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华作品系列 通向叙事之路：虚构写作十讲

书摘—— 📖【历史叙事的心灵化处置】 - 《新约》中记载，有一天，耶稣遇到法利赛人抓到一个正在行淫的妇女，这些人让他来判断是否该用石块将其打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听到这话，众人羞赧地停止了施暴。 - 这个故事之所以令人震动，是因为耶稣对于罪的态度。他比起那些尝试“以道德、法律以及正义的名义惩罚他人”的人们来说，更真实地揭示并面对了人性的真相。他清晰地告知我们，没人能够天然地代表法律和正义，即便我们是“人民群众”，也并无天赋权力来惩戒他人。任何以道德的名义对于他人的侵犯，都应该受到质疑。历史上那些本应可以避免的悲剧，正是因为这一反思的缺席而发生。 - 进一步说，没有任何人在人性上是纯洁无瑕的，这是源于他们的“原罪观”。人性本恶并无人幸免，所以在看待他人之罪的时候，便不能是置身度外、唯我独善的看法，而应该是推己及人，充分地看到自身人性的局限。如此才会对他人有所宽宥，并激发自我向善，这才是救赎与归正的必由之路。 - 显然，在正常人与所谓罪犯之间，并非截然的善恶对立。就像在鲁提辖与镇关西之间、在武松和潘金莲、蒋门神和张都监之间、在宋江与黄文炳之间，都并非善恶的截然对立一样。然而，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处置善恶的方式是相对简单和粗暴的，是以传奇的和概念化方式处置的。李逵劫法场的时候，是“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作者和我们从没有按照法理的精神，去追讨过他的完全过当的暴行；同样，对于武松杀嫂和杀玉兰，亦从未有过明辨是非的认识。而在安德烈耶夫的《贼》中，我们却看到了主人公尖锐的灵魂斗争与自我绞杀。 - 如何以理性来反思和清理历史的暴力，有很多例证。这方面的作品实在是太多了，余华的《往事与刑罚》《一九八六年》，莫言的《牛》和《檀香刑》，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在《一九八六年》中，失踪的“历史教师”在那场动乱结束十年之后，仍然无法返回现实之中。因为他已被众人遗忘，甚至连他的妻子和女儿也不再接受他。而他则只能靠在垃圾站捡拾垃圾为生。他每天都在挥刀对自己施以残忍的刑罚，嘴里还喊着那些刑罚的名字。这是余华对于历史暴力的一种寓言式的归纳。作为历史的本体，同时也作为历史的经验主体，历史的受害者和反思者，他已被现实彻底拒绝和遗忘。这是1986年前后余华的历史认知，我不能不为他的描写感到震惊和钦佩。 - “中国人如何面对历史”，二十多年前我曾读到一位叫作魏格林的德国学者的文章，她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中国人对于历史的暴力采取回避的态度，或束之高阁的方式，而不从每个人自身去反思，那么类似“文革”那样的悲剧还会重演。历史告诉我们，这个提醒并不多余，如果没有从个体精神世界中追索原因，在文化上的进步就会阻力重重。 - 假如说暴力书写有两种主要的维度——历史和人性的话，那么余华是倾向于将暴力人性化，而莫言则是倾向于将之历史化。在《檀香刑》中，他所着重表现的，是“作为历史的暴力”，是写了1900年的“庚子事变”中，腐朽的清政府首鼠两端的国家政治——先是纵容拳民滥杀外国人，后是为讨好列强而对内施行的屠杀。这场近乎疯狂和变态的屠杀，将传统社会中伦理的崩毁和暴力的泛滥，推到了令人发指的人间极致。当然，像鲁迅一样，莫言在《檀香刑》中其实也深刻地触及了人性之恶，人性中天然的“嗜血”与“围观”的癖好和冲动，在他的笔下，有了比之鲁迅更为具体和生动的表现。

全书都是理论，还说自己不说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