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青春：鲁迅的留日七年(1902—1909)

我年初去广州农讲所，在隔壁的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门前广场上看到鲁迅和许广平的雕像，便有心寻找一本鲁迅的传记读一读。这本书率先映入眼帘，一下午时间就翻完了。这本书也能再细致地读一读。值得推荐。 姜异新的这本《究竟是青春：鲁迅的留日七年（1902-1909）》是一本裁剪得体、内容经得起检验的鲁迅断代传记，兼顾了学术水平和通俗需求，在严谨考证的基础上加上多种影像资料辅助。好的传记并不应该是枯燥的资料的堆叠，而应该完整地呈现出传主的真实生活，让传记回归为有血有肉的人和澄明定格的时代特征。这本小书内容简洁，内容坚实，为我们呈现了在日本留学的鲁迅的生活与学习，将鲁迅的思想转型描写的深入浅出。同时，姜异新针对“幻灯片事件”抽丝剥茧地论证也令人信服，有新意又不怪异，可见功力。 1902-1909年的鲁迅与“幻灯片事件” 1902年1月，年仅弱冠的鲁迅以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从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毕业。清廷据此颁发矿务铁路学堂毕业证书，并依南洋矿路学堂章程，破格授予其五品顶戴官衔，准予官费赴日留学。这份殊荣不仅是对青年鲁迅学业成就的官方认可，更折射出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矿路人才培养的特殊机制。 鲁迅1902-1909年在日本留学的历程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语言预备与文化启蒙（1902-1904）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速成班，系统学习日语及近代科学知识。期间广泛接触西方哲学、社会学著作，阅读严复译介的《天演论》，初步形成"进化论"思想框架。他与好友许寿裳参与国民性的讨论，二人一致认为中国人最缺乏“诚”与“爱”。弘文学院时期的“国民性三问”，鲁迅为之思考了一生，更以其最犀利、最清醒、最深刻的反思精神，最接地气的大众情怀，引领与统摄了之后不断兴起的、形形色色的现代中国思潮。[1]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正值清廷推行新政，留学生中革命思潮暗涌，为其日后思想转变埋下伏笔。鲁迅在此时率先剪辫明志，不惧学监以学费为威胁，反倒拍下照片寄回家乡。断发照的背后写着那首有名的“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2] 鲁迅在弘文学院的第二学期（1903年）正值俄日两国在中国东北地区角力，日俄战争阴云密布。鲁迅常看的鲁迅必看的《东京朝日新闻》成为主战论的阵地。他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上尽量客观地观察日本及日本人，也尽最大努力通过阅读日译俄国文学作品去深入了解俄国。[3]中国留日学生五百余人组成的拒俄义勇队致函袁世凯，要求奔赴中国东北前线，抵御外侮。鲁迅并未同好友许寿裳一起签字报名参加拒俄义勇队。鲁迅同浙籍学生在东京组织了浙江同乡会，并刊印刊物《浙江潮》杂志。其刊载的章太炎狱中诗四首，最为鲁迅所爱诵。鲁迅因同乡缘故，很快参与到杂志编辑群体，并完成一篇《斯巴达之魂》，被认为是鲁迅的第一篇小说。同年，鲁迅与后来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矿化专科的顾琅编著《中国矿产志》一书。针对政府出卖主权，列强掠夺我国资源的现状，鲁迅疾呼：“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鲁迅也积极进行翻译工作，他翻译的第一部作品是雨果的小说《哀尘》，“中国人是从鲁迅那里知道法国文豪雨果的“。由于他在读梁启超翻译的《十五小豪杰》与《海底旅行》后便十分喜爱科幻小说，便开始积极翻译科幻小说，他从日文转译了法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小说《月界旅行》与《地底旅行》，也就是《从地球到月球》和《地心游记》。借由此事，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故事，进行中国文学史的回顾。此时，鲁迅对于文学的理解业已逐渐接近了西方自主性的文学内涵，同时又带着追求民族新生的鲜明色彩。 第二阶段：医学救国实践与思想转折（1904-1906）鲁迅升学选择了仙台医专，成为那里的第一个中国学生。仙台也成为了鲁迅终其一生都“不断回溯”的主题。他在这里勤奋学习医学，过起了紧张且充实的学习生涯，学习解剖、德语等课程。他在此遇到了后来为人熟知的藤野先生。“解剖分腑之事，乃初学者入医之门而须臾不可离开者。”解剖学的资料让鲁迅看到日本的解剖学译介不见得比中国早多长时间，埋下了一颗种子。他在此期间经历了日俄战争结束后的社会状况，也经历了仙台医专取缔风波。日本文部省于1905年9月份颁布了歧视并限制中国留学生自由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此条例引发留日学生不满，进行了八千多人规模的总罢课。弘文学院的留学生陈天华为表抗议，留下绝命书后跳海殉国，更激起了大量留学生进行抗议返国。经过多方激烈的斗争和斡旋，此事件逐渐平息，在不少学生准备复学的同时，鲁迅却开始酝酿退学了。 他最初考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立志"救治像我父亲那样的病人"。但在1906年"幻灯片事件"中深受刺激——课堂里看到同胞围观日军处决中国人的场景，痛感"医学救不了精神麻木的国民"。遂弃医从文，决心以文学改造国民性，此为人生重大转折点。鲁迅的民族屈辱感远非细菌学讲堂上的“顿悟”或“震惊”，而是视觉暴力美学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个体的文艺感受。“战争胜利后最狂热膨胀的帝国心态，使‘幻灯片事件’成为一个隐喻。拍手的日本学生恰似照片里站在战俘后面层层包围着的日本兵，沉浸于此战争氛围的中国留学生“我”成为被迫观看杀戮国人的旁观者。而尚在觉醒中的“我”识破了这一切话语霸权，拒绝与之共同赏鉴，尽管当时已陷入‘无论辩白与否，都已经是屈辱’的尴尬境地。“[4] 他已经意识到，一个精神麻木的国民，体质即使如何健全，都不会起来反抗的。首先应该改变的是国民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要推文艺最有力量，于是，他决定弃医从文。 第三阶段：思想淬炼与文学革命准备（1906-1909）1906年夏，鲁迅奉母命回国与朱安成亲。重返东京后，他开始系统研究文艺理论，重点研读尼采、叔本华哲学，翻译凡尔纳、法捷耶夫等外国作品。他回乡时将弟弟周作人也带往日本，兄弟二人相伴十分愉快。鲁迅二人在伏见馆安身，经常买书、翻译，与其他人交往中也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他很早前就经常参与反清革命活动，但反思了革命者的浪漫主义想象。他还加入光复会并结识章太炎等革命志士。他与几年前在东京时一样，学语言成为了这三年的主要任务，他同时学习德语和俄语。他加入了章太炎门下，学习文字学，成为他的第一批门生。在创作方面，他在1907年发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确立"立人"思想，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的文学主张，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奠定理论基础。他与周作人和许寿裳筹办刊物《新生》，意图介绍西方文学，但因种种原因而夭折。他与周作人一起选摘外国小说，尤其是被压迫的斯拉夫民族的文学作品，后结集成《域外小说集》。1909年因母亲病重归国，结束留日生涯，开启文学创作新时期。 鲁迅的留日轨迹呈现鲜明的地理流动与精神激荡交织的特征。在完成三个主要阶段的学习与思想蜕变之外，其足迹也延伸至日本多地，经历着多重现实冲击： 地理空间的拓展除东京、仙台两大核心城市外，鲁迅的行踪遍及关东至九州地区：在弘文学院时期曾赴伊豆避暑旅行，正值邹容与章炳麟被俞明震追查，鲁迅读过邹容《革命军》后大受感动，坚定了民族革命的决心；利用假期游览箱根温泉，在富士山脚下思索民族命运；通过水户谒见明遗民朱舜水故居，深化文化比较认知；横滨作为留日学生集散地，那是可以频繁接触底层劳工与革命思潮的地方，鲁迅曾多次去接送同学和朋友；长崎则因日俄战事成为观察国际局势的前沿窗口，鲁迅曾去长崎治牙。 时代浪潮的冲刷身处明治末年的动荡日本，鲁迅亲历了多重历史现场：1905年抵制日货运动中与留日学生的街头抗争；1906年徐锡麟案发后参与声援活动，直面革命者的牺牲精神；1907年秋瑾就义消息传来时在东京的愤懑；1908年日俄战争余波中与同学讨论瓜分中国危机的激烈争论。这些事件不断冲击其"医人"理想，促使思想向更深层变革。 私人生活的褶皱在1906年遵母命返乡完婚（实际婚礼于1907年补办）期间，绍兴乡间的封建礼教与东京的维新思潮形成强烈反差。这段包办婚姻虽未产生情感联结，却成为理解鲁迅后期批判传统家庭制度的重要注脚。值得注意的是，其婚姻存续状态与其思想觉醒过程形成微妙互文，直至1926年才以《伤逝》完成对这段关系的文学化反思。 这些地理迁徙与历史遭遇共同构成了鲁迅留日经历的复杂光谱，既包含个人成长的空间轨迹，也折射出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转型中的集体困境。 “幻灯片事件” 在《呐喊·自序》、《俄文译本〈阿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藤野先生》等文章中，鲁迅都将自己弃医从文的经历与“幻灯片事件”联系起来。日本学者竹内好等指出，鲁迅在《呐喊·自序》《藤野先生》等文本中关于“幻灯片事件”的描述存在多处矛盾，包括处决方式（斩首/枪决）、围观者存在与否、时间地点差异等。同时，东北大学医学部保存的日俄战争幻灯片未发现相关画面，且鲁迅的同学均未证实此事。但也有日本学者表示鲁迅可能通过其他渠道看到过类似的照片。（《满山辽水》中的“露谍の斩首”） 程巍等学者认为，“幻灯片事件”是鲁迅在1920年代新文化运动背景下，将“民族性批判”话语投射到个人记忆中的产物。通过调整细节（如处决方式、围观场景），鲁迅将事件升华为“看客”文化符号，服务于其启蒙思想。王国杰提出，鲁迅弃医从文可能更多源于现实压力，如仙台医专成绩未达优等生标准、对医学课程的厌倦，以及回国就业的不确定性。他认为鲁迅对“幻灯片事件”的强调带有戏剧化色彩，旨在强化思想转变的必然性。 姜异新在《究竟是青春：鲁迅的留日七年》中对“幻灯片事件”的解读突破了传统观点，提出了以下核心观点： 否定“顿悟说”，强调长期积累的民族屈辱感姜异新通过史料考据指出，鲁迅在仙台医专看到的处决中国人的幻灯片并非时事新闻，而是已发生的历史事件。她认为鲁迅的民族觉醒是长期接触“视觉暴力美学”的结果，而非单一事件的“顿悟”，这种屈辱感源于清末民初的社会现实与文化困境，而非仙台时期的瞬间刺激。 视觉暴力美学的催化作用姜异新引入视觉理论分析，指出幻灯片事件中“处决场景”的影像化呈现，通过视觉符号强化了鲁迅对国民麻木的认知。她总结：“鲁迅的民族屈辱感是视觉暴力美学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个体的文艺感受”，这种美学体验促使他转向以文学唤醒国民精神。 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作者认为弃医从文是多重动因叠加的结果，包括母亲催婚的家书压力、医学与文学理想的冲突、对革命思潮的关注等。幻灯片事件虽具标志性，但只是触发鲁迅思想转折的“最后一根稻草”。 [1] 姜异新，《究竟是青春：鲁迅的留日七年（1902-1909）》，第一章，“第一学年“。 [2] 鲁迅，《鲁迅全集》，自题小像。 [3] 姜异新，《究竟是青春：鲁迅的留日七年（1902-1909）》，第一章，“第二学年“。 [4] 姜异新，《究竟是青春：鲁迅的留日七年（1902-1909）》，第二章，“第二学年“。

这封面照片是阿鲁？ 我认了半天。 《究竟是青春：鲁迅的留日七年（1902—1909）》呈现了鲁迅在奔赴东洋、修习日语、绍介科学、弃医从文、编辑书刊、从事翻译等各学习阶段或历经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生动形象。本书从文学传记、学术论文、策展笔记三个不同的文体来考量鲁迅的留日七年，分别注重文学性、学术性、视觉性。不同文体共同编织历史的好处是可以互鉴，避开写作规则的局限，状写一次生命经验，探讨一个学术问题，呈现一种视觉效果，多维表达或可使作为留日生的鲁迅形象有浮雕的立体效果。

这本书之前买过纸质版，这回在电子书上又翻出来复习一遍。 这本书的开头就很有意思。作者自序第一句话是：“鲁迅给人的印象仿佛是没有过昂扬的青春——读书是辍学的，婚姻是包办的，工作是孤闷的。”确实，我们印象里的鲁迅就是那个眉头紧锁忧国忧民、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中年大叔，很少去想他也有过二十来岁的青春岁月。 书的主体讲的是鲁迅在日本留学那几年的经历，重点挑了几个转折点：为什么去留学、为什么学医、又为什么弃医从文。这些事以前只是大概知道，这本书把来龙去脉捋得很清楚。 读的时候有两个感慨。 一个是关于弃医从文这事儿。我们以前听到的版本都是“鲁迅看到幻灯片，觉得医人不如医心，于是弃医从文”，这本书则并不讳言，可能也有客观上学医太难、无以为继的意思，既有理想的召唤，也有现实的推搡。 再一个是关于当时的清政府。书里讲到，那时候负责留学事务的部门，其实挺重视这批留学生的，花了不少钱给他们提供条件。哪怕有人不学医了，甚至有人在搞反清革命，经费还在给。一边被骂腐朽，一边还认认真真掏钱送人出去读书，结果送出去的人回来要推翻它。 书的后半部分还有“策展记”，讲的是办鲁迅展览背后的故事。这部分让我挺长见识的——平时去博物馆看展览，就是走马观花看个热闹，看完这本书才知道，策展人要在那么多展品里挑什么、怎么摆、想传递什么信息，背后是一整套思考逻辑。下次再逛博物馆，要多留心了。 最后有个小建议，不知道作者能不能看到：书里从头到尾用的都是“鲁迅”，但那段时期他明明还叫周树人。用本名可能更合适些，毕竟“鲁迅”是后来才有的。

这的确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它展现了鲁迅先生成为那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文化斗士之前，一段重要的成长历程——从他作为“天之骄子”被选拔赴日，享受公费留学的优越待遇，到在异国学习医学的生活。那时的他学业虽未必出类拔萃，身处日俄战争时期相对平静的一隅，却因目睹同胞的疾苦（如“三寸金莲”之痛）而惊醒：学医或许能救治个体，却难以唤醒一个民族。于是，他转而投身文艺，试图以外来的思想之火点燃国人蒙昧的心灵。这条路充满挫折，但对于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来说，这也正是人生观、世界观被冲击、被重塑的关键时期。书中呈现的，正是那样一个略带迷茫、却已胸怀家国的少年鲁迅。 有感于先生即便在优渥环境中，眼中依然是家国与人民。不禁遥想，倘若他选择另一条路，或许成为医生的鲁迅未必能达到藤野先生那样的医术境界，但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历史线上，作为文人的鲁迅，却以其深邃的思想与铿锵的文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致敬。

虽然“究竟是青春”，但此书没让人看到鲁迅在日那段青葱岁月之时热血的涌动，尤其是鲁迅在仙台医专退学的原委与究竟在此书作者的笔下不过是他自觉清晰的一团模糊。时代的波澜与个体的骚动本应是活跃与生动的，尤其是这是鲁迅的经历，虽有飘忽的记事线条，但读完此书后留下的却是七年之痒般的温吞。

这本书为读者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鲁迅形象，七年的留学历程对于鲁迅一生所产生的影响，那是一个民族面临危亡的时代，也是一个令有志青年热血沸腾的时代。这本书对鲁迅“弃医从文”这一命运转折进行了多维解读。对一个远在异国、需要自负盈亏的留学生而言，经济基础是决定上层建筑的关键变量。在晚清，官费留学虽有定额，但远不足以让学子过上优渥生活。鲁迅也不例外——他住过廉租的“贷间”，喝过难以下咽的芋梗汤，外加二弟的到来，正是在这种日常生存的逼仄中，“搞钱”成了最实际也最迫切的命题。虽然当年医学被视为最有望改善生计的实用技能，选择它，既符合母亲期望，也契合时代“实业救国”的呼声，但鲁迅最终弃医从文，与其说是放弃了优渥的物质前景，不如说是他发现了另一种更具价值的“变现”方式：文艺能唤醒国民灵魂，这种精神生产的回报，远胜过个人温饱。这种转变，正是对“搞钱”最深层意义的升华——不为生计所困，而为民族未来寻求出路。正是这种从“个人生计”到“民族出路”的跃迁，让鲁迅的“弃医从文”超越了单纯的职业选择，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精神觉醒的缩影。他用自己的笔，为彼时风雨飘摇的中国，开辟出一条虽漫长却充满希望的启蒙之路。

鲁迅啊鲁迅， 从小学三味书屋刻早书桌到月光下的闰土刺猹，从初中的百果园朝花夕拾到刘和君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藤野先生的北京白菜到坐着小船看社戏和孔乙己的回字写法，从高中的吃人馒头到阿Q正传，整个学生时代每一学期的语文课本都有你啊。 再到后来大学闲来看完你的杂文集，领略到你民国时期白话文写法的幽默表达。 再往后在校园撞见遛狗的汕大当年引进的研究你的名贵作家从而去寻觅你的各种个人研究杂料，诸如你如何与作人兄交恶、母亲送你的礼物你为何不屑一顾、广平先生如何走进你的生活... 还有中间兼杂的读者杂志的文章，例如你如何锱铢必较、后半生的患得患失... 真的是一路上有你啊迅哥儿。 而今，竟读到此番把你看的幻灯片研究了大副片副的此等佳作确又是大开眼界啊 呜呼，尔等只能说书山有路勤为径，鲁迅研究涯无际啊 谨此为记。

笔者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姜异新老师。她以史为基，以研究成果为证。周树人留洋7年的生活在鲁迅研究领域是鲜被提及。恰逢周树人留洋120周年，姜老师以这本书让真正喜欢鲁迅的人去了解他留洋生活的点滴。整本书行文严谨，绝不乏文学性。学术性非常强，绝不晦涩。书收尾处还附上了展陈手记，格外用心。这本书是我读过的关于鲁迅研究的书籍中综合实力拔尖儿的书。这本书也适用于语文教学。在教授《藤野先生》一文时，师生可以此书为背景资料，多层次角度去了解周树人的校园生活，跨学科了解历史背景的同时，也了解周树人「弃医从文」的原委。非常推荐这本书！

【豆瓣评分：⭐️⭐️⭐️】 鲁迅留日七年小传，切口小，细节足，但缺乏新的洞见，仅适合作为入门了解。倒是附录1关于“幻灯片事件”一文有意思得多，虽然行文略显生硬，但能从“观看之道”进入这一经典元素，不仅援引批驳了各家观点，而且精准的抓住了鲁迅的内在视点、弃医从文的隐藏因果、讲堂体验与视觉媒体的特殊作用等角度，给出了颇为有趣的解读，值得一看。

为什么鲁迅笔下的观看幻灯片如此令我如此记忆深刻呢。每每提到他的留日生活、他的弃医从文，脑子里的第一场景，总是周树人站在黑暗的房间里，暗处尽是人头攒动，所有人的目光都在那杀戮国人的影片之上，而作为我就站在他的身旁。读了本书我才有些解惑，鲁迅便是靠着幻灯片的意向的存在，打破了他与国民读者之间的墙。这也是为什么这段文字给我以电影感的原因，让我不自禁把自己想成电影《一一》里迟到走进黑漆漆的放映厅的一一，只是画面上不是性启蒙的教育片，而是国人的惨剧。 “从东京开往仙台的火车启动的那一刻起，鲁迅就直接步入了日俄战争的场域，走进了帝国视域下巨大的幻灯片当中。”在仙台人山人海的战争欢庆氛围中，作为个体的周树人也不得不为之裹挟，沉默即等于随喜，欲跳脱出这样的氛围却徒觉无力。我总在想象着，刹时，抬头望见爱宕山庆祝兵胜的烟火的周树人是作何样的感受，又如何才能将庆祝着异国之军在自己国土上取得胜利的击鼓鸣锣之声隔绝在耳膜之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