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争（路易斯著作系列）

本书收录了C. S. Lewis就古今之争这一问题进行思考的一系列文章。 这些文章有条主线，即古今之争或古今之别。路易斯针对现代性中的问题提出，不懂古今之争，反思现代性只能流于以最新流行的“后现代”思潮反“现代”这一粗俗模式，并对之予以伦理性批判。

“古今之争”是十七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界的一个重大学术论争。它不仅关乎学术，而且关乎现实；不仅关乎历史，而且关乎当下，关乎人们对过去、传统以及秩序的认识。启蒙运动之后，现代人普遍皈依了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普遍厚今薄古，以为过去等同于愚昧和落后，现在和未来等同于文明和先进。他们藐视过去，赞扬现在，憧憬未来，对现代社会的弊病视而不见，对现代性的危机缺乏反思。 英国作家和思想家路易斯（C. S. Lewis）是二十世纪批判现代性最用力的人物之一，他常常以“古人”自嘲，对现代社会的病症洞若观火，对现代性的弊端明察秋毫，对现代人的教育观、科学观、道德观鞭辟入里，其文集《古今之争》是一本反思现代性危机的重要著作，对现代人的自负、无知和堕落有着深刻的认识。

感谢邓军海老师，这本书应该先读邓老师在本书结尾的译后记，这是读邓老师翻译的第二本刘易斯，感觉译者的译后记都堪称精彩的论文，因为有了邓老师，更好的理解了路易斯，这本古今之争旨在让现代人摆脱”时代势利病”。 每一本都值得反复阅读，每一个注解都精彩非凡。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托尔金错了，根本不缺少英语神话这种东西，尤其帝国衰败之后

我经常时不时地惊讶于CSLewis的见地能如此丝滑地穿梭于古今之间 好似一个坐于我身边的人 不要被一开始“古书”的艰涩所吓退 读多了真的豁然开朗 常读常新

2024年6月5日 星期三 祝福早安 天气晴朗 气温21℃ 《古今之争》 现代基督教界，熟悉复数形式的good works（善行）这一表述，而不再熟悉good work（善工）。善行，主要是指教区里的施舍或“帮助”。这些善行，跟一个人的“工作”(work)相去甚远。善行，不必就是善工；无论是谁，只要去集市看看那些为义卖所造物品，即可窥见一二。这，有违我们的榜样。当年，一贫穷人家婚娶，酒席上没了酒。我们的主，为其备足。这是善行，同时也是善工；因为那酒，真是美酒。无顾我们“工作”或职业之善，也不合乎圣贤教诲。使徒保罗就说，每个人不但要行，而且要结“善”果。 在我们中间，善工的观念也不是销声匿了迹，尽管我担心，虔信之人已经没了这个独有标记。在木工、鞋匠和水手中间，我找到了它。试图让水手对一艘新客轮留下深刻印象，说她是水面船只中最大最贵的，一点用都没有。水手们看的是他们所谓的她的“线条”(lines)：他们预计她在狂风大浪中有何作为。艺术家们也谈善工，不过谈得越来越少。他们开始喜欢上“意味”、“重大”、“当代”或“大胆”之类词汇。依我看，这不是好兆。 全面工业化的社会，从一开始就几乎排除了“善工”的观念。芸芸大众，则沦为此情势的牺牲品。“内建报废”(Built-in obsolescence)，成为一项经济必需。制造一件物品，除非它一两年内就会散架，因而不得不换，否则，你就不会有足够的营业额。而一百年前，人结婚时就会给自己打一驾马车（倘若他足够富裕），承望着用整整一辈子。如今，他买车子，盘算着两年之内卖掉。现在，“工”不必“善”。 对穿衣人而言，拉链相对于纽扣就有此优势：拉链尚且好用时，就会给他节约一点点时间，省一点点麻烦。对生产商而言，拉链则有着多得多的结结实实的利好；拉链，用不了很长时间。劣工(bad work)，巴不得呢！ 对此情势，我们一定得避免采用一种滔滔不绝的道德观点。这可不是原罪或犯罪的后果。它偷袭了我们，既是意料之外，也非有意为之。我们心中的堕败的商业主义(commercialism)，既是其后果，也是其前因。所以依我看，单纯的道德努力，治愈不了它。 起初，人造东西，是为了使用(use)，或为了玩乐(delight)，或（更为经常的是）二者兼有。蛮族猎人为自己制作石器或骨器，会尽其所能，因为假使刀钝或刃脆，就捕杀不了猎物。他的女人制作陶器打水，也会尽其所能，因为她不得不用。过不了多久（假如还得过些时间的话），他们就装饰这些器物；他们就跟道格培里一样，想要“凡事都体体面面的”。[插图]劳动时，我敢保，他们会唱歌，吹口哨，至少会哼曲。或许还会讲故事。 或迟或早，会有个变迁潜入此情境，就像伊甸园的蛇一样不起眼，起初也有那蛇曾有的天真。每个家庭，都不再制作自家所需的一切。出现了专门家。陶匠为全村烧盆罐，铁匠为大伙打刀枪，吟游诗人（既是诗人又是音乐家），为大家唱歌讲故事。在荷马史诗里，铁匠之神跛脚，诗人则是盲人，这具有重大意义。说不定，事情就是这么开始的。那些残疾人，既然做不了猎人或武士，就分派他们为猎人和武士提供必需品和消遣。 该变迁之所以重大，原因就在于人们这时造东西（盆盆罐罐、刀剑以及诗作），都不是为自家使用或自娱自乐，而是为了别人使用或娱乐。当然啦，以或此或彼的方式，他们一定会得到酬劳。该变迁也是必然的，除非社会及艺术，打算保持这样一种质朴：不是天堂般的质朴，而是脆弱的、粗笨的、贫瘠的质朴。该变迁仍保持健康，靠的是两样事实。其一，这些专门家做工，会尽其所能。他们跟那些使用者，抬头不见低头见。要是你的盆罐烧得差，全村妇女都会戳你脊背；要是你的刀剑铸得差，情况好的话，武士们回来会揍你，情况糟的话，他们就回不来了，因为敌人会杀掉他们，你们村会被焚毁，你自己会沦为奴隶甚至性命难保。其二，因为专门家尽其所能在干的活，无可争议地值得一干，他们干活因而就会有乐趣。我们切莫理想化。尽都是乐趣，没这事。铁匠，会劳累过度。至于吟游诗人，本来盼着有人来听某部美妙新作，而村人则坚持要再听一遍上次吟唱的诗歌（或跟它一模一样的新作），他会感到沮丧。不过总体而言，这些专门家过着一种合乎人性的生活；他们有用武之地，受到了相当的尊敬，还有大显身手之乐。 因篇幅所限，当然也是因知识所限，我无法追溯人类由此状况到我们今日生活状况的全部过程。不过我想，还是能够分析出此变迁的本质所在。诚然，人类已经离开原始境况，其中人人都为自己制作物件；诚然，人类因而进入另一种境况，其中许多人为他人干活（他人亦将酬劳）。即便如此，职业还是分了两种。对于其中一种，一个人真个能说：“我干的活，值得一干。即便无人酬劳，仍值得一干。不过，鉴于我并无生计来源，有衣食住行之需，所以我的活必须得到酬劳。”至于第二种职业，人们干活的唯一目标就是挣钱；这些活，没必要干，不应该干，不会有人干，除非付钱。 或许我们得感谢上帝，这第一种职业，现在仍有许多。庄稼人，警察，医生，艺术家，教师，牧师，等等等等，都在干着本身就值得一干的活计；还有那么多人，即便没有酬劳，还愿意干这些活，也干了；要是家处荒郊野外，这些活，家里都得以一种业余的方式，尝试为自家干。这种职业，当然不一定宜人。照顾麻风病人，就是其中一例。 另一个极端，两样例证堪称代表。我不一定在道德上，将二者等量齐观；但就我们当前的分类而言，二者却是一类。其一就是妓女的工作。其工作独有的恐怖之处——假如你认为我们不应该称之为工作，那就请再思一二——也即使得它比淫乱恐怖很多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别无目的唯钱是图之行为的极端事例。在那个方向，除了性交易，别无其他；非但没有婚姻，非但没有爱，而且也没有性欲。我的另一个例证是这样的。经常看见广告牌，贴着招贴，就是要吸引成千上万的人朝这边看；你们公司应该租用它，为产品做广告。想一想，它跟“制造好物件”有多大距离？先得有木工做这块板；这东西本身，没用。印刷工和造纸工，辛辛苦苦做招贴；这东西一文不值，直至有人租用那块广告空间。对于租用者，那块空间也是一文不值，直至他在上面贴上另一张招贴；这招贴对于他，仍是一文不值，除非这招贴说服别人买他的货。这些货品，很有可能就是丑陋、无用甚至有害的奢侈品，没人会买，除非这广告靠着挑逗的或势利的咒语，在人身上造出一种人造欲望。这一过程的每个阶段，所做工作的唯一价值就在于，能弄来钱。 在一个以买卖为主轴的社会里，这好像就是其必然结果。在一个理性的世界(a rational world)，人制造物品，因为人有物品需求；而在现实世界，却得制造需求，为的是人因制造物品而带来收入。我们在早期社会发现的对商业的那种不信任或鄙薄，为何不应仓促认为就是自命不凡，原因就在于此。商业越是重要，就会有越多的人注定去从事——甚至还学着喜欢从事——我们所说的第二种职业。不论酬报的工作，快乐的工作，还有善的工作(good work)，成了幸运之少数的特权。争相寻找消费者，主宰了国际情势。 就我平生所见，在英国，钱被（非常合适地）汇集起来为丢了工作的人购买衣衫。他们丢了的工作，正是服装加工。 容易预见，这种状况难以为继；而不幸的是，它最有可能因其内在矛盾而销声匿迹。这种销声匿迹法儿，将会导致无尽苦难。我们只有找到某个法子主动结束它，它才可能会无痛死亡。不用说，我并无实施方案；即便我有，我们的老爷们——政府和商业背后的大佬们——也并不理会。当前唯一的希望征象，就是美俄之间的“太空竞赛”。由于我们已经将自己弄到这步田地，其中的主要问题不是为人们提供他们需要或喜欢的物品，而是只管让人们制造物品（制造什么都不打紧），所以，除了让列强(great powers)制造那些它们随之扔出舱外的昂贵物品之外，要想更好驾驭它们还真不容易。这保证了资本运转，工厂生产，对太空伤害也不大——或者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然而，这一舒解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对我们绝大多数人而言，实际任务主要不是去给那些大佬提建议，如何结束我们的要命的经济——我们无人可给，给了他们也不听——而是去考虑，我们如何生活其中，却尽可能少受伤害，少堕落。 体认到它是要命的、疯狂的，甚至也算得上一样事。恰如基督徒之优越，并不在于比他人更少堕落，也不在于比他人更少注定住在一个堕落世界，而是在于他知道，他就是堕落了的世界里一个堕落了的人。同理，假如我们时时刻刻谨记，善工是什么，它何以如今对大多数人变得不再可能，我们才会做得更好。或许我们不得不挣生活，参与生产一些质量差劲的产品，甚至生产一些即便质量过关也不值得生产的产品——广告已经开发了它们的“市场”或对它们的需要。然而在巴比伦的河边——或者说在生产线旁——我们仍要告诉自己：“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它会忘记的。） 当然啦，我们会密切留意，伺机逃脱。假如有什么“事业选择”（千人当中，总有一人有此好事吧），对那好的职业，我们就要像猎犬一样穷追不舍，跟橡皮糖一样粘住不放。要是得着机会，我们将努力靠着干好一些值得一干的活来维持生计，这些活即便不用维持生计也值得一干。禁绝我们的贪婪，或许势在必行。赚大钱的，通常都是抓狂职业(the insane jobs)，往往还出力最少。 另外，还有一件事更加暧昧不明(subtler)。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谨防我们的心灵染上当下境况所滋生的恶习。这种恶习，依我看，已深深败坏了我们的艺术家。 直至晚近——直至上世纪末——人们都认为艺术家的活计，理所当然就是娱乐公众，教导公众。当然，有着形形色色的公众；街头卖唱和圣乐演唱，听众就不同（尽管我想，很多人二者都喜欢）。一个艺术家，或可以引领他的公众，去欣赏比他们起初想要的更为高雅的东西。但他做到这一点，只有靠着从一开始即便并不只是娱乐，也娱乐他们；即便不是全部明白易懂，也大体明白易懂。所有这一切，都变了。在美学圈最高层，听不到艺术家对我们的义务，谈的尽是我们对艺术家的义务。他一点不欠我们；我们则欠他一个“认可”，即便他对我们的趣味、兴趣或习惯，没给一毛钱的注意。要是我们没给他一个“认可”，我们的名号就成了扶不上墙的烂泥。在这家店内，消费者总是错的。 不过这一变迁，只是我们对一切工作的态度变迁的一部分。由于“提供就业机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比制作人们需要或喜欢的物品重要，于是就有了一个趋势，将个个行业都看作是，主要为从业者本人而存在的东西。铁匠工作，不是因为武士会去打仗；武士存在并打仗，则是为了让铁匠忙活。吟游诗人之存在，不是为了愉悦部落；部落之存在，则是为了欣赏吟游诗人。 在工业领域，这一态度变迁的背后，既有疯狂(insanity)，也有一些有口皆碑的动机(highly creditable motives)。慈善事业的一项实实在在的进步，阻止我们谈“人口过剩”，驱动我们谈论“失业问题”。但其危险是，这会引导我们忘记，就业本身不是目的。我们要人就业，只是作为养活他们的手段——同时相信要养活他们，即便是让他们制作烂东西，也强于什么都不做（是对是错，谁知道呢）。 尽管我们有义务使饥者得饱，但我怀疑，我们是否还有义务去“欣赏”野心。对艺术的这一态度，就要了“善工”(good work)的命。许多现代小说、诗歌及绘画，我们被胁迫着去欣赏，却不是“善工”，因为它们根本就不是“工”(work)。它们只是溅溢之感性或反思的大杂烩。[插图]当一个艺术家，干着严格意义上艺术家的活，他当然就会将其受众现有的趣味、兴趣及能力纳入考虑。这一切，跟语言、大理石或颜料一样，也是他的素材(raw material)；需加以运用，驯化，提升，不容无视，更不容践踏。对它们傲慢漠视，算不得天才，更算不得诚实；那是懒惰，是无能。你还没学会你的活计。所以，就艺术而论，真正对得起上苍的工作(honest-toGod work)，如今大多见于通俗艺术(low-brow art)，如电影，如侦探故事，如童话。这些作品，往往结构谨严；木材是晾干的，榫卯严丝合缝，承重都经过精确计算；成功运用手艺和劳动，来做意想之事。切莫误解我。那些高雅作品，当然或许展现了更雅致的感性，更深刻的思想。不过，大杂烩不是作品，无论倒进去的是多么贵重的酒水、油料或药品。 艺术里的“杰作”(Great works)以及慈善事业中的“善行”(good works)，最好都是“善工”(Good Work)。就让唱诗班好好唱诗，或者就干脆别唱。否则，我们只是强化了众人的这一信念：生意世界，以这么高的效率干了这么多其实永远没必要干的活，却是真实的、成熟的和实践的世界；而全部的“文化”及全部的“宗教”（两个吓人的词），本质上是边缘的、业余的甚至相当娘娘腔的活动。 战争期间，我们的兴趣很快由报纸的战争报道，转向刚刚退下战场的随便哪个亲历者的报告。这本小书，书稿一交到我手，就给我同等兴奋。讨论教育、讨论宗教教育，固然值得钦羡；可是这里，我们拥有一些不同的东西——一手资料。我们只是讨论，它却记录了现存体系所导致的实际结果。加之作者并非教育官员、并非校长、并非圣工人员，甚至都不是个职业教师，此书之价值就更显其大。他所记录的这些事实，是他做某项战时工作时，不期而遇的一些事实（你也可以说是他瞎碰的）。 当然，除此之外，书中还有其他东西。而我之所以只是强调其史料价值，因为在我看来，这是其中最最重要的东西——公众应集中注意的东西。作者讲稿之梗概——或者说讨论的开场白——的确充满兴味，而且很多人都期望对此评点一二。它们是书中最容易加以讨论的部分。然而我坚持认为，集中注意于这部分之上，就跑偏了。 即便容许假定说，作者可能（他对此乐信不疑）具有当教师的非凡天分，在他的记录里面，仍有两个雷打不动的事实。其一，现行体制下，基督信仰的内容及其辩护并未摆在绝大多数学童面前；其二，即便摆在面前，大多数学童发觉它们难以接受。这两个事实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们刮走了迷雾，刮走了经常被提出的且经常得到相信的“宗教式微之理由”的迷雾。要是我们注意到，当前的年青人发现正确解答算术题越来越难，我们应当推想，当我们发现学校已经数年不教算术，此事就会得到充分解释。有此发现之后，对那些提出大而无当之解释的人，我们应当充耳不闻——有人说，爱因斯坦的影响，使得祖祖辈辈对固定的数字关系的信念，元气大伤；有人说，警匪片已经解消了得到正确答案的欲望；有人说，意识之进化，业已进入后算术阶段。若明晰又简洁的解释，涵盖了全部事实，就不用考虑其他解释了。要是从未有人告诉年青一代基督徒说过什么，他们从未听到任何对基督信仰之辩护，那么，他们的不可知论或无动于衷就得到充分解释。没必要扯得更远：没必要谈论这个时代的整体知识气候，谈论技术文明对城市生活品格之影响。一经发现他们之无知是因为缺乏教导，我们也就找到了补救之方。年青一代的天性里，没有什么东西使得他们没能力接受基督信仰。要是有人准备告诉他们，他们显然情愿去听。 我当然承认，作者找到的这一解释，只不过把问题向后推了一代。今日年青人之非基督(un-Christian)，是因为老师给他们传授基督信仰，要么不愿，要么无能。至于老师之无能或不信，则要寻找更大且无疑更模糊的解释。可是注意，这是个历史问题。今日之校长，绝大部分都是二十年前的大学生——是“后战争”时代的产品。正是二十年代的精神气候主宰着今日之班级课堂。换言之，年青人之无信仰，其根源不在这些年青人身上。他们所具有的外表——直至他们得到更好教育——是早前时代之回潮。并无什么内在的东西，制止他们接受信仰。 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每代人都由上代人教育——必须牢记在心。刚毕业的学童如今抱持的信念，大致就是二十年代的信念。六十年代在校生将抱持的信念，大致就是今日大学生抱持的信念。一旦忘记了这一点，我们谈教育，就开始胡说八道。我们说起当代青少年的观点，仿佛当代青少年有点怪异(peculiarity)，自行制造出这些观点。实际上，它们通常是曾经的青少年的延迟结果——因为精神世界也有其定时炸弹——这些曾经的青少年，如今人到中年，主宰其教室。因而，许多教育方案，徒劳无功。自己并不拥有的东西，没人能给予他人。自己尚未获得之物，没有哪代人能传接给下一代。你大可以拟定教学大纲，随你的便。然而，正当你已经做好规划并絮絮叨叨解说规划之时，假如我们是怀疑论者，我们将只会教给学生怀疑；是蠢材则只教愚蠢；是俗物只教庸俗；是圣人只教圣洁；是英雄只教英雄主义。教育，只是对每一代影响下一代之渠道的最充分的意识。它并非一个封闭的系统。教师之所无，不可能从他们流传到学生。我们都承认，一个人自己不懂希腊文，就不可能把希腊文教给他的班级：不过同样确定的是，一个人的心灵成型于愤世嫉俗及幻灭时代，就不可能教授盼望(hope)和弘毅(fortitude)。 一个基督徒占主流的社会，会通过学校传承(propagate)[插图]基督信仰；而在基督徒不占主流的社会，则不会。全世界的教育官员都更改不了这一法则。长远看来，我们无需对政府寄予厚望，亦无需惧怕政府。 国家或许会越来越紧地把教育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我并不怀疑，这样做，某种程度上会培养千人一面，甚至会培养奴颜婢膝；取消某一职业之自由的国家权力，无疑十分强大。虽如此，所有教育都必须由一个个具体个人来从事。国家不得不用现有人员。再说了，只要我们还是民主制，还就是人们赋予国家以权力。在一切自由都遭灭绝之前，舆论自由尚还风行于这些人之上。政府无法控制的这些影响，塑造了他们的心灵。他们成为什么人，他们就会教什么。抽象的教育方案想怎样就怎样呗：其实际操作，则是人们弄出来的那个样子。毫无疑问，每代教师之中，总有一定比率的政府工具，甚至还占多数。但我并不认为，正是他们决定了教育的实际品格。小孩——或许尤其是英国小孩——具有一种可靠的本能(a sound instinct)。与成打的白卡之教导相比，一个真正的人的教导，可能会走得更远，入人更深。一位教育官员 要是我没搞错，其先祖可以追溯到叛道者尤利安或许会将基督教圣工人员清出学校。不过，假如舆论之风朝着基督教方向吹，那就不会有太大差别。甚至对我们有利，教育官员会不知不觉地“坏心做好事”。 人恒言，教育为本。此语在某种意义上荒诞不经，在另一意义上则真实不虚。要是其意思是，你可以藉助干预现有学校、更改课程表等等之类，成就任何大业，那就荒诞不经。因为教师是什么人，就会怎么教。你的“改革”或许会妨碍他们，或给他们增添工作量，但他们教学的总体效果不会有大的改变。教育规划并无魔力，让蓟草结出无花果或让葡萄藤结出涩梨。茂盛、生机勃勃、果实累累的树，会生育甘美、活力及属灵健康；而干枯、多刺、萎败的树，则会教仇恨、嫉妒及自卑情结——无论你告诉它教什么。他们这样做，是不知不觉，从早到晚。要是我们的意思是说，现在就让成人成为基督徒，甚至不限于成人范围，广布准基督教的识见(perceptions)和德性(virtues)，广布丰饶的柏拉图式或维吉尔式信仰光影(p enumbra of the Faith), [插图]从而更化未来教师之类型——要是我们的意思是，这样去做就是服务于子孙后代的重中之重，那么，这真实不虚。 所以，至少在我看来，我不知道该书作者在多大程度上会同意我，他已经揭露了现代教育的实际运作。为此而谴责过去十年的校长们，有些可笑。多数校长未能传承基督信仰，是因为他们并无基督信仰。你会因无儿无女而谴责阉人么？会因不能供血而谴责石头么？那些少数校长，被孤立于敌对环境之中，可能已竭尽全力，甚至还成就惊人，可是他们权力极为有限。我们的作者也表明，学生之无知与愚顽，往往能够去除——远非我们所担恐的那样根深蒂固。我并非从此得出道德教训说，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全身心投入学校”。原因之一就是，我并不认为，会允许我们这样做。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英国不大可能有这样一个政府，在其国家教育系统中，会鼓励或退而求其次容忍任何激进的基督教元素。哪里的风潮趋于增加国家控制，哪里的基督信仰事实上就会被当成敌人（尽管很长时间口头上并非如此）。因为基督教之主张，一方面是切己的(personal)，一方面又是普世的(ecumenical)。这两方面，都与全能政府(omnicompetent government)相对立。恰如学问，恰如家庭，恰如任一古老而自由的职业，恰如习惯法(the common law)，基督教给了个体反抗国家的一席之地。因而卢梭，极权国家的教父，管窥蠡测，对基督教所发议论足够睿智：“据我所知，再没有比这更背离社会精神的了。”[插图]其二，即便容许我们给现有学校现有教师强加一个基督教课程，我们也只会使教师变成伪君子，并因而使得学生成为铁石心肠。 当然，我所谈的只是已经盖上世俗烙印的大部分学校。要是有人在全权政府鞭长莫及的某些角落，能够创办或保存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学校，那就是另一码事了。他的义务是明摆着的。 因而我并不认为，使英国重受洗礼的希望，就在于力图“占领”(get at)学校。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并不为本。让成年邻人及青少年邻人（刚从学校毕业）归信，乃实践之事(a practical thing)。实习生、大学生、通讯业工会的年青工人，都是显见目标：可是，任何人及每个人都是目标(a target)。假如你使今日之成人成为基督徒，明日之儿童就会受到基督教教育。一个社会传接给其年青人的，就是它所拥有的，而且定非其他。这工作甚是紧迫，因为在我们四周，人在消亡(men perish around us)。然而，无需为此大事变(the ultimate event)寝食难安。只要基督徒后继有人而非基督徒则无，一个人就无需为下个世纪而焦虑。那些崇拜生命力(Life-Force)的人，对承传基督信仰并无多大贡献；那些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尘世未来的人，则不大信任基督信仰。要是这些进程还在继续，最终结果几乎就确定无疑了。

路易斯论追寻真理 寻找真理，你最终或可以找到安慰；寻找安慰，你既得不到安慰，也得不到真理，只会在开始阶段得到一些泡沫和不实际的思想，和最终彻底的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