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

阅读这本书与近些年的“国学热”有关。作者称他借鉴陈寅恪的文风，在本书中“偏重于叙述，引用史料较今日一般论著稍详，尤其对不同见解尽量征引”。这当然造成了阅读上的障碍。对于非专业读者来说，部分史料半文半白，甚至是诘屈聱牙。作者自己的观点和论证过程也在大量引用史料的过程中显得并不那么清晰可循。他本人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在《新版序》中说想“出一个较大幅度的修订版，将引用较详的史料删略，使书中的见解更明晰”。 不过，这种风格也有优点。如同作者所说：“历史本身是丰富的，太过简明则可能失真。”对于查阅资料不便的读者来说，引用史料较多创造出了一种现场感，对思想论争的过程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更为重要的是认识到了历史的复杂性。如同作者所说：“近代中国多歧互渗的时代特性在清季民初又表现得最为充分。”当时的学人“多少具有随意立论的倾向。语境稍变，立言辄异；有时语境未变而立言者预设的读者听众不同，所云亦大不同。结果其言论中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并不稀见，而这些立言者似乎不甚顾及或计较这一点”。新、旧等“派别”的划分“都只能是模糊而非精确的”，因为“各种通常被视为冲突的人物和社群，都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在许多方面彼此相互渗透、覆盖甚至重合”。 书中所引用的史料，的确如作者所期待的那样，起到“随人观玩”的作用，即不排斥“众多读者（特别是非专业读者及专业但非专治此题的读者）对某一具体题目的参与”。就我所关注的当代对“国学”的讨论而言，季羡林曾提出“大国学”的概念。他认为“国内各地域文化和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都应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其实这种思维方式晚清时就有了，邓实就说： “国学者何？一国所自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 这肯定了“国学”“本乎地理”的原则。根据本书的论述，在新的“国家”观念传入之后，晚清的国粹学派“最注重的是土地，其次才是人种以及程度稍减的风俗等”。恰恰当代人所讲的“大国学”，也是依据“本乎地理”的原则提出的。 又比如一个老师和我讨论，他说一个学科要有自己的核心概念，“国学”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它能算一个学科吗？其实类似的质疑民国时代就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如同本书所分析的那样，“模糊不清”构成了“当时国学的明显特征”，曹聚仁即据此否定其正当性，他说： “科学之研究，最忌含糊与武断。而国学二字，即为含糊与武断之象征。” “各科学之命名，当合论理之规范。如天文学，吾知其研究之对象为天文；地质学，吾知其研究之对象为地质。” “国学定名之初，非经长期之考虑，但见陈吾前者为隆然之遗产，漫名之曰‘国学’而已（夸大狂白热时，则名之曰国粹，以傲四夷）。” 从本书的论述来看，“国学”处于新、旧之间的尴尬地位，它与“新旧中西的学科分类都有所冲突”。一方面多数人认为它不等同于传统的经学，另一方面又不能与西方的学术分科成功衔接。本书作者对“国学”所下的论断非常精辟，他说“国学”或“国故学”“终未能形成自身的学术典范，在学科认同上缺乏一个广泛接受的界定”，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仍不过是一个涵盖宽泛的虚悬名号”。 本书的视角为“国家与学术”，因为近代士人在讨论“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时，往往离不开对“学”的讨论，而许多人在讨论“学”的时候“其实考虑的、关注的又决非仅仅是学术，而是远更广阔的国家民族存亡和发展一类大问题”。具体而言，“中学”或“国学”值不值得提倡？对于解决“送穷”、“退虏”等当时人迫切关心的现实问题有没有用？有什么用？而要“改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应该“温故知新”，还是“推陈出新”？前者意味着“在损益传统的基础上重建一个新的中国和中国文化”，后者意味着“在损毁传统的基础上全面创造一个新的中国和中国文化”。作者认为，从晚清到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三十年间“大体经历了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这一发展演化进程。从称谓看，又大致经历了从‘中学’到‘国学’/‘国粹’再到‘国故（学）’/‘国学’这一过程”。“中学”往往与“无用”联系在一起，于是便用“国学”等概念替换。“国学”不能“无用”且必然是“国粹”，因此“国粹”成了更流行的概念。而后则出现了“国故”这一感情色彩更加中立的词汇。但随着“国故”与旧、“故纸堆”等概念联系在了一起，又成了带有负面色彩的词汇。

此書是羅大師少有較為系統完善，能自成一整體的專著。羅氏常言自身文字不算高明，致使文章難讀難懂，此書尤甚。羅氏序言中自比陳寅恪“玩味文字”，為盡量避免曲解原意，對於征引史料大都直接抄錄，略微變通，輔之以解讀引申。羅氏本身行文就有文白參半傾向，如此折騰下來，以至全書文白參半、佶屈骜牙，甚為難讀。 然難讀卻並不能掩蓋此書之優秀，羅氏關於“國學”的探討極為精彩，蓋國學之概念本為“舊派”（國粹、學衡等西化傾向不顯之群體）所發明，期間又歷經“國粹”“國故”“國學”之爭論，每一次變化概念都有大量學者、文人、學生乃至局外之人（如政客）參與，致使各派思想錯雜交融，令人眼花繚亂。然新派又最終掌握話語權，今日“國學”之定義受其影響，多負面形象。近來研究雖有意糾偏，但仍不充足，故羅氏二十餘年前之舊作至今仍有價值。 其實羅氏反復申論，二分法雖能快速辨別紛繁複雜的歷史現象，從中理出脈絡。但方法如運用過於隨意，見人動輒以“中西新舊”之分進行辨別，則無疑是墜入昔人成見之中。蓋人在社會之中無疑存在多個維度，政治趨新者，文化思想則未必趨新，思想文化見解相反者未必沒有共同語言，沒有共通之思想來源。“國學”論爭中此種現象大量存在，如羅氏時常引用的吳稚暉、鄧實諸人。“新舊之別”從來都不能理清晚清民國繁雜之思想，蓋新派諸人其實對“國學”態度各異，也多有前後見解不一，觀點據形勢而變者，胡適即是其中典型。 “新派”諸人對“國學”之態度無疑十分複雜，一方面有“文化興廢國家淪亡之感，所以想要保存一定火種”，一方面又“生怕倡導國學致使青年誤入歧途，擔憂投機者藉此成名，迷惑世人，故有打鬼之說”。所以有些新派之人才在報紙雜誌之中要高喊“新舊不兩立”以調動社會輿論，一面自身又坦誠“國故實有研究之必要”，社會人格與個人人格形成分裂，此實源於新派諸人中一種內在緊張，內心對國家前途憂鬱，外在欲為青年導師，雖受自由民主思想影響，實則出身之處仍是“士人之責任”。 至於“舊派”之說則更不成立，因舊派其實是相較於新派而言之，“非新即舊”觀念製造了大量並無關聯之舊派，若舉實例則“學衡諸人”絕與“乾嘉遺老”毫無瓜葛，章太炎與胡先骕絕非同道之人。舊派是在新派利用社會趨新心態，在掌握話語權後進行打擊而製造出來之“人造派別”。實則舊派之憂慮不比新派少，舊派之西學未必比新派低，只是在新派話語霸權之下舊派只能沉默罷了。

清末到民初这段时间，虽说是国学的争论，但对后世却是极其重要的事件。书中脉络还是很清晰，被欺负了，怎么师夷长技，怎么制夷，成了两大论点。以前的东西还要不要，有没有用。要不要欧洲的东西，拿不拿来。这么多人，用什么方法来学，万国新语，要不要实行。东瀛比之我们下，脸面问题重不重要。文言之字转为白话，再转音标，最后还是推白话文，吵了多少场架。国粹、国学、国故，三词互相重叠，交互使用，有时看着还是挺糊涂的，这方面再清晰点就好。那段时间的士人还是很迷茫，国学和科学哪个为先，讲几句话比得上机关枪吗。吴稚晖这人挺偏执的，国粹要什么要，直接抛了学泰西吧。ps：文学大家们某段时间又开始兴起列书单的风潮。胡适好多书自己都没看过，喊大家来看，被吐槽也是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