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UK出了这么多的大家，再出一个纪实旅游作家也不足为奇。我的肌体不是我，我变化的思想不是我，两者叠加也不是我：我是对方眼中的“你”。所以在耻感文化中，国人特别好奇敏感外族如何看本族。230年前乔治.伦纳德.斯当东写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就提供了一个参照。他尽可能客观全面：描述地方时提供经纬度，地形地貌长宽高，水文地理物产民俗等；描述事物时讲述物的外形质地功能运行机制，细致到幺尼角落细枝末节。英国真是一个科学精细化管理的社会，附件的统计资料弥足珍贵。囿于历史，他的视角一定是主观片面有缺陷的。许多度量单位错误百出，在下怀疑把噚错成吋等，不知是作者的错误还是译者。如果真的对外族的感受感兴趣，读者可以阅读世界主要国家对华人的好感度，一目了然。读者甚至可以将历年的友好指数做成K线图。昨天的新闻是今天的历史；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K线图能反映一种趋势！ 作者在大英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候来到了“康乾盛世”的清国，正好也是和珅如日中天富可敌国的人生巅峰。他笔下的和珅“儒雅通情达理、温良恭俭让”；他笔下的乡村整洁干净，地里没有一根杂草，也没见过一个乞丐。百姓温饱有余，但仍贫困，也不读书。他针砭时弊，但也美化清廷。清廷的固步自封、闭关锁国警惕“西风东渐”，担心法国革命的浪潮波及东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让人哭笑不得；三叩九拜还是单膝下跪的礼仪之争令人发噱；乔大人提供的财政收入支出、国土面积人口分布、军队数量待遇等，如今看来绝对是国家机密，判个卖国贼间谍罪斩立决绰绰有余。作者有所不知的是：英国”进贡“的枪械大炮一直封存在库房里没有研究动用过，辜负了英王的苦心孤诣。 过去了几百年，许多事情似曾相识好像变了，好像又没变。 好看的是视角，难看的是译文。

读《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13条思考： 1、马戛尔尼使团与四大徽班进京的关系：乾隆拒斥生产性科技，选择娱乐业 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进京，也正是四大徽班进京第三年。乾隆看的是什么戏？ 乾隆主要看的是昆曲‌，在乾隆年间，宫里唱的是昆曲，乾隆听的也是昆曲‌‌。此外，乾隆皇帝在“下江南”时观赏了大量的地方民间戏剧，包括活泼、花哨的“花部”地方戏剧，如京剧、徽剧、湘剧等，其中以京剧为代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乾隆不看京剧，只是昆曲在宫中更为流行‌‌。 京剧诞生于清代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庆祝乾隆八十寿辰，以四大徽班进京为标志性起点，经过数十年徽汉合流、吸收昆曲与秦腔等艺术形式的融合过程，最终形成了这一综合性戏曲形态。其发展历程可分为萌芽期、融合期和成熟期，至19世纪中期形成完整艺术体系。即道光20年1840年之后才有真正独立的京剧。 我突然意识到，四大徽班进京，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进京，都是同样的替乾隆祝寿为契机！ 号称康乾盛世，虽然有人质疑为《饥饿的盛世》，不管如何，任何朝代的中期都会经历一段经济繁荣，京剧作为一种娱乐业的发展，必然是与此有关的。 我曾谈论过日本艺伎的延续与民国越剧女班的崛起，都与经济发展有关。 这时候，乾隆选择了京剧娱乐消费，而一定程度拒斥了马戛尔尼的现代科学礼物……体现了中西方的差异。东方大国容易产生食利阶层，根本不必从事生产性工作，也不在乎，就可以活得极度滋润，科学技术没有用。而西方小国，更多需要依靠自己的独立能力，提升科技，扩大生产。 2、天主教与新教进入中国的时间差 伽利略《星际信使》序言中说：为了反对北方新教运动，保卫教皇，西班牙贵族圣依纳爵·罗耀拉三十年前在巴黎大学成立了耶稣会（1534年），这是一个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天主教修会，有许多欧洲重要学者属于这个组织。 我知道到中国来的早期传教士，基本来自于这巴黎耶稣会！ 1583年明朝第一个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澳门，并进入宫廷，对李贽，徐光启等人有思想启发。 第一个新教传教士，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807年抵达澳门并开始在广州秘密传教。 看来新教的传教晚太多了！正读1793年《英使谒见乾隆纪实》，那是英清第一次建立外交，书中说到随船有两个传教士，应该是新教的，受到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的敌意：这两个传教士的知识很有价值，因此澳门当局百般阻挠，不想让他们来北京。 其中一个人曾一度师从于著名的天文学者拉朗德……我查了下，果然当时西方天文学大爆炸！ 拉 朗德（Lalande，Joseph Jerome Le Francais de，1732—1807），法国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科学史家。1762年，拉朗德任法兰西学院的天文学教授，1795年成为巴黎天文台台长。他将大部分的时间用于编制一份约有47000颗恒星的星表，并于1801年发表。 我猜，正是这次马戛尔尼的外交，才有马礼逊14年后的传教，虽然是秘密的。 3、为什么天津多强盗？ 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写天津：我们沿途看到人口众多，田地都精耕细作，但很少看到树木和家畜。这个地方据说山洪暴发时也遭过水灾，有时因为蝗灾也闹过饥荒。在饥荒时节，经常会发生抢劫事件，政府虽严加惩处，却很难禁绝。这些人是因为饥饿所迫才铤而走险，田地一有收成，他们就马上洗手不干了。 在乾隆盛世，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凸显，山皆童秃，山洪暴发和蝗灾，又跟水土环境恶化有关，造成了恶性循环！人也没吃的，家畜当然少了。 《饥饿的盛世》局部来看是真的。 天津的强盗很多，是有历史原因的。我在明朝1488年《漂海录》中读到过，到河北沧州时：河边有望竿，上悬人头以示众。傅荣谓臣曰：“彼乃强盗首也。汉之龚遂以单车入此地平群盗，有卖剑买牛之说。此地盗多劫杀人，自昔犹然。” 到天津时：臣船相对处，有十馀人乘桴，——架屋桴上，——亦来泊。有贼人来劫夺，乘桴人亦强健者，相与搏击。陈萱曰：“盗肆行殴掠若此，其分付你众各自相警，小心过夜”云云。白天津卫以北，白沙平铺，一望无际。旷野无草，五谷不生，人烟鲜少，即曹操征乌丸时，遣其将自滹沱河入潞沙。潞沙即此地也。 我估计，这些强盗是从山东，黄淮区域来的。 而为什么自古山东，黄淮多强盗？ 因为黄河泛滥，《水浒传》北宋梁山泊时代，黄河威胁山东天津，而1194年南宋与金朝对峙时期夺淮入海后，又威胁江苏北部。这些灾民去哪里？天津！往大城市乞讨，做强盗！他们到不了北京，就像今天进京上访被拦截一样，而天津是最好的落脚地。码头城市，做水手，当苦力，总比留在黄淮泛滥的家乡吃土强吧！ 为什么他们到不了北京？《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有一处记载：北京只城外有一些妓女，她们都被严格登记在册。因为本地的单身汉，和从外地来北京谋生的男性人数很少，所以妓女人数并不算多。 可见，低端人口是被限制进京的，跟今天一样。 《被牺牲的局部》里谈到乾隆时期的淮北：生态遭到普遍破坏，政府不愿承担应尽的责任，不能兴修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灌溉设施，在此背景下，农民个人的力量是非常弱小的，这也是他们变得消极的客观因素。 遇到荒年（其实这里大部分年景都是荒年），百姓流浪四方，“或因贫而乞食，遂因乞而为匪。鼠窃狗偷，所在多有。强梁者乃越境贩盐，公行市集，酗酒打架”。 与洪水的破坏性一样，当土匪到来时，一般无所依恃的平民，从个体而言，同样是非常渺小的。事实上，淮北一些地方的方言中，“水”与“匪”是同一个字。 不只是强盗，我想起张爱玲《第二炉香》中的姐姐，原来嫁给天津的一个男人，老公死了守寡……我认为，这家母女三人，是“仙人跳”团伙，从天津到上海，香港，流窜行骗。码头城市，自古男盗女娼，进入现代资本主义化，愈演愈烈。 4、为什么古人少住楼房？ 《她来自马里乌波尔》：我首先想到的杀人动机，是关于房子：俄罗斯国内灾难般的住房紧张从未缓和，导致了许多人一辈子都和整个家族困居在最狭小的空间中，其中不少人被逼得精神错乱。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早在他的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中就让撒旦说出，莫斯科人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既不更好，也没更糟，只不过房屋紧缺让他们堕落。 只不过房屋紧缺让他们堕落……正读《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大清的房子，都是极度矮小的平房：从北京低矮的住房条件来看，实在很难想象这里竟然能容纳这么多人。中下等人住得非常拥挤，他们家里没有多余的房间，经常是老中少三代都住在一起，一间屋子里摆上几张床，中间用席子隔开。全家在一间公共的屋子吃饭。 只有天津码头，地少人多，寸土寸金，存在二层楼！ 为什么不造几层楼？一是木构建筑，顶多也就做个二三层。古罗马时期的庞贝古城居民就普遍住四五层楼了。 二是居住习惯中的巫术色彩。 一层楼就是顶天立地，头顶，天不被人遮住，脚下接地气。反过来，假设皇帝在一楼，楼上有人，岂不是踩在皇帝头上了？这怎么可以？这个道理就像慈禧太后拒绝西方马车，因为马车夫必须看路，高高地坐在前头，凌驾于主人之上了。普通人也一样，头顶不可以被人踩了，正如影子踩不得。 农村建房还为了邻居家房顶高一头而大打出手呢。高，就破坏风水。被人踩在头上更不可接受了。 中国没有像俄罗斯人那样因为房屋拥挤而引起精神问题的，内卷，本来就是生存现实，但可能因为风水问题而惴惴不安。 5、柳罐，铁梨木犁，耐寒莲花 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读到承德地区的水桶是柳条编织的，不是木桶……百度到了图片，叫柳罐，编织精密，的确可以防水，我想，因为承德树木被砍伐稀有，不得不用柳条编织！ 我查到： 柳罐是以柳条为原料编织而成的传统器具，又称"柳罐斗子"，外形似敞口罐或斗状容器。该器具最早见于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南北朝时期已广泛用于农田灌溉汲水、盛放谷物及挑运农产品。其制作需选用二年生柳条经浸泡软化后编织，凭借柳条韧性形成紧密结构，兼具轻便、防水和抗碰撞特性。随着现代供水工具普及，柳罐于20世纪70年代逐渐退出日常使用，成为反映传统农耕智慧的历史遗存。 斯当东还在越南和山东都发现：少数犁头是用铁做的，大多是用铁木做的。 这是铁梨木，比铁还硬，另一方面说明铁贵。 在热河的避暑山庄还发现：湖面上种有莲花。没想到这种美丽清香的花，在热河这么寒冷的地方也能开得很好。 耐寒品种！我前几天看到尹烨一个b站视频切片：用进废退还是自然选择？水稻实锤证据为拉马克扳回一城。 说水稻本是热带作物，为什么后来能在东北这种地方生长？ 结论是环境压力可以影响遗传基因中的表达。水稻通过记忆寒冷，打开记忆开关，且可遗传。 6、西门庆可能看到过临清塔 我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读到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沿大运河南下，到临清，西门庆的老家，发现一座塔： 10月22日，船只抵达临清州。临清州城外有一个九层高的宝塔。宝塔呈锥形，有一百二十至一百六十英尺高，塔的高度是塔底直径的四到五倍。宝塔层数一般是单数，有五层、七层或九层，越到上层，塔的截面越小。临清州的塔不是建在山上，而是建在平地，这在中国是很少见的。 1488年崔溥《漂海录》北上大运河路过临清： 晴。至临清县之观音寺前。寺在两河交流之嘴，东西设四闸以贮水。寺东以舟作浮桥，以通于县。县城在河之东岸半里许，——县治及临清卫治俱在城中。——在两京要冲、商旅辐辏之地。其城中及城外数十里间，楼台之密、市肆之盛、货财之富、船泊之集，虽不及苏杭亦甲于山东，名于天下矣。 我又查到百度： 临清舍利塔又名运河舍利塔，为旧时临清十六景之一，夜晚漕船驶入临清运河的时候，便可听到永寿寺内的僧人撞钟的声音，故名塔岸闻钟，旧时临清塔在永寿寺内。舍利塔在旧时为临清这座国际性商业都市的标志性建筑物。建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此塔与通州燃灯塔、杭州六和塔、扬州文峰塔并称“运河四名塔”。 建塔的故事是这样的：水妖作乱，民不聊生，被南海观音菩萨的慧眼看到，便动了慈悲之心，准备除掉这个恶魔，踏上祥云，来到此处，把她那手中的玉净瓶投入河中，口念咒语，巧使法术，便把那妖怪连同一河水装入了瓶中。她以指为杵，戳了一个千米深的大井，把妖怪放入井中盖上盖子，并邀请鲁班爷在上面盖上一座宝塔…… 那么，这必然就是崔溥所说的观音寺的塔！明朝1488年时它叫观音寺（可能是俗称），当时还没有塔，1611年建塔，改名永福寺，清朝时改叫永寿寺。 《金瓶梅》初版于明万历45年，即1617年，这塔刚建成6年，与西门庆同时代！ 潘金莲所葬永福寺，是庞春梅周守备家的香火院，有这样几句描写：旗竿高峻接青云，宝塔依稀侵碧汉。……幢旗不断，观音殿接祖师堂…… 虽然并不能证明就是观音寺，就是临清塔，但也不能排除不是！ 7、大清何以只有四百万平方公里？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里读到一句话：中俄两国的疆土均约占四百万平方公里。 不是1300万平方公里吗？ 我看到的资料： 古代王朝在统计本朝疆域的时候仅仅统计设置郡县的区域，各种羁縻州郡（卫所）、都护府、都司、宣慰司之类的不被计入疆域的。教科书中除了宋朝之外，汉唐明三朝疆域，教科书版本之所以跟当时记载有很大出入，主要是把这三个朝代在直属郡县之外设置的羁縻领地也划入的当时王朝的疆域，这就是古今对于划分疆域标准的差异。说句题外话真按照古籍的记载的标准只计算直属郡县的话，宋朝疆域不比汉唐小多少。 网上很多人说，啊～明朝时期的中国仅有约三百五十万的两京十三布政使司，清朝领土1360万，大清领土比明朝多出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知道这里边猫腻的明白你在玩双标，不知道的还以为大清国在1360万土地上住满了满洲人呢，把郡县制推广到这13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个角落呢。 明朝在两京十三布政使司辖区内实现了 1、直接派遣跟皇室同为汉人的流官管理 2、可以直接征税 3、各地均有汉人的驻军 4、辖区内居民中，以跟明皇室同为汉族的居民占有绝对优势。 满清治下达到这个标准的实控领土有多少呢？ 如果以汉唐宋明那个标准，清国这种把外藩属国朝贡国算进版图将自己疆域扩大到约1360万平方公里的行为叫“地图开疆”。 地图开疆（Theterritoryofdelusion），即国家在印制地图时，将本非属于自己的领土，标注为自己的领土，从而达到开拓疆土的目的。 8、分水龙王庙 正在1793年《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读到，马戛尔尼访华使团南下经过济宁分水龙王庙：运河的西岸建有一坚固石堡，汶河水以极强的力量冲向石堡，之后分流向南北两方。有一个乡野传闻：在这里抛一束柴枝在水面上，柴枝也会随着水流分为两份，漂往南北两个方向。这确是一种奇异的现象。 1488年崔复《漂海录》北上经过分水龙王庙，极为灵验，舟人都去拜拜，作者不去，因为他是朝鲜的儒生，不信淫祀：至分水龙王庙，有大水自东北来，至庙前分南北派。南派即臣所已经，顺流南下；北派即臣所将往，逆流北上。庙当其二水之分，故以分水名。问其东北来大水，则人曰：“济河之源也。” 9、景德镇的瓷土与神祇 A、浙西人卖高岭土砖给景德镇 1793年《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写到浙江衢州常山县的瓷器高岭土：使节团员在船上看到岸边的山上被挖了很多空洞，挖出来的石头被称为“皮顿子”。…… 我在《广志绎》中读到过，实际上，明朝景德镇的瓷土渐渐稀缺，是浙江西部提供的，做成瓷土砖卖给江西人！ 1597年《广志绎》：近则饶土入地渐恶，多取于祁、婺之间，婺人造土成砖，磨砖作浆，澄浆作块，计块受钱，饶人买之以为瓷料。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船只行经至江西景德镇不远处，那里据说盛产瓷器，鼎盛时期有三千个窑炉同时开工。晚上可望见该处上空一片火光。 瞬间想起我在《广志绎》就读到：浮梁景德镇雄村十里皆火山发焰。 B、景德镇是拜什么神？ 《左道》中读到过：景德镇因接收来自婺源等邻近地区的外来移民而规模不断扩大，于16世纪发展成为一座主要城市。一座为京城生产陶瓷器具的景德镇陶厂旁立有一间华光庙。好几次朝廷官员都试图把这间华光庙改建为公署，但均遭到当地匠人的拒绝，他们称华光的帮助保障了窑中瓷器的顺利烧制。 为什么是华光？它应该并不是匠神。 我认为，实际上是徽商控制了木材原料，控制了瓷器的贸易，也就控制了瓷器匠人的神！华光是徽商的保护神，连带着匠人也被影响了。 另外，前些日子我读到过，铁匠神是太上老君，因为炼丹炉嘛！ 10、印度拨障术治疗白内障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里读到：特使借此机会把欧洲最近的几项新发明向总督做了大概介绍。例如借助氢气球，人能凌空升天；又如能给残疾人安装假肢，让其生活更便利；又如患白障眼失明的人，可以通过摘出术或拨障术让其重见光明等等。 其实中国早就从印度传入了这种拨障术。 《中外医学交流简史》：在印度医学中，以针拨白内障术对我国的影响最大。至迟在南北朝时期，金针拨障术已为国人所知。在当时两度汉译的《大般涅槃经》卷8中就有记载说，目盲者求医，“良医即以金篦决其眼膜……（盲者）乃言少见”。这种针拨术在当时还不仅仅限于佛典文献的介绍，而且在我国已有施行的实例。如《南史》载，梁文帝（424—453年）第10子萧恢“有目疾，久废视瞻。有道人慧龙，得疗眼术，恢请之。及至，空中忽见圣僧。及慧龙下针，豁然开朗”。另一佐证是，《北史》载，张元的祖父丧明3年，张元为其祖求佛祈祷，“经七日，其夜梦见一老翁，以金篦疗其祖……”金篦，即状如篦子的金针。 《细读金庸》：唐宋时期的医师已能熟练地运用针刀给白内障患者做眼科手术了，此即“金针拨障术”，苏轼亲眼见过一位叫王彦若的眼科医生怎么做白内障手术，觉得很神奇，便写了一首《赠眼医王生彦若》，说王医生“运针如运斤，去翳如拆屋”。王彦若就如一名武林高手，手中针如斤斧，患者眼中翳如破屋，王彦若运针如风，三下五除二就将眼翳给去除了。 11、1743年的乾隆热灾与1793年的佛得角群岛干旱 马戛尔尼使团抵达佛得角群岛：过去这里降雨频繁，航海到过此地的都称它为“多雨岛”。 说明1793年全球气候很可能发生了某种变化，类似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这被称为“多雨岛”的岛屿上三年不下雨，极度反常。我不知道当年的乾隆中国，气候如何？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有趣的资料： 乾隆八年（1743年）确实可以称为中国古代史上最热的夏天。我国著名气候学家朱可桢认为，1900年以前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四个“暖期”和四个暖期。“寒期”，以及乾隆八年中国历史上最热的夏季发生在第四个“暖期”。 关于这个高温，史书上和很多地方志上都有记载，看看这些记载： 北京：《六月丙辰（7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续东华录》 天津：“五月苦热，土石焦土，刊顶镀金，热死人。”《续天津县志》 河北高邑：“（5月28日（7月19日）至6月6日（7月26日）酷热难耐，重重阴霾，热火朝天，中午铅锡卖空，人渴死了。”♬ 山西福山：“夏五月甚热，路上行人多死，京城尤甚。在京经商的福人亦热死。”《浮山县志》 山东高青：“千里大旱，室内器具皆热，西南风烧树多死。6月，天津南武定府多人逃走，路人死亡的热量。”《青城县志》 当时的法国传教士A.Gaubil（中文名宋俊荣）带来了一个欧洲温度计。他在北京监测到，今年北京夏季最高气温达到44.4℃。而且，据宋君容记载，1743年7月20日至25日，北京的气温达到40℃以上，25日最高达到44.4℃。 据当时的历史记载，一碗水至少可以卖到十块钱。这是什么概念？换算下来，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10多块钱。 据宋君容在给欧洲亲友的信中说，那年的高温从5月开始有上升迹象，7月13日开始爆发。清代。他们经常突然死亡，被发现在路上、街道或室内，欧洲传教士带领信徒为他们祈祷。 根据官方历史记录，7月14日至25日的热浪造成北京郊区和市区共11,400人死亡。乐观的是，这只是北京地区。 12、古代规模500人的武装商团 《河西走廊》书中说，为了搞清楚契丹与中国是不是一个国度，公元1602年10月，意大利人鄂本笃由印度出发，伪装成阿拉伯人，加入商队，踏上了寻访神秘国度的旅程。他所在的商队共有500人，大多数仆人因为畏惧前途险恶离他而去，只有一名叫作依撒克的亚美尼亚仆人始终跟随着他。 他所在的商队共有500人……丝绸之路上都是大型武装商团，其实，我感觉跟海上的东印度公司应该是一样的，和大运河上的漕运也是一样的大规模行动。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写到，马戛尔尼访华使团，动用大运河上船队的纤夫就有一千人：平均每艘游艇用十五个纤夫，全部船只加起来得有五百名纤夫，一旁还有随时准备调换的五百人。两班纤夫轮流调换。 可谓浩浩荡荡，盛况空前。 我倒是对波斯人，阿拉伯人，当年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组织形式感兴趣。500人的商团规模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我知道，伊斯兰的武术对中国武术贡献巨大，比如八极拳之类。福建南少林也与泉州月港的南方海上贸易保障有关，林镇南的福威镖局就是。 B站蔡宝良“当士兵变成镖头”讲座，谈到保镖起源于明朝的标兵，松江府的棉布贸易所雇佣的保标。 《宛署杂记》：万历十六年，潞王之国，原派抬内钱粮夫贰千捌百叁拾贰名……潞王之国，2832个人抬东西！ 13、商人与间谍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说大清派兵严密护送，怀疑马戛尔尼访华使团包藏祸心，间谍行为：在向某地进攻之前，先派一个亲善使节去调查情况，确是东方人的惯用伎俩。 的确如此，这在《三国演义》里比比皆是！我突然想，成吉思汗当年为什么西征，据说是一队商人与使节被西边那个花剌子模国的政权给杀了，成吉思汗大怒……我猜，这个商队也不是一般的，很可能有间谍成分，被发现了，杀了，成吉思汗之怒，无非是顺理成章的借口罢了。 古代世界，没有官方路引的，只有几种流动人口：僧侣，乞丐与商人。《南明史》中，扮成和尚，乞丐，逃亡，刺探传递军情。这也是基本套路了。 商人，则是名正言顺的流动人口。一个陌生人出现在只有熟人的村子里，他是商人，你就不会起疑心。《水浒传》智劫生辰纲，晁盖们要扮演贩栆的商人。

这是一本出色的游记，斯当东拥有照相机般的记忆，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分毫不差记录下来。条理清晰文笔细腻，渊博的知识令人印象深刻，身如其境的描述让人暂时忘记了这居然是两百多年前的游记。 一个人只是来了一趟中国，居然对中国的了解比一般的中国人都要详细得多令人惊叹。无论是政治制度，权力运作，民风民俗，宗教礼节，水利灌溉，沿途农耕等等都做了细致的考查，再现了那个久远的时代。 从作者此行的目的来看，英国拿出了诚意，而清朝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统治者根本不想有任何改变……

老舍先生说:"生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像水中的鱼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假若他自己不能完全客观的去了解自己的文化，那能够客观的来观察的旁人，又因为生活在这种文化以外，就极难咂摸到它的滋味，而往往因一点胭脂，断定他美，或几个麻斑而断定他丑。不幸，假若这个观察者是要急于搜集一些资料，以便证明他心中的一点成见，他也许就只找有麻子的看，而对擦胭脂的闭上眼。"我想老舍先生说的大有道理，真的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走出去，再蓦然回首，看一看我们老祖宗的园地，这里"归根结底"也是我们子孙的园地。

两天选着精读，啃下来了。真是精彩，细致入微，入木三分。中国的路径依赖依然很依赖。我把此书归类为理解中国的必读书目之一。此书让我体悟了中国的古代世界，一份极为不易的他者的见证。文明交汇时的记忆， 读着读着，我忽然意识到。中国有一种心态就是，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要自己创造一个世界。是啊，这里人多，卷来卷去，自娱自乐，未尝不可。 看过此书真觉得唐世平对中国历史的理解真是有道理， 与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一书中内容有一小部分重叠，但是重叠的部分很多恰恰也是最入门三分的，值得反复品味，到今天也可以接着思考，找找药方。是的，今天已经有很多人走出了这个境况，但是依然有更多的普通人，他们的生存境况依旧。也许外表上，物质上有了不少变化，可是这都是表皮。骨子里，精神里，思想里，组织运作方式上千年如一日也！

很不错的游记，英国特使1793年乘船经过南美洲东南亚沿海去北京朝觐乾隆的事，之后从内陆走大运河到广州回国，沿途所记颇为详尽，当然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有关中国的事，时值康乾盛世的尾声，清代已经开始衰落，当时还不是非常明显，但是当时官僚民众的缺点作者的记载所见中多少已经看的出来，乾隆还沉浸在天朝大国外夷来朝的盛世中，对国外茫然不知，作者知识渊博，指出的东西方差异就看的出来当时自然科学工业各方面已然落后于西方，半个世纪后鸦片战争彻底宣告了王朝末日，这本书很值得一读，作者十八世纪末不经意的记录看的出王朝末日前的观感，颇有价值

以他者之眼，穿越重洋，路过一个又一个海岛，最后抵达盛极而衰的满清——社会的肌理被层层展开记录，上到皇帝王公大臣，下到各行业小百姓，吃喝玩乐，花鸟虫鱼，种田看戏，抛弃婴儿…. 使团多次要求与官员或皇帝协商通商适宜，都被模糊的搪塞，“朕知道了”。英国携带了体现当时最先进科技的礼物，不过是统治者眼中的“奇技淫巧”而他们“赏赐”给使团的回礼，其实也不过是珍贵工巧的“玩意儿”。 没有明确的拒绝，但拒绝是彻底的。因为平等不作为前提被考虑，纵使礼品中已有一艘全配置110门重炮的军舰模型，清廷就仿佛迟钝了一样，后期连造船都搞不明白，大闹海盗，简直可笑。其他书里记载，联军侵占北京，打开皇家的宝库，那些先进的各色火炮及科学仪器就堆在库房积灰。 最终使团无功而返——但怎么会有亏本的买卖？鸦片战争还有不到50年。 后面的历史，是迷茫的，苦难的，曲折的，很难说是不是几代人终要为历史付出代价。无辜的百姓，并不能理解其当时所仰赖的君父，因自大和幻觉自己十全十美而错失了几乎可以说是最后一次机会——而书中的乾隆，好像是模糊的，实际上真正谒见乾隆本人是非常小的篇幅。他作为一个符号，作为一个象征，一个腐朽帝国的幻影，具体是怎样的人已毫不重要。 又是一本很粘手的书，看完《失去的三百年》再看这本，补足了很多对当时社会细节的想象。（除了排版太过简单粗暴，一开始很难投入的看进去。） 一流的游记写作！

粗略看完了这本书，其中有几个点印象深刻 1. 当时满清的统治者，他们是有机会接触到英国工业革命的最新科技成果的。特使送给满清的礼物，也体现了当时英国的科技水平。从欧洲到中国的传教士们，也在不断带来外面的消息。当时为何他们此后闭关锁国安于现状直到两次鸦片战争呢？以前我认为是因为统治者沉浸于天朝上国的美梦没能睁眼看世界。看完本书后我有了新的理解，满清统治者从来不认为他们是中国人，他们当然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为了维持稳定统治不愿意引入任何微小的变革，他们害怕汉人掌握先进的科技之后反过来推翻他们，这是一群自私且自卑的统治者。 2. 从英国使团的记述看，当时的中国在盛世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深深的危机，首先是天下承平日久，人口急剧膨胀；其次土地的承载力已经到达极限，山上基本都光秃秃，因为树木都被砍了。如果生产力不能继续革新，那么踏入马尔萨斯陷阱就是迟早的事情。 3. 英国作为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科技水平和当时的中国是有代差的。当我们还在闭关锁国时，他们正在满世界的探索，详细考察每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尽可能打开海外的贸易市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没有一个国家是能够随随便便成为日不落帝国的。

我们既不要被自卑蒙蔽了双眼，也不要被自大冲昏了头脑。骄傲的历史不是自大的理由，是自信的基础；近代的屈辱不是自卑的理由，是自强的动力。 清朝的前期是强大的，扩张的，生机勃勃的，清朝的后期是昏聩的，腐朽的。认识自己要借助他人的视角，认识自己要把自己放在世界体系中去评估。我很喜欢这本书，让我看见英国人视角下的中国土地、风物人情、山川壮阔、人物百态，那时人们的服装和精细耕作的田地，他们和我们血脉相连，他们是我的祖辈啊，是我父母的父母的父母……在作者的笔下我隐约看见他们曾经生活的时空啊！ 让我看见英国使团的科学精神，所到一处必然测得经度、纬度、潮汐、洋流、山的高度、岩石的类别，有哪些植物，有哪些动物，农民如何耕作，那些河流里的船的构造，他们看到了落后，也看到了工匠的智慧，他们用图画描绘了水车，类似机械制图的严谨，他们看到了我们，可是当年我们却看不到他们。 谢谢作者，谢谢译者，让我得以跨越时空看到这幅风物民情的壮丽画卷，这是民族的自信所在，是觉醒所在，是反思所在，是奋起所在！

读完这本书之后还是感触颇多的，首先被吸引的是斯当东在旅途中对于路途中各地遇到的各种事物，如动物，居民习俗的详细记载和对于当地地理环境的测量，对事物秉承着科学客观的态度，虽是一本纪实，但其丰富而严谨的记录无疑可以媲美一些博物学著作，这也让现在的我们瞥见了那个觉醒的时代，工业革命的时代，欧洲科学家的对于科学的研究精神。 其次是本书里的清朝似乎没有那么的一无是处，可以看见有很多地方和我们至今依旧非常相似，因为我们国家历史上的史书通常记载的是一些大事，但从斯当东的笔触下我们却能发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样貌，也能吃饱，也有一些免税制度，甚至种田的时候也会使用播种机，部门沿海居民也会说一些英语等，很多时候让觉得，其实很多的事情依旧没有太多变化，当时人们的心态，内心的活动到现在依旧如此，一瞬间让人明白很多事物的来源皆有迹可循。 虽然这本书里记载了很多清廷的缺陷，但很多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却让我对清朝的制度有了一些改观，原来大家其实也没有那么严苛和绝情，至少在对外国人时，或者是对那些对自身利益没有威胁的人时，还是相当友好的，百姓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高压政策，虽然苦是苦了点。不过，必须要说的是，彼时的清朝确实在政治体制和科学发展上，尤其是对人文的关怀实在落后了太多，以至于很多时候看起来有很强的割裂感，一方面是想象中的乾隆皇帝的盛世，官员要三叩九拜，妇女要裹足，另一边却出现了很多英国科学家使用现代方法去测量山的海拔，用数学模型计算清朝的人口分布和经济开支，其过程严谨而科学，非常具有科学精神。 还有一点感慨，这里想引用网友“度”的书评： 书里面“有关于动植物，尤其是鸟的描述栩栩如生，让人怀疑如果斯当东此行的目的不是清朝而是动植物的考查，那么进化论可能会提早几十年到来，没有达尔文什么事了。 一个人只是来了一趟中国，居然对中国的了解比一般的中国人都要详细得多令人惊叹。无论是政治制度，权力运作，民风民俗，宗教礼节，水利灌溉，沿途农耕等等都做了细致的考查，再现了那个久远的时代。” 这些内容更是反应了双方信息上的不对等，但更多的是反应了清封建王朝在制度，思想，科学观上的滞后，让人感慨万千。 总之我认为这是一本非常难得的纪实传记，让人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感觉当时中国和世界的参差，行文流畅生动，同时也不乏作者对于我们国家独到而一针见血的点评，结合之前读的《饥饿的盛世》、《和珅：帝王心腹》，让人可以更加真实的了解到一个全面，多角度的清朝封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