是剩下那百分之一的精华正是从古典中提炼得来。

终于上架啦！值得反复阅读！ 在此摘录余光中老师的一段话： “语言，天生是不讲理的东西，学者必须低首下心，唯命是从，而且昼思夜梦，念念有词，若中邪魔，才能出生入死，死里求生。学外文，必须先投降，才能征服，才能以魔鬼之道来服魔。……有人笑称，学习外文之道，始于寒暄而终于吵架。也就是说，如果你能用外语跟人对骂，功夫就到家了。因为一个人吵架的时候，言词出口，纯以神遇，已经不暇推理了。”

读这本书时，记得多喝水，因为很干，很多干货。 以前只知道余老是作家和诗人，他的《听听那冷雨》很有名，其中有一句“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寥寥数语，把绵长的思念写的含蓄深沉。他的《寻李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是如此豪迈磅礴，荡气回肠。 接触到《翻译乃大道》一书，才知道余老原来还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这本书对我的帮助应该会很大。我读的是英语专业，我认为学习英语的理想状态就是能成为中外交流之间的桥梁，因此翻译可以说是最基本且最重要的技能。反思现阶段专业课程的安排：综合英语，英语视听说，英语语法，英语阅读……好像只是单纯地学习英语，不断输入与理解，少有实践与输出，更没有专门的翻译课程，甚至留学归来的老师常在教学中想不出英文所对应的中文表达，自嘲自己中文太差。余老在书中就提到了外文系学生普遍的弱点：中文和中国文学的修养。他在书中提到，“翻译文体的别扭，可以说大半起因于外文这一行的食洋不化和中文不济”“其实洋学者正加倍需要雄厚的中文修养，才能抵抗那些别扭的语法和欧化的词句，也才能克服中西之异，真正把两种文学‘贯’起来。”之前竟没发现自己这一点的欠缺，反思之后方觉这两句话振聋发聩，想做中外交流的桥梁，到头来中文不通岂不是闹了笑话？欲学好英文，应先学好中文才对，打好中文基础，深入探索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加深对本国文化的理解，再来做中译英即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可能会出现“西而不化”的问题。此后，我的学习任务不仅是英文，中文修养也得不断跟上才行。 开头我说这本书有很多干货，因为余老是真教技巧的。作者结合自身翻译实践和多年教学经验，在书中大篇幅地分析中英文差异，举例分析中文西化常出现的问题，并传授更符合中文表达的翻译技巧，分析地很细致，全是精华，值得多读几遍并将其理论投入实践。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去年考研期间尝试翻译Nasr，结果惨不忍睹。今年先学了聪明，先带一两件趁手兵器再上战场，诚如作者所言翻译乃是大道。 通篇读下来，翻译最终靠的是中文的本事，如果能够翻译外文说明外文在某种程度上还说的过去，关键在于把外文转化成通畅典雅又不失原著意旨的中文。翻译不好的原因往往是中文不好，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作者在梳理自五四以来白话文运动的诸多病症。意涵丰富、典雅优美的中文被糟践成今日面目全非的样式必然和五四以来的种种观念和西化分不开。作者有时批起来真是不留任何情面，但往往事实也是如此。 其实，整本书我关注是作者的一个观点，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先要经过一段译介期方可进入创作期。所言不假，如果面对一门陌生的学科，如果不先将既有的成果吸收借鉴过来那无疑是从零开始，在有一定的基础铺垫之后才有创作也是符合逻辑的。 明清先贤其实也是在做这个工作，但他们的境界太高，往往是超越翻译和创作的边界，直抵巅峰。今日来看，我是完全认同作者的观点，先要有一段时期的翻译介绍工作，而且翻译不能是不入流之作，必须经典传世之作。这其实也间接把翻译的具体作品确定了下来，大多是集中在中古时期的经典。按照学科和大家两条线路来拣选，哪怕是缩到最小的范围也可能有二三百部之多，比如按学科来分，教义学经典作品少说十五部；按大家来算，只伊玛目安萨里一人便可占到十部左右。 今天中国急需这样一个翻译铺垫的阶段，过去二三十年有识之士已经在焚膏继晷地努力，奈何是青黄不接，这些年来有质量的译著五十部都勉强，说到底一是眼光局限致使很多人耗费在了其他地方，二来是实在培养不起来堪当大任之人，像马、康、谢这样优秀的译者屈指可数。 回过头来看作者整本书所论述之主题和我们的目标是切合，从基础做起来，还是基本功的问题，母语都不通的人还谈什么翻译的工作。 读此书有趣的一个对比就是台湾作家的文字读起来比大陆的舒服很多，当然我的样本很小，从最近的汪汎森到这本书的作者都是如此。

本书是余光中老先生对翻译的所思所感，里面很多观点非常有见地，对现在的翻译研究都有启发。 说来惭愧，作为翻译一名翻译工作者，到今天才算是把这本书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给读完了。之前倒是在图书馆借过这本书，但也只是停留在写论文时翻一翻的程度，根本没有静下来心来深入阅读，更遑论做读书笔记了！这里要郑重感谢微信读书这个APP，让我有机会将这本书读完，这也是我在微信读书上阅读的第一本书，非常有纪念意义!! 再回到本书阅读。本书是余老众多小文章的合订本，所以也可以视为余老的文章集。读完本书后，最直接的影响，还是写文字不如以前那样随心所欲了，生怕一不小心就出现余老在文章中所说的西化汉语表达。但以我目前的文字功底来看，还难以到达余老理想中的中文表达境界，不过我还是厚着脸皮写关于本书的感受，原因不外乎其他，以我所知，现代人短平快的生活节奏，如果不是靠文字吃饭（以文字为生），一般成年人很难做到大段输出自己的文字经验，所以就当作为自己的练笔吧！其次，对待翻译的态度也比之前更加审慎。之前，我只在乎产出的译文是否忠实和顺畅，很多我习以为常的表达，竟不知是受到西化的影响，虽然不至于犯余老笔下将“when”译为“当...时候”之类的硬译错误，但总归还是欠些火候。不管怎么说，阅读本书够也提高了我欣赏佳译的审美水平。本书中，余老酣畅淋漓地驳斥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大家，有理有据，让我印象尤为深刻。比如批评徐志摩、朱自清等文学巨佬的西化表达，让人信服。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匆匆》等文章，在余老看来，也实在是扭捏得不成样子，属于食样不化的典型案例。以前念书的时候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些表达的怪异！而余老力推梁实秋、钱钟书、王力等文章大家，依余老言，这些个都属于学贯中西、笔融文白的文章行家！

自学翻译偶遇此书。从此书来看，余老的翻译理念相当前卫，与当代欧美兴起的功能翻译理论遥相呼应。书中收录的文章除了其翻译观，还体现了他对中文从文言到白话的发展历程、与各门外语的特性比较等方面通观全局的把握，外加文字功夫也彰显其功力深厚。确实都是现今饱受劣质译文之害的学者写不出来的好文。还有，余老为思果先生的《翻译研究》写过序，那篇序也收在这里；而这本合集的序竟又是思果写的，看来这两大翻译家家关系真不错嘛。

读余光中的第二本书，虽然主题是围绕翻译的，但很多地方都提及了文学写作语言措辞的问题，值得学习思考，汉语当代过度西化确实是个问题，“的的不休”的毛病自己以后也需要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