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死刑台生还（译文纪实）

死刑的严格审核似乎变成了我们社会对于生命尊重最为重要的体现形式，所以死刑判决的核准变成了国家行为了，其实看起来这个是一个趋势，因为很多国家都在废除死刑，比较典型的就是瑞典的那个哥们为了反对政客的圣母心，而杀死了政客们后代差不多一两百人，但是因为废除了死刑，还是承认了暴力杀人，但是住在监狱里面也是非常舒服，而且防止这些人来阴的比如下毒医疗问题等收拾他，还是保持着曝光度，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 bug 存在着，很多时间都是没有办法解决，可能当下类似的例子就是美国的意大利后裔帅哥杀了医疗保险公司 ceo，本来可以变成现代社会的罗宾侠的状态，只是美国社会不知道是否存在着死刑，而且采用了控制曝光的形式来使得从人间消失了，社会之中的暴力犯罪还是不应该存在，但是一旦存在着还是要采用暴力手段，只有这样才能震慑，才能减少犯罪，从另外一个方面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暴力犯罪还是逐渐下降的，但是如何处理偶发的暴力犯罪还是非常考验社会治理能力，其实我们当下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和挑战，按照我们的传统还是需要承担后果的，只是不同时间采用的方式存在着差别，从历史上来看，对于杀人等暴力最大的惩罚当下认为社会性死亡就可以了，非常类似于我们最近一个女子杀死丈夫之后，被判刑出狱之后演了电影，不断被美化的过程引起来争议，但是似乎最后的结果是电影下架了，不能用性别对立与差异而改变一些被法律已经定性的事实，可能也许就是在发展中产生的复杂性了。

镰田慧以财田川冤案为核心，记录蒙冤者从死刑台生还的艰难历程，冷静揭露司法系统的疏漏，叩问冤案的成因，让读者看见正义迟到时生命承受的沉重代价。

有一种罪来自于避无可避的国家机器…… 这本书让人想到“聂树斌”案，含冤21年，21岁被枪毙了，10年后才真凶落网：有人替真凶死了……聂树斌没有碰到书里的“矢野伊吉”，回到这本书里，“财田川”事件是一个著名的日本冤案，案件嫌疑人谷口是被捏造成死刑犯的，后被关在监狱里三十多年，一直遇到了矢野伊吉才改变，真的很感动，要知道矢野至前法官已经做了30年了，本该要退休了，但对这个案件念念不忘，强烈要求复审，于是他选择辞职要去做谷口繁义的律师为其辩护，正式成为律师的矢野，就为谷口案件的重审四处奔波，但两年后矢野突然中风导致半身不遂宁这时矢野意识到，我的日子估计不多了，但是谷口的生命却不得不救。这是我作为法律界人士的职责与使命。于是，瘫痪的矢野在病中用左手把自己掌握的证据整理成书。矢野这种堪称蛮勇的追求正义的精神让人印象深刻 但是聂树斌却没碰到这样的法官，没碰到这样的辩护律师，非常非常遗憾，但回到“财田川”或者“聂树斌”都有个共性问题，这类冤案错案，都有个问题：滥用公权，回顾案件，在日本这个冤案这里，矢野伊吉发现案件其实漏洞百出，但凡有人仔细调查一下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可惜之前没有出现过，这才导致了在法庭上面对辩护方的时候侦查人员会哑口无言，明知是错的，却还要为之遮掩，甚至并不在乎对错。正如书中所说，过往审判中的所有决定都是有悖正义的，这些人的非法和怯懦让真凶逃之夭夭，对于谷口来说是无妄之灾，可作为普通人他申冤无门，尤其是面对强大的司法机构，认罪伏法只能是选择，聂树斌案件也是如此，根据后来媒体披露，在这起冤案的背后隐藏着诸多问题：刑讯逼供，证据不足，判决草率等等，聂树斌最终屈服于刑讯逼供，承认了警方所指控的罪行，但除了一笔国家赔偿之外，聂树斌这起案件的负责人从未提及。聂树斌在石家庄市中级法院被一审判处死刑，当时案件的审理速度之快，令很多人感到意外，而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并没有给，予聂树斌充分的辩护机会，而在1995年4月25日，二审维持了原判，两天后，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聂树斌被执行了枪决，后因为真凶浮出，终于在2016年12月2日，最高法院宣告聂树斌无罪，彻底推翻了之前的判决，这一结果让无数人为之感慨，聂树斌成为了司法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冤案受害者之一。 一个普通人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无疑，是非常弱小的，表面看程序合理合法，可却做出了不公正的判决，我们这时候到底怎么办？身边没有矢野伊吉这样正直勇敢的辩护律师，矢野伊吉作为一个普通人，救下了另一个普通人，为此不得不长期和现实世界中的巨大权威做对不起当了半辈子的法官，却掉过头来斥责法院，这么正义勇敢的人哪里去找？可作为普通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遭遇这种不幸，无妄，不公，只是这一次不幸的人是书中的谷口繁义，而非我们罢了，在此推荐赵宏的《权力的边界》和陈碧的《正义的回响》，法律的普法不应该只是让民众提高自己用法懂法的认知，更是要提高对公权力本身进行限制和监督，这种公权力监督的意识也是法律意识的一部分，公权力的限制和私权力的保护是法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想到的不仅仅是私权的保护，现在更多的应该是指向对公权力的监督

命运的风霜，往往在猝不及防间落于人身。 他是“国家犯罪的或证人”！于死囚牢中熬过数十载光阴。 漫长岁月里，申诉之路崎岖难行，等待与失望往复交织， 磨蚀着岁月，却未曾摧折心底对清白的执念。 文字沉静克制，如实道尽个体在时代与制度夹缝中的困顿， 面对庞大的律政体系，个人的呼告如风中絮语，单薄如蝼蚁， 于平实叙述里藏着悲悯，读罢只觉世事沉郁，亦见人性深处不肯弯折的微光。

大概是预期太低了，被译文纪实日本系列“超有吸引力标题配上略显浅薄的内容”创出PTSD以后，又看到喵叔这种译文纪实粉头都打了3星以后可以说已经把预期拉到谷底了，但是其实还可以，可以拉到4星，没想到有一天在译文纪实系列我会比喵叔给分还高😂 死刑这个题材我一直都很感兴趣，尤其是在看过《足利女童失踪》以后我对这个题材的兴趣程度直接翻倍，这两本书都是看完以后会忍不住思考死刑是否是必要的？ 如果不是遇到了宁可放弃自己的法官身份也要为谷口讨一个公道的矢野，也许谷口也就带着一身冤屈走向刑场，即使最终出狱，彼时的谷口也已经53岁，19岁入狱，53岁出狱，74岁去世，抛开几乎没有自主权和多少个人意志的孩提时代，谷口离开监狱后的生活远没有在监狱里的时间长，34年的牢狱养成了谷口的强迫性发言等等一系列习惯，再想起足立里已经证明是冤案的受害者，坐了几十年牢出来后被出租司机说，“能被抓走坐那么多年牢又能是什么好人？”，真的很唏嘘。 但是如果取消死刑又如何告慰亡者的在天之灵？读到道格拉斯在书里写的“凶手在监狱里的时间已经比死者在世的时间还长的时候”真的很生气。 所以可能司法正义这条路就是没有尽头吧。

给予：不行 不建议读。 一、这本书为何而写 一九五〇年二月，日本香川县财田村发生一起抢劫杀人案，一名六十三岁的独居黑市大米掮客在家中遇害。十九岁的青年谷口繁义被警方锁定为凶手，经刑讯逼供后作出虚假供述，一九五二年被判处死刑。此后三十余年间，谷口在死刑牢房中等待处决，直到一九八四年才经重审获判无罪。本书记录的就是这起后来被称为“财田川事件”的完整经过。 作者镰田慧是日本调查记者，长期关注司法冤案。他在这本书中要回应的根本问题是：一个完全无辜的人如何被国家的侦查、检察和审判系统一步步推上死刑台，又是凭借什么力量从死刑台上走了回来。这本书不是为了渲染冤案的戏剧性，也不是为了宣泄对司法系统的不满，而是要还原国家权力如何制造冤案、又如何掩盖冤案的全过程。书名取自谷口本人在狱中看到的一则杂志广告，他误以为那是一部外国电影的片名，实则写的正是他自己的遭遇——这个错位的理解，恰好概括了他从死刑台上生还的命运。 二、作者如何推进全书 全书以序幕开篇，直接呈现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重审第一轮公开庭审的现场。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已经五十一岁、在死牢中度过三十一年的男人走下押解车，面带爽朗笑容。这个场景是一把钩子，将读者拉入一个等待了三十一年才终于公开审理的案件。序幕之后，全书并不是按时间顺序平铺直叙，而是以五章的结构回旋推进。 第一章“案件”从案发当天写起。作者将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杀人现场、村民的反应、侦查总部的设立逐一铺开，然后引入侦查工作的逐步转向——当一百二十天的大规模排查一无所获后，侦查主任宫胁丰副警部将目光锁定在因另案被捕的谷口身上。这一章的推进方式是：先呈现案件的原初面貌，再展示调查如何从开放走向封闭，如何从一个没有明确嫌疑人的案件变成只指向一个人的故事。 第二章“狱窗”将时间拉到死刑确定之后。这一章的功能是展示结果：在没有扎实物证的情况下，谷口仍然被判处死刑，且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均维持原判。作者在这一章交代了谷口在死牢中的处境——他送出过重审申请，但被前任审判长遗忘在文件架上。这一章承担着让读者看到冤案固化后个体处境的角色，也为第三章的人物出场埋下了伏笔。 第三章“邂逅”是全书结构的转折点。矢野伊吉——高松地方法院丸龟支部新到任的审判长——在文件架上发现了谷口那封被遗忘的信。作者在这里放慢了节奏，详细交代矢野如何从一名现任法官转变为谷口的营救者。这一章的关键作用是说明“一个人如何看见真相”：矢野不是以律师身份接手案件，而是在已经退休、半身不遂之后，才以原审判长的身份转向辩护。这个转折让全书从“冤案如何形成”进入“冤案如何被纠正”的轨道。 第四章“重审”回到法庭现场。重审公审从一九八一年开始，作者逐次记录法庭上对原侦查人员的交叉询问。这一章的推进方式是以证据展开带动叙事：黑色皮短靴的消失、谷口手记的来历、国防色裤子上血迹鉴定的疑点，一个个问题在原侦查人员的证词中被揭开。作者不急于得出结论，而是让法庭上的质询过程本身成为揭露真相的手段。 第五章“反击”是全书的收束。攻守易位，辩护团从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攻，检察官和原侦查人员在法庭上只能招架。这一章的功能不是制造戏剧高潮，而是展示制度性的惯性如何顽固：即使冤情已经明朗，司法系统仍然不愿坦率承认错误。全书以重审判决的宣读和无罪释放收尾，但作者在结语中写的不是庆祝，而是一种“莫名的空虚”和对判决“缺乏勇气和关怀”的批评。 后记和文库版后记分别写于一九八三年和二〇〇六年。前者交代了作者参与此事的缘起，后者补充了谷口二〇〇五年去世的消息。（谷口繁义于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去世，享年七十四岁）两篇后记共同完成了一件事：将这个故事从一个案件的记录，上升为对冤案体制的持续追问。 三、作者的基本判断 作者在全书中的基本判断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冤案不是个别警官的失误，而是体制性的产物。 作者用大量材料展示了侦查阶段如何偏离真相：宫胁丰副警部在没有任何物证的情况下，凭“感觉”和“信念”锁定谷口；警署署长藤野寅市公开支持这种侦查方式，认为“坚定不移地抱着信念去调查”比证据本身更重；当侦查陷入僵局时，警方不是重新排查线索，而是将另一起案件的嫌疑人谷口截留下来，通过减少伙食、限制睡眠、捆绑审讯等刑讯手段逼取口供。作者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宫胁个人——他在战前是特高警察出身，战后仍在用同样方式办案——而在于这种侦查逻辑得到了从署长到县警总部的系统性支持。 第二，证据体系的脆弱性被司法系统的自保机制掩盖。 书中逐一拆解了所谓“证据链”：唯一物证是一条国防色裤子上“微量到无法充分检测”的血迹，东京大学教授古畑种基的鉴定结论是“可以判定为O型”，但同一份血迹在另一名教授那里却因量太少而无法判定血型；关键物证黑色皮短靴——如果存在并与现场足迹不符，本可直接证明谷口无罪——在提交法庭之前就已经“丢失”；谷口在刑讯下写出的五份手记本身充满矛盾，却作为“亲笔写就”的自愿性证据被法庭采纳。作者强调的是，这些疑点中的任何单独一项都不足以推翻判决，但它们加在一起已经构成了“有罪无罪都可”的局面，而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仍然选择站在检察官一边。 第三，法院在冤案中不是中立的裁判者，而是参与制造冤案的一环。 作者对这一点的论述贯穿全书。一审法官津田真既批准了逮捕令，又主持了审判并下达死刑判决——同一人兼顾侦查许可和审判职能，在日本司法体制中并不违法，但作者指出，这恰恰说明法院与侦查机关之间缺乏必要的距离。更关键的是，当矢野伊吉以法官身份查阅案卷并发现疑点后，他的结论是：如果自己作为一名审判长纠正前辈的误判，就必须牺牲自己的职位和职业生涯。作者用矢野的处境揭示了法院内部的压力结构——纠正误判之所以困难，不只是法律技术问题，更是体制内的上升通道与职业安全在起作用。 第四，冤案的纠正依赖的是体制外的力量。 谷口最终获释，不是因为司法系统的自我纠错机制发挥了作用，而是因为矢野伊吉辞去法官职务后转向舆论抗争。他自费印刷小册子、联系报社、出版书籍，将案件从法庭内延伸到公共空间。最高法院在批评矢野“采取煽动舆论的行为”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如果不取消原决议“显然有悖正义”。作者敏锐地捕捉到这个悖论：最高法院一边维护自身权威，一边又是因为舆论压力才不得不开启重审。从这个意义上说，谷口不是被司法系统救下来的，而是被舆论和公民运动从死刑台上拉回来的。 四、作者的思想来源与位置 镰田慧在这本书中所体现的立场，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 从职业身份看，他是日本战后第二代调查记者的代表，与松本清张、青地晨等人有过合作。他的写作方式继承了社会派纪实文学的传统——不满足于报道事件本身，而是将事件放在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框架中分析。一九七五年，他参与了《周刊花花公子》的“日本的冤案”连载企划，与松本清张、青地晨对谈，此后持续关注免田事件、松山事件、岛田事件等多起死刑冤案。在这些案件中，他看到的不是孤立的司法失误，而是同一个权力逻辑的反复运行。 从思想倾向看，作者对日本司法制度的批判并非来自抽象的理念，而是来自对具体案件的长期追踪。他反复使用的一个概念是“政治犯罪”——这不是指被告人犯了政治罪，而是指国家权力本身在制造冤案的过程中构成了犯罪。他认为，冤案的本质不在于错误认定了事实，而在于权力机关明知有疑问却选择维持错误，而这种选择背后是“面子”和“组织利益”在驱动。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书中的位置不是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他明确交代了自己如何介入这个事件：起初他对财田川事件一无所知，是被立风书房的编辑拉进来的；后来他受矢野伊吉的《财田川事件的真相》那本小册子的触动，才决定参与。这种坦诚使他的叙述区别于那种居高临下的“揭露者”姿态——他不是以掌握了全部真相的人自居，而是作为一个逐渐被说服、进而投入行动的人来展开叙述。他与矢野伊吉的关系尤为关键：书中的大量材料来自矢野提供的案卷和当事人访谈，但作者并未完全复制矢野的判断，而是在后记中指出了矢野“缺乏根本性的勇气”的一面。 作者与前辈的区别在于写作时机。他在后记中引用另一位评论者的观察：镰田慧是在谷口预计会获判无罪的阶段开始写作的，因此他不需要带着“将谷口从死刑台上救回来”的目的来驱动叙述，而是出于将记录保留下来、让后人理解这三十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想法来写作。这使得全书在叙述上比一般的冤案报道更从容，也更有深度——它不是一篇为了说服读者而写的辩护词，而是一部以理解为目的的记录。 五、这本书的结论与限度 全书的结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日本司法体制的侦查、检察和审判三机关，在面对自身制造的冤案时，选择了相互掩护而非相互制衡，最终只能依靠舆论和公民运动从外部打破这个闭环。谷口繁义虽然从死刑台上生还，但他的三十一年青春、健康、家庭和社会关系已经无法挽回，而那些制造冤案的人——从宫胁丰到田中晟，从津田真到岸盛一——没有一人受到制裁。 这本书的内在限度也是作者本人意识到的。最明显的一点是：作者对重审判决的评价是复杂的。重审法庭虽然宣告谷口无罪，但没有追究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没有对裤子的非法扣押、手记的真实性、黑色皮短靴的消失做出令人信服的判断。作者在书中直言，这份判决仍然“缺乏根本性的勇气”——它在技术上纠正了旧判决，却回避了制度上的清算。这种回避的后果是：制造冤案的人没有付出代价，同样的侦查逻辑和审判逻辑仍然会在下一个案件中复制。 另一个限度与叙述视角相关。全书的叙述主体是作者，但他的信息来源高度依赖矢野伊吉的案卷和当事人回忆。作者对矢野的立场是同情且推崇的，但他也记录了矢野在重审法庭上激进的发言——矢野直接指责最高法院审判长是“最坏的犯人，是恶人头子”——这种极端态度在一部分人看来可能有助于推动重审，但同时也可能损害了辩护团在法庭上的整体形象。作者没有回避这个张力，但也没有深入分析矢野的策略是否明智。 作者本人未充分处理的一个问题是：死刑制度本身在这起冤案中扮演的角色。谷口案当然暴露了死刑的可怕之处——一个无辜的人差一点被国家处死。但作者对死刑制度的批判主要停留在“冤案与死刑结合会产生不可逆的后果”这个层面，没有正面讨论死刑制度本身是否应当废除。他在后记中提到了日本仍有“名张毒葡萄酒事件”和“袴田事件”的当事人正在狱中申诉，但没有就这些后续案件展开，只是以一种克制的语气说“对于那些被判定死刑的囚犯而言，岁月在残酷地流逝着”。这可能是全书的一个结构性缺口：作者以冤案为切入点批判了司法权力，但始终没有将批判延伸到死刑存废这个更根本的制度层面。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作者对受害人家属的处境着墨不多。香川重雄的妻子常子晚年寄居在外孙家，她对案件的记忆是清楚而冷峻的，但作者只是在第一章中匆匆带过。真正的凶手至今不明，这意味着常子和她的家人也从未获得完整的真相。作者可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在后记中说“判决还是缺乏勇气和关怀”——但没有进一步展开。在我看来，一个完整的冤案记录应当同时处理两边的伤害：既是被错判者的苦难，也是受害人家属永远得不到答案的困境。 六、值得记住的话 “岸盛一的最高法院判决，可信吗？！那在法律上，是不可以的。谷口要是真接受了死刑判决，当然，肯定会被绞首。这种荒谬的死刑判决，绝对不能接受。我，就是这样，认为的！” ——第四章“重审” “我作为审判长在审理过程中，了解到了这桩冤案，对无辜牺牲的你所遭受的不幸感到同情，于是觉得必须要谴责检察官、警察的非法和不当行为。像这样让你背负冤罪，要把你送上绞刑台，是警察、检察官还有法院的违法、误判造成的。” ——第三章“邂逅” “但是，这次我抓住了决定性的证据。其一是手记是伪造的；其二是检察官的笔录也是伪造的；其三是国防色裤子的顶包作假。第一、二点没有辩解的余地，都是捏造出来的证据。” ——第三章“邂逅” “这就是权力犯下的罪行！” ——后记 “在审问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我所发现的事实甚至让我怀疑自己的眼睛。我了解到的真相太过重大，也太不正常了。就算是命运，未免也太残酷了。我曾经那么热爱法官的工作，如今竟开始对警察局、检察厅、法院甚至法务省都抱以怀疑和批判。” ——第三章“邂逅” “如果没有矢野伊吉，谷口繁义势必会在无人知晓的状态下逝去。” ——后记 “最终判决仅凭所举证据，就断定申请人为抢劫杀人罪犯，未免过于草率。” ——第四章“重审” “倘若不取消原决议以及原原决议，显然有悖正义。” ——第四章“重审” “在法院终于宣告无罪的判决中，没有坦率的自我批评，也没有向谷口谢罪。法庭最终以一种虎头蛇尾的形式宣告闭庭。” ——第五章“反击”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对冤案事件很淡漠。这一点即使到了现在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因为我们都觉得只要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地活着，就不会跟警察扯上关系。遭到警察怀疑的人肯定是有什么把柄，这也是老百姓通常的想法。然而，直至今日冤案仍在不断发生。” ——岩波现代文库版后记 “我之所以对冤案感兴趣，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可容忍的非正义，也是对人类最大的侮辱。与此同时，我也想揭露这个牺牲了国民的个人生活，却还佯装不知的国家机制。” ——后记 “站在断头台上的人常说：‘今天这样的赏菊佳日，能行刑就好了。’” ——第五章“反击”（谷口繁义语） “一旦在上面签字就会被定罪，根据情况甚至可能会判死刑，这些你在当初都没有想过吗？”“是啊。怎么说呢，被判死刑，我是一点都没有想到。” ——第四章“重审” “谷口到底扔没有扔凶器，财田川是最清楚真相的。” ——后记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继承矢野伊吉的遗志，并将其发扬，为早日实现谷口的释放尽一份绵薄之力。同时也期待唤起一场重新审视死刑制度的运动。” ——后记 七、我的整体判断 镰田慧的《从死刑台生还》是一部以个案撬动体制的纪实作品。它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了多少惊人的内幕——事实上，案卷中的大部分疑点在矢野伊吉早年的小册子中已经披露过——而在于它用一本厚书的篇幅，让读者亲身经历了一个冤案从形成到纠正的全过程，从而理解冤案不是“抓错了人”那么简单，而是一整套侦查逻辑、证据规则、职业伦理和官僚惯性组合运作的结果。 这本书在写作上有一个显著优点：作者始终贴近事实说话，不做超出材料范围的引申。他没有把谷口塑造成完美的受害者——谷口确实有过前科，性格也不算温和，在狱中也有过不合时宜的言行——但这种不完美恰恰让冤案的面目更加清晰：正是因为他“有前科”“风评差”，警方和法官才更容易相信他就是凶手。这不是个别警官的偏见，而是整个系统对“那种人”的预判和筛选机制在起作用。 适用边界需要说清楚。这本书讨论的是日本战后初期的司法状况，部分问题——如代用监狱制度、另案逮捕的滥用、法医学水平的落后——在今天的日本已有不同程度的改进。但作者在文库版后记中指出，冤案仍在不断发生。这意味着技术层面的改进并没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当一个组织制造了错误，它倾向于掩盖错误而非纠正错误，这个逻辑超越时代和地域。这一点值得读者认真对待。 阅读这本书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作者与矢野伊吉的关系决定了全书的情感基调偏向营救者一方。矢野当然是值得尊敬的，但书中对他的正面描写占据了太大篇幅，而对他的策略偏差、对重审法庭内部分歧的讨论相对不足。读者如果能够在阅读之外再查阅一些关于财田川事件的其他记录，会对整个事件的复杂性有更完整的把握。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的写作风格是克制的，但克制不等于中立。作者明确站在谷口一边，对警方和检方的批评毫不留情。这种立场本身没有问题，但读者应当意识到，作者呈现的是经过筛选的事实——这不是说作者歪曲了事实，而是说任何纪实作品都必然有一个叙述视角。书中对宫胁丰的描写几乎全是负面，对白川重男这位原外围巡警的描写则几乎是正面的——后者确实提供了对谷口有利的证言，但作者是否给予了他与宫胁同等的辩解机会，是一个值得读者自己判断的问题。 说到底，这本书的意义在于提醒每一个普通人：你与冤案之间的距离，可能只是一次错误的逮捕、一个没有不在场证明的夜晚、一份你扛不住刑讯而签下的供词。作者在书中问过一个我至今仍觉得有力的问题——当侦查人员说“因为是家人，所以不可信”的时候，他们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如果家人的证言天然不可信，那一个普通人还能靠什么证明自己的清白？这个问题没有在这本书中得到回答，但能够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已经让这本书超越了案件纪实的边界，触及了现代司法制度的根基。

侧面能看到一点儿战后日本的刑事诉讼及此司法实践和体系中普遍会存在的问题。二战结束的混乱让本来不算复杂的入室抢劫杀人案件，变成扑朔迷离的一起冤案。 叙事是相当日式的甚至中二十足的情绪性的，所以充斥对庭审上对方回答的吐槽以及对关键人物少年漫画式热切的赞扬——不过后来有一点理解这种情绪十足却有失克制的写作方法，在一个应该神圣性公正系统之中反而把“面子”问题上升到超出了事实正义的完全僵化的地步时，对于一个身在其中始终坚信的理想主义者来说会有多么痛心疾首，也同时了解了凭借一己之力要纠正这样整个的“理所当然”需要下多大的决心。 说白了冤案的底层逻辑很简单，司法机关和具体的司法者在寻找和确认谁是嫌疑最大的犯罪者时，是秉持着“疑罪从无”（海洋法系爱说的“疑点利益归于被告”）还是进行相对来说更容易的“有罪推定”，显然在并没有排除战后司法人员本身专业性不足的情况下，太过于习惯做有罪推定和破案的压力，让冤案得以几乎定成铁案——尤其冤案的主角并不是“完美”的，他是个曾经有过抢劫等等非法行为的“混混”，也确实对死者进行过犯罪行为（偷窃钱财）。 然后奇妙的是，按照法律最终宣判之后的半年执行期，期间可以申请特赦和申诉的最后的救济手段又莫名的让本书的主人公——本来应该在半年之后被执行死去的人，就各种机缘下，开始了做好了赴死准备——特赦被拒绝但不明原因的暂时不用死了——送走一波被执行的其他死囚的某种循环，“死”了三十一年没死成的特殊存在……期间，父母相继离世，兄弟姐妹因为村邻和亲朋的舆论压力也都离开老家各寻生路，而本人则一直就这么生活在将死又没死成的不确定之中。究其原因，作者归结为高法明明在审核证据的时候已经发现了太多程序上的疏漏，以至于能够定罪的逻辑链条是几乎完全不存在的，但就是不能坦诚地承认这是司法系统大错误。于是，既没法心安理得的核准这个死刑判决，又不能宣布冤枉了案犯放他自由。 症结的打破起始于一位热血的法官，他在无意中看到申诉书之后，最终决定为本书的主人公洗清冤屈，甚至为此在即将带着一份法官的荣誉顺利退休的年纪选择了辞职，并一转身担任了冤案主角的辩护律师——可以说他堵上了全部的职业生涯以及身体健康。 另外推动冤案重审的可能还有无论政治还是经济都渐渐趋向正常化的整个日本社会，在前后差不多同一时期，有几起相似的事件也得到了全新的结果。 最终结果虽然差强人意，但好歹被冤屈坐牢31年的人重新回到了他已经完全陌生的社会，本人以一种佛教徒的虔诚和平静接受了这样的结果，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只不过在第三方的读者看来，从青葱少年到生出华发，中间31个年头的时光，终究……

陆续看了聂树斌案、张志超案，冤案之中的调查离谱地成为一个人的生死判决。这个案件也消磨了一个19岁青年的34年，如果是这样案件的反思往往是迟到的正义是否是正义的，我想到劳教授说它强于不正义。 在三十余年的扪心自问之后，这位五旬老汉写信用语从容真挚，一次次自白之后，他明确表示拒绝回答问题，在法庭上成为“审判者”。

同样是冤罪翻案，之前看过清水洁的足立事件，这本感觉描写和情感上都差了不少，明明应该可以更宏大深刻。

对于深层问题说得很委婉，叙事上车轱辘话反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