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国家祭祀史稿（修订本）

《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本书所研究的就是“祀”。作者对“国家祭祀”的定义是：“受中央祠官直接管辖的神祠祭祀。” 李商隐《贾生》说：“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其实这反映出后代人的成见，如同本书的第一段话所说： “身处祭祀活动渐已远离日常的时代，藉由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回溯古代祭祀，难免隔膜。隔膜最甚之处或在于⋯⋯很难真正对祭祀在古代世界中的核心地位感同身受。” 鉴于祭祀的重要性，“问鬼神”恰恰体现出汉文帝对贾谊的重视。如同本书所论述的那样，向贾谊询问“鬼神之本”，与汉文帝试图改变国家祭祀制度的时间相吻合。而改革国家祭祀制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 “通过诸种举措，文帝真正的目的是摆脱秦人旧制，全面建立汉家制度。文帝对施政的期待，并非仅有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而已。他怀有明确的政治理想，有意识地解决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试图建立汉家法式。仅从国家祭祀这方面来讲，文帝连续建立的几个高级别五帝祭祀，确实凝聚起汉王朝国家祭祀的新内核，使之有了摆脱秦人框架的可能。” 作者有一句话说得很精辟：“对祭祀的调整与控制也是经营大一统国家的手段之一。”从本书中我们能够找到不少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比如秦始皇经营渭南宫室宗庙，阿房宫与他为自己修建的宗庙极庙均“象天极”，他“要使自己所在的位置，永远与帝星相呼应”。这是“树立皇帝与首都的权威，以体现帝国的光荣与威严”的手段之一。又如山川祭祀的意义，作者指出它“不但与君主的权力有关，也有昭示国家疆域的涵义”。 就“国家祭祀”而言，本书所考察的秦、西汉时期被作者称为“前南郊郊祀时代”。以汉武帝时期为例，当时的国家祭祀体系呈现出“多中心式”、“开放式”、“外向式”三个特点。所谓“多中心式”，指“泰畤—后土祠、雍、泰山三个祭祀中心，国家以多点控制的方式达成祭祀格局的平衡”。“开放式”，指“他始终慷慨地接纳新祭祀对象，造就了祭祀格局的灵活与多元”。“外向式”则“承自秦代，武帝依然未在首都建立最高规格的祭祀，而是采取巡行出游的方式管理国家祭祀中繁多的神祠。这种做法，承认并尊重祭祀对象与其地理位置的关系，也必须借助长距离巡狩才能实施”。 与之对应，随着西汉末年元始仪成立所建立的南郊郊祀制度，除了“儒学化”之外，还可以用“去个人化”、“去方士化”、“空间紧缩化”三点来概括。 所谓“去个人化”是指：“从国家祭祀中剔除了以君主个人祸福为归依的祭祀。这是元始仪对国家祭祀性质，甚至皇帝身份的一种重新定义。⋯⋯只需定期郊天，顺天时而动，即是符合礼制的行为，无须格外求福。” “去方士化”是指，西汉国家祭祀最主要的部分是“礼仪”与“方术”。随着“儒者逐渐在朝廷中占据主要地位并获得皇帝支持”，“驱赶方士的进程陡然提速⋯⋯最终，方士群体被彻底清除出国家祭祀参与者的行列”。 “空间紧缩化”是指：“从分布形态来看，空间的收缩是南郊郊祀制度为国家祭祀体系带来的最大变革。秦汉的国家祭祀分布地点广泛，皇帝须通过出行、巡狩亲致祭祀。自汉宣帝朝始，神祠的分布在空间上呈现逐渐向首都收拢的趋势。至元始仪成立，这一过程终于得以完成。⋯⋯ 随着皇权不断强化，象征皇权的首都的地位也变得不容置疑。一切位于远方的神祠，其神圣性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挑战。⋯⋯皇帝不必逐一安抚四方神灵，仅需在南郊与天地对话。” 本书修订版所收录的《在县道与郡国：论秦及西汉宗庙制度的演进》一文极为精彩。作者认为宗庙制度在先秦到西汉时期“不曾连续发展”。秦始皇与西汉时期所设置的县道庙与郡国庙就是一个偏离轨道的插曲。具体而言： “先秦宗庙的核心因素有三点：祖先崇拜、父系家族、宗法制。” 而秦始皇所设置的县道太上皇庙则是对宗庙的重新定义： “首先，秦始皇彻底废止了分封制，宗法制度不复存在，这就取消了先秦宗庙存在的基础。其次，在县道庙这一框架下，理论上每个皇帝死后都可以在全国立庙，这既绕开了庙数问题，也在最大限度上淡化了昭穆序列。最后，主持县道庙祭祀者为地方官吏，与皇帝没有血缘关系，完全违背了宗子亲祭的传统。秦始皇的县道庙，与其说是对宗庙意义的极度扩张，不如说是对先秦宗庙的无限稀释甚至彻底反动。” 随着西汉末年的复古改制风潮，宗庙“回到了首都，遵从儒学经典设定的规范”、“体现出了它作为家族祭祀之所的真正意义”，而在“此后漫长的时间中，礼与亲形成了宗庙制度运转中持续的张力”： “在理想的状态下，继承人应为嫡长子，由他代表大宗之主祭祀祖先。小宗随着不断繁衍、分封，渐渐失去祭祀远祖的权力。实际的君位继承，则常无法按照理想状态进行。按照儒家经典规定，如果遇到小宗入继大宗的情况，国君应克服血缘的限制，履行先君继嗣的义务，放弃祭祀自己的生父。事实上，少有国君能够做到这一点。作为他人之子的国君，与作为君位继嗣的国君之间的冲突，是宗庙祭祀中反复出现的乐章。”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年少时读到《阿房宫赋》被这短短的几句所慑服，恍若一股磅礴气势涌现于大地，将一切都归于一统，可是真的都归于一统了吗？“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字义上很容易理解，国家大事在于祭祀与战争，那么祭祀谁呢？“巫蛊之祸，岂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时，非人力所致焉。”名动天下的汉武帝为何会相信巫蛊之术，也未免太过迷信了。这些想法偶然在我脑海里涌现，但一直不曾去追寻结果，在阅读过程中逐渐获得了答案。 本书以秦王国-秦帝国—汉高祖改革-汉武帝变革-匡衡改革失败-王莽成立元始仪为脉路更是在结尾附录了周朝祭祀文献，结合先前读阅的一些商朝书籍可以钩勒出一幅流转的画面。 商朝时期商王与贵族祭祀不知其形的昊天上帝与商王先帝为国家祭仪，武王伐商后周公改革礼制，但并未废除上帝祭仪。伴随着分封制的发展，诸国以祭祀上帝为主，周朝先祖为次，各国名山大川为辅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随着时间的流逝，国家兴衰更迭，形成了七国对峙的局面。先秦以郊祭祭祀昊天上帝，以雍四畤祭祀以白、青、赤、黄为名的“五色帝”，更辅以秦国本土奇异祭祀陈宝（鸡形神祇象征）、怒特（牛形神祇象征）、名山大川自然神。这一阶段体系繁杂且有重叠。 伴随始皇帝奋六世余烈，振长策于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秦国的祭仪在不断扩散且融合，将各国的祭祀也纳入秦帝国祭祀体系，始皇多次东巡不仅在于威慑天下，也在不断建立融合祭祀中心，以获得统一天下的合法性，更是在全国的县、道建立了太上皇庙以聚拢人心。秦帝国在发扬故秦国祠畤祭祀的同时，把东方诸国的祭祀对象纳入帝国祭祀体系，将承认异国神祇作为统治手段的一种。因此，秦帝国祭祀体系中杂糅了诸种异质的祭祀对象。由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尚有限，皇帝必须借助巡狩加以统御。 然六国遗族过多且人心观念改变缓慢，反秦频出，始皇崩于沙丘，天下大乱，楚汉之争后，刘邦再次一统华夏。汉高祖对国家祭祀的调整大致可归纳为三点：承秦祠、设诸巫、兴民祀。所谓“承秦祠”，指高祖二年刘邦开始重建国家祭祀的活动。他起用故秦祀官，承认雍地祭祀中心的地位，恢复了秦王朝在关中地区的主要祭祀，并立北畤祭黑帝，补雍四畤为雍五畤，确立了国家祭祀承秦的大框架。 “设诸巫”指高祖五年天下大定后于长安宫中兴立的一批祭祀。这些祭祀来自刘氏先祖的出生地，由巫管理。它们开启了西汉王朝祭祀中东方传统的复归之路。最后，所谓“兴民祀”之“民祀”，是指地方性的，以公社、私社为中心的祭祀活动。基层祭祀的恢复，是重建乡里秩序的重要手段。通过不同层面上复兴祭祀的举措，西汉王朝的国家与地方祭祀体系和国家制度一道开始运转。 汉文帝时期，意图改革祭仪，收回封国对于山川大河的祭祀权，然信赖之人新垣平所作所为给予了文帝打击，最终改革中断，直至武帝时期。武帝对国家祭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改，先立泰畤—后土祠：自甘泉泰畤成立之后，太一祭祀成为最高国家祭祀之一。作为至上神的太一来源于星神，兼有远古圣君的身份，其地位高于宽泛意义上的“天”，与后代南郊郊祀中的至上神“天”也判然有别。并在雍五畤中设立了后土祠，在郊祭礼中增添了祭地之典。 创建新的郊祭礼仪；经营云阳甘泉宫，使之成为汉王朝，尤其是关中地区最大的祭祀中心；封禅泰山、修造明堂、大兴仙人祭祀，以泰山为轴心辐射和带动了山东半岛祭祀环与五岳祭祀；他还改造了雍五畤祭仪，并打通回中道，通过雍地控制陇西、北地。藉由这三大祭祀中心，中央得以控制散布于全国的众多神祠，使之运转如意。汉王朝在继承秦帝国政治体制的同时，也继承了秦的祭祀体系与其中存在的问题。 经过高、惠、文、景几朝的调整，汉王朝东西异制的情况渐趋缓和，帝国行政系统逐渐运转自如，文化风俗开始得到整合，但祭祀体系犹阙然未备。摆脱秦人所立的最高祭祀，弥合国家祭祀运转中的滞碍，建立不同于前朝的汉家制度，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汉武帝所做的，即在秦的祭祀框架下进行调整，改编和融合不同来源的祭祀，最终建立起以泰畤—后土祠为核心，兼收旧祭祀中心雍与东方圣地泰山的汉王朝祭祀格局。从战国时代各国相异的祭祀面貌走向帝国所需的统一体系，秦始皇和汉武帝先后迈出了关键的两步。 有能力的皇帝都可以通过才能来把握住这至高的权利来支配，然而才能不足以对付那些官僚体系爬上来的人臣就只能沦为傀儡，后期儒生的势力不断发展壮大，皇帝的权利不断在被剥夺，武帝所创立的祭祀体系也在摇摇欲坠。汉王朝国家祭祀此时最大的隐患可归纳为两点。第一，没有理论支持，对兴设的祠祭对象缺乏解释力。在日益兴盛的儒家学说面前，显得单薄无力。第二，这一祭祀体系的构成较为冗杂。求仙祈福的神祠与国之重祭往往并立，方士所起的作用常与祠官等同。 变革发生在成帝至平帝任内，雍五畤在西汉一直位列最高等级的祭祀，陈宝祠是秦人旧祠，至西汉不衰。匡衡因其“非礼之所载”，质疑雍五畤与陈宝祠的正当性，定性为“诸侯所妄造”。陈宝祭祀被蠲除，雍五畤的五帝祭祀归并于南郊郊坛。此时，原国家祭祀中最高级别的泰畤—后土祠、雍五畤、陈宝祠祭祀已全部停止，郊祀改革的第一步至此完成。南郊郊祀制度在成帝朝至平帝元始年间几废几立，自匡衡至于王莽，主张礼制改革的一派经过不断调试、更新，南郊郊祀的理论与仪式得以逐步完善。 与此同时，不断受到重创的旧体系渐次瓦解。最终，在平帝元始五年(5)，国家祭祀制度发生了彻底变革。这一巨变，改造了中国古代国家祭祀体系的性质。这次改革的重心在于迁移天地之祭的方位，合并五帝祭祀，统归于南郊，尽可能清除国家祭祀中方士的影响。严格地说，此次改革的思路是修正而非捐弃原有的以神祠为主体的国家祭祀。自元始仪成立，遍布于全国的神祠就此退出国家祭祀，长安南北郊成为国家最高祭祀所在地，也是皇帝唯一需要亲临祭祀的地点。 在儒家势力逐渐上升，复古呼声甚高的大背景之下，可以总结匡衡所以败、王莽所以成的原因。首先，王莽整合经典文献，又引入《周礼》，祭祀理论完整清晰，旧祭祀体系在理论依据上无法与之抗衡。其次，王莽以《周礼》为据，拟定了一套详细的祭祀仪式，操作性强，改变了匡衡空谈“复古”，却只能在旧礼仪上修修补补的困境。其三，王莽的郊祀改革从空间上对旧祭祀体系做了极大压缩，将原先分布于全国的重大祭祀迁移至长安四郊。元始仪彻底地将地方神祠清除出国家祭祀，独尊郊祀，也改变了匡衡只迁移天地之祭，不废神祠祭祀的做法。继而，王莽剔除旧祭祀制度中由方士掌控的部分，只留下祭祀山川诸星的典礼，延续了匡衡祛除方士影响的精神。 元始仪在最大限度地容纳旧体系中神祇的同时，将百神集于长安，再也没有地方神祠与之分享权威，南郊郊祀的威严与神圣得到了确认与强调。

简洁而深刻的历史专注，选题范围限定的很明确就是秦汉时期的国家祭祀史，这里需要清楚的是指国家祭祀与民间祭祀的区别，本文指的是由国家祠官直接管理的祭祀活动。秦汉时期的国家祭祀的发展，主要是从战国时各国不同的祭祀对象，走向秦统一的过程。本文没有涉及到元始仪之后的祭祀历史。秦时期的祭祀中央主要是以诸侯秦的神祠为主要祭祀对象，在统一六国之后，还是以秦为主，但还兼顾了其他国家的习俗。有些比较有意思的祭祀对象，如秦国的陈宝祠，从字面来看是纪念人的祭祀，但其实是个二个类似精怪的童子，最后化为石头，可能是类似西游记中说的石矶娘娘吧。汉朝前期也是以集成秦朝的祭祀习俗为主，直到汉武帝时期祭祀开始统一，通过太一祭祀的设立确立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同时还新设立了后土祠，但是在武帝时期的祭祀似乎不仅仅是国家活动，还包含了汉武帝的个人喜好，尤其是喜好方士。这一部分的一个疑虑是，大部分内容引用了史记的封禅书和孝武本纪，但史记中的孝武本纪看着就离谱，里面的史料是否可靠存疑。汉宣帝在汉武帝是基础上，可以说是进一步的完成了对祭祀集权化，将国家祭祀确立了首都的唯一中心，国家祭祀也更多的摆脱了帝王个人对方士的喜好，再往后到王莽的南郊祭祀和元始仪的确立，似乎是儒家复礼的结果，与秦汉时期的国家祭祀差别更大。祭祀制度的了解，对于读春秋、史记和汉书等具有非常大的帮助，书中引用了很多左传和史记的内容，原来看过，但似乎没有只是把祭祀当成是一种日常活动，无法理解背后的政治意义，看完本书回过头来一想，又有新的收获。

这本书和我感兴趣的点只算擦边，我是看《九歌》，被楚人的祭祀传统吸引来的，尤是山川祭祀。但汉承秦，秦帝国的祭祀传统大致有两个来源途径，为秦国系统与故齐系统。楚系统好像就在这里隐身了，留给它的笔墨很少。观书名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作者在承接的先秦这部分论述似乎有些模糊，太过偏重于遵循时间线，似乎没有把内容展出去，或许也回扣了作者在序言里说讨论范围只是“国家祭祀”，但莫名有些生硬的割裂。有空二刷再理理。

从另一种角度，文化整合的角度看国家祭祀

秦汉国家祭祀演进的结果是为了后世王朝奠定了以南郊为中心的法式，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早期的昔日风光早已不在。

整理略有功，史识陋，还引了巫鸿，不知所云

我一直以为作者对这个主题感兴趣除了师门所学外，很大一部分是也因为自己的名字，是巧合，也是命运

以京师为中心、以皇帝为焦点、以天帝为主神、以国祚为排他性祭祀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