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龙的发明：近现代中国形象的域外变迁

作者围绕“龙”的前世今生展开论述。在作者的带领下，我们重新认识“龙”，并在这个过程中，得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由传统走向近代的过程。 以下简述知识点。 一、何为龙 熟悉考古的读者可能会有疑惑，在中国很多文化遗存中的龙形象常常判然有别。作者在书中引用了张光直先生的观点：“龙的形象如此易变而多样，金石学家对这个名称的使用也就带有很大的弹性：凡与真实动物对不上，又不能用其他神兽（如饕餮、肥遗和夔等）名称来称呼的动物，便是龙了。” 作者甚至做出总结，条状动物，神性动物，都可能会被称之为龙。这个观点很有道理，所谓龙生九子，既然这么多形态各异的神性动物都是龙子，那龙的姿态万千，就很好理解了。 在闻一多先生的《伏羲考》中，提出龙是中华原始民族的图腾一说。他说：“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作‘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Klan)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和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这个说法看似说清了龙形态的来源，但施爱东指出，闻一多的这个观点并没有证据。商与周的龙纹不一样，汉与唐的龙纹不一样，即便是同一时代，不同地域的龙纹也有差别。所谓“马的头，鬣和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的画龙技法，更是在宋代以后才逐渐成型的。闻一多的观点，逻辑上讲不通。 二、龙的跃迁 龙并非一开始便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中国早期的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龙只是神人的坐骑。皇帝去世被称作龙驭宾天，说的是皇帝乘着龙上天了，这个说法源于司马迁记载黄帝就是骑着龙上的天。真龙天子，并不是说龙是天子，而是说只有天子可以役使真龙。 在汉武帝时期的《郊祀歌》中记载，飞龙负责为帝王、神巫拉车，青龙白虎则是灵车的护卫。龙并不是祭祀的对象。 汉朝的龙纹，多半是装饰性的。自隋至清，皇帝的车驾之上龙纹不断增加，从2龙增加到386龙，占比由10%提高到93%。与此相对应的，凤纹在逐渐变少。隋唐两代皇帝车驾上龙凤占比大体相当，但自元朝开始，龙的地位空前提高，到了清朝，车驾之上已经不见凤纹。 仔细想一下，无论龙、凤，其实都是区分雌雄的，但到了清朝，凤已经由原本的纯阳火鸟已经成为雌性的象征。 【衣服上始绘龙纹源于何时不可考。《尚书》记载帝对禹说：“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这就是后世所谓的十二华章。从华章的排序可以看出，龙的级别在日、月、星辰、山之后，位列第五，比位列第六的华虫（雉，一种美丽的锦鸡）略高。】 从隋唐到两宋，高级官员是可以穿龙服的。从元朝的忽必烈开始，皇帝才禁止百官和民间使用龙纹。但这种禁绝反而激发了民间使用龙纹的热情。既然禁止使用龙，那就在变形上下功夫。不同数量的角和龙爪，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姿态，变异的龙纹，是不是有翅膀等等，越来越多的龙形态被创造了出来。到了明朝，对于龙袍的禁令越来越严密，但百姓的创造力是无穷的，飞鱼、斗牛、老虎都被画的越来越像龙。 【既不能在物质方面过于烦琐，又得拉开皇帝与公侯服饰的档次，看来也只能从象征符号入手了。可是，在龙纹使用问题上，皇帝与公侯的衮冕攻防战，数百年来一直处于胶着状态。宋政和年间（1111—1118年），议礼局终于想出一招：正、从一品均许用龙，但不能用升龙，只能“青衣画降龙”。升龙是通天的政治隐喻，为了防止臣子乘龙通天，所以只能许其用降龙。用龙而不许其用升龙，也即剥夺臣子沟通上天的符号资本，这算是一个折中方案。】 【蛟成了蛟龙，夔成了夔龙，螭成了螭龙，长翅膀的叫应龙，天上的叫苍龙，蛰伏的叫蟠龙，无角的叫虬龙，此外更有金龙、黄龙、青龙、赤龙、黑龙、白龙、紫龙、斑龙等，令人眼花缭乱。一条张牙舞爪的龙，因为象征了权力，被人们赋予了浓烈的审美色彩。对权力的崇拜一旦升华为一种审美体验，龙形象也就自然而然地升格为“权力美学”的标志性文化符号。】 直到中国近代之前，中国人都并不会把龙视为民族国家的象征。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是混沌的，除了宋朝出现了敌国的概念，中国人默认自己处于天下中心，并没有什么国家、文化可以和中原王朝相提并论。如果询问古代百姓你是什么人，他们大约会说自己是清朝人、明朝人，因为需要区别的，是时间维度上的朝代，并不大需要考虑地理和族群。 直到鸦片战争之后，在中外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民族和国家的概念才开始逐步建立，中国龙代表中国人的概念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李鸿章奏请慈禧太后将龙旗作为国旗，庚子事变后龙旗开始在民间广泛使用，侯德健的《龙的传人》风靡海内外，让华人建立了对龙的统一认同。 在近代，虎、狮、麒麟、八卦都曾有人动议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龙的胜出，有偶然性。 三、龙是图腾吗？ 图腾指的是与古代一些社会群体有着特殊联系的自然物或象征物。图腾往往被认为与群体的起源或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前面已经说起过，龙，在中国古代，并没有被当做神或祖宗。 作者认为，没有证据证明，龙是夏人的图腾。 西方学者论证非洲、美洲、澳洲的原始土著有过图腾主义时期，但我们很少能看到西方学者论证欧洲存在图腾主义。我们没有必要非要给自己的祖先找到一个图腾。 【图腾概念的兴起和泛滥，是西方早期人类学者种族优越感的一种表现。与早期的冒险家和旅行家一样，许多西方人喜欢夸张地描述自己的异文化体验，进而夸大异文化的“怪异”特征。虽然在客观上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多样性的世界图景，但也暴露了他们将自己的文化视作文明标准，而将异文化置于异教徒、低等种族的“异己”心态。图腾主义在许多西方人的观念中往往代表着原始、野蛮、愚昧、落后。一些中国学者以为图腾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可事实上，所有关于图腾主义的田野调查都在“原始落后”的原住民地区，从来没有在欧洲本土或者基督教盛行的地区展开过。】 四、西人眼中的中国龙 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越来越多关于中国的信息在欧洲得到传播。在17世纪，欧洲知识界对中国有着很高的评价。约翰·韦布(John Webb，1611—1672)，写了《一本历史论著：试论中华帝国的语言即为原初语言》，认为中国人是诺亚的子孙，在《圣经》所记载的大洪水之后，几经辗转到了中国，尧帝即诺亚，他的儿子舜带领人们居住在中国及东方，所以中国语言是人类最初的语言。 大量中国生产的工艺品流入欧洲，陶瓷、刺绣、家具，在这些工艺品上的纹饰无论是山川人物、风土人情还是龙凤麒麟都受到了欧洲人的追捧。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开始用中国龙作为中国的象征。应该说，欧洲人要比中国人更早认为龙象征中国。 随着欧洲国家国力不断上升，欧洲人开始认识到清朝的腐朽落后。龙的形象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在欧洲的漫画中，龙开始变得日益“丑怪”，慢慢成为野蛮落后的象征。 【中国龙以黄色为贵，但在19世纪的大多数西方漫画中，中国龙被有意涂成了绿色、蓝色、灰色、黄褐色。色彩的表达关乎画家的情绪和感受，漫画家刻意使用不均匀的暗色调、不流畅的扭曲线条来描绘中国龙，其目的正是表达或者引导漫画读者对中国的嫌恶。不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中西关系相对比较融洽的时代，当市场和政治需要画家表达对于中国的喜爱之情时，他们依然可以用同一支笔，为中国龙换上暖红、明黄的色彩，配以舒展流畅的线条，装上亲切可爱的表情。】 【16—18世纪中国形象尚未衰落的时候，龙是帝国皇权的象征，尊贵而时尚。可是当历史进入19世纪之后，中国形象日益滑落，龙也只能跟着倒霉。中国形象有多怪诞，中国龙就有多丑陋。说白了，不是龙形象拖累了中国形象，而是反过来，中国形象拖累了龙形象。即使没有中国龙，西方漫画家一样可以找出其他丑类来象征中国，正如英国漫画家将“满大人”画成猪，美国漫画家将华人画成蝗虫、老鼠、青蛙、蝙蝠、吸血鬼或者猪。】 几千年来，中国龙从含义不可考证的神秘象征，一步步衍变成为最能代表中国、中国人的文化符号。从这个衍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中国近代学人，赋予龙象征中国的意义，意在强化国家、民族认同。 中国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既有行云布雨、泽被苍生的一面，也有残暴贪婪的一面。未来中国龙在世界的形象，还是有赖于后辈炎黄子孙到底能够有多少作为。 以下再附几个有趣的知识点。 【1906年的时候，在南京等地的新军中，革命气氛已经相当浓厚，“几乎所有的士兵都剪了辫子，表示对清朝统治的反抗，谁要不剪，就被骂作‘豚尾奴’”（何遂《辛亥革命亲历纪实》）。尤其是广州起义失败后，“消息传来学校，各省同志莫不悲愤，誓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复仇。两三天之内，（武昌陆军第三中学）除荆州学生外，一律剪去豚尾，表示革命决心”（阎崇阶《陆军第三中学参加武昌起义的回忆》）。】 （此时距离辛亥革命还有五年。） 【1943年端午节，有学生向闻一多问起粽子的来历，引起闻一多写了两篇文章，一是《端节的历史教育》，二是后来的《端午考》。虽然闻一多认为端午节起源于龙崇拜，但他更赞成“纪念屈原说”。在龙和屈原之间，闻一多这次选择了屈原。闻一多认为，如果我们还需要端午节继续存在，“就得给他装进一个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意义”，“为这意义着想，那有比屈原的死更适当的象征？是谁首先撒的谎，说端午节起于纪念屈原，我佩服他那无上的智慧！端午，以求生始，以争取生得光荣的死终，这谎中有无限的真！”所以他说：“我早已提到谎有它的教育价值。”也就是说，在闻一多的眼中，“意义”比“真相”更重要。“故事的社会功能和教育意义，是在加强民族团结意识。”只要是时代需要的有意义的事，哪怕是谎言，也有它的“教育价值”。】 【第一个将龙译为Dragon的译者，正是深爱中国、死在中国、葬在中国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最伟大的汉学家利玛窦。他脱下洋装，换上儒服，潜心汉学，受到明代士大夫的广泛尊敬，被尊称为“泰西儒士”。他难道不知道龙与Dragon不对等吗？他当然知道。在他的前面，其他传教士都是把龙直译为Serpientes（大蛇），利玛窦的译法是当时所能找到的最佳译法，此译一出，马上就被西方社会广泛接受。 祥龙还是恶龙，崇龙抑或屠龙，不是由龙的名字决定的，而是由人的情感和态度决定的。小白龙高帅富，老百姓给他扔石头；小黑龙身上黑，尾巴秃，长相难看，“秃尾巴老李”这名字也不好听，可是老百姓却给他扔馒头。这事放到国际语境中也一样，当别人将你视作异类的时候，你的名字再好听，他也会把你画得穷凶极恶，甚至找出其他丑类来形容你；而当别人将你视作朋友的时候，即使你的名字叫老鼠，他也会把你画成可爱的米老鼠。】 【明明是中国人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概念，却偏要披上一件“某西人”，或者“纽约《地球报》”之类的外衣，以激起中国读者的重视或愤慨，这大概是近百年来中国民族主义者屡试不爽的小把戏。 笔者粗略统计，1920年前后睡狮论已经有了特指的拿破仑说、俾斯麦说、威廉说，以及泛指的英人说、西人说、外国人说，而且还保留着梁启超所提到的曾纪泽说、乌理西（吴士礼）说等等。】

这书看得人犯困，但我跳着读发现居然不妨碍获取关键信息。可见学者写书的努力到读者眼里只剩下冰山一角了。 说回正题，本书的主题是驳斥图腾主义，对龙这一形象进行祛魅。 先是通过文献勾陈，抽丝剥茧，指出是闻一多等人在大清龙旗的基础上发明了龙图腾，到八十年代歌曲《龙的传人》完成了民族印象（“想象的共同体”）。也就是说龙图腾是近代民族压迫的屈辱史中诞生的凝聚人心的民族主义旗帜。 后面还比较研究了“唤醒中国睡狮”故事的起源和演变。这则故事最初源于曾纪泽的一篇小文章，与狮子和拿破仑都没有关系，是梁启超等革命理论家将其加工宣传成了一则“名人名言”。其背景则是列强瓜分中国而无法消化这亿万人口、千万土地，只好尽力使之保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沉睡”状态。 总之，作者想表达的是，中国形象的变迁与什么龙、狮图腾没有关系，与龙的祥恶、狮的睡醒没有关系，只与中国国力有关。 结合我的感受，确实觉得近年来中国龙出镜率低了不少，在互联网上的国际政治漫画里倒以“大熊猫”“兔子”等可爱形象活跃。这佐证了作者否定图腾主义的观点，国家和民族的形象从来不固定，也不依附某个图腾。 不过这本书也有个小毛病，就是很小气。作者对闻一多、梁启超等文化先驱极尽嘲讽之能事，特别是讽刺闻一多把诗歌的想象带进了严肃的人类学研究。他说的没毛病，但是我觉得没必要。需知闻一多等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真正的贡献在于先锋性和使命感，而不是规范化和标准化。作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讽刺前人，有点吃水忘了挖井人、事后诸葛亮，既没有度量，也少了点良心。

《中国龙的发明：近现代中国形象的域外变迁》基于文化学与民俗学视角，系统考察了中国龙形象的符号演变及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历史脉络。全书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1. 本土历史演变：从皇权专属到全民共享 追溯了龙在中国本土的演变轨迹。上古时期，龙是一个混沌的集合名词和沟通天地的交通工具；随后，龙与皇权深度绑定，成为封建帝王的权力象征和御用纹样；直到清末及近现代，龙才逐渐从帝王专属下沉，过渡为全体中华民族共享的身份标识。 2. 域外视角变迁：他者凝视下的美丑变异 作者梳理了200多幅欧美日等国的古旧图文资料，揭示了西方视野中龙形象的演变。在16至18世纪中国国力强盛时，龙是欧洲追捧的东方时尚元素；而到了19世纪中国国力衰微后，龙在西方漫画中被歪曲、丑化为“辫子龙”等讽刺符号。这种美丑变异，本质上是帝国荣衰的晴雨表。 3. 民族符号建构：救亡图存的知识发明 考证了“中国龙”、“龙图腾”及“龙的传人”等大众熟知的理念并非自古如此，而是近代学术救亡背景下的知识发明。在近代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为了凝聚共识，部分爱国学者（如闻一多）本着民族主义需要，将龙建构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 本书借用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中的思想，对“龙”这一文化符号进行了深刻的解构与重塑，其分析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打破“自古如此”的传统认知：书名中的“发明”特指许多看似悠久的传统，实则是为回应社会与政治变迁而被建构出来的产物。将龙视作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是在中外文化碰撞中被生产出来的，这打破了大众对“龙的传人”这一概念的固有历史想象。 揭示文化符号背后的权力与话语权博弈：书中指出，龙形象的褒贬（如“dragon”与“loong”的译名争议）并不由符号本身决定，而是由使用者的立场、国家实力以及文化霸权主导。近代西方对龙的丑化，是建立在东西方对立模式上的文化霸权体现。 从“他者凝视”到“自我建构”的双重视角：本书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了“中国龙”是在“他者凝视”（西方视角的审视与扭曲）与“自我建构”（中华民族救亡与复兴的需要）双重作用下形成的。这种分析不仅没有解构传统文化，反而帮助国人认清文化符号背后的历史创伤，从而更好地掌握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解释权与话语权，建立真正的文化自信。

终于看完施爱东老师这本书！ 这本书一开始就在我的书架很久，最近读施老师新书的一个小片段，讲他们年轻一辈的民俗学者怎么“反叛”刘锡诚等这一代的老前辈的观点，写得很有意思，就又找来他的书看。 这本书和我预想的不一样，我本以为是从民俗学角度钩沉出中国自始至终的“龙”符号，但实际上，整本书似乎都是后殖民主义的一种框架，因为强调“中国龙”，则有了西方如何观看这一“中国龙”，这部分着墨颇多，是主体部分。在此之前，还有一部分引入，专门讲龙在中华历史上到底是何种存在。最后一部分，又讲了闻一多等人如何把龙提炼为华夏民族的精神符号。 这本书里讲了太多让人讶异的历史原委。比如说《龙的传人》这首歌，竟然是台湾外交失败之后，由台湾歌手创造，并很快传唱到全球华人的聚集区里。再比如说，龙其实在民族的精神谱系上位次并不突出，几乎和马相等，跑得快的马可以成为龙，龙在天上也是拉车的，那么成语“龙马精神”，龙马几乎和现在的“牛马”同意，这样看来，崇拜它，真让人费解。还有丁汝昌，来着舰船去日本“炫耀”，这事国民教育体系的历史书上没提，只把他当个英勇就义的英雄…… 这本书还有一部分不太行，就是中间扯了太多日本对于中国“支那”猪的说法流变，这个和“龙”主题有点脱离。当然我也理解大概施老师想将“龙”和“猪”并举，毕竟那个特殊历史时期这两者在外部视角中，都是一种侮辱。

龙在元朝才成为帝王专用： 1、龙为什么在元朝成为帝王专用？因为蒙古雷神信仰： 《中国龙的发明》说到龙本来只是天地之间的交通工具，后来是兖服十二章之一，公侯龙服，并非帝王专用，直到元朝才是帝王专用：元代更是从制度上确立了龙与帝王世系的排他关系。忽必烈至元七年（1270年），刑部议定，除了官办缎匹外，民间不许织造有日、月、龙、凤图案的布匹，“如有违犯之人，所在官司究治施行”（《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明清两代相沿成习，严厉禁止下官百姓僭用龙纹。 《中国龙的发明》：诸侯也可以庙享、用豆，只是数量少一些而已。同样的道理，诸侯也能用龙旂，但是不能用九旈的龙旂。《宋史》记载宋哲宗元祐年间，皇太后为了显示自己的低调，不敢乘“大安辇”，只肯乘“龙舆”，而所谓大安辇与龙舆的差别，也不过是设六条龙还是设五条龙。正因为天子与诸侯都能用龙，所以《礼记》并没有对龙旂的使用做出特别说明。 我总结一下：龙在早期是沟通天地、人神之间的交通工具，作法通神的祭祀执事功曹，即萨满本人就被视为龙（商王本人就是政教合一的萨满！萨满即是帝王），汉代马王堆魂幡凡人死后灵魂乘龙升天，直到宋代，龙是天子诸侯都可以用的，就像天子九鼎诸侯五鼎，只是数量差别，还没有成为帝王专属，到元朝才专属！所以，元朝是中国帝王龙象征的关键转折点！ 问题来了：为什么元朝会专属？ 蒙古的雷神信仰！龙在蒙古萨满那里比中原重要得多，龙即帝王，而不是座驾，工具，非皇帝不可用。 《马可波罗游记》：如果遭到雷击，他（大汗）在三年之内就不要这群牲畜的什一税。比方一艘载着商品的商船遭到雷击，他也免收拒绝该船和船上货物的关税。因为大汗知道，这种事情是不祥的征兆。他说，上帝对货主已经表示了生气，他不愿让遭神谴的财产放到他的仓库。 遭到雷击会免什一税……这是很有趣的，跟蒙古长生天的萨满信仰有关，雷就是天怒。雷神恐怕是远古时代所有民族都会信仰的，北欧的，蒙古的，无不如此。 我还曾说过，龙就是雷电神，有形声二重性，它是将抽象的闪电加以拟形化，雷的声音“轰隆隆”，于是它读音叫龙。 有人说，龙崇拜是因为苍龙星座。那么星座为什么会命名为龙呢？一想就明白：龙之为物的命名更早，星座命名是后来的事情。先有龙，才会有将星座命名为龙！ 其实龙的地位上升，就像《西游记》里佛祖的灯芯也会成精，那么，龙，作为天人交通工具也会成精，它就篡夺并替代了天神本身！ 就像明朝太监篡夺了皇帝的威风，因为太监就是沟通皇帝的唯一通道，龙也是！ 为什么纵容龙替代天神？就像皇帝喜欢垂拱而治，比如嘉靖，太监不过是皇帝权力的手套，龙也是。 2、兖服十二章的天地海结构源于盖天说： 《中国龙的发明》：《尚书》记载帝对禹说：“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宗彝，刻着虎和蜼的一对祭祀酒具。什么意思？虎，虎毒不食子，大概是爱子，蜼，一种长尾猿猴，古人传说其性孝，所以虎蜼并称，是指父慈子孝！所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是不孝，僭越家长制。 藻、火、粉米、黼、黻……藻是生生之智（水德），火是光明，粉米是精微，黼是决断，黻是明辨，看来十二章是十二章德行的象征符号！ 前六个作会，后六个刺绣。絺绣，指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用于下裳。意谓缝制刺绣。 藻就是水，藻井是木建筑中以水克火，防火的象征，恐怕那些屋脊上的九龙神兽也是，都是镇火的，人火与雷火。 水有生生之德，能生粉米，很容易理解，怎么生火？ 我读到过《楞严经》中“大海中常有火光升起”的记载，我专门有谈论过，是达尔文《小猎犬号航海记》所说的圣艾尔摩之火。 梁武帝说：“古文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摄三物也。山、龙、华虫，又以一山摄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一藻摄三物也。是为九章。今衮服画龙，则宜应画凤，明矣。”（《隋书·礼仪志》） 一辰摄三物，一山摄三物，一藻摄三物！ 从辰，山，藻三个维度划分世界体系，即天，地，海，这是盖天说的宇宙模型啊，藻就是大地之外的四海！ 辰就是时间，日月星辰都是时间的天象计算，是天，山是空间，是地，地上生活着三种生物：龙，华虫（雉鸡，凤凰），宗彝是虎与猴，所以古代山水画中的山，是象征性的，绝对不是西方的自然风景，中国是物我一元思维，没有西方二元对立的客体自然。 话说，把水藻，粉米，斧头什么的，花花绿绿画在衣服上，这个品位，正如郭德纲相声里于老爷子纹身：嘚叻，纹两条皮皮虾吧，要不带鱼？ 3、包青天额头的月牙必然起源于元朝： 《中国龙的发明》谈兖服十二章：可见龙并不是帝王服饰与公侯服饰的识别标志，日、月、星辰才是最重要的识别标志。 日、月、星辰才是帝王专用，我突然想，那么包青天额头的月牙，是不是一种僭越呢？你替天行道了，不就是显得我天子无道吗？！ 我大胆推测，包青天这个月亮，绝对不可能宋代就有，至少是元朝才会有的，元朝才可能抹黑大宋皇帝暗无天日，靠着一个开封市长来主持公道！还有，必然是元朝文人借助前朝，抨击当朝，这是古人指桑骂槐的基本写作策略，《水浒传》《红楼梦》都是。 我读过余秋雨《中国戏剧史》，元朝兴起了公案类话本，大概是为了伸张正义，对抗时势黑暗。 查到资料： 元代是包公戏的萌芽期，关汉卿创作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待制智斩鲁斋郎》等作品标志着包公戏的初步形成。这些剧作以包拯断案故事为核心，融合了民间传说与戏剧元素。包公戏中的“三口铡刀”“尚方宝剑”等道具及情节均属虚构，宋代司法制度中并无相关记载。载入《宋史·包拯传》的完整案例，仅有“盗割人牛舌”一起。 《中国戏剧史》：元杂剧诞生了一个核心身份：与权势勾结的无赖。元杂剧中无赖群像的名单，可以开出一大串。最标准的无赖，莫过于那个鲁斋郎了。（见《包待制智斩鲁斋郎》 元杂剧艺术家们以一系列的“法治之梦”和“缅怀之梦”，来回答周边的黑暗，排解心中的郁愤。 “法治之梦”也就是惩处之梦、秩序之梦、使社会回归常情理之梦，一大批“公案戏”就是这种梦的产物…… 有不少历史记载表明，很多官吏察冤断案、拨疑擒凶，都是在仿效舞台上的包公，甚至连公堂上讲话的口气、声调，拍案的手势、力度，都是从戏剧中学来的。 4、凤变母，观音变女：武则天的影响 《中国龙的发明》总结历代玉辂车上的纹饰：凤纹不断减少。由隋辂10凤减少到清辂0凤。凤纹在整个玉辂动物纹上所占比例由隋代的50%强下降到清代的0。 凤凰，凤是公的，凰是母的，所以司马相如弹琴《凤求凰》。周德，是凤的象征，当然是公的。 前些日子读《神文时代》，说武则天明堂顶上的凤，并不是性别意图，不是凤压倒龙，凤仍然是公的。这当然是有道理的，武则天不会认为自己什么母仪天下，牝鸡司晨，那是政敌的污蔑，她掌握了权力，她可能已经认同自己是男人，就是天命！ 不过，另一面，别人的解读，就难免是凤压倒龙了，我认为也可能是事实！ 凤变成女性象征，可能与观音变成女的，是同步的，同一种理由，其理由非武则天莫属。 查到百度： ‌观音是什么时候变成女的？ 武则天时期的加速‌： 武则天称帝后，为巩固统治，自称弥勒佛转世，并推动佛教女性化。观音形象被赋予女性特征，甚至以武则天本人为原型塑造。‌‌ 政治需求与民间信仰结合，女相观音逐渐普及，尤其在送子信仰中更需女性形象。

从龙在皇权崇拜中的角色，到其在西方媒体中的丑化形象，以及龙图腾在学术和民族主义中的复兴，书中揭示了龙形象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通过分析不同时期龙在不同历史和语境下的变迁，本书不仅提供了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视角，还跨越时代局限，审视了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施爱东以民俗学视角颠覆性地解构了“中国龙”作为民族象征的现代建构本质，“龙的传人”概念并非古已有之，而是20世纪民族主义催生的文化发明。上古时期的“龙”实为泛指蛇、鳄等神威之物的集合名词，并非固定图腾。直至闻一多1940年代提出“龙图腾说”，才被知识分子转化为民族凝聚符号，本质是学术救亡运动。 “中国龙”与民族的绑定实则始于16世纪西方传教士的观察：门多萨称龙为皇帝的纹章，利玛窦首次用“dragon”翻译龙，18世纪欧洲贵族更将龙纹瓷器与建筑作为身份标签。龙形象的演变经历了四阶段转型：上古时期作为巫觋“沟通天地的交通工具”，地位低于麒麟；帝制时代沦为被帝王垄断的“权力奴才”，元代1270年首次立法禁民间用龙纹，明清强化此规，龙在宫廷承担沟通、威慑、护卫、装饰等奴役性职能；近代西方将龙急剧污名化，19世纪漫画将龙与辫子结合塑造“辫子龙”丑怪形象，隐喻清朝落后，龙沦为列强瓜分中国的视觉靶标；现代民族主义时期，面对日本侵略的知识界（如闻一多）将“龙图腾”建构为华夏正统标志，完成“帝王龙”向“民族龙”的转化。 在跨文化冲突中，利玛窦用“dragon”译龙时并无贬义，但西方恶龙传统与中国国运衰微的叠加导致符号异化。清朝被迫采用“黄龙旗”作为国际符号，其从外交工具到被辛亥革命抛弃的过程，映射了民族符号在屈辱中的尴尬。 施爱东通过聚焦帝王龙的官方史料与223幅域外图像，以量化分析和视觉批判揭露西方如何通过视觉暴力将龙“去神圣化”。该书引发双重反思：对内质疑“龙图腾”的古老性，揭示民族符号的建构性与工具性；对外指出西方对龙的态度取决于权力关系，如18世纪追捧龙纹彰显身份，19世纪妖魔化龙以合理化殖民。 龙形百变皆因人的需求而异，其世界形象取决于当代中国的努力。作者剥离历史附魅后提醒：文化自信不在于固守“传统”叙事，而在于清醒认知符号的流动性，主动参与意义重构。当下中国龙形象的全球传播，恰是“国强龙美，国弱龙丑”这一历史规律的新注脚。

虽然是写龙的形象和象征，但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说近代中国对外给人留下的印象。 由于中国近代积贫积弱，导致中国并没有给外国人留下什么特别好的印象，顺带着，跟中国相关的，能被当成代表中国的符号，比如中国龙，比如辫子，都被相当程度的丑化了。所以阅读起来是非常糟心的，难受，屈辱，愤怒，很多负面情绪在阅读中涌上心头。能坚持读完对于心性也是一种锻炼了。 估计作者并没有看过《康熙的红票》（当然也不可能看过了，两本书出版的时间差不多，根本就不可能看过，倒不是我过于苛求了，其实是有点可惜，可惜作者没看过）所以不知道红票作者得出的结论，也就是，耶稣会传教士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时间，西方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西方也就没有大规模的领先于中国，当时的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是并列的。所以汤若望利玛窦等人对于中国文明是一种平视，甚至于因为有滤镜存在，有一点仰视的意味在里面的。这也就会让耶稣会教士传回去的材料其实抬高了中国的整体形象。而康熙去世，雍正禁教，再加上耶稣会本身在欧洲的一些事，导致中西方交流基本断绝。恰恰是这段时间里，爆发了工业革命，在短短七八十年的时间里，外部世界变得不一样了，而中国还是老样子，欧洲人再回来，即马嘎尔尼使团访华，眼光就不可能再和汤若望利玛窦一样了。甚至由于之前的过于高看，产生了某种破灭情绪，导致评价比自己看到的真实情况更低一些也有可能。 书里的第一部分和最后的图腾部分很有意思，也是正经的民俗学部分，皇帝被称为真龙天子，不是说皇帝是龙的儿子，而是皇帝由于是天子，可以驾驭真正的龙，这个真，不是指皇帝血统真，而是指龙真；还有“图腾”这个词中文语境的源流，分析的也一样很精彩，但是书里完全没有提到《狼图腾》这本书，让我很惊讶。“图腾”这个词在新千年的含义变化，这本书的畅销是很重要的一环。 最后，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真跟侯德健的歌曲关系这么大吗？这个真的存疑，因为我真不觉得这首歌的影响有多大，毕竟我听的时候已经是王力宏的版本了。顺嘴提一句侯德健自己应该不能再到大陆来了吧（笑死）

🐲🐲🐲🐲 很幽默的一本科普书籍，或许也与发表年代较为接近相关联。 耳濡目染下早已习惯“龙的传人”这一称谓，却是在翻开本书后，才第一次了解到：这样的称谓实际到来不过半百，饶有趣味。 无论是从诞生还是发展来看，都对我受益匪浅，不过书名却是有部分噱头，权属重点比起“中国龙的发明”，更在后面的“近现代中国形象的域外变迁”中。

我一直觉得龙有两种矛盾的身份：一种是尊贵的真龙天子，不比多数；另一种是低贱的牲畜，黄帝可以乘龙登天，屈原可以驾飞龙兮北征，孙悟空在天庭吃的是龙肝凤髓。本书简单的用“因尊达卑的借带用法”一笔带过，将龙钉死在卑贱的地位上，在我看来显然论证不够充分，和后面暗讽的闻一多的学术态度属于五十步笑百步了：支持我结论的论据大写特写，不支持的就假装没看见….比如史记记载刘邦他妈妈和蛟龙啪啪啪生下了刘邦，刘邦是赤帝子，这怎么用因尊达卑来解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