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冲
魏晋禅代之后,虽然西晋官方仍以曹魏为正统,情况却开始起了变化。陈寿《三国志》将魏、蜀、吴三国并置却为朝野精英所接受,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西晋灭吴完成南北统一,又为孙吴时代以敌国立场写下的诸多传闻之辞提供了流通舞台,使其逐渐进入主流视野。至永嘉南渡,在建康精英对中州往昔的频频回顾中,形势终至彻底倒转。习凿齿《汉晋春秋》发其端,范晔《后汉书》定其谳,我们目睹了曹魏王权在历史书写中的跌落;献帝本人则以一种戏剧化的悲剧形象,被献祭于这场迟到的“复仇”。 本书围绕“汉魏革命”和“北魏墓志”两大主题,对3—6世纪的中国史进行了多层次的探索。所谓“带献帝去旅行”,焦点并非献帝刘协个人的旅行体验,而是旅程本身的路径与风景。作者游走于文本的“表”“里”“内”“外”之间,力图从历史书写的多重束缚中解放“风景”,重现“盲音”。
作者说:“对于作为文本的'历史'和作为事实的'历史'之间的关系,我向来抱持一种谨慎态度。后者一旦诉诸前者,就只能是带有特定目的的历史书写;而前者却是我们与后者之间唯一的桥梁。” 都是禅让得国,国史书写由魏晋的“禅让后起源”转变为南朝各王权的“禅让前起源”,说明“创业之主必须是前朝功臣身份”的理念不再成为约束。刘协谥为“孝献皇帝”,其陵被命名为“禅陵”,皆是曹魏精心书写的政治注脚,以彰其受命之正。从陈寿《三国志》虽持曹魏为正统、蜀吴为僭伪的立场,但已将三国并置,以突显西晋一统天下的历史地位;到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汉续来实现“尊晋”,给东晋偏安找到正统依据;再到范晔《后汉书》将曹魏定性为窃汉之贼,一个半世纪跨度,让我们目睹了曹魏王权在历史书写中的反转,真是令人唏嘘。
虽然是作者之前两本著作的简化版本,但是文章写的很精致,读起来很舒服,毕竟人研究的就是“历史书写”。而且正如有评论已经指出的,当作者强调自己的“历史书写”作为“人类学式”的对象与“史料批判”背后的实证主义潜流相区分时,就已经明确表达出将书写本身行为化(以及与转瞬即逝的行为相伴随的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正当性主张),语境主义“以言行事”的意思,相较以往引入新的方法之后又落入实证的史学史传统,是非常聪明的选择。比较有启发的还是前面几篇,作者总结了魏晋王权起源的历史书写中的意识形态装置,在这一视角下重新对比陈寿与范晔,指出陈寿尽管帝魏而闰蜀吴,却已经以“三国“的书写形式为荀彧等士人精英被压抑的“天下”标准,以及来自吴国敌国的传闻之辞回归/涌入主流视野创造了舞台。而对“国”与“天下国家”的区分,同样是建康、北魏围绕“五胡”“十六国”的历史书写中的关键。作者由此指出赫连夏被遮蔽的、与北魏相同的历史地位——铁弗部与拓跋部在百余年的时间里分别以朔方和代北为根基之地,保持了长久的竞争关系。这种相互交错、互为因果的竞争最终使得以关中、河北为根基地的“五胡时代”走向终结。比较有趣的是作者看起来也在提问“既然北朝是历史的出口,那么北朝的入口又在哪里?”这样的问题,其回答却溢出了正统论的界限。
想了想还是打了不行。并不是因人废言,而是硬伤太多了。为了佐证观点裁剪史料、不负责任地乱开脑洞、过分强调所谓“历史书写”,甚至还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禅让是汉魏禅让这种让人无法理解的低级错误。徐冲的研究可能唯一有启发的点就在于史料文本背后的书写问题,但他居然没读过《左传》.......以至于对“舟中之指可掬”这种化用都要经人提醒才注意到...实在是槽多无口。
属于专业学术著作非要用标题党来营销了,不过对于汉末魏初的政治社会史断章还是颇有「细节考证」的,不过把曹魏代汉认为是 「禅让制」的首创太不给老王家面子了,而当代学者的随笔论文集最后重要带上几篇采访实录也是自视甚高。
别被书名骗了,这本书是作者学术论文的简化版集合,不是历史科普书,比起博士论文与《观书辨音》这部论文集,阅读难度稍微降低了一些,但也不会好太多。
徐冲《带献帝去旅行:历史书写的中古风景》11.4万字 本书以汉魏革命与北魏墓志为两大核心主题,跳出了传统历史叙事里“还原史实”的单一框架。书名里的“带献帝去旅行”并非指汉献帝本人的辗转经历,而是指刘协这个历史符号,在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书写者笔下,完成了一场跨越数百年的文本旅行:从《献帝起居注》里贴近献帝立场的记录,到《献帝传》中服务曹魏正统的叙事,再到东晋南朝《后汉书》里被塑造成悲情抗争者的形象,同一个人物在不同文本中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面貌。全书如同精密的器械,层层剥开史料的表层,让读者看见每一段流传至今的历史叙述背后,都藏着书写者所处时代的政治脉络与集体心态。 在阅读本书之前,我总以为历史的底色是客观的,白纸黑字的记载就是过往发生的事实。但徐冲教授的文字点醒了我:从来没有完全中立的历史书写,每一段被筛选、被修饰、被重新建构的叙事,背后都站着它真正的服务对象。 汉魏禅代之初,曹魏需要将汉献帝塑造成主动禅让的仁德君主,以证明自身王权的合法性,这一时期的历史书写自然要服务于新王朝的正统建构;到了西晋灭吴之后,孙吴地区以敌国立场留存的传闻逐渐进入主流视野,为了给司马氏取代曹魏提供合理依据,原本“汉代功臣”形象的曹操,开始慢慢显现出“汉贼”的痕迹;永嘉南渡之后,东晋的建康精英回望中州往事,更需要通过贬损曹魏的正统性,来巩固偏安江南的自身政权合法性,范晔笔下充满悲剧色彩、始终与曹魏抗争的汉献帝形象,正是这一时代需求的产物。就连熟悉的“五胡十六国”概念,也并非自古有之,而是北魏迁都洛阳之后,为了将自己塑造成汉晋法统的唯一继承者,刻意将此前的诸多北方政权打上“非主流”标签的历史建构。 这份洞察放到今天依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各类记录、叙事与评价,很多时候也并非事实的全貌,而是经过筛选和重构的内容,服务于特定的立场与目的。从前我读史料只会被动接受文字传递的信息,如今再翻开旧史书,会下意识地多问一句:这段文字是谁写下的?他身处什么样的时代?他想通过这段叙述传递什么立场?这种思维习惯,让我不再轻易被单一叙事裹挟,学会从文本的字里行间,去打捞那些被刻意遮蔽的“盲音”。 历史从来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历史书写始终是带着立场的创作。徐冲教授没有带着我们去探寻所谓“绝对真实”的汉献帝,而是领着我们走过这一场由不同书写者共同完成的文本旅程,看清沿途每一处风景背后的塑造逻辑。这份清醒,恰恰是历史研究带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让我们明白,对所有现成的叙事保持审慎的审视,我们才能离更完整的历史现场更近一步。
首先不要被标题所迷惑,主标题只是其中一个引子,副标题才是作者真正想说的——历史书写。 我们经常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我们很少去思考,这段历史为什么会被打扮成这个小姑娘而不是那个小姑娘。 其次,全书通过三国志后汉书,胡夏赫连勃勃,北魏碑文等记载和对比,写出了作者对历史书写的思考。即魏晋时代开始了一种对历史书写意识形态的争夺,或者上到皇帝下到史官都开始追求所谓的“正统”。 最后,全书确实极有学术性和专业性,但阅读时一定要借助史料和各类资料。其中一些观点作者只是简单的列出原文,明确观点,但并没有写出为什么得出这个观点。这一点可能不受读者的欢迎。但整体上是一本非常值得阅读的关于研究历史书写的著作。
研究视角很有意思,历史书写确实是从来不是单纯的文本,每一个历史文本都应当看做是权力/思想的反应,尤其是如作者所言的中古时期的历史文本,它们在很大意义上都是王朝当权者有意的撰写,从这个角度而言,历史书写的研究确实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也为理解当时的政治、思想带来了新的视角。但是行文写作实话说有点怪,说学术不学术,说通俗也不够通俗,能够看出来作者是想往历史普及读物上去努力,但就本书的诸多篇章而言,确实还得继续努力。。。
书名起得很糟糕,学术书就起学术书的名字好了,你这样是想吸引路人三国粉吗?只会遭路人骂。反倒会让潜在读者错过。而且一半以上的文章都是在讲北朝吧,三国的内容也就头几篇。言归正传,晋朝对曹魏的态度和赫连夏铁弗两篇分析得很好,尤其赫连夏一文就基本上讲清楚了整个五胡十六国进程,足见作者水平。不过,书末几篇凑数的大可不必放进来。PS.搜了一下作者的八卦,只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一场罗生门。我只信法院判决(看作者如今还在复旦,那估计是他胜诉了)
书名太有迷惑性,本以为是一本寻访献帝遗迹的旅行游记,结果却是一本作者对历史书写研究的文稿合集。前五篇可以看做是同一个主题,通过起元的时间界定、群雄传记入正史、毁碑以掌握话语权等方式,去印证曹魏接受禅让的合法性。可惜司马氏“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硬是给曹魏扣上了“汉贼”的大帽子。六七两章更像是一个小插曲,给赫连夏正了名、溯了源。随后几章将视角落在北魏,以墓志形制的变化反映鲜卑汉化、南北文化交融的趋势。抛开人品,只谈学术,作者总能于细微处发掘出大信息,对史料运用与剖析之纯熟令人赞叹。如果在阅读过程中有所疏漏,不妨好好读读最后一篇访谈,可以看做是全书观点之总结。